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舌尖上的中国》看国家认同的意识形态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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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众传播作为社会整合机制，发挥着传递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建构国家认同的重要功能。电视纪录片 《舌尖上的中国》以美食为承载，通过民族性格认同，民族情感认同，传统、文化和文明认同，族群认同，完成了一次以国家认同为主题的主流意识形态价值的传播。
［关键词］ 国家认同； 意识形态； 电视纪录片；
在现代社会中大众传播发挥着意识形态的媒介作用。［1］( P1 －21)大众传播作为社会整合机制，在传递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建构国家认同方面的功能成为了传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范畴。戴维·莫利认为，电视连接家庭、国家和国际，维持 “国家家庭” ( National Family) 等各种共同体的形象和现实。［2］中国学者陆晔近期的实证研究表明： 大众传播媒介无论是对社会凝聚力的主观感知方面，还是对公众的国家认同，都产生一定的直接影响。［3］对于春晚、阅兵等电视仪式传播与国家认同建构［4］( P147 －150)的研究文献，都表明了电视媒介在国家认同建构中的意义。
在当下的中国，重视研究大众媒介与国家认同的关系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更具有现实意义。根据维基百科的定义，国家认同(NationalIdentity)是“个体对于政治国家(state)或民族国家(nation)的归属认同意识以及与本族群人的共享情感”。国家认同在个人层面指一个人在心理上对国家历史、语言、伦理、习俗、文化、价值观等的认同。国家认同实质上是个体自觉归属于国家的主体意识。英国学者沃克指出，所有社会都需要某种集体认同感和共识，缺少这种共识，就会很快分崩离析。［5］(P58)
中国的大众传播作为社会整合机制，构建国家认同的现实意义毋庸讳言。历次春晚、大阅兵以及香港回归、澳门回归、奥运开幕式、世博会开幕式等的大型直播活动都体现了主流媒介对于国家认同、社会凝聚的意识形态功能。2012 年 5月，一部美食题材的七集电视纪录片 《舌尖上的中国》［6］在中央电视台悄然热播，吸引了无数观众深夜守候，更引得人们在情不自禁中潸然泪下。与以往的美食纪录片不同，它不是一部精致的烹饪教科书，没有梳理烹饪大师、美食名家、菜系流派、地域特色，也不旨在展现精湛的厨艺和繁复的烹饪过程。片子总导演陈晓卿说： 这个片子不完全是美食纪录片，是要通过美食这个窗口更多地看到人和食物的关系、人和社会的关系。［7］
事实上， 《舌尖上的中国》以美食为承载，通过国家认同的构建，较为成功地完成了传播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责任。此片对于国家认同的意识形态构建，是通过民族性格认同，民族情感认同，传统、文化和文明认同，族群认同四个维度的互动实现的。
一、民族性格认同
民族性格是民族共同体与民族社会的大多数成员所具有的一般性的行为与性格特点，体现于外在的活动、行为和态度之中，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把民族性格理解为民族行为模式。［8］(P316－317)民族性格是一个民族的共同特征，是民族文化的体现，与国家认同密不可分。《舌尖上的中国》在七集篇幅中，通过故事性叙述和象征符号的使用，讲述不同人物获取、加工食材和食物的日常劳作故事，勾勒出中华民族勤劳坚韧、吃苦耐劳而又热爱生活的民族性格。
