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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电视编辑思维
20世纪初,电影大师爱森斯坦曾期望把《资本论》搬上银幕,试图通过电影手段表现思维的辩证法,“从具体生活的再现跃为抽象化和普遍化的意象”,完全突破轶闻琐事的单纯展示,以便“把事件处理为一系列论题的结论,而不是单纯的事件”①。然而,由于当时的技术手段和思维能力的限制,爱森斯坦的梦想并没有成为现实。令人欣慰的是,1998年,中央电视台将发表150周年的共产主义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搬上屏幕,一定程度上验证和实现了这一伟大的构想。片中,借助形象化画面和抽象性信息,一部富有哲理性的电视片鲜活地呈现在广大观众面前。我们很难想象,如果离开思维的指导,高度抽象的“宣言”怎么能够成为一部形象化艺术的文献纪录片。
的确,电视作品中许多令人耳目一新、叹为观止的艺术形象,都是通过声画塑造和传播的。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些片断:仰望蓝天白云,马上就能看到同一片蓝天下的亲人,这是电视驾驭时空的思维;仰望翱翔的雄鹰,俯瞰大地的壮观,这是电视自由转换角度的思维表达;坐在沙滩上观看大海,想到最思念的亲人踏浪而来,电视可以表现无限的遐思……这一切无不都是电视思维、电视编辑思维的结晶。
事实上,从客观存在事物的展示,到人物内心活动的表达,电视都可以将它们顺理成章地转换成艺术化的视听造型,化腐朽为神奇,变平凡为伟大,通过视听形象传递情感或神韵,创造出适应和满足观众欣赏情趣的电视作品。
一
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②现代社会的发展史证明,一个民族、国家或地区如果想在世界性的技术革命中占据主导地位,就必须拥有高技术优势。理论思维是发现和创造高技术的前提条件,也是转换和应用高技术的具体手段。以往的电视实践也有力地说明了这个基本道理。
自1936年世界第一座电视台在英国伦敦开播以来,现代科技的产物——电视在世界各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少数几个发达国家到遍布全球,从黑白电视到彩色电视、立体声电视、高清晰度电视,从少数几个频道的无线电视到数十个甚至上百个频道的有线电视,从微波传送到卫星转播、网上链播……人们几千年来梦寐以求的“千里眼、顺风耳”长了出来,一个全新的“地球村”已经诞生。先进的传输技术、制作技术武装了电视,成了这一革命性变革的重要推动力。当然,思维居于电视技术变革与应用的核心地位,是整个人类智力活动的最高调节者,给各种电视创作活动带来了深刻而深远的影响。
20世纪末,人类迈入了数字电子传播时代。一方面,多媒体、互联网等新技术、新媒介的融入,为电视传播获得了延伸的可能性。电视编辑突破了基于磁带的线性编辑的诸多局限,基于数字技术的非线性编辑等为电视创作空间的拓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新媒介和新技术使自己放大和延伸”③。新技术应用下的电视编辑实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需要新思维的切实指导,需要思维的推动激发和创造性构思。
另一方面,媒介竞争也迫使电视编辑更新思维观念与思维方式。一直以来,报纸、广播与电视的竞争始终没有停止过,“第四媒体”网络的崛起,不可避免地对电视生存空间和发展前景构成强大的冲击。面对其他媒介及其电视媒介间的多重竞争压力,电视如果不及时从思维观念和思维策略上加以突破,其传统的优势地盘将难以维持。
从“信息高速公路”的推进到“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概念的提出,信息资源的丰富与膨胀已是公认的事实,而且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的影视产业将进一步跨入市场化、国际化轨道,“接受暴风雨的洗礼”④在所难免。如何更为合理有效地利用和开发影视资源是未来我们面临的一大课题。如何实现电视资源从数量到质量的转变,如何借鉴和吸纳外来资源,并纳入自主发展轨道,如何实现从外延到内涵的强化,如何进行整合与重构，这是电视编辑面临的又一新问题。思维观念、模式、方法、策略的革新势在必行。
