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方面的学年论文参考

传播学方面的学年论文参考

　　传播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通过有意义的符号进行信息传递、信息接受或信息反馈活动的总称。下文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传播学方面的学年论文参考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传播学方面的学年论文参考篇1

　　浅析城乡传播互动中特殊流动人群的传播学

　　摘要：乡村传播概念的提出与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和建构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文章从乡村现实、城乡传播、传受两者等方面，分析城乡传播互动中农民工与大学生这两个特殊流动人群的作用，从而阐释其对于农村发展的意义。

　　关键词：乡村现实;城乡传播互动;农民工;乡村大学生;农村发展

　　“城市和乡村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类型及两种不同的社会文化类型，它们在产业构成、发展水平、物质构成、职能作用等方面相互区别，但城乡资源互补、生态共生、经济发展相互依存，构成了两者相互作用的前提[1]。”在我国的城市和乡村之间，存在着一些特殊的流动人群，以农民工和乡村大学生为代表，他们在沟通城市和乡村信息传播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部分弥补了乡村社会系统在大众传播和组织传播中的劣势。

　　1 中国乡村现实和乡村受众的特点

　　1.1 中国乡村现实

　　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任务。但是，我国农村的居民收入、受教育程度等与城市相比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来自农业部的数据表明我国城乡差距正在扩大，2009年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008年的3.31:1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由2008年的11020元扩大到12022元。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目前仍有4007万农村人口尚未脱贫。2009年4月，农业部副部长危朝安表示，我国4.9亿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3年，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仅占9.1%，接受过农业职业教育的不足5%,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仍属于体力型和传统经验型农民，还没有掌握现代生产技术[2]。

　　目前，我国农业正处于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时期，信息的有效传播与利用对于农村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2 乡村受众的特点

　　大众传播受众的一般特点是数量巨大、复杂性、分散性和隐匿性[3]。中国的乡村大众传播受众除了具有上述特点外，由于我国乡村传播的特殊性，还有一些自身的特点。

　　1.2.1 媒介接触的有限性与狭窄性 在我国农村，乡村受众对于传播媒介的接触非常有限，尤其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农业部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户电话普及率为41.6%,有线广播“入户率”占33.2%，有电视的农户占94.5%，有电脑的农户只占0.8%，而能上网的农户仅占0.3%，且多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农户的上网率非常低[4]。

　　据2002年一次调查表明，农民获取信息的渠道，64%来自电视，12%来自广播，8%来自报纸，还有16%是靠会议、黑板报以及邻里口耳相传获得。所以，广大农民获取信息最主要的来源是电视，乡村受众媒介接触具有明显的狭窄性。

　　1.2.2 信息反馈的被动性与滞后性 我国的乡村受众由于受条件、知识和观念的限制，他们很少主动对已获取的信息进行反馈，对媒介传播的反馈具有被动性。有些乡村受众虽然有反馈的意识，但是由于条件限制，使得他们很难及时进行反馈。乡村受众对信息反馈的被动性和滞后性，使乡村传播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2 农民工流动的传播学分析

　　2.1 农民工

　　农民工，是中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以农民身分担任工人职务的一个特殊的群体[5]。农民工作为城乡传播中特殊的流动群体，既与农村有着天然的联系，又与城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而在城乡传播互动中起着中介作用。

　　刁松玲在对广东珠三角州地区的农民工进行调查后认为，农民工到城里打工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赚钱供子女上学，同时改善自己的生活;二是学到技术，建设自己的家园[6]。调查如下图所示：

　　王春光以年龄为主要划分标准将80年代初次外出的农村流动人口算作第一代农民工，而将90年代初次外出的算作是新生代农民工[7]。新生代的农民工对新生事物接受能力强，城市的民主法律意识使他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独立性、选择性日益增强。他们是当代农村社会的“精英”，是农村先进文化的主要承载者，在先进文化的传播中具有特殊的优势。

　　2.2 农民工在城乡传播互动中发挥的作用

　　文化底蕴、传统特色、群体性格、地域差异等也深刻地影响着从这里走出去的人们，他们带着各自的乡村群体性格和乡村的文化积淀气息，一批批来到不同的城市，在与城市人群的碰撞和冲突中，体验和感受着该城市的文化底蕴和城市特色[8]。农民工作为外出者，他们的眼界和认识明显高于在乡者。

