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的情感表现及其审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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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今节目主持传播的类人际性特点决定了主持人情感表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主持传播活动的大众公益性本质又要求主持人从表现内容、程度、方式、场合和时机等方面对内心情感的表现加以适当的控制。在当前的大众传媒语境下，主持人的情感表现具有十分重要的审美作用，具体体现在塑造主持人审美形象、激发受众情感共鸣和升华受众审美情操三个方面。
关键词：主持人;情感表现;情感控制;审美作用
一、引 言
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是否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产生的态度体验，是生存个体在一定价值取向的影响下，对作用于自身的外部刺激所做出的喜、怒、哀、乐等一系列主观心理反应。关于节目主持是否应当存在情感因素，或者说主持人在面对受众时，是否应当将个人的内在情感表现于外在的言行举止中，社会上一直存在着争论。
一种观点可以称为“情感控制论”，认为既然广播电视节目是大众传播的一种重要形式，主持人是以媒体的代言人身份出头露面的公众人物，在节目主持中就势必抛却一切个人的利益取向和心理倾向，冷静、客观、公正地履行其大众信息传播和主流意识导向的根本职责。
另一种观点则持相反的“情感表现论”，认为主持人虽然代表的是某一宣传机构的意志和形象，在广泛的公共领域进行信息传播，但主持传播活动的类人际性特点决定了主持人应当凸显“人”这一根本要素，充分发挥人的活生生的情感力量来与广大受众沟通交流，以强大的感染力达到信息高效传播的目的。
两种观点看似截然相反，实际上却都是从主持传播活动的“大众传播的类人际化”这一重要特点出发的，强调的是同一本质的两个方面：“情感控制论”虽然力主大众传播语境下个人情感的把控，但并不否认主持传播活动以主持人这一具有独特身份的人为传播主体的事实，尽管这一主体最终代表的是一种群体观念;“情感表现论”则更加注重主持传播活动的人际化模式，希望通过主持人对人际交流环境的真切营造来提高受众的认同度和参与性，增强传播效果。
所以，争论的焦点其实并不在于情感是否应当表现，而在于主持人应当在多大程度上表现情感，以及表现的时机、场合和方式，也就是处理好情感表现与情感把控之间的关系的问题。而主持人适度、恰当的情感表现不仅是大众传媒语境下主持传播活动的必然现象，而且在美学的意义上也将在受众的接受心理中起到多元多样的审美作用。
二、情感表现是主持传播活动的必然现象
在当今多样的大众传播方式中，节目主持传播是一种以主持人为主导和主体的特殊形态。这种特殊性是以主持人的主体作用和特殊性质所决定的。主持人一般被定义为：“在广播电视节目中，以个体行为出现，代表群体观念，以有声语言为主干或主线驾驭节目进程，直接面对受众，平等地进行传播的人”[1]。这一身份定位使主持传播活动呈现出人性化、对象化和人际性的特点：在节目主持进程中，主持人把媒体信息与公共观念通过个性化的言行加以生动、具体的诠释，并以受众为直接表达对象，在平等、亲近、友好、亲切的氛围中进行信息传递和观念传达，通过与受众近距离沟通交流的方式强烈体现出人际性的交往模式。主持传播活动由此具备了介于传统的大众传播与纯粹的人际传播之间的独特性，其本质属于大众传播的范畴(个体行为传播的是一种隐含的群体观念)，又是以一种类似于人际传播的形式来实现的(群体观念隐含在个体行为中得到传播)。
