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史学传统对新闻传播史研究的启示
时间：
陈世华1由 分享
摘要：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作为史学分支的一门，需要不断借鉴西方史学的优良传统和优秀成果，来展现新闻传播史的原貌和全景。新闻传播史研究需要继承西方史学的三大传统，具备社会文化史的视野，政治军事史的热情，神话史学的信仰和勇气，以及年鉴学派的时间概念，世界体系的空间概念，后现代史学的批判眼光。
关键词：西方史学；新闻传播史；启示与借鉴
新闻传播史既是新闻学的分支学科，同时也是史学的分支学科。新闻传播史的研究既要遵循新闻传播学理论，更需要从博大精深的史学理论中吸取营养，尤其是在新闻传播学科是否是一门学科屡屡遭到质疑时，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借鉴史学理论和方法，力争自立于学科之林显得尤其重要。正如复旦大学黄旦教授所说，“报刊史似乎从来就不存在学科合法性的危机，哪怕一点点疑问。新闻有学无学的争吵，即便沸反盈天火烧连营，受牵连的也只是新闻理论，报刊史悠悠然隔岸观火”，为什么呢，原因很多，“但不能说与报刊史背靠历史学科这一棵大树无关。”新闻传播学的出现和发展未经过百年，而史学在中西方都有几千年的历史。《尚书》是中国史学滥觞，而从荷马史诗中又看到了西方史学的雏形。史学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升华提炼出一系列成熟的理论和方法，值得新闻传播史研究借鉴。去年《新闻大学》组织一批专家学者对新闻传播史研究的范式进行了讨论，本文欲“接着说”，希望借鉴西方史学传统，以期对新闻传播史研究有所启发。
史学之演进，最早应溯及到神话与史诗。早在古希腊时期，荷马史诗以及其他神话在艺术描写中。就含有真实历史的内核，隐含了古希腊人朦胧的历史意识，成为西方史学的滥觞。几百年后，被西塞罗称为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撰写了西方史学史上第一部名副其实的史学著作《历史》。纵观西方史学发展史，从《历史》开始，就逐渐形成了三种史学传统，即社会文化史传统、政治军事史传统和神话史学传统。
其一，是希罗多德的《历史》开创的社会文化史传统，其特点为宽宏丰隐，广采博收。《历史》是西方史学上第一部社会文化史，其内容极为丰富，作者充分利用了当时他所能看到的各种资料，诸如谱系、神话、史诗、碑铭以及前辈作家的著作，并通过亲身采访，实地调查等方式广泛搜集资料。作者以生动的笔法记载了西亚、北非以及希腊地区的地理环境、民族分布、政治制度、经济生活、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名胜古迹等，展示了古代世界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族的生动图景，俨如一部小型的“百科全书”。该书是将历史真实性与艺术性结合起来的鸿篇巨著，作者以希波战争为主题，将大量的材料组合在一起，纳入一个大体完整的体例之中，构成了一部记述希腊人和异邦人的历史业绩。在写作中，作者对史料采取“客观主义”的态度，把一切在他看来重要的事情都记载下来。他曾公开声称：“我的职责是把我所听到的一切记录下来，虽然我并没有任何义务来相信每一件事情。”又说：“我的规则是我不管人们告诉我什么，我都把它记录下来。”当然，他的这种“有闻必录”的做法，常失之于轻信，使其书不无谬误之处，为后人所诟病。
其二，是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奠定的政治军事史传统，其内容集中于政治军事，行文极富热情，倾向明显。修昔底德被后人称为“政治史之父”，作为这场大战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以生动豪放的史笔，简洁流畅的文字，不仅全面地记载了战争的主要史实，展示了战争的恢宏场面和党派斗争的严酷惨烈，还恰如其分的描述了当时人们心理心态的微妙变化。修昔底德是雅典人，有着自己的政治立场，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亲雅典的立场上来撰写这部著作，体现了鲜明的政治立场。作者对伯里克利时代的盛世不胜怀恋，所以当他从雅典称雄一直写到它临近失败之时，字里行间弥漫着一种悲伤的气氛。因为雅典的衰败，作者不禁为之黯然神伤，终于满腔悲伧而卒。全书鲜明地体现了作者的政治倾向，透过他的冷峻、平静的笔法，不难看出他对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的赞美，对激进民主推行冒险政策的谴责等，体现作者的爱憎，蕴含着了他对雅典城邦的长治久安而寄托的希望，同时暗含着今不如昔的历史退化观。作为政治军事史的奠基之作，作者专注于这场战事，很少涉及其他方面，剔除了一些与战争无关的内容，并把荒诞的传闻摒弃在历史之外，一扫过去那种虚构与现实传闻于真实不分的情况，给后人留下了一种信而有征的整体风貌。作者采取十分严肃的态度和求真的精神，注意搜集真实的史料，尤其是重视第一手原始资料，体现了出了朴素唯物主义历史观。修昔底德认定历史的成败兴衰是由人事而非神力所决定，历史不再是神的意志的产物而是人类自身发展的历史，努力把人类历史从神人合一的状态中分离出来，体现了坚定的人本观念。休谟认为真正的历史学从修昔的著作开始，后来更是受客观主义史学的兰克史学顶礼膜拜。