　　在发展农村经济方面，外出打工者把学到的技术、工艺和管理统统也带回了家乡;另一方面他们也在城市发现了市场，把农产品打入城市，反哺在乡群体，给家乡带来了经济效益。

　　在转变思想观念方面，在城乡传播互动中，农民工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农民工生活在城市里，作为受传者，接受城市现代气息，他们的视野比长期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更开阔，思想观念在现代化城市文明的熏陶下有了质的改变。另一方面，对于假期返乡回家的农民工或者是回家创业的农民工来说，他们作为传者，将新的思想观念传播给家乡人。

　　因而，农民工沟通了城乡关系，是城乡传播互动中的天然中介，有着传者和受传者的双重身份。

　　3 大学生流动的传播学分析

　　在我国城乡传播互动中，数量众多的乡村大学生作为往返于城乡之间的特殊流动群体，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3.1 乡村大学生与农民工的对比

　　乡村大学生与农民工相比，相同的是他们都与乡村有着天然的联系，都活跃在城市和乡村之间。但是，他们又不同于农民工，因为乡村大学生在进入大学后，已经被城市所接纳，而且大学是文化和知识的殿堂。回乡后，作为高文化素质人群，在家乡是邻里关注的中心，在信息传播中具有更多的优势。

　　3.2 乡村大学生在城乡传播中的作用

　　乡村大学生在城乡传播互动中作为特殊流动群体，扮演传者和受者的双重角色。

　　在信息传播方面，进入大学和城市后，广泛接触现代媒介和信息。例如互联网，在信息飞速发展日益变化的城市，大学生通过网络可以了解更多的信息，然后将所了解到的信息介绍给家乡的人。乡村大学生对媒介和信息的了解更广泛、深入，能够在村民中发挥指导和导向作用。

　　在文化教育方面，乡村大学生在大学里接受高素质的文化教育，学习先进的科技技术，因此，他们自身的素质不断提高。在假期回家乡后，将在大学的所见所闻讲诉给在乡者，将先进的观念带回了乡村，在城乡传播互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科学技术方面，乡村大学生给乡邻们带回科学技术和致富信息，例如在大学涉农专业的学生，把科学的种植和饲养技术带回乡，运用到实践中，有助于乡村发展。

　　同时，他们也将乡村风貌带回城市，更多地以人际传播的形式传播给同学，让城市更加了解乡村。

　　从社会学视角看，乡村大学生在城市读大学，是介于城市与乡村的一个特殊的群体。从传播学的视角看，乡村大学生在城乡传播互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由于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和所处的环境，在城乡传播互动中，乡村大学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城乡传播互动中，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发达地区向贫穷落后地区输送技术、传播信息，对于中国乡村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农民工与大学生作为特殊流动群体，他们“离土不离乡”，“根”在农村，他们在观念、习惯、行为等方面对长期居住在农村的人起到了一种推动与示范作用，他们的存在对于城乡传播互动有着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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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李红艳.乡村传播与城乡一体化[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281-282.

　　传播学方面的学年论文参考篇2

　　论中外名记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

　　【摘要】“中国的西北角报道”，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产生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别具一格的一种新闻报道现象，本文以《中国的西北角》、《西行漫记》和《北行漫记》为蓝本，探讨范长江、斯诺、福尔曼等中外名记在采写“中国的西北角报道”中表现出来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笔者认为，在新闻专业主义精神方面，他们至少在三个方面存在共通之处：一、强烈的神圣的使命意识;二、独立的自由探索的精神品格;三、不畏艰险、严谨细致的采访作风。这些精神，庶几可为探讨当代媒介转型中之传播规范问题提供借鉴。

　　【关键词】“中国的西北角报道”;范长江;斯诺;福尔曼;新闻专业主义精神;职称论文

　　本文所称之“中国的西北角报道”，指的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外记者在抗战大背景下，冲破国民政府对红色中国的重重封锁和对记者的种种阻挠而采写完成的，主要以反映中国西北部情况为目的的报道;这些报道都发表或结集出版在抗战结束或新中国成立之前，其中反映中共领导下的抗日军民和以延安为中心的红区面貌之篇章尤其引人注目。