上述类人际性传播的特点首先在于个体意义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关系，每一位主持人都力图在节目中营造平易、轻松的交谈氛围，以建构现实生活中协调、和谐的人际交往环境;同时也是友好交流双方平等地位的体现，主持人与其受众之间建立的是交际沟通的双方平起平坐、融洽和睦的主体间性关系，而不是主持人高高在上、独揽话语权的主客支配关系(这与播音员的单向信息传递有比较明显的区别)。尽管节目的进程是在主持人统筹安排下进行的，主持人在本质上掌控着节目现场和话语导向，但这种掌控却只是隐性地发挥着作用，外在表现出的则是一种知心朋友间主人接待宾客般的和谐情境。
在这个意义上，主持人的情感表现便成为必然。一方面，人的心理活动是由感知、情感、理智和思想等多种元素综合组成的，情感的表现是人际化传播的固有现象之一。既然主持人是在一种带有人际交往特点的环境模式中从事传播活动的，就必然或多或少地表露出自身的情感态度。否则其在受众面前就仿佛一块坚硬冰冷的石头，没有人情的柔韧和温度，其对人际传播环境的营造将缺失真实性和自然性，节目也就失去了相当程度的可看性和可接受性。
另一方面，传受双方之间平等友好的交谈氛围也必须以真诚的情感交流为依托。没有真实情感的展现和交付，就减少了知心朋友间的那份信赖和默契，而增生出些许冷漠或虚伪。所以，主持传播活动的类人际化特点，决定了主持人情感表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一些著名主持之所以受到观众的长期青睐，除了他们娴熟的业务操作能力和高水平的语言表达能力之外，其在节目中积极、到位的情感表现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比如鲁豫每每听到嘉宾对生活趣事的诙谐讲述，都从不掩饰内心的情趣，在或会心或畅快的欢笑中达到人与人之间最自然的交流状态。又如孟非时不时在《非诚勿扰》节目现场与嘉宾的进行调侃，幽默地表达着自己的喜悦、惊讶、赞同，甚至不满，使一个鲜活饱满、风趣可亲的主持人形象深入人心。
三、主持人对情感表现的适度控制
虽然主持传播活动带有浓郁的人际交往色彩，但本质上仍是大众传播的一种形式。尽管其外在表现是“我—你”之间一对一的沟通交流，实质上却是作为公众人物的“我”与作为广泛受众的“你们”之间一对多的信息传播与观念传达。所以，主持人在对个人情感进行自然外化时，也应当加以适度的调控。如果按照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将人的自我划分为原欲冲动的“本我”、交际外化的“自我”和理想规范的“超我”，那么主持人作为节目主持这一大众传播活动的主体，其在受众面前的情感表现就应被定位在代表社会普遍价值观的理想化状态、起社会规范作用的“超我”情感的表现层面。具体而言，就是对情感表现的内容、性质、场合、时机、方式和程度进行有意识的全面把控，处理好情感控制与情感释放的辩证关系，使之更加符合大众传播的公共性公益性特点、受众的普遍心理期待和社会道德的价值标准。
(一)从情感表现的内容来看
从情感表现的内容来看主持人所表现的应当是人性中普遍共有的情感，而不是个人陕隘偏执的情绪。
普通心理学认为，情感和情绪虽然都是人对客观事物所持的态度体验，但情感倾向于社会整体的心理需求，而情绪则更偏向于个体本能的欲望冲动。虽然二者都是符合人性的正常态度体验，但作为公共传媒形象代言者的主持人应当充分表现前者而尽量避免后者。1992年“劳动者的歌”五·一晚会上，倪萍在讲述华北油田一位劳模的事迹时流下了感动的泪水，引起全国观众的普遍共鸣和各大媒体的好评[2]。而在2006年足球世界杯八强争夺战的解说现场，黄健翔在临近终场时近乎疯狂地站在意大利队一边招旗呐喊，被指责为失控，不仅违背了赛事解说公平客观的原则，更伤害到澳大利亚队支持者的感情。同是情感的自然流露，倪萍的哭道出了全民心中对无私奉献者的共同敬意，抒发了人类共通的情感，而黄健翔的喜却只是他个人当下的情绪体现，仅仅代表部分人的心声而没有考虑到其他群体的感受，必然招来非议。
(二)从情感表现的性质来看
从情感表现的性质来看，主持人所表现的应当是体现社会道德的积极情感，而不是消极态度。
主持人所表现的应当是体现社会道德理想的高尚情感，而不是表征道德沦丧的丑恶心理;是鼓舞人生向前的积极情感，而不是怂恿自暴自弃的消极态度;是提升审美修养和精神境界的高雅情感，而不是迎合世俗、助长烂俗的低级趣味。