其三，是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开创的神学历史传统，主要是记神事，载圣迹，认为上帝主宰着人间一切万物的和平，并将平等和不平等的事物安排在各自适当的位置上，保持世间的秩序。奥古斯丁是基督教早期神学哲学和政治思想的集大成者，《上帝之城》试图追寻彼岸世界，论述神圣的关照和人类的历史的，提醒世人神的国度是永垂不朽的。在该书中，历史第一次被理解为由一个固定的起点(上帝创世)到终点(末日审判)的线性运动，历史被理解为上帝的安排，而非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创造。历史具有预定性和启示性的，是一种向着既定目标的前进的运动。《上帝之城》确立了基督教的世界史理论，征服了古典史学的人本观念，而且征服希腊罗马史学中的地域观念，启发了当代的年鉴学派和世界体系理论。神话史学传统的重要特征就是执着的精神追求，奥古斯丁就说“我对教会的热情，促使我来保卫上帝之城”正是对上帝、对教会的热情和信仰，促使他孜孜不倦探索历史的行程，极力证明上帝与历史，现实世界与彼岸世界的逻辑统一关系。
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之后，西方史学的三个传统皆已出现。但是，后来西方史学的发展三者并末成鼎足之势，主要是政治军事史传统一枝独秀，从修昔底德到十九世纪的兰克一直以军事政治史为主。从奥古斯丁至17世纪法国主教博絮埃撰《世界史论》，基督教的神学传统也曾企图霸占史坛。直到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领袖伏尔泰撰《路易十四时代》，才突破了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军事史传统，同时也对神学史观进行了激烈的冲击，从而使希罗多德开创的社会文化史传统得到延续。简言之，西方史学著作基本上是按照这三种史学传统进行撰述的。
新闻传播史作为史学的分治学科，在研究中也在不断借鉴史学的研究成果。新闻传播史研究虽未能与史学同步前进，但也在尝试紧紧跟随，新闻传播学在中国短短的百年历程，出现了一批优秀的新闻传播史著作，尤其是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延续西方史学传统的代表性著作。
其一，吴廷俊教授的《新记大公报史稿》，可以说是社会文化史传统在新闻传播史研究领域的代表作。该书史料翔实，评价公正，作者在充分利用了所看到的各种文献资料，如书信，报刊，文集、文件等，还采访了当事人的后代、亲友、同事，充分收集了口述史学的材料。在此基础上，作者秉持文人论证的总体指导思想，论述并客观评价了大公报人在救亡图存中的杰出业绩，生动地展现了一副民国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全景。同时该书突破了社会文化史传统的客观主义，结合政治军事史的热情，对大公报在几十年历程中的成就颇多赞誉，对大公报在党争内战中的过失遗憾不已。行文中流露出对大公报的精神不能再生的感慨，全书弥漫着一种“此曲只应天上有”的伤感气氛。与中国古代的史传典籍相类比，可以说，吴著承继了《史记》的遗续。司马迁开创了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知识的综合撰史方法，通过“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史记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贯通古今、内容广博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再现了史前到当代(汉武帝时期)的历史画面。同时，作者突破了孔子述而不作的撰史传统，通过“太史公日”的形式，表达了作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修史理念，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了独到的论断，虽然班固说他“论是非颇谬于圣人”，但其宝贵的史论财富至今仍然熠熠生辉。而吴著在论述大公报的发展历程，再现报刊史全景的同时，也对史实和人物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介，如对大公报的“文人论政”传统以及“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理念进行了批判性的评价，指出了大公报“小骂大帮忙”的本质。