　　在现代新闻史上，“中国的西北角报道”著名的有：中国《大公报》记者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红军与长征》、《塞上行》等，美国《纽约太阳报》和英国《每日先驱报》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又译《红星照耀中国》)，斯诺的妻子、美国作家兼记者尼姆?威尔斯的《续西行漫记》(又译《红色中国内幕》)，美国合众社和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的《北行漫记》(又译《红色中国报道》)，美联社、《曼彻斯特导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G?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同盟劳动新闻》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等等。

　　“中国的西北角报道”，特别是其中对红色中国全景式的扫描和手术刀式的解剖，揭开了以延安为中心的中国西北部的神秘面纱，为世人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事业的面貌，提供了新闻专业的视角和大量可以写进史册的有价值的素材，也为时人解开心中关于中共及其领导下的军队的种种疑问和谜团，提供了鲜活的答案。本文以其中影响最大的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斯诺的《西行漫记》、福尔曼的《北行漫记》为蓝本，参考相关资料，探讨其中闪耀着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

　　在艰苦卓绝的采访过程和震撼世界的采写成果中，范长江等中外名记虽然风采各异，但在新闻专业主义精神方面，他们至少在三个方面存在共通之处：

　　一、强烈的神圣的使命意识

　　作为记者，范长江、斯诺、福尔曼等人都有强烈的神圣的使命意识，以报道事情的真相为己任。

　　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系列报道，创造了中国新闻史上的“三个第一”：他是“在国内报纸上公开如实报道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人”[1]，他是向国统区报道“西安事变”真相的第一人，他是国内以记者身份进入延安采访毛泽东等领导人并如实报道陕北革命根据地情况的第一人。

　　范长江能够创造这三个第一，源于其强烈的神圣的使命意识。作为记者，范长江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追寻民主、自由的社会，把报道事实、反映真相作为自己毕生的使命，追求新闻采访的自由，追求发表“一种社会意见”的言论自由。1937年4月他在通讯《忆西蒙》中写道：“除了自己的生命限制外，我们要有在我们领土居住移动的绝对自由”，“言论自由，在复杂的国家情形下是让各方面的人民表示其意见的最好方法，许多新闻纸本身，自然难免各有其背景，然而它的背景，即代表一种社会意见。”[2]为了这些信念，他冲破重重阻碍，在变幻莫测的时局下，深入中国西北部采访，反映了系列“广大群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重要事实”(范长江对新闻的定义)。

　　斯诺“以报告文学《红星》(即《西行漫记》，笔者注)为最初的宣传书、战斗令，向全世界生动地报告了中国红军长征、抗日壮举以及建立新中国的壮志雄心，使罗斯福总统不断修正自己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看法，并三次召见斯诺，斯诺本人也因此成为西方社会‘中国信息的来源’”[3]。作为第一部由外国记者介绍红区的纪实性著作，毛泽东对此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西行漫记》“是一本真实地介绍我们情况的书”，“是外国人报道中国人民革命的最成功的两部著作之一”。[4]

　　斯诺能写出《西行漫记》，源于他对中国的热爱、对中国人民苦难的深切同情，以及他的“中国的事业是站在真理、公正和道义一边的”[5]的坚定信念。1932年，斯诺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已在中国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她怀有一种热爱之情，同时也深深地为她悲哀。

　　我在这里看到了如此深重的灾难与苦痛，他们的沉重触动了我的内心深处，使我感到难过至极，无法控制，在我看来，中国人民的品德是如此的美好，性格是如此的坚强，我们应尽一切所能来恢复他们对生活的希望与信心。”[6]在这些信念的支撑下，斯诺以报道中国事情的真相为己任，从1928年底开始，他以《芝加哥论坛报》远东特约记者等身份，在中国开始旅行采访，向世界报道中国的情况。1936年6月，为了“一些未获解答的问题”，“为了探明事情的真相”，他“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冒一下险”，从北京踏上去西安的慢车，开始了长达五个月的探寻红色中国之旅。

　　福尔曼的《北行漫记》，是《西行漫记》和《续西行漫记》的姊妹篇。斯诺夫妇之后，福尔曼等人组成的中外记者团的访问，“是对国民党将近五年来禁止中外新闻界访问解放区的第一次突破”，“把一座被关闭了很久的门，打开了一个缝隙，使光线透进来”。[7]“福尔曼是参观团中将他的专著出版的第一个人。同时代的人很快欢呼它，称它为权威性的目击者的证明书。”[8]