电视编辑是电视作品的重要思维艺术和结构方法,是电视制作的最后环节。任何电视作品的形成都离不开电视编辑的直接组织和传播,电视编辑的思维方式与规律直接影响着最终电视作品的质量。北京广播学院的丁海宴先生曾以纪录片的编辑为例:“纪录片编辑的过程,就是整理的过程。纪录片在前期拍摄的时候经常是模糊的,而在编辑台上才能理出头绪。在记录事实的过程中,主观的理解与客观的事实,时常是相背的,这种矛盾的统一同样需要在编辑台上完成。许多感情阶段无法理解和解释的事实,往往需要在理智阶段来分辨和澄清。如果说,纪录片的前期制作是一种即兴的感情创作,那么后期编辑则应该是理智的思维创造。用个形象的说法,摄影机是感情的机器,编辑机(包括剪刀)则是理智的工具。”⑤思维在编辑阶段的重要作用可见一般。
面对紧迫的实践形势,理论显得相对滞后,这是当前电视界面临的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尽管“操作和思维是平等进行的”,但“两者是两个高低不同的层次和系统,人的思维和认识永远指挥着操作”。⑥这也是建构电视编辑思维的另一重要动因。
二
电视节目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综合的创作过程,我们不妨进行简化:
电视节目=信息(视音频信息为主,包括其他文字、图表、动画等信息) 思维 工具。
其中节目是思维的最终体现和目标,信息是思维的作用对象,工具是思维的实现手段。我们先看这样两个镜头:铁锄和火箭,表面上毫无关联,如果给予客观和感性的描述,则是:从时间上看,一个是远古的生产工具,一个是当代的顶尖技术;从空间上看,一个在古老的文明部落,一个处于现代高科技城。当建立起某种理性认识时,就会产生直观明了的联系。通过人们的思维使之产生某种关联,或对比技术的进步,或隐喻历史的变革,这就是一种创造,一种在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基础上的创新。在这里,画面铁锄和火箭是资源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是历史照片记录,也可以是现有实物的展示;它们的对比或隐喻则是一种基于辩证思维的合理对接,一种基于形式组织的逻辑连贯;而组织的物理工具可以是硬切,也可以是叠化或划等特技手段,只要符合特定的叙述情境,其处理手段都将是思维实现的合理存在。
电视编辑思维的重要功能之一即在于将这些直观上无关联的画面组织起来。画面隐含的延伸性是电视编辑实现思维概括性和创造性的重要基础,在普多夫金和库里肖夫看来:“剪辑的过程不仅仅是讲述一个连续的故事。通过适当的组接并列方法,可以赋予镜头过去从未具有的意义。”他们甚至把它作为一条“美学原则”:“对于一种艺术来说,首先是材料,其次是组织运用这些材料,使其适合这种艺术的特殊要求的方法。”⑦
信息科学和认知科学把思维理解为“发生在脑中的信息变化过程,或者说是信息变换过程,从操作意义上讲即信息加工过程。”在他们看来,“思维是在特定物质结构中以信息变换的方式对客体深层远区实现穿透性反映的、可派生出或可表现为高级意识活动的物质活动。”⑧它以感知为基础又超越感知,是人类认识过程的高级阶段;以信息加工为基础,又超越了信息加工的物理存在意义,赋予信息以精神、以力量、以思想。
如此看来,电视编辑思维即是一种选择、加工、存储和输出电视信息的高级意识活动与过程,它包括以下四个基本环节:
1.选择信息。调动电视编辑的注意力、观察力,对感性材料的捕捉能力、认知程度和理解程度选择信息,这是电视编辑思维的准备阶段。摄像师从俯拾皆是的生活现象中寻找出用以传情达意的最直接、最真切的对象物;电视编辑则从这些视听形象中选择和提炼信息,用以构造屏幕形象,可以说,是电视摄像工作的延续阶段。当然,电视编辑选择信息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受众的需要,这是制约创作者选择信息的客观因素。
2.加工信息。发挥电视编辑的想象力、抽象力和创造力,加工组合信息,这是电视编辑的主体阶段和核心。
3.存储信息。运用恰当的记忆方式和认知规律组织协调信息,这是主体阶段的延续。这两个阶段是信息的创造阶段,蒙太奇形象的塑造,电视独特时空的构造,都是通过电视编辑对信息的加工与组织实现的。创作者的认知能力、认知动机等在此得到体现,其思维观念、思维习惯也对之产生影响,相应地,受众的需求和认知方式得到较大程度的满足和遵循。
4.输出信息。基于电视编辑与受众的交互能力,将存储的信息输出给受众,这是整个电视编辑思维的完善阶段和最终检验阶段。
纪录片导演孙曾田在谈到《神鹿啊,我们的神鹿》的创作时说:“《神鹿》的剪辑,从全片结构到细节处理,加加减减,移前挪后,都作了多次调整。人们常说,拍摄辛苦,其实剪辑才叫辛苦,是一种‘心’苦,是一种煎熬。从头到尾,画面与音乐、音响、解说在心中不断地混录着,同时也在寻找着一种最好的表现方式。”⑨用“心”选择画面和声音,用“心”组织画面和声音,用“心”寻找表达方式,用“心”编码,善于把客观事物的逻辑关系转变成电视画面形象的逻辑关系,把客观生活现实变成电视中的现实性信息和形象。电视编辑思维的全部信息和内容经过选择和理性组织得以具体化。
