浅谈比较文学相关论文范文(2)
浅谈比较文学相关论文范文
1967年，在小说《雾津纪行》的基础上，他以欧洲现代主义电影的镜头语言拍摄了《雾津》这部电影，揭示了在韩国社会与经济近代化进程中男性心理的不可承受之重及复杂性，也表现了尹熙重因心理劳顿所遭遇的精神错裂等文化心理因素。谢飞是中国第四代著名电影导演，他曾以昙花的瞬间绽放在第三代导演与第五代导演的代际转型中，留下了自己的美丽与高傲。1995年，在小说《黑骏马》的基础上，他曾以蒙古民歌长调的叙事风格书写了《爱在草原的天空》这部电影诗，并荣获第十九届蒙特利尔电影节“最佳导演”及“最佳音乐艺术成就奖”，这部诗性的电影结构在抒情的大远景与空镜头等镜头语言中，让白音宝力格背负着感恩的乡愁与苦涩的缅怀，凝重且舒缓地行走在大草原的音画叙事中。《雾津》与《爱在草原的天空》两部电影都在执著于各自本土小说创作的基础上投射出迷人的魅力。
也就是说，无论是小说本身，还是从小说到电影，把这两部小说带向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视域中，给出互为参照式的阅读与思考，其必然有这一课题成立的学理依据，也具有在审美逻辑上维系两者的普遍学理性。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证明了比较文学研究对当代文学研究可能是一种有效的推动。我也注意到，以往中韩比较文学研究的选题，主要定位在两个国族的古代文学领域，当然，韩国无论是作为一个国家还是民族，其在逝去的历史进程上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这是无可争议的，至今中国儒家文化依然为当下生存在后现代文明语境下的韩国人所敷衍。我们把问题进一步扩大化来分析，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选题来看，汉语语境下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曾大量涉猎到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但是，很少有研究者把中国当代文学带人比较文学研究中给予跨界的阅读与思考。
实际上，在创作、批评与理论的三个面向上，中国当代文学受外来文化及文学艺术思潮的影响与渗透，远远超过了中国古代文学，甚至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结束后，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至现代派文学崛起后，一路刷新到当下的网络文学，的确如此。
学界的确也存有一种研究的偏见，好像一部文学艺术作品及其伴生的思潮只有从当下的众声喧哗中退去之后，才能够于忘却的寂寞中经过历史的陶冶沉淀为经典，因此，学界也就合法化地推出一个坚持以久的学术观念：研究历史上逝去的缺席者比研究历史上鲜活的在场者更具有学术价值，也更容易给出相对稳定且不容易引起争议的评价，因此，古典研究永远以面对着死人向面对着活人的当代研究炫耀自己的学问及合法性。
我们无意在这里深入地讨论：是评价死人容易，还是评价活人难;是研究死人有学问，还是研究活人有学问。众所周知，其中潜在的问题、争议以及学术心态不会是如此简单。我只想说，我们应该推动比较文学介入当代文学，让比较文学研究成为一种鲜活且在场的第三种文学批评，这又有什么不好呢?何况当下的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批评及其理论的操用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国际化了，以至于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及其研究已经开始淡化其国族文学的学术身份，不错，现在已经到了不得不从比较文学关照中国当代文学的时候了。
近年来，有两次规模较大的学术活动特别值得我们提及，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于2008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了“‘当代世界文学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于2011年4月28日至30日又举办了“‘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文理学院作为协作者同时参与了此两届研讨会的举办。然而我们注意到，这两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学科的性质上无疑可以划归于比较文学研究的领域，两届研讨会是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联袂举办的，并且学术的定位旨在推动当代文学研究的世界性与世界文学研究的当代性。当我们看到这两个专业在这两次规模较大的学术活动中进行着有效的学术合作时，感佩不已。