　　福尔曼能写出轰动世界的《北行漫记》，源于其客观、正直的立场和不畏险阻寻求事情真相的坚强信念。在解放区，福尔曼曾说：“作为一个记者，我的任务在于寻求事情的真相，以便向美国人民忠实报道。”[8]他和许多外国记者表示，“他们此行的目的在于研究这一地区的全部真相，把中国共产党的作战努力的实况，告诉世界人民，以期对中国国内的团结和民主有所贡献。他们要做‘全世界人民的眼睛’”[7]。

　　正如范长江所言，新闻纸本身自然难免各有其背景，虽然范长江、斯诺、福尔曼分属不同报刊、有不同背景，但是他们在专业主义精神方面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以报道事情的真相为己任并把它看成记者神圣的使命。他们具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天职”意识。正如马克思在论述报刊的使命时指出的那样，“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公众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眼睛”[9]，作为记者，范长江等中外名记以完成报刊使命为自身职责，具有强烈的神圣的使命意识。

　　二、独立的自由探索的精神品格

　　斯诺夫人尼姆·威尔斯在《续西行漫记》题记中写道：“谨以本书献给自由探索的精神，特别是我那位心地诚实风标独立的工作伴侣。”“自由探索”、“风标独立”，也适用于范长江和福尔曼等人。独立的自由探索的精神品格是这些中外名记在采访报道中表现出来的共同特点。

　　通读名记们的著作，我们会发现，记者们报道事情的真相，不是简单地“有闻必录”，他们的采访报道，是对中国社会状况长期关注和思考的延续，是带着一系列深刻问题深入实际的自由探索——其中表现出来的不畏强权、不轻易受外部势力左右的独立品格，尤其令人动容。

　　范长江在1936年11月写的《中国的西北角?四版自序》中写道：“记者在绥远前线工作，深觉有许多朋友，对于我们西北一角在当前战争中的战略情形，缺乏正确了解。往往中了对方虚伪理由的毒害。”“记者以为中国人必须根本认定：日本侵略的主要目的地是我们中国。其‘防苏’只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故日本之攻略西北，不是‘借地防赤’，也不是简单的领土扩张，而是一种非常狠辣的对华军事大策略的实施。记者希望大家能用这种眼光来看中国的西北角。”[2]范长江能有此远见卓识，并能通过其报道引发大家对日本侵华战略的认识和思考，其功不仅在深入西北部采访的几百天，而且在比此更早的三五年。

　　早在1932年范长江就以“热河战地记者”的名义，跟随一支运输队前往东北。失败后他转向了对日军事问题的研究，他广泛搜集中外报纸杂志，研读了大量有关资料，并发起组织了“中国青年西部考察团”。红军开始长征后，他意识到，应“从各方面来表现现实的中国”，以回答人民群众“迫切需要回答的重大问题”[10]，决心到西部采访，以探明现阶段中国历史重大变化的真谛。经与《大公报》商议，报社同意他以旅行记者的名义去各地采访，只付稿酬，文责自负。

　　此后，范长江不但写出了著名的《中国的西北角》《红军与长征》《塞上行》等，而且在“西安事变”后发表了震动全国的《动荡中的西北大局》。完成这些彪炳史册的报道的范长江，仅仅是一个只有旅行记者名义而无记者经费而且需要自负文责的自由撰稿人。在这个过程中，范长江充分表现了独立的自由探索的精神品格。

　　这种品格，范长江以为是做记者的根本。1938年4月，在《建立新闻记者的正确作风》一文中，他写道：“所以似乎很神秘的新闻记者职业，还是把最平凡的人格问题，做成了根本的第一的信条。有了健全高尚的人格，才可以配做新闻记者。有了健全的人格，才可以谈其他各种技术的问题。”[2]1941年10月，在《怎样学做新闻记者》一文中，他又写道：“第二个经验，是操守问题。”他强调新闻记者要有操守，要在“优越的现实政治地位，社会的虚荣，金钱与物质的享受，温柔美丽的女人”和“诽谤、污蔑、冷眼、贫困、软禁、杀头”的两面“夹攻中奋斗”，坚持真理。[2]

　　斯诺对中国问题的实地思考和探索，始于1928年9月在上海美国人办的《密勒氏评论报》的任职。1930年7月，他任美国统一报业驻远东旅游记者兼驻北平代表，开始遍访中国主要城市及周边国家，后来又任职燕京大学新闻系，并成为多家美英报刊的特约记者和撰稿人。