广播电视媒体的主要使命之一是提升大众的精神素质、完善国民的心灵涵养。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现象、乐观向上和悲观抑郁的心理、高雅的文化追求和低俗的生理需求交织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广大传媒工作者有义务从中理性分辨而引人向上，主持人有责任通过人际情感的影响助人向好。山东广播新闻频道热线谈话节目《田园晚风》的主持人田园在这方面堪称表率。她面对热线听友对各自烦恼的倾诉，时刻在自己的欢笑、不忿、诧异、叹惋中为受众分担苦闷、出谋划策。而上海东方卫视《幸福魔方》的主持人陈蓉，时不时通过自己随和温柔又不乏理性思考的情感表现于无形中启发受众悟得“家和万事兴”的道理，调和、化解着嘉宾之间复杂的伦理冲突。而为了片面追求收视率、收听率，迎合社会上部分人畸形的猎奇心理，目前国内某些娱乐评论主持人本着看热闹的态度对明星的隐私甚至遭遇极尽嘲笑、恶搞之能事，还有些人文谈话类节目主持人有意淡化话题的文化色彩，事必谈性，乐此不疲，都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丞待整顿。
(三)从表现方式来看
从表现方式来看，主持人应将情感在自然、真实的状态中外化，而不应做表演式的、煸情的刻意呈现。
广播电视节目毕竟不是影视作品，主持人不是演员，只有以真诚的情感交付受众，对受众以真性情相待，才能真正实现轻松和谐的人际沟通。倪萍认为真情的流露是主持人对生活真诚体验的证明。“无论是哭还是笑，决不能成为职业的哭笑，模式的哭笑，一切都要用心去感受，感受到什么样，就表现出什么样，始终记得并用心去碰撞观众的心”[3]。只有真实自然的情感，还是美的情感。当然，作为公众人物，主持人对自己真情实感的表现也应当拿捏适当，无论是欢笑还是流泪都应把握分寸。过犹不及，无节制的狂喜与悲愤在公共传播的语境下都是情绪失控的表现。同时，还应该在方式方法上加以考究。善意的情感如果表达方式不对，将造成负面效果。一些广播情感节目主持人面对热线听众的述苦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遂直接露骨、犀利地对听众大加指责甚至破口大骂，不加修饰地宣泄对事对人的批判态度，严重破坏了传受双方的和谐关系，不应提倡。
(四)从场合来看
从场合来看，主持人对情感的表现应当随节目类型的性质特点而有量的差别。
在新闻播报、时政评论、社会教育、政教人物访谈等较为严肃、郑重、客观性较强的节目中，情感表现应被更多地加以限制，而主要以事实、理性服人;而在生活服务、综艺娱乐、文化人物访谈等更为休闲放松、人文气息更加浓厚的节目中，对情感的限制应当随节目定位和内容加以放宽。从时机来看，主持人的情感表现应当出现在意欲以情感的交流引发受众共鸣、深化节目主题、提升节目内涵的时刻，以情感内在的感染力增强传播效果，而不是节目全过程都是主持人主观情感的独家舞台。
四、主持人的情感表现在节目中的审美作用
随着大众审美意识的不断增强，当前受众的接受心理出现了审美化现象。他们对信息、节目和媒体的选择标准已超越了是否有用，而上升到是否好听、好看，是否能为自己带来审美的享受。与此同时，传播渠道的多样化、媒体竞争的激烈化和传播效果研究的深入化，使当前大众传播的主要任务不再局限于信息的有效传播。如何提高节目的美学品质，满足受众日益增长的审美需求，已被各大媒体纳入自身的传播理念当中。而在信息传播的同时提升大众真、善、美的思想境界和审美修养，推进精神文明建设，也是我国媒体人共同的追求。在这个意义上，主持人在节目中适时而恰当的情感释放，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具体而言，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主持人审美形象的立体化