我们为什么要强调比较文学是第三种文学批评呢?这种强调不是说比较文学研究没有当代性，在全球化时代，只是比较文学在其学科边界的无限扩张中最终跌向了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一时间，文化研究即成为比较文学研究所指向的当代性。文化研究以显赫且前卫的时尚姿态在取代比较文学时，也开始消解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文学性。
在《边界的危机与学科的死亡——比较诗学在比较文学的“去边界化”中领受的本质》一文中，我曾如此陈述比较文学的学科开放性：“因此，早在1825年至1830年，两位法国教师诺埃尔(Fran·oisNo·1)与拉普拉斯(E.laplace)汇集各国文学作品，使之集成所谓第一部《比较文学教程》之时，比较文学即在全然敞开的‘去边界化’中陈述着自己的学科开放性，所以‘去边界化’在比较文学研究的场域中被本质化，成为不可遏制的潜流。”最终在20世纪向21世纪过渡的转折点上，比较文学受动于自身本质主义化的“去边界化”，在多种迹象上呈现为由于学科边界的消失而跌向无所不包的文化研究。我必须承认这样一个迹象，现下红得发紫的文化研究，在相当的程度上淡化且覆盖了文学研究，相当一批原来以比较文学起家的学者宣称这个年头还做什么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因其学科边界的消失淡化在文化研究中，进而他们把文化研究作为自己在学界跟风的时尚，以显摆自己的主流身份。我们不妨检视一下，在国内与国外有多少大学都在成立“文化研究所”、“比较文化研究中心”。台湾曾是比较文学研究之中国学派提出与讨论的发祥地，随着比较文学的学科边界在扩张中逐渐消失，辅仁大学还遗存着台湾学界最后一个具有比较文学博士授予权的比较文学研究所;然而2010年，台湾辅仁大学对其外国语学院的比较文学研究所、翻译研究所与语言研究所进行了三所整合，成立了“跨文化研究所”，随着辅仁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的解体与整合，台湾比较文学也终于悲壮地迎来了跨文化研究的时代。
学界颇有激进者不失时机地宣称：一个夏化研究可以取代比较文学研究的时代来临了，或者放大了理解，文化研究可以取代文学研究。对此，我有些不以为然。文化研究是后现代高科技工业文明操控的全球化时代的阶段性衍生物，其作为一个学科的成立多少有些应时性，也多少降解了文学研究的文学性及人文精神;但是，宣称文化研究是对比较文学研究或文学研究的全面替代物，这一切还要让历史来证明。其实，是坚持文学研究还是拒斥文化研究，这多少可以借鉴一位人文学者对文学性及人文精神执著的姿态。让我们高兴的是，对中国当代作家张承志的《黑骏马》与韩国现代作家金承钰的《雾津纪行》进行比较研究，这恰恰是比较文学研究而不是文化研究。
其实，对于一位国族文学研究者来说，如果在其研究身份上宣称自己有着自觉的本土意识，他们全然可以不必讲求其研究的跨界及其规范性问题，执守一方本土的研究领域完全可以成就自己的学术辉煌。然而，当下我们所遭遇的是不可遏制的全球化趋势，这种趋势对一位人文学者本身内在知识结构与语言能力有着联动性调整，其自觉或不自觉地推动着国族文学研究者向比较文学研究者的转型;终于，全球史观成为当下人文学者成就自身思考的宏大语境，而文化孤立主义及文化原教旨主义又成为当下人文学者小心回避的负面术语。
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希腊裔加拿大籍历史学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1913-2004)成就的学术辉煌，也就理解了他以书写《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A Global History：FromPrehistory to tie 21th Century)在当下国际人文学界获取的学术教主地位，也正如他在《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The World to 1500：AGlobal History)的第一章《引言：世界的性质》中所宣称的：“这部书的不同特点即在于它是一部世界史，其所涉及的是整个全球而不是某一个国家或地区，并且其所关注的不仅仅是西方人或非西方人，而是整个人类。本书是以一位栖居月球的观察者之视角(viewpoint)来整体地俯瞰我们的地球，这与居住伦敦或巴黎、北京或德里的观察者全然不同。”其实，这也是国族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研究的视域不同点所在——我们现在蜗居于北京来阅读与批评张承志《黑骏马》的那个时代已经逝去了，北京较之于世界依然是一个渺小的地域性概念，并且张承志的《黑骏马》及中国所有的作家作品应该属于全世界。