三
我国着名科学家钱学森指出,思维应该包括形象思维、逻辑思维和二者结合的创造思维。⑩按照这一科学界定,电视编辑思维也应当包含三种基本形态:形象思维、逻辑思维和创造思维。
形象思维是电视编辑思维的第一层次,即通过具有形象化的电视符号组织来阐释一定的意义,是一种具象化信息的加工过程。着名导演谢晋在谈到电影、电视的本性时,曾用一句话来概括:“形象高于一切”。的确,电视摄像捕获的是视觉化形象,电视编辑塑造的也是形象,“电视是直观、形象信息的窗口”(11),形象的选择与建构是电视思维的第一要义和最基础层次。
形象思维活动以客观形象为思维对象、以感性形象为思维材料、以指导创造物化形象的实践为主要目的,基本贯穿于电视制作的全过程。人们运用形象思维工具,就可对事物的客观形象进行分析、比较、综合、概括、引起联想与想象,创造新的物化形象。或以形象的积累创造诗意、表达情绪,或以形象的对比阐述思想、强调差异、刻画人物,或以形象的联想隐喻或象征某种意义,等等。
如果说形象思维是以物质客观存在的形态及其形象信息来表现事物,逻辑思维则是以概念、判断、推理的形式来表达事物的。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一样都属于认识的高级阶段,正如朱景和先生所说:“艺术创作有赖于形象思维,但在某些纪录片创作中,逻辑思维也颇重要。”(12)事实上,逻辑思维并不仅限于纪录片种,其他电视节目中也有广泛应用。
电视编辑的逻辑思维是指以事物间的内在逻辑联系为起点建构和组织信息的思维活动。它是一种以概念为基本思维单元、以抽象或逻辑为基本思维方法、以语言符号和信息辩证对列为基本表达工具的思维形态。
即使是最推崇再现物质现实的电影理论家安德烈·巴赞也不否认具有抽象意义的逻辑思维:“在如实地再现某种东西时,如果不能在抽象的意义上使它的含义更加丰富,那就是多此一举。”(13)例如在反映两国元首会谈时,前一个镜头是一国领导人谈笑风生,后一个镜头是另一国元首在微笑倾听。这里传递的除了表面上的说与听,还有“关系融洽,气氛友好”的含义。
“艺术并不仅仅是反映,而且也是改造,是创造,是艺术劳动,是实践。”(14)“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15)电视编辑对现实的反映,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一种自觉的、有目的的、有选择的创造性意识活动。
创造思维是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创造性结合,是两者互补、互促的过程,是人们通过丰富的联想并结合以往的知识经验,在想象中形成创造性的新形象,创作人员运用已有的知识积累和大量的信息储备去实现创造思维。“从某种程度上说,电视纪录片剪辑是一种创造性的汇集工作,所以它更强调剪辑的作用,靠新颖的手法吸引人,靠视觉联想的确切性和创造性以及有目的的剪辑使影片生动起来。”(16)“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在节目编辑中运用横向思维、逆向思维、异向思维等开放性、立体性、层次性、深刻性的思维方法,不断用新的视角去审视各种现象,用新的方法去表述各种内容,用新的手段去传播各种信息,这是时代赋予当代电视节目创作者的重要内涵。
四
电视信息的组织不仅需要技术和操作手段的支撑,更需要一种观念,一种思维观念的突破,建立和认同电视编辑的思维观念是当前和未来电视编辑实践的理性呼唤。
众所周知,20世纪40年代,传播学先驱之一的拉斯韦尔在《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提出了着名的“5W”模式:谁—说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说—产生什么效果。不容置疑,电视编辑完成的节目正是一个传播过程中所说的“什么”,它不仅需要控制“由谁说”(电视编辑),还需要把持“怎么说”(电视编辑的思维与操作)、“对谁说”(电视编辑的观众)和“说后有什么效果”(包括反馈等环节)等,这些都是电视编辑及其传播面临的现实问题。基于各种形态的电视编辑思维形成的电视作品,最终是与广大观众直接交流与沟通的,这使得建构于电视传播技术和特性基础上的电视编辑必须以整合和互动的思维方式和观念来实施,整合思维和互动思维成为电视编辑环节的重要指南。