广播电视节目是以视听为感知方式作用于受众的接受视野的。“主持人——节目——受众”的传受关系不仅是以节目为中介的媒体信息和主流观念的单向传达关系，也是“受众——节目——主持人”反向的以节目为中介的观看与聆听的欣赏关系。受众在收视与收听过程中所接收的不仅是来自主持人和节目的具有功利性价值的信息，还有来自节目内在品质和受众自身期待的超功利的美感元素(如画面的形象性、声波的音乐性、主持人的人格魅力、节目的趣味性和思想性)。其中主持人是整个节目的执行主体，时刻发挥着能动作用，以最直观的形象面对受众，所以就成为最鲜明地呈现在受众视域中的审美对象。“主持人作为一个完整的审美对象在传递美的信息”，与受众建立起传受双方的审美关系。主持人作为审美对象与物态化的艺术品不同，他在本质上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所以受众在这个对象身上所期待的也就不仅是他声音的悦耳和形象的美观，而是作为一个人由声音、形象、情感、知识、思想等元素组成的综合体。主持人的情感也就由此被纳入了受众的审美范畴。就像作为艺术品的绘画、音乐因为内在情感的蕴含、渗透而具有更高的审美价值一样，主持人也因为情感的外化和流露而更具立体性和感染力。主持人自然、真诚、高尚、高雅的情感内蕴在其表层的声音、形象和主持风格之中，会使受众视野中的审美对象更加丰富、完整而充实。许多受众养成定期收听、收视某一档节目的习惯，很大程度上就是跟该节目的主持人形成了一种“约会意识”，从主持人全方位的美好素质中获得审美愉悦。
(二)激起受众的情感共鸣
如上所述，主持传播活动的人际性决定了主持人与受众双方的主体间性关系。在节目主持传播的语境中，受众不再是单纯的信息被动接受方，而是作为接受主体与传播主体在平等、友善、和谐的氛围中沟通交流，实现人际性的互动交往。这就使主持人情感的流动和影响成为可能。哲学家康德、胡塞尔和美学家杜夫海纳曾分别从人类的共通感、移情作用和情感先验的角度论述过人类情感的主体间性传递。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主持人所抒发的人类普适性的情感态度，在主体间性的交往关系中会引起受众强烈的情感共鸣，使后者在深层心理上对节目产生认同意识，积极参与到节目当中，从而在客观上极大地增强传播效果。北京电视台《倾听》节目的主持人栗坤近期在对朱军的访谈中，随着朱军对人生悲喜的讲述，从主持春晚的乐趣和对已去逝母亲的回忆，时而开怀欢笑时而深沉叹息，以自身情感的转换引导受众激起人生苦乐感受的共鸣。一方面十分切合节目的即时情境，将受众此刻的接受心理近距离拉入对节目的深度参与中，另一方面更引领受众超越了嘉宾和节目本身，进而步入对苦乐悲喜相交织、苦辣酸甜相融合的人生真谛的感还和思考当中，使节目跳脱出单纯的形式本身而具有了丰富而深厚的人文精神内涵。
(三)对受众审美情操的升华
广播电视媒体在信息传播的同时也传达着主流意识和社会道德的导向。在情感共鸣的基础上，主持人高尚、高雅而积极的情感表达会潜移默化地引导受众摈弃丑恶、低俗和消极的价值观，而使心灵得到净化和升华，向真、善、美的理想精神境界趋近。当前许多民生新闻的主持人都试图在对社会百态的评说中启发受众弃恶扬善。比如齐鲁电视台《拉呱》节目主持人小么哥、济南电视台都市频道《都市新女报》主持人小啰啰，都通过闲聊日常生活、评论身边时事的大众、通俗的方式，对大小本地新闻进行个性化评说。他们对不孝子女义愤填膺地批评、对免费救治急患的医生发自内心的赞扬、对因违反交通规则而受伤的行人的告诫、对传统手艺失传的痛惜，无不在真情流露的嘻笑怒骂中为受众树立着社会规范意识，倡导着人伦道德的理想行为，宏扬着真、善、美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通过内在感情的真诚表现，于正面肯定和反面讽喻的对比参照中唤起公众对高尚风气的追求，无形中提升着受众的审美情操。
参考文献：
[1] 赵玉明,王福顺.广播电视辞典[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
[2] 倪萍.日子[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
[3] 肖建华.主持人审美修养[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5.