非常值得文学研究界与比较文学研究界关注的是历史学界曾经发生且正在发生的一个学案，L.S.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是在1970年出版的，实际上，1955年英国史学家杰夫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1908-1984)在《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史学》(History in a changingworld)的论文集中就提出了“全球史观”这个重要的学术观念，对于一位学者或一个时代的学者群体来说，要改变一种既成的且形成思维惯性的学术观念是非常困难的，这需要长期的思考。
我们特别注意到，1978年，G.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推出了《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ain Trends in History)一书，在这部著作中，G.巴勒克拉夫的“全球史观”不仅已经论证成熟，并且他在第五章《探索历史学的意义：国别史、比较史学和元历史学》下讨论了四个话题。在学科观念上，这四个话题特别值得我们当下的比较文学研究者阅读与借鉴：第一节《国别史和地区史》、第二节《世界史的前景》、第三节《历史哲学和元历史学》与第四节《比较史学》。
非常有趣的是，早在1988年，L.S.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就由吴象婴、梁赤民两位学者翻译为汉文，并且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由于当时的中国退出““””仅10年，正处在“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一场动荡的前奏期，无论怎样，生存在那个时段的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切身地感受后工业文明与后现代主义文化在西方所营造的那种’全球化境遇，所以，这部译著在当时没有引起国内学界趋之若鹜的反应。说到底，还是观念的滞后及不可通约性让这部译著在中国学界冷落了一个时段。我们想说的是，中国学人终于身陷后现代高科技及其工具理性操控下的后现代文化囹圄时，突然悟到一个不得不大谈全球化的时代终于到来了。
在这里，如果让我们重新设问什么是比较文学?在一种转喻而不是隐喻的诠释中，我们可以回答：比较文学就是全球史观的文学研究。
比较文学相关论文范文二：文学史分支的学理依据研究
内容提要：比较 文学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在比较文学是文学史分支还是文学批评的问题上曾有过激烈争论，显示了两个学派对比较文学的不同定位和思考。比较文学是文学史分支这一观点有自身合理的内涵与学理依据，美国学者韦勒克的批评不完全符合事实。有些问题仍然处于被遮蔽的状态，其中相关问题有重新认识的必要。
提到法国比较文学，我们自然会想起伽列(或译卡雷)定位比较文学的那句名言：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分支。不过，这个观点并非始于伽列，他之前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梵·第根就持该观点。美国著名批评家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名称与性质》一文中曾明确指出过这一点：“梵·第根对比较文学所下的定义：‘比较文学的目的主要是研究不同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基亚的一本手册在理论上和内容上都紧跟梵·第根，把比较文学言简意赅地称为‘国际文学关系史’。伽列在为基亚写的序言中，称比较文学为‘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它研究国际精神关系，研究事实的 联系’。”梵·第根在《比较文学论》的最后部分中非常清楚地说道，比较文学最终是要走向“国际文学史”。基亚也好，伽列也好，他们对比较文学的看法都深受梵·第根的影响。
那么，比较文学究竟是文学史的分支还是属于文学批评?这个问题更让我们想起了比较文学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曾有过的激烈争论，它显示了两个学派对比较文学的不同定位和思考。而挑起这场争论的代表人物正是美国的韦勒克。1958年他在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二届大会上 发表题为《比较文学的危机》的 报告，对法国比较文学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的批评主要基于三个原因：
第一，“我们学科的处境岌岌可危，其严重标志是，未能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论。巴登斯贝格、梵·第根、伽列和基亚所公布的纲领，也并未完成这一基本任务”。