　　多年在中国的新闻工作实践，使其对中国问题深有研究。然而，由于“持续了九年的新闻封锁”，“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斯诺心中积压了许多问题未获解答。“热心的党人是能够向你提供一套现成的答案的”，但是斯诺不相信，“相当一个时期以来，竟没有一个非共产党观察家能够有把握地、准确地、或是用亲身调查过的事实解答这些问题”;斯诺不愿受世俗偏见左右，作为一个记者，他崇尚实地调查，“要对红色中国有所了解，唯一的办法就是到那里去一趟”。

　　为了真相，他敢冒生命危险，在“大家都认为没有谁能够进了红区后活着回来”的情况下[11]，1936年6月初，斯诺离开北京，孤身犯险，踏上了探寻红色中国之旅。

　　斯诺在陕甘宁边区一待就是4个多月，“我在红区广泛地旅行，非常自由地向许多农民询问情况。我分别同几十位共产党员谈了话„„”他观察和研究红区的各方面情况，他坚持自由探索、亲身调查、独立思考、报道真相，他“追踪的是事实，事实，事实”，他说“从未亲眼目睹的事情，我是不愿意写的”，他最终写出了“标志着西方了解中国的新纪元”[4]的《红星照耀中国》。

　　本着“我有权报道我所发现的事实真相”的自由探索的精神，作为美国多家报刊的记者，斯诺后来还采写了反映红色中国和苏维埃运动的一系列报道(著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在美国遭受麦卡锡主义的迫害，行动不自由，1959年被迫举家移居瑞士。事实上，斯诺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正如他所声明的：“我和共产党并无联系，而且事实上，我从没有加入过任何政党。”[4]他的系列著作不过是一个风标独立的自由探索者的工作成果——在成功地进入红区以后，斯诺就开始了一生为之努力的工作：向西方说明真实的中国。

　　福尔曼在20世纪30年代，就对调查中国问题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从1940年开始，他作为《纽约时报》《泰晤士报》和英国国家广播公司驻中国记者，在长期的国民党对边区的新闻封锁和对共产党的攻击宣传中积累了一连串的疑虑。新闻记者的良心，促使他努力突破封锁，寻求机会出访延安，报道事情的真相。从1943年5月开始，他发起“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向当局提出放宽新闻检查标准的要求。1943年11月、1944年春，他又两次带头向国民政府提出访问延安的要求，虽然一再被搪塞延误，但他们不屈不挠，最终成行。

　　福尔曼等人在访问的过程中，受到国民党当局严密控制和物质利诱的两面夹攻——一方面以国民党官方人员为领导的中外记者访问团受到严密监视和限制，他们的采访路线被规定，在国统区的采访对象被安排，全程所发新闻均需经访问团领导批准;另一方面，“访问历程，一开始就像是在迎送国宾一样”，“专列、豪华酒宴和铺张浪费的各种招待”[8]。

　　福尔曼等大多数外国记者努力突破当局的限制并摆脱其约束，在记者团领队坚决反对的前提下，单独采访了毛泽东等许多领导人，参加了一系列边区各界举办的记者招待会和座谈会，参观了许多工厂、医院、学校等;他们还坚决拒绝了领队撤回重庆的要求，在全部中国记者和个别外国记者撤回重庆的情况下，福尔曼等5个外国记者坚持采访，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上了前线，深入绥德、晋绥等解放区采访并实地观察战斗，又持续了4个月才返回延安。福尔曼等人不畏强权、百折不挠、独立自由探索的精神品格最终结出了硕果：在边区访问的近5个月中，他们发回自己报社数以百计的有关边区事实的电讯和通讯，回国后，还撰写了一批反映中国红色西北部真实面貌的有影响的著作。

　　三、不畏艰险、严谨细致的采访作风

　　在“中国的西北角报道”的采写过程中，范长江等中外名记表现出的不畏艰险和严谨细致的采访作风，足以垂范后世。他们的采访，时间长，地域广，过程充满艰险，连生命也难免有不测之危险。