关键词：主持人;情感表现;情感控制;审美作用
一、引 言
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是否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产生的态度体验，是生存个体在一定价值取向的影响下，对作用于自身的外部刺激所做出的喜、怒、哀、乐等一系列主观心理反应。关于节目主持是否应当存在情感因素，或者说主持人在面对受众时，是否应当将个人的内在情感表现于外在的言行举止中，社会上一直存在着争论。
一种观点可以称为“情感控制论”，认为既然广播电视节目是大众传播的一种重要形式，主持人是以媒体的代言人身份出头露面的公众人物，在节目主持中就势必抛却一切个人的利益取向和心理倾向，冷静、客观、公正地履行其大众信息传播和主流意识导向的根本职责。
另一种观点则持相反的“情感表现论”，认为主持人虽然代表的是某一宣传机构的意志和形象，在广泛的公共领域进行信息传播，但主持传播活动的类人际性特点决定了主持人应当凸显“人”这一根本要素，充分发挥人的活生生的情感力量来与广大受众沟通交流，以强大的感染力达到信息高效传播的目的。
两种观点看似截然相反，实际上却都是从主持传播活动的“大众传播的类人际化”这一重要特点出发的，强调的是同一本质的两个方面：“情感控制论”虽然力主大众传播语境下个人情感的把控，但并不否认主持传播活动以主持人这一具有独特身份的人为传播主体的事实，尽管这一主体最终代表的是一种群体观念;“情感表现论”则更加注重主持传播活动的人际化模式，希望通过主持人对人际交流环境的真切营造来提高受众的认同度和参与性，增强传播效果。
所以，争论的焦点其实并不在于情感是否应当表现，而在于主持人应当在多大程度上表现情感，以及表现的时机、场合和方式，也就是处理好情感表现与情感把控之间的关系的问题。而主持人适度、恰当的情感表现不仅是大众传媒语境下主持传播活动的必然现象，而且在美学的意义上也将在受众的接受心理中起到多元多样的审美作用。
二、情感表现是主持传播活动的必然现象
在当今多样的大众传播方式中，节目主持传播是一种以主持人为主导和主体的特殊形态。这种特殊性是以主持人的主体作用和特殊性质所决定的。主持人一般被定义为：“在广播电视节目中，以个体行为出现，代表群体观念，以有声语言为主干或主线驾驭节目进程，直接面对受众，平等地进行传播的人”[1]。这一身份定位使主持传播活动呈现出人性化、对象化和人际性的特点：在节目主持进程中，主持人把媒体信息与公共观念通过个性化的言行加以生动、具体的诠释，并以受众为直接表达对象，在平等、亲近、友好、亲切的氛围中进行信息传递和观念传达，通过与受众近距离沟通交流的方式强烈体现出人际性的交往模式。主持传播活动由此具备了介于传统的大众传播与纯粹的人际传播之间的独特性，其本质属于大众传播的范畴(个体行为传播的是一种隐含的群体观念)，又是以一种类似于人际传播的形式来实现的(群体观念隐含在个体行为中得到传播)。
上述类人际性传播的特点首先在于个体意义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关系，每一位主持人都力图在节目中营造平易、轻松的交谈氛围，以建构现实生活中协调、和谐的人际交往环境;同时也是友好交流双方平等地位的体现，主持人与其受众之间建立的是交际沟通的双方平起平坐、融洽和睦的主体间性关系，而不是主持人高高在上、独揽话语权的主客支配关系(这与播音员的单向信息传递有比较明显的区别)。尽管节目的进程是在主持人统筹安排下进行的，主持人在本质上掌控着节目现场和话语导向，但这种掌控却只是隐性地发挥着作用，外在表现出的则是一种知心朋友间主人接待宾客般的和谐情境。