第二，法国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是文学的外部研究，“把‘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两国文学之间的‘贸易交往’这一愿望，使比较文学变得仅仅注意研究外部情况”，最终使“‘比较文学’成了只不过是研究国外渊源和作家声誉的附属学科而已”…。因此，“在内容方面，比较文学会变得鸡零狗碎，既不连贯，相互之间又毫无关系，成为经常与有意义的总体割裂的交互关系之网。这种狭义上的比较文学家，就只能研究渊源与影响、原因与结果，而无法从总体上研究单独一部 艺术作品。因为没有一部作品可完全归于外国的影响，或者被视为一个仅仅对外国产生影响的辐射中心”。
后来，他在《比较文学的名称与性质》一文中又强调指出：“比较文学如被狭隘地看成双边关系就不可能成为一门有意义的学科，它就只会去研究两国文学之间的‘贸易交往’，从而只研究文学创作中的鸡零狗碎的东西”，“就会完全沦为文学史的辅助学科。”第三，这种外部研究是法国为自身民族“争夺 文化声誉的舌战”，“是对外贸易的商品”，“是民族借贷的 统计”，是“民族 心理的指示器”。
长期以来，我们认同了韦勒克的批评，认为比较文学不应该是文学史的分支，应该属于文学批评，而恰恰忽略了或者没有认真追问比较文学是文学史分支这一观点的内涵与学理依据，也没有真正对韦勒克的批评提出过任何质疑。于是有些问题仍然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人们的疑惑也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此我们对相关问题有重新认识的必要。
一
梵·第根持比较文学是文学史分支的观点，有他自己的构想。他在《比较文学论》导言中，勾画了认识作品的一个认知视野不断开阔、深入的方式与价值指向：阅读一文学批评一文学史一比较文学。他认为，读者最初接触作品后，就开始了文学批评的阶段，只不过这种文学批评“有时是主断派的、争论派的或 哲学派的，有时是印象派的，但往往总是主观而并非完全史料性的”。所以“文学史”的作用出现了，“它重新把作品和作者安置在时间和空间之中，把作品和作者之可以解释者均加以解释”。他指出：来到一个特定的文学作品面前，文学史家有一个广阔的课题要完成。
他将在作者本人的生涯中或在他本人以外去研究那部著作的“本原”：它的前驱，它的源流，帮助它产生的影响，以及其他等等;它的“创世纪”，即它逐渐长成的阶段，从有时竟是很悠远的最初观念起，一直到它出版时为止;它的“内容”：故事、思想、情绪，以及其他等等，它的艺术：结构、风格、格律;它的“际遇”：在读者大众间的成功、批评界的好评、重版，以及有时是迟发的影响。
我们刚才已讲起某一部书在著作时所受到的影响以及它的前驱;其次讲起它所给予别人的影响以及它的后辈。的确，一种心智的产物是罕有孤立的。不论作者有意无意，像一幅画，一座雕像，一首奏鸣曲一样，一部书也是归入一个系列之中的。它有着前驱者;它也会有后继者。文学史应该把它安置在它所从属的门类、艺术形式和传统之中，并估量著作者的因袭和创造而鉴定作者的独创性。为要了解拉马丁的《默想集》的新的贡献，那必须认识以前的悲歌和哲理诗。同样，在研究一部作品的后继者的时候，我们便格外容易看出那作品的价值。卢梭的《忏悔录》不仅本身重要而已，它还因为它所引起的那一大批感伤的自叙传而显得重要。有一些名著还不如说是集前人之大成;有一些名著是开发端绪;有许多的名著却大都是两者兼而有之。
总之，接受到的和给予别人的那些“影响”的作用，是文学史的一个主要的因素。我们所以引录上述两段话，是因为其中透露了几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第一，梵·第根是基于文学史的立场和视野来研究作家作品的，他是要在了解一部作品本身的基础上，发挥学史的作用，再将作品和作家重新置于时间和空间之中，“把作品和作者之可以解释者均加以解释”。
第二，比较文学要研究的对象包括一部作品的“本原”和“创世纪”、内容和艺术、际遇和影响等。
第三，梵·第根阐述了比较文学从属于文学史范畴的学理依据。他认为，作为“心智的产物”的优秀文学作品，“罕有孤立”存在的情况，它通常总是会有所继承和借鉴，也有所 发展和创造，只有将作品置于特定的“门类、艺术形式和传统之中”加以比较研究，才能更好地“估量著作者的因袭和创造”，从而“鉴定作者的独创性”、“新的贡献”和“价值”。在这里，梵·第根不仅强调了“接受到的和给予别人的那些‘影响”，同时也注意到了“创造”、“独创性”、“新的贡献”与“价值”。
由此，梵·第根揭示了比较文学是文学史分支的谜底，从根本上指出了比较文学研究的终极目标：
既然那组成对于一件作品或一位作家的完全研究之各部分，可以单凭本国文学史着手，而不及于那接受到或给予别人的诸影响之探讨和分析的，那么久让这种探讨自立门户，具有它的确切的目标，它的专家，它的方法，这想来也并无不合吧。它可以在各方面延长一个国家的文学史所获得的结果，将这些结果和别的诸国家的文学史家们所获得的结果联在一起，于是这各种影响的复杂的网线，便组成了一个独立的领域，它绝不对想去代替各种本国的文学史，它只补充那些本国的文学史并把它们联合在一起。同时，它在它们