其二，蔡铭泽的《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某种程度上来说承续了政治军事史传统。作者敢为人先，选择对近现代中国产生深远影响，但又因为政党群体失败而被大陆主流学界忽视的报刊群体——国民党党报进行深入研究，再现了国民党党报发生、发展、消亡的历史过程。在学术无禁区，言论有藩篱的时代语境下，作者突破意识形态的禁区，摆脱了失败者的历史不足惜的“土匪史观”的影响，秉着资料第一，评价第二的写作理念，对资料进行了批判的遴选和解读，总结出政党、政权、党报三者之间的教训，梳理“党”、“报”、“政”的科学关系。作者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既揭露和批评了国民党党报维护国民党专政的本质，又具体地肯定了其在特定条件下的某些积极宣传和改革。这样就从根本立场上否定了国民党党报，又在具体问题上肯定了国民党党报的写作基调，做到了符合大陆的主流意识形态，也有别于台湾学者对国民党党报的历史书写。作者以文献分析为主，数据分析、比较分析为辅，以政治事件为主、全面展开、重点解剖的方式，重点勾勒了1927—1949年间的国民党党报历史图景。是“一部弥补中国新闻史研究空白的力作”。反观中国古代史籍，依稀可见《汉书》的影子，汉书是汉朝官方所修之断代史，其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以警示后人。作为官方修史，其对汉王朝基本上持褒扬的基调，具有浓厚的封建正宗思想，尤其是汉武帝的文治武功更是赞扬不已。正如政治军事史专注于政治军事大事一样，《国民党》主要专注于新闻媒介本身，再现国民党党报的历史流变，同时作者又极具政治军事史的热情，其研究就是为了为现实的党、政权、媒介的科学关系提供“前车之鉴”，对国民党的党报始终坚持批判的否定的立场，同时对具体时期具体业绩和具体人物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体现出了鲜明的立场和倾向性，极富政治军事史的热情。
关键词：西方史学；新闻传播史；启示与借鉴
新闻传播史既是新闻学的分支学科，同时也是史学的分支学科。新闻传播史的研究既要遵循新闻传播学理论，更需要从博大精深的史学理论中吸取营养，尤其是在新闻传播学科是否是一门学科屡屡遭到质疑时，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借鉴史学理论和方法，力争自立于学科之林显得尤其重要。正如复旦大学黄旦教授所说，“报刊史似乎从来就不存在学科合法性的危机，哪怕一点点疑问。新闻有学无学的争吵，即便沸反盈天火烧连营，受牵连的也只是新闻理论，报刊史悠悠然隔岸观火”，为什么呢，原因很多，“但不能说与报刊史背靠历史学科这一棵大树无关。”新闻传播学的出现和发展未经过百年，而史学在中西方都有几千年的历史。《尚书》是中国史学滥觞，而从荷马史诗中又看到了西方史学的雏形。史学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升华提炼出一系列成熟的理论和方法，值得新闻传播史研究借鉴。去年《新闻大学》组织一批专家学者对新闻传播史研究的范式进行了讨论，本文欲“接着说”，希望借鉴西方史学传统，以期对新闻传播史研究有所启发。
史学之演进，最早应溯及到神话与史诗。早在古希腊时期，荷马史诗以及其他神话在艺术描写中。就含有真实历史的内核，隐含了古希腊人朦胧的历史意识，成为西方史学的滥觞。几百年后，被西塞罗称为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撰写了西方史学史上第一部名副其实的史学著作《历史》。纵观西方史学发展史，从《历史》开始，就逐渐形成了三种史学传统，即社会文化史传统、政治军事史传统和神话史学传统。