片子选择了数十个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年龄、不同性格的普通劳动者的故事。例如凌晨三点上山采拾松茸的卓玛母女； 长年在淤泥中挖采莲藕的圣武、茂荣兄弟； 在查干湖冰河里干了一辈子的鱼把头石宝柱； 冰天雪地沿街叫卖黄馍馍的绥德汉子老黄； 挑着扁担摆豆腐摊儿为生、渴望钓一次鱼的姚贵文； 守着百年虾酱作坊自食其力的郭绍芬老人； 童年便开始在自家餐馆帮工的澳门阿伦； 祖祖辈辈种植高山糯稻的壮女潘银绍； 深海潜水一天捕捞几千斤鲍鱼海珍的叔辉师徒等等。通过叙事讲述了平时看似简单的竹笋、莲藕、江鱼、稻米等食材、食物加工背后劳动者的勤劳和艰辛。
节目使用了象征符号凸现民族性格。象征主义大师将象征符号作为维持一个社会的机制。象征符号的作用在于 “使不能直接被感觉到的信仰、观念、价值、情感和精神气质变得可见、可听、可触摸”。［9］( P48)节目中的人物生活在东南西北的城镇村落，他们地域不同、民族各异，但是片子中反复出现的鲜活的象征符号： 一双双制作美食粗糙的手，一个个操作食材熟练灵巧的手指，一张张满布皱纹黝黑的笑脸，是他们的共同群像，是中国普通劳动者的象征。在每个人物故事结尾时，片子使用了 “收获”的象征，展现了或是因劳动获得的经济收入，或是因劳动获得的实物收获，表达出了对勤劳坚韧、吃苦耐劳民族性格的褒奖和强化。
片子中使用环境影像作为象征符号，如美丽如画的贵州梯田、一望无际的江汉藕田、挺拔青翠的竹林、碧波万顷的海洋……让故事更具有张力，使得个体故事具有了普遍性和历史感，具有了时空的延展性，让人感受到世世代代身处此环境之中的普通中国人的勤劳和生活的艰辛。在每一集片子结尾部分都运用慢动作 “笑脸”的象征符号，不管是挖藕兄弟满脸泥点子的憨厚，还是姚贵文夫妇的羞涩腼腆，一组组纯朴而又美好的笑脸，象征着一种收获的喜悦和满足，同时也传达了一种对于生活的态度，更是对中国人勤劳坚韧而又热爱生活的民族精神的礼赞。
随着 《舌尖上的中国》的热播，片子中个体人物故事所传达出的中国人的民族特性，得到了观众强烈的共鸣。“看着笋挖出来，火腿吊起来，渔网里闪闪发亮，揭开蒸笼白花花、冒着蒸汽的馒头，拉面摔打在案板上的脆响……都让人激动得落泪。多可爱的中国”。［10］民族性格认同从一个层面支撑着国家认同的构建，奠定了构建国家认同的基石。
［关键词］ 国家认同； 意识形态； 电视纪录片；
在现代社会中大众传播发挥着意识形态的媒介作用。［1］( P1 －21)大众传播作为社会整合机制，在传递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建构国家认同方面的功能成为了传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范畴。戴维·莫利认为，电视连接家庭、国家和国际，维持 “国家家庭” ( National Family) 等各种共同体的形象和现实。［2］中国学者陆晔近期的实证研究表明： 大众传播媒介无论是对社会凝聚力的主观感知方面，还是对公众的国家认同，都产生一定的直接影响。［3］对于春晚、阅兵等电视仪式传播与国家认同建构［4］( P147 －150)的研究文献，都表明了电视媒介在国家认同建构中的意义。
在当下的中国，重视研究大众媒介与国家认同的关系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更具有现实意义。根据维基百科的定义，国家认同(NationalIdentity)是“个体对于政治国家(state)或民族国家(nation)的归属认同意识以及与本族群人的共享情感”。国家认同在个人层面指一个人在心理上对国家历史、语言、伦理、习俗、文化、价值观等的认同。国家认同实质上是个体自觉归属于国家的主体意识。英国学者沃克指出，所有社会都需要某种集体认同感和共识，缺少这种共识，就会很快分崩离析。［5］(P58)