之间以及它们之上，纺织一个更普遍的文学史的网。这个门类是存在的，它是这部书的研究对象;它名为“比较文学。”可见，对梵·第根的比较文学的认识应该有两个层面。第一，比较文学是不同国家文学之间的影响关系的研究，我们对这个层面的理解没有问题。第二，在前者研究的基础上，要描绘、呈现国际文学间相互影响的网络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文学的理想。它有别于国别文学史而且不会取代国别文学史，而是要扩大国别文学史的范围，弥补国别文学史关注不到的范围和领域。国别文学史主要关注的是一国文学，一国文学的发展演变及其成就。比较文学是要把各个不同的国别文学史原来各自独立的世界打开一个窗口，从影响的层面将它们有机地联系起来。梵·第根等法国学者坚持比较文学是史的分支，是国际文学关系史的立场就在于此。恰恰是这个非常重要的层面的认识，被我们长时期地忽视了。
应该说，比较文学是文学批评研究，但又不限于批评。如果仅限于文学批评，那么比较文学的特殊研究领域也就丧失了，它和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批评也就没有了本质的区别。虽然它是跨国家跨文化的文学批评，但总归还是批评范畴。比较文学不仅要对一国文学对另一国文学的影响进行梳理和研究，而且要在诸多个案影响研究的基础上，使不同国家的文学在有事实影响联系的层面上，形成一个既保持独立个性又有相互关系的整体意义上的国际文学史。
它是“史”，但不同于一般的国别文学史，而是在各个国别文学史之间架起沟通桥梁的视野更为开阔的一种国际文学史。这种文学史又是一般文学史所不涉及的，因为它不仅包括各国别文学中的重要作家，也“让一个地位给本国文学史只稍稍提到或竟不提的那些第二流或第三流的作家，因为他们在作为‘放送者’或‘传递者’说来，却也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这个有机整体的国际文学史，“有许多极大的部分都还没有开垦过”，这正是比较文学追求的目标，也是法国学者为比较文学划定的研究内容和研究领域。这一研究内容和研究领域无疑是明确而清晰的。
然而，韦勒克对此偏偏视而不见，认为比较文学所以产生危机，就是因为“梵·第根以及他的前辈们和追随者，都从十九世纪实证主义事实主义观点来看待文学研究，把它看作是对渊源和影响的研究。他们相信因果关系的解释，相信由考证动机、主题、情景和情节等同先前其他作品的关系所得到的启示。……但他们难得问一问，这些联系现象除了可能说明一个作家熟悉和阅读过另一个作家的作品之外，还说明了什么一?我们认为，韦勒克对梵·第根等法国学者的指责，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梵·第根的构想已然很清楚明白地“说明了什么”。
二
其实，韦勒克对法国比较文学的合理性、真实用意及其贡献，还是有所察觉的。正是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中，他评价说：“比较文学在克服国别文学史所造成的人为的孤立方面，有着很大的功绩。它认为连贯的西方文学传统，交织在无数相互关系的蛛网中。这一思想显而易见是正确的(并得到大量根据的证实)。”既然韦勒克认为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连贯了“西方文学传统”，“在克服国别文学史所造成的人为的孤立方面，有着很大的功绩”，为什么他又对“这一思想”的“正确”‘性给予尖锐抨击呢?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明显的矛盾性呢?
如前所述，韦勒克从三大方面对法国比较文学研究作了尖锐的批评。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三个方面的批评再做进一步的归纳和分析，就不难发现，韦勒克所以肯定法国比较文学的同时又对其大加挞伐，究其根本，就在于他是站在新批评的立场来批评法国比较文学的。作为美国著名的新批评理论家，韦勒克对文献和文学理论有广博的知识，独到的见解，一贯反对19世纪后期文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和惟科学主义倾向，强调文学本身、文学内部的价值，而不是有影响的外部事实关系的梳理和研究。他要求批评者摒弃毫无生气的事实，去关注并领悟文学作品的价值和品质。
使文学作品本身成为研究的中心。他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清楚地显示了他偏重对文学艺术作品本身研究的倾向。在他看来，“文学作品是纪念碑而不是文献”，不是为研究历史提供线索的文献，而应该是文献研究的中心，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他把文学作品视为一个“千差万别的整体”，“是符号和意义的分层结构，这个分层结构完全有别于作家创作时及接受影响时的思想过程”。他认为“文学史和文学研究只有一个对象，那就是文学”，而在法国学者那里，比较文学研究是一种文学外部的研究，不是文学本身的研究，它远离了中心，偏离了本质。他指出：