整合思维具有两重含义:其一,任何系统都是以一定的要素为特定目的而组成的综合体;其二,任一对象的研究,都必须从它的成分、结构、功能、相互联系方式、历史发展等方面综合地去考察。电视编辑是构成电视节目系统的编码过程,在这个系统中,最基本的要素是视听觉符号。电视编辑的整合思维就是从编辑技术和艺术的整体性出发,组织和结构视音频信息传播,这也是系统方法的基本出发点。视觉语言的组织、听觉语言的协进,以及视听觉的综合感知,是系统构成的方法和追求。正如爱森斯坦在形容电影构成时所说:“影片是各种各样表现手段和感染力手段的独特的总和。”(17)对于电视编辑而言,不是要进行视听觉的简单相加,而是要按照一定的思维规律、结构语法,进行整体的构思和编排,以获得预期的功能和效果。电影美学家巴拉兹从节目结构的最基础层次镜头出发进行观照,“只有把一幅绘画当作一个整体来观察的时候,才能理解其中的每一块颜色的意义。一个乐句里的一个音符和一句话里的一个字,也都只有通过整体才能说明其含义。一个镜头在整部影片里的作用和地位也是这样”。(18)可见,重视镜头、场面和段落三大基本层次在电视编辑中的整体设计意义显得尤其重要,这是以整合思维观照电视编辑的重要启示和基本要求。
互动思维的建构也有其必然性,它包括电视编辑与传播环境、与受众以及与其他媒介的多维互动。现代电视编辑的产品直接作用于广大植根于一定社会环境中的观众,这些观众的接受需求、认知规律等直接制约他们对信息的接受和认可。在整个传播过程中,电视编辑作为节目的最终完成环节的媒体至关重要的“把关”环节,一定意义上承担了媒体形象塑造者的角色,同时又必须接受观众的客观检验和评定,电视观众接受与否,接受偏向如何,接受程度如何,都将直接影响电视的市场前景。随着社会的进步,受众的信息接受方式和需求也发生了变化,单一被动型的灌输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期望,信息的主动建构成了他们的普遍追求。他们不仅要了解“是什么”,即事物的本来面目,也要知晓“为什么”和“怎么样”,即思考和审视问题的方法。因此,尽可能地拓展受众的收视时空,满足其要求,是当代电视人的理性选择。在努力提高电视编辑技能的基础上,培养电视编辑的互动思维意识和素养,既关乎到电视媒体的生存与发展,也对电视参与媒介市场竞争颇具发展意义。
“在今天这个信息时代,不同媒介之间互相借鉴与交融已经是大势所趋”(19),媒介间的互动已经成为一种势不可挡又极具效果的现代传播方式。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先生提出“传播媒介混合能量”的概念:“媒介杂交释放出的新的力量和能量,正如原子裂变和聚变要释放巨大的核能一样。”“两种媒介杂交或交汇的时刻,是发现真理或给人启示的时刻,由此而产生新的媒介形式。”(20)现实生活中,报纸与电视合作、电视与网络合作、电视与广播合作等等,各种媒体优势互补,报纸之所以与电视合作,主要是借助电视传播广阔的威力;而电视利用报纸则是发挥其多样灵活,又善于挖掘深度的特长。电视借鉴其他媒介的优势和特长,为丰富电视观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源源不断地提供充足的精神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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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现存问题和对策
一、媒体舆论监督的含义与方向
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拥有运用舆论的独特力量,帮助公众了解政府事务、社会事务和一切涉及公共礼仪的事务,并促使其沿着法制和社会生活公共准则的方向运作的一种社会行为的权利[1]。
舆论监督的产生与社会制度紧密相连。在我国,舆论监督是人民群众通过新闻媒体对国家和社会事务进行监督评议的重要途径,做好舆论监督是人民群众的愿望,是党和政府改进工作的手段,也是新闻工作的重要职责。国务院******在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胡锦涛2009年在世界媒体峰会致辞中曾强调:“要鼓励和支持媒体在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和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两位国家领导人对新闻舆论监督职能的鼓励与期许,为我们未来更好地开展新闻监督指明了方向。
二、媒体舆论监督优势与现状