其一，是希罗多德的《历史》开创的社会文化史传统，其特点为宽宏丰隐，广采博收。《历史》是西方史学上第一部社会文化史，其内容极为丰富，作者充分利用了当时他所能看到的各种资料，诸如谱系、神话、史诗、碑铭以及前辈作家的著作，并通过亲身采访，实地调查等方式广泛搜集资料。作者以生动的笔法记载了西亚、北非以及希腊地区的地理环境、民族分布、政治制度、经济生活、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名胜古迹等，展示了古代世界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族的生动图景，俨如一部小型的“百科全书”。该书是将历史真实性与艺术性结合起来的鸿篇巨著，作者以希波战争为主题，将大量的材料组合在一起，纳入一个大体完整的体例之中，构成了一部记述希腊人和异邦人的历史业绩。在写作中，作者对史料采取“客观主义”的态度，把一切在他看来重要的事情都记载下来。他曾公开声称：“我的职责是把我所听到的一切记录下来，虽然我并没有任何义务来相信每一件事情。”又说：“我的规则是我不管人们告诉我什么，我都把它记录下来。”当然，他的这种“有闻必录”的做法，常失之于轻信，使其书不无谬误之处，为后人所诟病。
其二，是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奠定的政治军事史传统，其内容集中于政治军事，行文极富热情，倾向明显。修昔底德被后人称为“政治史之父”，作为这场大战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以生动豪放的史笔，简洁流畅的文字，不仅全面地记载了战争的主要史实，展示了战争的恢宏场面和党派斗争的严酷惨烈，还恰如其分的描述了当时人们心理心态的微妙变化。修昔底德是雅典人，有着自己的政治立场，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亲雅典的立场上来撰写这部著作，体现了鲜明的政治立场。作者对伯里克利时代的盛世不胜怀恋，所以当他从雅典称雄一直写到它临近失败之时，字里行间弥漫着一种悲伤的气氛。因为雅典的衰败，作者不禁为之黯然神伤，终于满腔悲伧而卒。全书鲜明地体现了作者的政治倾向，透过他的冷峻、平静的笔法，不难看出他对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的赞美，对激进民主推行冒险政策的谴责等，体现作者的爱憎，蕴含着了他对雅典城邦的长治久安而寄托的希望，同时暗含着今不如昔的历史退化观。作为政治军事史的奠基之作，作者专注于这场战事，很少涉及其他方面，剔除了一些与战争无关的内容，并把荒诞的传闻摒弃在历史之外，一扫过去那种虚构与现实传闻于真实不分的情况，给后人留下了一种信而有征的整体风貌。作者采取十分严肃的态度和求真的精神，注意搜集真实的史料，尤其是重视第一手原始资料，体现了出了朴素唯物主义历史观。修昔底德认定历史的成败兴衰是由人事而非神力所决定，历史不再是神的意志的产物而是人类自身发展的历史，努力把人类历史从神人合一的状态中分离出来，体现了坚定的人本观念。休谟认为真正的历史学从修昔的著作开始，后来更是受客观主义史学的兰克史学顶礼膜拜。
其三，是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开创的神学历史传统，主要是记神事，载圣迹，认为上帝主宰着人间一切万物的和平，并将平等和不平等的事物安排在各自适当的位置上，保持世间的秩序。奥古斯丁是基督教早期神学哲学和政治思想的集大成者，《上帝之城》试图追寻彼岸世界，论述神圣的关照和人类的历史的，提醒世人神的国度是永垂不朽的。在该书中，历史第一次被理解为由一个固定的起点(上帝创世)到终点(末日审判)的线性运动，历史被理解为上帝的安排，而非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创造。历史具有预定性和启示性的，是一种向着既定目标的前进的运动。《上帝之城》确立了基督教的世界史理论，征服了古典史学的人本观念，而且征服希腊罗马史学中的地域观念，启发了当代的年鉴学派和世界体系理论。神话史学传统的重要特征就是执着的精神追求，奥古斯丁就说“我对教会的热情，促使我来保卫上帝之城”正是对上帝、对教会的热情和信仰，促使他孜孜不倦探索历史的行程，极力证明上帝与历史，现实世界与彼岸世界的逻辑统一关系。
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之后，西方史学的三个传统皆已出现。但是，后来西方史学的发展三者并末成鼎足之势，主要是政治军事史传统一枝独秀，从修昔底德到十九世纪的兰克一直以军事政治史为主。从奥古斯丁至17世纪法国主教博絮埃撰《世界史论》，基督教的神学传统也曾企图霸占史坛。直到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领袖伏尔泰撰《路易十四时代》，才突破了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军事史传统，同时也对神学史观进行了激烈的冲击，从而使希罗多德开创的社会文化史传统得到延续。简言之，西方史学著作基本上是按照这三种史学传统进行撰述的。
