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态语言学视野中的汉语新词汇
论生态语言学视野中的汉语新词汇
一、生态语言学的发展
生态学是生物学家Haeckel(1866)根据达尔文进化论而提出的一个概念,该词来自希腊语Oikos(房子),意思是整个地球就像个大房子一样,人类在这所房子里具有和其它有机物一样的地位,任何一种生命的存在形式都取决于其它物种的存在。所谓生态系统就是一种相互和谐、相互依存的关系。
受达尔文的影响,19世纪德国语言学家施莱歇尔(A.Schleicher)认为:“语言和生物一样,也要经历生、长、老、死的生物生命过程”(裴文,2003)。美国斯坦福大学的E.Haugen(1971)最早提出并使用“语言生态”(language ecology)这一概念。之后,Haugen在《语言生态学》一文中提出要“研究任何特定语言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并将语言环境与生物生态环境作隐喻类比。此后,“语言生态”的隐喻开始被语言研究者接受并广泛使用。
20世纪80年代,德国Bielefeld大学的一批学者进一步将生态学原理和方法应用于语言研究。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以“语言生态学”或“生态语言学”为题的著述,使学科理论框架得以确立。1990年,M.Halliday在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AILA)上的报告促使语言研究者对语言和环境问题的关系做出新的思考,即把语言和语言研究作为生态问题的组成部分加以考察,从而形成了生态语言学的另一研究范式。20世纪90年代,全球生态危机使人类生存与发展问题变得十分严峻,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生态语言学。学者们以不同的方式、方法把生态学应用于语言研究领域。同时,一些生态学概念被用来研究语言现象和语言发展规律,以帮助人们从新的视角审视语言现象。
语言系统本身也是一个开放的生态系统,语言的生存和发展状态与自然生物生态之间具有某种程度的内在同构性。本文从环境(environment)、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协同进化(co-evolution)和恒定性(conservation)角度来分析现代汉语新词汇的产生。
二、从生物产生和依存的环境(environment)看新词汇的产生
在某一生物群落中,由于自然的长期演化,当温度、湿度以及气候等外部环境允许时,该群落中就会产生新的物种。生态语言学认为,世界上任何语言系统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的产生和发展都与自然、社会、文化、人群等环境因素密切相关。语言与它所处的生态环境构成生态语言系统。当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和人类环境等外部环境允许时,该语言体系中就会产生新的词汇。
如果我们将汉语语言体系看成是一个生态语言系统,那么目前,我国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飞速发展,为新词汇的产生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使词汇以多渠道、多形式在汉语语言体系内部进行优化重组,从而导致新词汇的产生。
(一)以形象比喻来表达词汇意义
“蚁族”指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草根网民”指那些身份普通、平凡的网民;“裸考”指考生没有任何加分(如三好生、体育特长生、少数民族考生等),仅凭考试成绩报考高校。
(二)以数字、字母或符号来彰显个性
7456——气死我了;886——拜拜了;520——我爱你;MM——妹妹或美眉;GG——哥哥;(-_-)表示神秘笑容;^-^表示咪着眼睛笑;Zzzzz……表示睡觉打呼的样子。
(三)以汉字谐音来表达词汇意义
大虾——大侠;邮箱——油箱或幽香;斑竹或斑猪——版主。
(四)以飞白构词
故意运用白字示错的修辞方式来追求新奇独特或标榜新潮。例如:“我”用“偶”替代;“什么”用“神马”替代;“悲剧”用“杯具”替代;“院士”用“院仕”替代;“诺贝尔奖”用“暖被儿奖”替代。
(五)以仿词派生来创造新词汇
“淑”字以前仅用于形容女孩,现在“淑”被单独作为一个自由语素,转移修饰对象,温文尔雅的男孩也可以称作“淑男”。
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为新词汇的产生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而新词汇的产生则对原有生态语言系统进行了更好的补充和完善,这样便更好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新现象和新情况。
三、从自然选择(natural election)角度看汉语新词汇的产生
生物学告诉我们,生命力是生物的活动能力,生命呈现着生生不息的动态。作为交际与传承文化载体的语言同样具有这一显性。随着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语言也存在交融、消退、旧词复出、变异等生命发展的特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自然界和物种进化的规律。适应环境的物种得以生存,不适应环境的物种消失、消退或被融入其它物种中。词汇也是如此。一些词汇因为失去了生存使用的环境,逐渐退出原有的生态语言系统。一些语言在交际中并不是被全盘吸收和接纳的,往往会产生语音、词汇结构、语法规则等的变异。变异产生的原因与人们的个人因素、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等因素有关。词汇的自然选择体现在:词汇的消退,旧词复出,旧有词汇意义被吸收融入新词汇中,固有词汇增加新义和专业词汇应用的泛化。
