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崎润一郎与郁达夫小说中的现当代文学审美情趣对比
谷崎润一郎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唯美派作家，他以独特的智慧和执着的追求铺就了自己的创作道路。文学创作上倾向颓废，追求强烈的刺激、自我虐待的快感和变态的官能享受。在永井荷风的提携下，谷崎登上文坛，并成为日本唯美主义文学的两大代表之一，他的创作对当时的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谷崎不但在整个日本文学中独树一帜，占有重要地位，深刻影响着文坛后辈，而且在我国的现代作家中也产生过较大影响，比如郁达夫表现“性的苦闷’的官能主义作品就带有明显的谷崎文学的痕迹。”
郁达夫曾于1913年随长兄东游，一去就是10年。对于生活在这个特定时代的郁达夫来说，必然受到这一时期文学的影响，尤其受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影响十分明显。日本的自然主义文学主要取材于作家个人的私生活，注重表现日常生活的消极阴暗面，强调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摹写，要抛弃一切人工修饰，赤裸裸地展露人的野性和丑恶面。“郁达夫对日本自然主义的代表作家田山花袋、葛西善藏等屡有论及，对他们那种描写上事无巨细、坦露自我的文风可谓‘深得要领’，无论在他的小说取材和具体的描写方法上，我们都能够很容易地看出受其影响的痕迹。”
郁达夫和谷崎润一郎的小说创作风格和表现手法既相同，又各有各的特点，他们不仅在中日两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在世界文学中也占有一席之地。
一、“丑”中求美的文学观
丑恶、怪诞、畸形、病态等作为西方唯美主义者的审美对象，使丑恶的东西经过艺术的表现成为美的事物，谷崎润一郎和郁达夫也深受此种唯美理念的影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两位作家曾一度热衷于寻求感官刺激、描写人生的丑恶面。他们选择那怪异神秘的题材，渲染人类病态的情感，从与死亡和恐怖有关的主题中寻找灵感。因此，谷崎润一郎、郁达夫的作品对恋物癖、性施虐、性受虐所进行的淋漓尽致的描写，有其特殊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审美心理。他们早期的小说往往通过病态描写，或者表现自己的压抑和对社会的不满，或者表现自己对艺术的认识和追求，他们小说中的人物都是忧郁或者病态的，并且充满浓烈的感官刺激的描写，反映出极端的颓废情绪。同时，谷崎润一郎与郁达夫都属于浪漫主义作家，他们的创作又都受到了英国作家王尔德的影响。面对人生无奈，去日苦多，他们以苦中作乐为解脱，以刹那间的快乐点亮黑暗的人生之旅，聊以自慰，因此在灵与肉的冲突间纵情声色，沉醉于感官享乐。王尔德在《道连格雷画像》中借亨利勋爵的口说“通过感官治疗灵魂的创痛，通过灵魂解除感官的饥渴”。郁达夫笔下的人物在灵与肉的冲突中便走向了通过感官治疗灵魂的创痛。而谷崎润一郎更是将这一点最大程度地予以发挥，他以虐待、受虐、变态的爱等异于常人、超出伦理范围的方式表现出来。因为谷崎所谓的“美”，即是一种官能刺激、肉欲至上的概念。所谓“美”，多为男女双方共同沉溺于施虐(女方)与受虐(男方)的这种变态的官能享受之中，从而产生出无视任何传统道德和伦理规范的所谓“恶魔主义”，亦即肉体上的“耽美主义”、“颓废主义”。在其创作的初期阶段，他经常是构思一些完全有悖常理的景象来试图寻找这种“美”。有了这种“美”，任何社会伦理、道德都失去了其本身的作用，任何人也无法抗拒其诱惑，人们的一切行为都受到“美”的左右。这种“美学”思想同弗洛伊德的性欲学说极其相似。而作家写作中所获得的自由的根据则是：对官能感受性的全面认可，那就是“爱罗斯”(Eros:情欲)。基于以上两点，谷崎氏的作品往往从荒诞、怪异的世界出发，追求美与丑的价值颠倒，从丑中求其美，从赞美罪恶中肯定善良，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性格，都使他表现为对“臻美”境界异常执着的追求和耽溺。