在这个意义上，主持人的情感表现便成为必然。一方面，人的心理活动是由感知、情感、理智和思想等多种元素综合组成的，情感的表现是人际化传播的固有现象之一。既然主持人是在一种带有人际交往特点的环境模式中从事传播活动的，就必然或多或少地表露出自身的情感态度。否则其在受众面前就仿佛一块坚硬冰冷的石头，没有人情的柔韧和温度，其对人际传播环境的营造将缺失真实性和自然性，节目也就失去了相当程度的可看性和可接受性。
另一方面，传受双方之间平等友好的交谈氛围也必须以真诚的情感交流为依托。没有真实情感的展现和交付，就减少了知心朋友间的那份信赖和默契，而增生出些许冷漠或虚伪。所以，主持传播活动的类人际化特点，决定了主持人情感表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一些著名主持之所以受到观众的长期青睐，除了他们娴熟的业务操作能力和高水平的语言表达能力之外，其在节目中积极、到位的情感表现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比如鲁豫每每听到嘉宾对生活趣事的诙谐讲述，都从不掩饰内心的情趣，在或会心或畅快的欢笑中达到人与人之间最自然的交流状态。又如孟非时不时在《非诚勿扰》节目现场与嘉宾的进行调侃，幽默地表达着自己的喜悦、惊讶、赞同，甚至不满，使一个鲜活饱满、风趣可亲的主持人形象深入人心。
三、主持人对情感表现的适度控制
虽然主持传播活动带有浓郁的人际交往色彩，但本质上仍是大众传播的一种形式。尽管其外在表现是“我—你”之间一对一的沟通交流，实质上却是作为公众人物的“我”与作为广泛受众的“你们”之间一对多的信息传播与观念传达。所以，主持人在对个人情感进行自然外化时，也应当加以适度的调控。如果按照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将人的自我划分为原欲冲动的“本我”、交际外化的“自我”和理想规范的“超我”，那么主持人作为节目主持这一大众传播活动的主体，其在受众面前的情感表现就应被定位在代表社会普遍价值观的理想化状态、起社会规范作用的“超我”情感的表现层面。具体而言，就是对情感表现的内容、性质、场合、时机、方式和程度进行有意识的全面把控，处理好情感控制与情感释放的辩证关系，使之更加符合大众传播的公共性公益性特点、受众的普遍心理期待和社会道德的价值标准。
(一)从情感表现的内容来看
从情感表现的内容来看主持人所表现的应当是人性中普遍共有的情感，而不是个人陕隘偏执的情绪。
普通心理学认为，情感和情绪虽然都是人对客观事物所持的态度体验，但情感倾向于社会整体的心理需求，而情绪则更偏向于个体本能的欲望冲动。虽然二者都是符合人性的正常态度体验，但作为公共传媒形象代言者的主持人应当充分表现前者而尽量避免后者。1992年“劳动者的歌”五·一晚会上，倪萍在讲述华北油田一位劳模的事迹时流下了感动的泪水，引起全国观众的普遍共鸣和各大媒体的好评[2]。而在2006年足球世界杯八强争夺战的解说现场，黄健翔在临近终场时近乎疯狂地站在意大利队一边招旗呐喊，被指责为失控，不仅违背了赛事解说公平客观的原则，更伤害到澳大利亚队支持者的感情。同是情感的自然流露，倪萍的哭道出了全民心中对无私奉献者的共同敬意，抒发了人类共通的情感，而黄健翔的喜却只是他个人当下的情绪体现，仅仅代表部分人的心声而没有考虑到其他群体的感受，必然招来非议。
(二)从情感表现的性质来看
从情感表现的性质来看，主持人所表现的应当是体现社会道德的积极情感，而不是消极态度。
主持人所表现的应当是体现社会道德理想的高尚情感，而不是表征道德沦丧的丑恶心理;是鼓舞人生向前的积极情感，而不是怂恿自暴自弃的消极态度;是提升审美修养和精神境界的高雅情感，而不是迎合世俗、助长烂俗的低级趣味。