(一)词汇的消退
1.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古汉语词汇如人名、地名、官名、器物名、少数民族的称呼等,因为这些事物的消失而逐渐退出人们的日常生活。如:皐陶——传说中的夏初人;天姥山——古地名;单于——古代匈奴首领;匏-古代乐器。
2.一些不适应文明社会进步发展的词汇也逐渐退出日常交际的舞台。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量涌现的反映时代特色的“”词汇。如:揪斗、黑后台、黑线人物、黑七类、文斗、武斗、文攻武卫、一小撮、三反分子、批林批孔等词汇,由于带有很强的侮辱性和疯狂性,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革,因失去了生存的环境和土壤而被淘汰,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二)旧词复出并被赋予新义
囧,本义“光明”,在现代汉语中基本已经不再使用,近年来,它被民众“望形生义”而复活。由于其形象如“八字眉、张口结舌的方块脸”而重新被吸纳入汉语语言词汇系统,并被赋予“悲伤、无奈或者是极为尴尬的心情”义,通“窘”。
(三)旧有词汇意义被吸收融入新词汇中
菜鸟——网络新手;艺人——俳优,挂——死;旅途——客路。
(四)固有词汇增加新义
炒,原指烹调形式的一种,现增加词义为:①经营、倒卖,如:炒股;②价格暴涨,如:炒卖;③辞退、解雇,如:炒鱿鱼;④宣传,如:炒明星。
宰,原义为“主管、杀”,新增加词义为“诈取钱财”,如:宰客。
(五)专业词汇应用的泛化
“病毒”原为医学名词,指比细菌更小、用电子显微镜才能看见的病原体,现指能让电脑软件或硬件出现错误的指令或故障。“冲浪”原指一种水上运动,现用来表示上网时从一个网站到另一个网站连续不断地链接浏览。
汉语词汇的淘汰、复活和旧词赋新义,与社会文化和人们心理的变化发展有关,与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四、从物种多样性和协同进化(co-evolution)角度看新词汇的产生
生态科学研究表明,生态系统的年龄与生物多样性密切相关,其自我调节功能也随着生物多样性的提高而提高。丰富的多样性使占据不同生态位的物种能有效地利用环境资源,从而提高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达到生态系统的平衡。
美国文化史学家、生态思想家托马斯·柏励提出了生态纪(Ecozoic Era)学说,“解决自然生态平衡的最好的办法是人类要有与自然协作的精神。”
汉语语言体系作为一个开放的生态体系,须与外界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须与强势语言协同进化,以增强汉语语言体系的自我调节功能,从而提高语言系统的稳定性。协同进化的方式主要表现为:外来词汇的引进、方言和网络词汇的泛化。
(一)外来词汇的大量涌现
1.派生词
“的士”(TAXI——出租车)派生出的词汇有:“的哥(出租车男司机)、的姐(出租车女司机)”等;“吧”(BAR、柜台、酒馆)派生出的词汇有:“吧台(酒吧用柜台)、网吧(可以登录网站的营业场所)、泡吧(过久地呆在‘吧’里面消费)、水吧(茶坊的别名)、吧女(酒吧女招待)”等。
2.外文缩略词
AA制(各自付费的聚餐)、ADSL(宽带)、VOA(美国之音广播电台)。
(二)方言词汇的泛化
“忽悠”来自北方方言中的东北方言;“拍拖”来自粤语方言。
(三)网络流行语
神马、浮云、给力、被就业、躲猫猫、芙蓉姐、犀利哥等。
五、从恒定性(conservation)角度看汉语新词汇的产生
词汇的恒定性体现在基本词汇中。斯大林说:“基本词汇是比语言的词汇窄小得多的,可是它的生命力却长久得多,它在千百年的长时期中生存着并为语言构成新词的基础。”汉语的基本词汇具有历史稳定性和极强的构词能力。基本词汇为新词汇的产生提供了基础。如:“人”,古有“贾人、白相人”;今有“监护人、经纪人”等。
基本词汇具有稳定性,但并非一成不变。随着社会的发展,基本词汇在不断地扩充、调整。基本词汇的扩充是以新词为主的。如:“飞机”曾经是一个新词,后来“机”产生了新的语义,衍生了 “机场”“机票”等词。
六、结语
汉语新词汇的产生、发展和变化是语言生态体系在稳定性基础上,不断与各环境因素进行物质、能量交换的结果,有其客观必然性。为保证汉语生态系统的多样化和健康、和谐的发展,需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努力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兼收并蓄地方方言和少数民族优选词汇
近年来,随着普通话的推广,地方方言呈现出弱势,其生存环境堪忧。而我国的地方方言中有许多生动的词汇,对这些词汇应予以重视和吸收。
(二)引进外来词汇以丰富汉语词汇
汉语必须不断吸收外来词汇中的新名词、新术语,以丰富汉语词库,使汉语具有更强的生命力。
(三)合理规范汉语新词汇
近几年来,汉语新词汇以多形式、多渠道呈现在公众视野中。汉语新词汇的出现,丰富了汉语语言体系,使其充满生机和活力。但同时也应看到,大量新词汇的出现也给原有的词汇系统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容易造成恶性竞争,破坏语言体系的生态平衡。为给汉语语言体系营造一个良性的生态环境,使其在兼容并包、兼收并蓄、保持物种多样性的基础上,促进和谐生态的发展,既需要相关语言机构定期对社会正在使用的新词汇进行评议,既分析新词汇的合理性提出指导性建议,也需要语言工作者加大研究力度,使语言健康发展、服务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