在郁达夫的作品中，表现出的情爱主题往往为体现“性的苦闷”，他描写情欲，但“性”在他早期文本中却是以不光彩的一面出现的。在《沉沦》中，学生在寂寞难耐中，在被窝里犯罪、窥浴。偶尔看到一对情人的野合，事后拼命“忏悔”。郁达夫很少直接描写“性”，而是写性的渴求;不写性的欢快，而写性无法得到满足的苦闷。他认为“文学作品都是作者的自叙传”，“作家的个性，无论如何总需在他的作品中保持”。从这个角度也就好理解为什么郁达夫喜欢写烟花柳巷，在那里士大夫的放浪形骸与唯美主义的感官享乐异质同构。而谷崎作品中是“从肉体的恐怖中产生的神秘幽玄，是从肉体的残忍中反动的体味到痛切的快感”。他礼赞崇高的肉体，作者认为“正如在精神方面有所谓的崇高的精神一样，在肉体方面也有所谓崇高的肉体”，所以“为了使女性在精神上获得优越性，首先必须在肉体上做好准备”，强调了崇高的精神与崇高的肉体的统一。“尽管他的小说写的是沉湎于肉感的变态性欲，但他本人却格外正常，抱着合乎常情的生活欲望，没有世纪末文学那种理智的苦恼。因此，郁达夫作品的情调往往是感伤而忧郁的，而谷崎的作品却是绚烂而豪华、多彩而华丽的。
郁达夫留学日本期间，明治初年开放局面的延续使西方几乎所有近现代文学思潮和文学各流派作品共时地存在，如新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自然主义等，造成了复杂的文学氛围。这些西方文化在与日本文化的融合中逐渐形成了白桦派、唯美主义、以“真”为理想的自然主义。这种复杂的情况，可以给任何文学倾向提供滋养的土壤。郁达夫则体现出对“美”与“真”的偏爱，主张“以唯真唯美的精神来创作文学和介绍文学”。他认为：“小说在艺术上的价值，可以以真和美的两个条件来决定。若一本小说写得真，写得美，那这小说的目的就达到了。至于社会的价值，及伦理的价值，作者在创作的时候，尽可以不管。由于其审美取向有悖于传统文学“文以载道”和为人生而艺术的主张，使他的小说集《沉沦> -经出版，就因“惊人的取材和大胆的描写”引起广泛的争议，责备者诬蔑他是“色情狂”“颓废派作家”。郭沫若却有此赞誉：“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率直，使他们感着作假的困难。”郁达夫本人评价作品好坏的标准是：“情调”氛围和带给读者美的享受，与道德规劝无关。基于对社会功利的拒绝和道德风化的抗议，郁达夫热衷于作家自身的内省，对弱国子民的留学生身上的性苦闷心理和变态性行为，进行大胆的暴露和描写，并从中发掘出病态的人格美和变态的情绪美。
谷崎则孜孜不倦的在世人面前展开了一幅与当时乃至与在此之前的整个日本文学所截然不同的绚烂画卷。谷崎的创作生涯大体可分为早期的耽美、恶魔主义时期(1909-1924);中期的古典主义回归时期(1924-1945);后期的以老年人的“性”为主要对象的现代作品时期(1946-1965)。虽然他各个时期作品的创作风格和特征不尽相同，但总的来说，一以贯之的“臻美”却一直都是谷崎文学永远的主题。谷崎的早期作品(如《麒麟》、《恶魔》)特色一是通过女性受虐待而获得快感;二是在残酷中展现女性的美，反映了他作为一个新浪漫主义者、唯美主义者，对“恶”的追求是非常彻底的。于是他又有了“恶魔主义者”之称。吉田精一说：“谷崎润一郎的作风是以空想和幻想作为生命，意味着不涉及现实的正道。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罗曼蒂克。这意味着他通过不应有的世界，恶魔般的艺术，发挥了使读者陶醉的魔力”，而且“他的空想和幻想比较缺乏变化，专与肉体和感觉紧密结合，却不飞翔到观念上。’这一点在其作品《文身>中得到充分的体现。文身师清士‘‘心中潜藏着不为人知的快乐与夙愿”，在运用“特别特别疼的朱刺和晕刺”的手法时_他便格外高兴”这里所体现的是一种由施虐和摧残的变态行为带来的感官上的快乐和“美”的愉悦;当他用银针刺进人们的皮肤时，血肉模糊，红肿一片，而且往往伴随着人们痛苦的呻吟声，“不过，呻吟声越高，他越有更大的神奇。文身之后，即经过了施虐与受虐的过程，清吉和少女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清吉由之前的高高在上而沦为少女——“美”的化身的奴隶。通过文身，潜藏在美女内心深处的某种思绪得以复苏美”呈现出它本来的面貌，至高无上而且具有绝对的魔力因为追求“美”而出。追求美，创造美(甚至是不择手段的)，最后以美的力量感染人，在这里发挥到了极致。