随着我国新闻事业的进步,新闻舆论监督也取得了不菲业绩。从最初的小心谨慎到今天的锋芒毕露;从最初的屈指可数到今日的遍地开花,新闻舆论监督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从监督特点看,舆论监督具有几大优势。一是具有很高的受众关注度和影响力;二是具有很强的舆论导向能力;三是具有多样表现形式;四是涉及面广,关系到受众的点滴生活。从监督现状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媒体舆论监督工作配合党内监督、组织监督、制度监督和民主监督,在形成监督合力和实效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媒体舆论监督在大力弘扬正气,积极维护社会稳定,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等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对促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舆论监督在运行中还有许多不完善、不健全、不规范的地方,从而发生了监督乏力、监督不畅和监督不能的情况,甚至存在着损害公民、单位的合法权益甚至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有些新闻媒体为制造噱头,引起广大受众关注,竟然违反“真实”这一媒体舆论监督的生命,通过不实报道极大损害了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社会形象及存在价值。
例如2007年3月,广东某媒体报道称,广东香蕉发现巴拿马病,由于难以治疗,被称为“蕉癌”。报道随后被有意无意误读延伸为“吃香蕉会致癌”,香蕉运销商也借此打压香蕉价格,导致海南香蕉滞销,价格暴跌。一个以讹传讹的“蕉癌”事件,使得海南香蕉业几乎遭到灭顶之灾,香蕉种植户损失惨重,教训极其深刻。
三、媒体舆论监督的完善路径
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现实下,面对新形势,如何建立起一个科学、健康、法制的新闻舆论监督机制,切实反映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政府、司法、社会实行有效的新闻舆论监督,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社会的一个重要议题,也是摆在新闻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媒体宣传什么、评论什么、批评什么、监督什么都要根据党的政策和国家方针来研究实施,使之有利于党的执政和国家稳定,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有利于社会发展和人的和谐。这就要求我们要坚持党性原则、有利稳定原则、服务大局原则、事实准确原则、客观公正原则、注重效果原则、遵守纪律原则和依法监督原则。遵循这些原则,舆论监督就可以少走弯路。
同时要做到“三个不能对立”。在舆论监督活动中,要把握导向和立场,不能把反映人民意愿与促进党和群众血肉联系相对立;不能把揭露工作中的问题与维护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相对立;不能把抨击社会的歪风邪气与维护社会稳定相对立。
例如,2008年我国南方遭遇雨雪冰冻灾害时,尽管灾区群众遇到停电、断水及交通堵塞等重重困难,但各媒体报道的大量催人泪下、感人至深的鲜活稿件,既客观报道了灾区困难,又重点报道了从中央领导到普通百姓,齐心协力、共同奋战、舍己为国、无私奉献的英雄壮举。鼓舞了国人,振奋了民心,树立了政府的威信,体现了百姓的情怀,有效维护了社会稳定。
不仅如此,还要注意把握大局。舆论监督在大局面前尤其要把握好监督的“度”。要坚持按照法律办事,按照原则开展,否则就可能危害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思想上的中心。报刊、广播、电视都要把促进安定团结,提高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作为自己经常性的、基本任务。”可以说,促进安定团结是舆论监督的一项重要责任,因此在事关国家和社会利益方面开展舆论监督要更加慎重。 四、正确发挥媒体舆论监督作用的对策
作为媒体来说,一些盲目追求“噱头”的失实报道绝不能成为其营销手段,否则到头来,损害最大的还是新闻媒体赖以生存的“公信力”。怎样才能正确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