　　范长江采写《中国的西北角》，历时十多个月(1935年7月～1936年5月)，行程近五千里。他自成都出发，足迹遍及四川、甘肃、西康、青海、陕西、宁夏等省区的数十个县市。其间要翻越大雪山，入祁连山、焉支山、贺兰山等，要穿越内蒙古草地和戈壁滩，要经过“汽车最害怕的冰滩”[2]、要乘皮筏过黄河大峡、红山峡、黑山峡，道路相当艰险。[2]

　　斯诺采写《西行漫记》，历时近5个月(1936年6月～10月)，足迹自东而西而北而东，从北京出发经西安到陕北，辗转宁夏和甘肃，再回到陕北，最后在“西安事变”前夕回到西安，其间仅明显有生命危险者有三：一是随处可能存在的传染疾病和瘟疫的威胁，斯诺为此“注射了凡是能够弄到的一切预防针”[11];二是进入国统区和苏区交界处的过程中“遭白匪追逐”，“险遭不测”[11]，幸被边区赤卫队所救;三是斯诺与红军在一起，上了红白对峙的前线，还亲身经历了歼灭民团的战斗。其他诸如物质匮乏、环境恶劣等困难，自不必说。

　　福尔曼采写《北行漫记》，历时5个多月(1944年5月～10月)，足迹自南而北而东，他从重庆出发，经西安、克难坡到延安，后经清涧、绥德、米脂、葭县东渡黄河、穿过日军封锁线进入山西绥远抗日根据地，在前线福尔曼经历并观察了八路军进攻汾阳和娄烦的战斗。东进的过程，福尔曼随时有丧失生命的危险。通过封锁线时，“我肚皮贴地地爬过去，任何时候都可能碰到从据点那边发来一阵雹雨一样的机关枪弹”[12]。在前线观察时，“有些炮开得这样近，连我们的古庙都震动了”[12]。

　　虽然面对各种艰难险阻，范长江、斯诺、福尔曼的采访却非常严谨细致，他们的“中国的西北角报道”，既提供了全景式的扫描，也提供了手术刀式的解剖。

　　《中国的西北角》中，范长江的足迹走过六省五十多个县市无数的乡镇村寨，报道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地理、历史、民族、宗教、文化、风土人情等各方面，所报道的人物涉及不同的政治势力。范长江善于采取解剖麻雀的办法，以具有代表性地区的情况来反映整个社会现实。

　　《西行漫记》中，斯诺在苏区的活动，涉及陕西、甘肃、宁夏三省，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危拱之等数十位中共各界领导人和许许多多的普通士兵与工人、农民;他还全面考察了红军的历史、苏维埃社会、俄国和共产国际的影响，他甚至深入剖析了苏区的货币。其采访的严谨细致，从对毛泽东的采访中可见一斑。斯诺不止一次以各种方式采访毛泽东，“关于毛泽东，我可以单独写一本书。我跟他谈了许多夜晚，谈各种广泛的问题，我也从士兵和共产党员那里听到了关于他的许多故事。我同他谈话后写的访问记录就有大约两万字。”

　　[11]斯诺对采访毛泽东做足了充分的准备和深入的挖掘，“我交给毛泽东一大串有关他个人的问题要他回答，我为我的爱追根究底感到很不好意思”[11]。

　　《北行漫记》中，福尔曼想方设法使自己的采访突破国民党当局的限制。在解放区，他除了广泛采访各界、各阶层人士外，还通过各种途径考察了“混合的经济”“生产的努力”“医药与巫术”“乡村民主”“军事记录”“晋察冀”“新四军”“内战”“国民党对共产党”等方方面面情况。

　　福尔曼采访的严谨细致，从他对延安民主生活的考察可见。他不但听讲并详细记录了延安旁边一个小村庄曾经举行的一次选举的详细情形和程序，为了观察这种民主，他还参加了一次边区与边区参政常务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并做了详细记录，以便相互印证。

　　“中国的西北角报道”，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产生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别具一格的一种新闻报道现象，其成果之丰硕、影响之巨大，使其成为现代新闻史上的一座富矿。挖掘这座富矿，可以挖出很多财富。以范长江、斯诺、福尔曼等人为代表的中外名记们在采写“中国的西北角报道”中所表现出来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值得后人效仿和铭记。正如龚自珍云“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中国的西北角报道”所体现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对探讨当代媒介转型中的传播规范问题有巨大的借鉴作用。无论社会如何变迁，媒介形态如何变化，新闻工作赖以安身立命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应当不断得到坚守、光大和发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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