广播电视媒体的主要使命之一是提升大众的精神素质、完善国民的心灵涵养。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现象、乐观向上和悲观抑郁的心理、高雅的文化追求和低俗的生理需求交织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广大传媒工作者有义务从中理性分辨而引人向上，主持人有责任通过人际情感的影响助人向好。山东广播新闻频道热线谈话节目《田园晚风》的主持人田园在这方面堪称表率。她面对热线听友对各自烦恼的倾诉，时刻在自己的欢笑、不忿、诧异、叹惋中为受众分担苦闷、出谋划策。而上海东方卫视《幸福魔方》的主持人陈蓉，时不时通过自己随和温柔又不乏理性思考的情感表现于无形中启发受众悟得“家和万事兴”的道理，调和、化解着嘉宾之间复杂的伦理冲突。而为了片面追求收视率、收听率，迎合社会上部分人畸形的猎奇心理，目前国内某些娱乐评论主持人本着看热闹的态度对明星的隐私甚至遭遇极尽嘲笑、恶搞之能事，还有些人文谈话类节目主持人有意淡化话题的文化色彩，事必谈性，乐此不疲，都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丞待整顿。
(三)从表现方式来看
从表现方式来看，主持人应将情感在自然、真实的状态中外化，而不应做表演式的、煸情的刻意呈现。
广播电视节目毕竟不是影视作品，主持人不是演员，只有以真诚的情感交付受众，对受众以真性情相待，才能真正实现轻松和谐的人际沟通。倪萍认为真情的流露是主持人对生活真诚体验的证明。“无论是哭还是笑，决不能成为职业的哭笑，模式的哭笑，一切都要用心去感受，感受到什么样，就表现出什么样，始终记得并用心去碰撞观众的心”[3]。只有真实自然的情感，还是美的情感。当然，作为公众人物，主持人对自己真情实感的表现也应当拿捏适当，无论是欢笑还是流泪都应把握分寸。过犹不及，无节制的狂喜与悲愤在公共传播的语境下都是情绪失控的表现。同时，还应该在方式方法上加以考究。善意的情感如果表达方式不对，将造成负面效果。一些广播情感节目主持人面对热线听众的述苦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遂直接露骨、犀利地对听众大加指责甚至破口大骂，不加修饰地宣泄对事对人的批判态度，严重破坏了传受双方的和谐关系，不应提倡。
(四)从场合来看
从场合来看，主持人对情感的表现应当随节目类型的性质特点而有量的差别。
在新闻播报、时政评论、社会教育、政教人物访谈等较为严肃、郑重、客观性较强的节目中，情感表现应被更多地加以限制，而主要以事实、理性服人;而在生活服务、综艺娱乐、文化人物访谈等更为休闲放松、人文气息更加浓厚的节目中，对情感的限制应当随节目定位和内容加以放宽。从时机来看，主持人的情感表现应当出现在意欲以情感的交流引发受众共鸣、深化节目主题、提升节目内涵的时刻，以情感内在的感染力增强传播效果，而不是节目全过程都是主持人主观情感的独家舞台。
四、主持人的情感表现在节目中的审美作用
随着大众审美意识的不断增强，当前受众的接受心理出现了审美化现象。他们对信息、节目和媒体的选择标准已超越了是否有用，而上升到是否好听、好看，是否能为自己带来审美的享受。与此同时，传播渠道的多样化、媒体竞争的激烈化和传播效果研究的深入化，使当前大众传播的主要任务不再局限于信息的有效传播。如何提高节目的美学品质，满足受众日益增长的审美需求，已被各大媒体纳入自身的传播理念当中。而在信息传播的同时提升大众真、善、美的思想境界和审美修养，推进精神文明建设，也是我国媒体人共同的追求。在这个意义上，主持人在节目中适时而恰当的情感释放，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具体而言，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主持人审美形象的立体化