就方法论而言，文学研究如不决心将文学作为有别于人类其他活动及产物的学科来研究，就不可能有什么进展。为此，我们必须正视“文学性”这个问题，它是美学的中心问题，是文学艺术的本质。……在作者心理跟艺术作品之间，在生活、社会同审美对象之间，存在着一条被人们正确地称为“本体论的沟渠”。我已把艺术作品的研究称之为“内在”，而把对艺术作品与作家思想的关系、艺术作品与社会的关系的研究称之为“外在”。可是这种区别并不意味着渊源关系的研究应当忽略和歧视，……我决不否认艺术与人的关系，也决不同意在历史研究和对形式的研究之间树起一道障碍。这一段话，可以解释韦勒克在评价法国比较文学时所表现出来的矛盾性。
首先，文学研究必须正视、强调“文学性”这个问题，因为这是“美学的中心问题”，是“文学艺术的本质”。他虽然把文学研究分为“内在”研究和“外在”研究，但他重点关注和强调的是内在研究，内在研究才能显示作品的内涵与价值，才能彰显作品的独特性与创新性，只有内在研究才是最有价值的研究。他认为法国比较文学研究恰恰忽视了“文学性”这个他所强调的中心与本质，忽视了对文学作品的内在价值的关注和追问，而偏偏表现出了对外在研究的浓厚兴趣与热衷。这是韦勒克最不能容忍的。当然，正如他所说，区别内在与外在研究，“并不意味着渊源关系的研究应当忽略和歧视”，“也决不同意在历史研究和对形式的研究之间树起一道障碍”。
基于此，他不能不承认法国比较文学研究的贡献与功绩。但是在他心目中，法国比较文学仅仅是文学的外在研究，这种热衷于两国文学之间“贸易交往”的外在研究，“只能研究渊源与影响、原因与结果”，而“文学研究中的‘原因论’是完全不符合批评原则的”，“没有人能够证实一部艺术作品是由另一部艺术作晶‘引起’的。如果没有出现在它以前的作品，也许后来的艺术作品就不可能产生，但这并不表明后者是由前者引起的。在这些研究中，整个文学的概念是外在的，而且常常被狭隘的民族主义所败坏，在思想领域中被文化财富的计算、借方贷方的统计所败坏”，因为“因果解释的方法只会导致无限制追溯渊源，不可能取得什么成效”。
应该说，韦勒克坚守文学研究的文学性原则以及维护文学的独立性与本真性的态度，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对我们今天的理论界那种文化的政治的研究代替文学的研究的
现象来说，依然具有振聋发聩的现实意义。纵观20世纪文学批评，我们不难发现两次不同的转向。20世纪上半期。是国际文学研究由外向内转变的时期，以形式主义和新批评为代表的潮流，扭转了19世纪文学批评的传统而转向以文本细读研究为特点的文学内部研究。韦勒克特别强调文学的内部研究是文学研究的中心，就是这种转向的具体表现。这一态势至50年代后开始渐渐发生变化。加拿大著名学者弗莱倡导的原型批评，又开始把文学研究引向文学的外部。
70年代后这种趋势已成气候，精神分析批评、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文化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等等，都是从不同角度强调了语境或背景对于理解和阐释文学作品的重要意义。文学研究的向外转自然都指向了文化。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几乎是当代文学研究各种派别的共同趋势。中国20世纪90年代后鲜明的比较文学研究的理论化倾向，就是这种文化热的开始。尽管这次转向有其合理依据与重要意义，但其间也不是没有问题，例如出现文化研究代替文学研究、比较诗学研究代替比较文学研究的倾向，甚至出现了文学将走向死亡的声音。这种倾向颇值得商榷。
其实，无论是向内转还是向外转都只能起到纠偏的作用，单纯的或者是纯粹的内转和外转都是有缺陷的。孤立的文学内部研究不能真正全面深刻地理解文学，更不能真正说明价值和意义，因为它割裂了文学赖于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只有内外前后相互参照，才能显示价值和意义。而一味地外部研究自然又脱离了文学，不再属于文学研究。真正的文学研究是内外高度结合的，只要外部研究是为了文学的目的，其最终价值指向的是文学，有利于文学的解读和认知，就仍然是文学研究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这种外部研究是对有魅力的作品的延伸研究，是对构成一部成功作品诸多因素中的一些不易被人察觉或被人忽略的因素的研究。
但是，恰恰在这个问题上，韦勒克显然又具有某种局限性和狭隘性。他在挑战法国学派，试图拓展比较文学研究范围的同时，又不由自主地人为地对文学研究加以限定，反对文化的社会的心理的内容进入文学研究领域。他一方面宣称“人人都有权研讨任何问题”，表现出宽容豁达的气度，一方面却又表现出一种十足的霸气：“文学研究界今天首先应当认识到确定研究内容和中心的必要性。应当把文学研究同思想史的研究，同宗教及政治观念和情绪的研究区分开来，而这些研究往往被建议用来替代文学研究。很多在文学研究方面，特别是比较文学研究方面的著名人物，根本不是真正对文学感兴趣，而是热衷于研究公众舆论史、旅游报道和关于民族特点的见解。总之，对一般文化史感兴趣。