中国的大众传播作为社会整合机制，构建国家认同的现实意义毋庸讳言。历次春晚、大阅兵以及香港回归、澳门回归、奥运开幕式、世博会开幕式等的大型直播活动都体现了主流媒介对于国家认同、社会凝聚的意识形态功能。2012 年 5月，一部美食题材的七集电视纪录片 《舌尖上的中国》［6］在中央电视台悄然热播，吸引了无数观众深夜守候，更引得人们在情不自禁中潸然泪下。与以往的美食纪录片不同，它不是一部精致的烹饪教科书，没有梳理烹饪大师、美食名家、菜系流派、地域特色，也不旨在展现精湛的厨艺和繁复的烹饪过程。片子总导演陈晓卿说： 这个片子不完全是美食纪录片，是要通过美食这个窗口更多地看到人和食物的关系、人和社会的关系。［7］
事实上， 《舌尖上的中国》以美食为承载，通过国家认同的构建，较为成功地完成了传播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责任。此片对于国家认同的意识形态构建，是通过民族性格认同，民族情感认同，传统、文化和文明认同，族群认同四个维度的互动实现的。
一、民族性格认同
民族性格是民族共同体与民族社会的大多数成员所具有的一般性的行为与性格特点，体现于外在的活动、行为和态度之中，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把民族性格理解为民族行为模式。［8］(P316－317)民族性格是一个民族的共同特征，是民族文化的体现，与国家认同密不可分。《舌尖上的中国》在七集篇幅中，通过故事性叙述和象征符号的使用，讲述不同人物获取、加工食材和食物的日常劳作故事，勾勒出中华民族勤劳坚韧、吃苦耐劳而又热爱生活的民族性格。
片子选择了数十个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年龄、不同性格的普通劳动者的故事。例如凌晨三点上山采拾松茸的卓玛母女； 长年在淤泥中挖采莲藕的圣武、茂荣兄弟； 在查干湖冰河里干了一辈子的鱼把头石宝柱； 冰天雪地沿街叫卖黄馍馍的绥德汉子老黄； 挑着扁担摆豆腐摊儿为生、渴望钓一次鱼的姚贵文； 守着百年虾酱作坊自食其力的郭绍芬老人； 童年便开始在自家餐馆帮工的澳门阿伦； 祖祖辈辈种植高山糯稻的壮女潘银绍； 深海潜水一天捕捞几千斤鲍鱼海珍的叔辉师徒等等。通过叙事讲述了平时看似简单的竹笋、莲藕、江鱼、稻米等食材、食物加工背后劳动者的勤劳和艰辛。
节目使用了象征符号凸现民族性格。象征主义大师将象征符号作为维持一个社会的机制。象征符号的作用在于 “使不能直接被感觉到的信仰、观念、价值、情感和精神气质变得可见、可听、可触摸”。［9］( P48)节目中的人物生活在东南西北的城镇村落，他们地域不同、民族各异，但是片子中反复出现的鲜活的象征符号： 一双双制作美食粗糙的手，一个个操作食材熟练灵巧的手指，一张张满布皱纹黝黑的笑脸，是他们的共同群像，是中国普通劳动者的象征。在每个人物故事结尾时，片子使用了 “收获”的象征，展现了或是因劳动获得的经济收入，或是因劳动获得的实物收获，表达出了对勤劳坚韧、吃苦耐劳民族性格的褒奖和强化。
片子中使用环境影像作为象征符号，如美丽如画的贵州梯田、一望无际的江汉藕田、挺拔青翠的竹林、碧波万顷的海洋……让故事更具有张力，使得个体故事具有了普遍性和历史感，具有了时空的延展性，让人感受到世世代代身处此环境之中的普通中国人的勤劳和生活的艰辛。在每一集片子结尾部分都运用慢动作 “笑脸”的象征符号，不管是挖藕兄弟满脸泥点子的憨厚，还是姚贵文夫妇的羞涩腼腆，一组组纯朴而又美好的笑脸，象征着一种收获的喜悦和满足，同时也传达了一种对于生活的态度，更是对中国人勤劳坚韧而又热爱生活的民族精神的礼赞。
随着 《舌尖上的中国》的热播，片子中个体人物故事所传达出的中国人的民族特性，得到了观众强烈的共鸣。“看着笋挖出来，火腿吊起来，渔网里闪闪发亮，揭开蒸笼白花花、冒着蒸汽的馒头，拉面摔打在案板上的脆响……都让人激动得落泪。多可爱的中国”。［10］民族性格认同从一个层面支撑着国家认同的构建，奠定了构建国家认同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