广播电视节目是以视听为感知方式作用于受众的接受视野的。“主持人——节目——受众”的传受关系不仅是以节目为中介的媒体信息和主流观念的单向传达关系，也是“受众——节目——主持人”反向的以节目为中介的观看与聆听的欣赏关系。受众在收视与收听过程中所接收的不仅是来自主持人和节目的具有功利性价值的信息，还有来自节目内在品质和受众自身期待的超功利的美感元素(如画面的形象性、声波的音乐性、主持人的人格魅力、节目的趣味性和思想性)。其中主持人是整个节目的执行主体，时刻发挥着能动作用，以最直观的形象面对受众，所以就成为最鲜明地呈现在受众视域中的审美对象。“主持人作为一个完整的审美对象在传递美的信息”，与受众建立起传受双方的审美关系。主持人作为审美对象与物态化的艺术品不同，他在本质上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所以受众在这个对象身上所期待的也就不仅是他声音的悦耳和形象的美观，而是作为一个人由声音、形象、情感、知识、思想等元素组成的综合体。主持人的情感也就由此被纳入了受众的审美范畴。就像作为艺术品的绘画、音乐因为内在情感的蕴含、渗透而具有更高的审美价值一样，主持人也因为情感的外化和流露而更具立体性和感染力。主持人自然、真诚、高尚、高雅的情感内蕴在其表层的声音、形象和主持风格之中，会使受众视野中的审美对象更加丰富、完整而充实。许多受众养成定期收听、收视某一档节目的习惯，很大程度上就是跟该节目的主持人形成了一种“约会意识”，从主持人全方位的美好素质中获得审美愉悦。
(二)激起受众的情感共鸣
如上所述，主持传播活动的人际性决定了主持人与受众双方的主体间性关系。在节目主持传播的语境中，受众不再是单纯的信息被动接受方，而是作为接受主体与传播主体在平等、友善、和谐的氛围中沟通交流，实现人际性的互动交往。这就使主持人情感的流动和影响成为可能。哲学家康德、胡塞尔和美学家杜夫海纳曾分别从人类的共通感、移情作用和情感先验的角度论述过人类情感的主体间性传递。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主持人所抒发的人类普适性的情感态度，在主体间性的交往关系中会引起受众强烈的情感共鸣，使后者在深层心理上对节目产生认同意识，积极参与到节目当中，从而在客观上极大地增强传播效果。北京电视台《倾听》节目的主持人栗坤近期在对朱军的访谈中，随着朱军对人生悲喜的讲述，从主持春晚的乐趣和对已去逝母亲的回忆，时而开怀欢笑时而深沉叹息，以自身情感的转换引导受众激起人生苦乐感受的共鸣。一方面十分切合节目的即时情境，将受众此刻的接受心理近距离拉入对节目的深度参与中，另一方面更引领受众超越了嘉宾和节目本身，进而步入对苦乐悲喜相交织、苦辣酸甜相融合的人生真谛的感还和思考当中，使节目跳脱出单纯的形式本身而具有了丰富而深厚的人文精神内涵。
(三)对受众审美情操的升华
广播电视媒体在信息传播的同时也传达着主流意识和社会道德的导向。在情感共鸣的基础上，主持人高尚、高雅而积极的情感表达会潜移默化地引导受众摈弃丑恶、低俗和消极的价值观，而使心灵得到净化和升华，向真、善、美的理想精神境界趋近。当前许多民生新闻的主持人都试图在对社会百态的评说中启发受众弃恶扬善。比如齐鲁电视台《拉呱》节目主持人小么哥、济南电视台都市频道《都市新女报》主持人小啰啰，都通过闲聊日常生活、评论身边时事的大众、通俗的方式，对大小本地新闻进行个性化评说。他们对不孝子女义愤填膺地批评、对免费救治急患的医生发自内心的赞扬、对因违反交通规则而受伤的行人的告诫、对传统手艺失传的痛惜，无不在真情流露的嘻笑怒骂中为受众树立着社会规范意识，倡导着人伦道德的理想行为，宏扬着真、善、美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通过内在感情的真诚表现，于正面肯定和反面讽喻的对比参照中唤起公众对高尚风气的追求，无形中提升着受众的审美情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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