新闻传播史作为史学的分治学科，在研究中也在不断借鉴史学的研究成果。新闻传播史研究虽未能与史学同步前进，但也在尝试紧紧跟随，新闻传播学在中国短短的百年历程，出现了一批优秀的新闻传播史著作，尤其是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延续西方史学传统的代表性著作。
其一，吴廷俊教授的《新记大公报史稿》，可以说是社会文化史传统在新闻传播史研究领域的代表作。该书史料翔实，评价公正，作者在充分利用了所看到的各种文献资料，如书信，报刊，文集、文件等，还采访了当事人的后代、亲友、同事，充分收集了口述史学的材料。在此基础上，作者秉持文人论证的总体指导思想，论述并客观评价了大公报人在救亡图存中的杰出业绩，生动地展现了一副民国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全景。同时该书突破了社会文化史传统的客观主义，结合政治军事史的热情，对大公报在几十年历程中的成就颇多赞誉，对大公报在党争内战中的过失遗憾不已。行文中流露出对大公报的精神不能再生的感慨，全书弥漫着一种“此曲只应天上有”的伤感气氛。与中国古代的史传典籍相类比，可以说，吴著承继了《史记》的遗续。司马迁开创了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知识的综合撰史方法，通过“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史记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贯通古今、内容广博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再现了史前到当代(汉武帝时期)的历史画面。同时，作者突破了孔子述而不作的撰史传统，通过“太史公日”的形式，表达了作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修史理念，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了独到的论断，虽然班固说他“论是非颇谬于圣人”，但其宝贵的史论财富至今仍然熠熠生辉。而吴著在论述大公报的发展历程，再现报刊史全景的同时，也对史实和人物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介，如对大公报的“文人论政”传统以及“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理念进行了批判性的评价，指出了大公报“小骂大帮忙”的本质。
其二，蔡铭泽的《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某种程度上来说承续了政治军事史传统。作者敢为人先，选择对近现代中国产生深远影响，但又因为政党群体失败而被大陆主流学界忽视的报刊群体——国民党党报进行深入研究，再现了国民党党报发生、发展、消亡的历史过程。在学术无禁区，言论有藩篱的时代语境下，作者突破意识形态的禁区，摆脱了失败者的历史不足惜的“土匪史观”的影响，秉着资料第一，评价第二的写作理念，对资料进行了批判的遴选和解读，总结出政党、政权、党报三者之间的教训，梳理“党”、“报”、“政”的科学关系。作者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既揭露和批评了国民党党报维护国民党专政的本质，又具体地肯定了其在特定条件下的某些积极宣传和改革。这样就从根本立场上否定了国民党党报，又在具体问题上肯定了国民党党报的写作基调，做到了符合大陆的主流意识形态，也有别于台湾学者对国民党党报的历史书写。作者以文献分析为主，数据分析、比较分析为辅，以政治事件为主、全面展开、重点解剖的方式，重点勾勒了1927—1949年间的国民党党报历史图景。是“一部弥补中国新闻史研究空白的力作”。反观中国古代史籍，依稀可见《汉书》的影子，汉书是汉朝官方所修之断代史，其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以警示后人。作为官方修史，其对汉王朝基本上持褒扬的基调，具有浓厚的封建正宗思想，尤其是汉武帝的文治武功更是赞扬不已。正如政治军事史专注于政治军事大事一样，《国民党》主要专注于新闻媒介本身，再现国民党党报的历史流变，同时作者又极具政治军事史的热情，其研究就是为了为现实的党、政权、媒介的科学关系提供“前车之鉴”，对国民党的党报始终坚持批判的否定的立场，同时对具体时期具体业绩和具体人物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体现出了鲜明的立场和倾向性，极富政治军事史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