文学研究这个概念被他们扩大到竟与整个人类史等同起来了。”他说“伽列和基亚最近的尝试”也不能令他满意，因为“他们忽然把比较文学的范围扩大到包括对民族幻想的研究，以及对国家之间相互渗透的固定看法的研究。听听法国人对德国人或英国人的看法当然很好，可是这样的研究仍然属于文学研究范围吗”?他认为这不是文学研究，而是“民族心理学，是社会学”，“比较文学研究范围的扩大”，势必付出“把文学研究融入社会心理学研究和文化史研究这样的代价”。以文化研究取代文学研究，当然是不可取的，也是我们坚决反对的，但是没有文化的社会的心理的内容融人的文学研究，也注定不会深刻全面。韦勒克所说的“伽列和基亚最近的尝试”，指的就是形象学研究。
形象学研究，今天已经被公认为是比较文学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形象学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正是在更为深广的文化历史的背景下理解文学跨文化接受的需要。这些努力不但没有脱离文学，而且都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文学，与文学的问题息息相关。
再换个角度看，韦勒克抵制影响研究，又并非如他所说的那样完全基于文学的立场，而是还掺杂了一些非客观的主观因素。他说：“法、德、意等国很多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基本爱国主义动机，造成了使比较文学成为文化功劳簿这样一种奇怪现象，产生了为自己国家摆功的强烈愿望——竭力证明本国施与他国方面的影响，或者用更加微妙的办法，论证本国对一个外国大师的吸取和‘理解’，胜过其他任何国家。”他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作为—个美国人，他强烈地感到：“这一半是由于美国值得炫耀的东西比人家少，一半由于它对文化政治不如别的国家感兴趣。”
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仅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其早期作品与英国一脉相承，根本无法与文学传统悠久、文学大师辈出的法国相媲美。若一味囿于影响研究，那么美国只能研究自己如何接受外来文学的影响，处于被动地位。这难免让韦勒克多少有点不自在。所以他把法国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看成是一种“文化扩张”，并希望这种“文化扩张的幻想将会消失，就像通过文学研究来谋求世界性和解的幻想将会消失一样”。但是，他说美国“对文化政治不如别的国家感兴趣”，则无异于自欺之谈，没有人相信!
三
韦勒克和梵·第根关于比较文学的观点，看似尖锐对立，但若细察，我们认为，他们两人的理论主张还是有共通之处的。
第一，他们都注重文学研究。梵·第根认为比较文学研究不同国家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这里强调的虽是“相互关系”，但毕竟是“文学”的相互关系，因此依然是文学研究范畴。比较文学的相互关系中虽然有相似或模仿之处，但这种相似或模仿不是照搬原样，而是一种创造的刺激。探讨作品中某种相似或模仿的源泉，必须发现作品如何创造性地吸取养分，消化成为作者自己独特的东西。巴尔登斯伯格在《巴尔扎克作品中的外国方向》一文中就指出，巴尔扎克的创作曾受到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以及司各特等许多作家的影响。不过，这些外国文学渊源并没有“窒息他的天才，相反，还帮助了他，使他的天才更加发扬了”。显然，巴尔登斯伯格虽然探究的是巴尔扎克创作的外国渊源，但同时又强调了巴尔扎克文学创作的独特性与创造性。如前所述，韦勒克也强调文学研究必须正视“文学性”。所以，从大处看，他们都坚守文学立场。
第二，他们都重视文学的整体研究。韦勒克说：“在我看来，唯一正确的概念无疑是‘有机体’这个概念。它把艺术作品看成是千差万别的整体，是一个符号的结构，这些符号包含并要求具有意义和价值。”由此，他批评法国学者的比较文学研究在内容方面“变得鸡零狗碎，既不连贯，相互之间又毫无关系，成为经常与有意义的总体割裂的交互关系之网”。实际上，法国比较文学研究也是一种整体意义上的研究，具有整体性研究的特点，不是鸡零狗碎式的研究。“有机体”或“整体性”应该包括影响与受影响的内容。梵·第根认为，比较文学并不仅仅局限于两国文学的影响研究，它的最终目标是“各方面延长一个国家的文学史所获得的结果，将这些结果和别的诸国家的文学史家们所获得的结果联在一起”，“纺织一个更普遍的文学史的网”，从而走向“国际文学史”。这个国际文学史“绝对不想去代替各种本国的文学史”，而是一个相互间有联系、有意义的网络整体。韦勒克说：“评论还意味着从国际的角