首先要倡导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强化媒体社会责任感。新闻专业主义精神是美国政党报纸解体之后在新闻同行中发展起来的一种“公共服务”信念,它最突出的特点,是相信媒介可以客观地报道新闻事实。它要求记者在从事新闻报道的时候,遵从客观性原则、真实性原则、独立性原则和自由性原则。如果在工作中缺乏科学责任和质疑精神,就会让媒体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例如2005年7月,一篇标题为《啤酒业早该禁用甲醛》的报道引起了广泛关注。报道开头引用了一名被称为“啤酒研究工作者”的来信,信中指出,目前很多啤酒厂为了控制成本,用可疑致癌物甲醛充当稳定剂,并称这是我国啤酒业的“行规”。这篇报道还引用了中国酿酒工业协会啤酒分会秘书长杜绿君的观点:“就产量比例来看,95%的国产啤酒都加了甲醛”。虽然事后杜绿君马上发表声明指出,这篇针对她的采访报道是以讹传讹,但由于文章在短时间内已经被迅速广泛转载,不仅在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也引起了韩日等邻国的关注。
最后经多方调查,中国啤酒基本上已实现无甲醛酿造的主流,所以国产啤酒95%甲醛超标是没有根据的。可见,掌握着公共资源的媒体只有秉着对社会负责的态度,才能杜绝以公共利益之名炒作、追求轰动效应、谋求商业利益的可能。报道食品安全事件本是媒体塑造形象,提升公信力的好机会,但媒体只有以公众利益为出发点,以理性、科学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报道才能赢得社会的尊重。
其次,要加强记者职业道德修养,杜绝恶意新闻炒作。新闻记者在工作中应尽一切努力,确保公众所接受的消息绝对正确。采访过程中应尽可能查证所有消息源内容,不任意曲解客观事实。如果以舆论监督之名,行恶意炒作之实,则是职业道德缺失的表现。恶意炒作对新闻的影响除了制造虚假新闻、愚弄受众以外,更恶劣之处还在于削弱了新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恶意炒作之所以引起社会公众普遍反感,是因为这种操作手法违背了新闻真实性原则,也使新闻丧失了应有的尊严和存在根据,更遑论新闻功能和作用的实现。因此,媒体应牢记自己的使命和肩负的社会责任,提高自身的职业道德修养,实事求是地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再次要培养记者的科学素养,倡导新闻报道的科学精神。新闻记者在日常工作中,涉及科技、卫生、教育等众多领域的报道工作,要想向公众传达更多、更全面、更科学的信息,就必须不断加强学习,具有更多的专业知识,具备一定的科学素养。如果在进行专业领域报道时,记者既不去做资料搜集等案头工作,又不去请教相关领域专家,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很容易对读者产生误导。因此,新闻工作者必须时刻牢记使命,树立科学精神,实事求是,多请教相关领域专家,增强报道的科学性和权威性,确保报道出的内容客观真实。
此外,要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过程中,使媒体舆论监督作用发挥到最大化。新闻舆论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维护和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言论自由权、舆论行为权,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舆论监督也是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有效途径。社会公众可以在重大决策制定前后或实施过程当中,对决策进行广泛的评议和论证,为政府部门提供可靠的民意和社情参照,从而,为各项政策的制定与完善贡献力量。这就要求新闻媒体要搭建好大众知情权的信息平台。应充分发挥信息渠道丰富、动作反映灵敏的优势,对社会环境信息实行及时采集,随时发现和掌握各个方面有价值的信息,及时、客观、真实、可靠地提供给广大群众,为他们参政议政、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提供保证。无论何时,舆论监督只有把人民群众的需求作为第一选择,充分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