度来展望建立全球文学史和文学学术这一遥远的理想。比较文学当然要克服民族的偏见和地方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否定或缩小不同民族传统的存在和活力。”在这里，“全球文学史”与“更普遍的文学史的网”相似，“绝对不想去代替各种本国的文学史”与“不意味着可以否定或缩小不同民族传统的存在和活力”基本精神一致。
过去，我们对比较文学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区分得过于分明，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它们之间的一致性和共融性。谈到法国学派就认为它重在实证，讲到美国学派则强调其审美批评，而事实上法国学派在实证性的影响研究中根本不可能抛弃美学分析和价值判断，美国学派在无影响的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中，也不可能离开实证方法，否则比较文学研究也就失去了它自身的意义。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在《比较文学中的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一文中已有详细讨论，这里不再赘述。
同样，在看待法国学者提出的比较文学是文学史分支的问题上，我们仍然需要摆脱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不要纠缠于比较文学是批评还是史的分支，批评与史并非泾渭分明，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法国学者界定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分支，如前所述，自有其学理上的依据，况且他们没有排斥批评，更没有无视独创性。韦勒克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认为在文学作品这个整体中，“从别处衍生出来的原材料不再是毫无生气的东西，而是与新的结构融为一体了”。
法国学者在谈论影响时，也常常是和独特性、创造力量联系在一起的。除了前面我们已经引述梵·第根关于“独创性”与“价值”的那段话外，他还认为：“我们所属的这一系民族的文学之通史，向我们显示出这一系民族是如何地互相补充，文学艺术是如何地靠了这永远的充溢而有着一种永远新鲜的血。每一个国家，每一位作家都轮流着到这舞台包括全人类的戏剧中来演他们的角色，表现他们的思想，做他们的梦”，由此“恢复了它的真正的世界性”。著名批评家朗松在《外国影响在法国文学发展中的作用》一文中也认为，外来影响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作用在于使民族精神超越自我，将它丰富起来，从而帮助它向前发展”，“别人已有而我们欠缺的东西这个明确的意识指引着我们的创造力量向前冲击”;“另一个同样重要的作用，是在某些时刻还我自立的权利。
外来影响不止一次地起着解放我们的作用”。他还说：“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照原样复制外国思想，复制外国诗歌，带着产生它们的民族的印记，带着取悦于产生它们的民族的东西。我们只是从中吸取为我们所用的东西。我们对外国思想或者外国诗歌的看法，不管是正确还是错误，只要能符合我们心中那未曾表达的梦幻就行。……我们是模仿他们的榜样而把‘我们自己的意思表达得更好’。”可见，法国学者在比较文学研究的思路上，既强调了文学史的功能，又突显了批评的价值，体现了稳健求真、辩证客观的学术精神。
事实上，韦勒克同样认为，比较文学是在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之间不存在着任何绝对的分界线，即使文学史中最简单的问题，也需要作出判断、比较、分析、区别和筛选，而这些均属于批评活动。“我们需要国别文学，也需要总体文学，既需要文学史，也需要文艺评论;我们需要只有比较文学才能达到的广阔视野。”法国学者孜孜以求的正是这样的“广阔视野”。韦勒克与法国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又是不谋而合的。
总之，法国学者提出比较文学是文学史分支的观点，有其合理的学理依据，我们应该公正、理性地加以全面认知。这不仅有利于我们站在一个客观公正的立场上，正确评价法美两国学者论争的是是非非，而且可以真正让我们获得一个更高的视点，来清醒审视矛盾双方内在追求的一致性与共通性，从而洞悉、肯定法国学者的可贵构想，提供建设性意见和建议，共同推动比较文学学科健康和谐地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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