尽管谷崎润一郎和郁达夫的创作过程具有以上相似，但细读两位作家具有唯美色彩的作品，也不难发现：前者是经过革新蒸蒸日上的民族，后者是伤痕累累的弱国子民。加上不同的民族性格，两者又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谷崎润一郎小说中几乎看不到任何与社会国家有关的重大主题，基本都是作家对自己本身发生的事情不做任何掩饰的叙述，给读者一种压抑和淡淡的哀愁;而郁达夫抛弃了以谷崎润一郎为代表的日本唯美主义文学中的架空玄想，始终立足于现实，描写身边的人和事。这是因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民不聊生，国家内忧外患，纯粹的官能描写已经不合时宜。
二、“美”的追求中的民族传统趣味
艺术家对于外来文化的吸收和借鉴受审美主体的审美定势影响，造成这种审美定势的原因除了性格因素以外，应当还受到传统审美积淀的制约。谷崎和郁达夫早期小说，最明显的是两人都通过性冲动来表达他们各自的追求和情感，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在这一时期里两位作家的创作风格差不多同时发生了变化，都表现出某种向传统价值取向靠拢的趋势。
谷崎的唯美主义文学既接受西方现代情趣又维护江户传统情调，其唯美的“美”正是这二者相交织的产物。“在与西方文学的交流中，谷崎最终找到传统与现代结合这条路，创造出自己的文学的辉煌。” 在《盲人物语>和《芦》等作品中，作者试图通过物语的形式、活用古典文体中所凝炼出来的日本语美的传统，所创造的作品，“一方面表现了浪漫的倾向，另一方面又显示了古典式的哀愁色彩，并加以调适，企图统一地把握这个两方面，创造出另一个新的向古典倾斜的新天地。谷崎氏重视引进西方文化改造以适应民族传统，他巧妙而详尽地通过从平安朝的物语文学、和歌、室町时代的能乐、镰仓时代的《平家物语》、江户时代的木偶净琉璃、歌舞伎，以及民族乐器三弦等传统文学艺术到日常生活的种种所淘冶出来的审美情趣，与西方相关文学艺术及日常生活的种种比较，强调了日本民族审美的独特性。他礼赞荫翳，因为其中蕴涵着一种东方的神秘感，具有东方禅学幽玄的情绪。他礼赞崇高的肉体，因为“在日本人的哲学中，肉体并非邪恶。”日本人“不是清教徒。他们认为肉体享受是正当的，而且值得提倡。谷崎作品完全继承了日本人自古以来尊崇自然天性的思维特征，表现在审美思维中就是对人类天性情感和欲望的赞美，对两性肉体快乐的倾慕和渴求。日本文学独有的“好色”审美文艺赋予谷崎文学的不是露骨的情色描写，而是以恋爱情趣作为重要题材，借此探求世相和风俗，把握人生的深层意义，并且与物哀、风雅的美意识相连，因而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和文学意义。正如荷兰学者伊恩·布鲁玛在《日本文化中的性角色>说的：“日本文学没有描写性结合的本身，而是描写情事后面令人忧伤的感叹，多半将感情倾泻在美的方程式中。所以狂热的爱情及其性的表现不受任何抽象道德观念的制约，完全是为了美本身，为了得体。恋爱变成一种艺术，倾注在忧郁的诗歌和日记中。其文学之典雅，至今绝无仅有。谷崎的作品情调优美哀怨，语言清雅端丽，体现了日本情色文学的优雅。
郁达夫时期的“五四”新文学是在批判和反对封建传统文学观念，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但实际上每个作家受的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并不会因为“破旧立新”的主观愿望完全消解，相反，由于受到意识层的压抑可能会转变成潜在的意识积淀在心理的最深层。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对郁达夫的影响就比较深远，如儒家、道家、佛家都推崇的天人合一的思想。现实生活中饱经沧桑、承受着精神苦痛的郁达夫，比较喜欢亲近自然，在看到大自然美丽的风景时不禁悠然神往，把所有的情感都投射到自然景物上去，进入忘我的境界，忘掉尘世生活中的烦恼;同时他还陶醉于其中，还把亲身体验诉诸文字，在小说、散文中大量描绘自然，用一枝饱含深情的巨笔展示大自然的风采和神韵。这种传统文化审美心理对于他的审美追求乃至艺术创作起的作用，象是隐藏在山涧中的溪水，细微但长久。他在《感伤的行旅》中写道：“约莫到了残宵二三点钟的光景，槛外的不知哪一个庙里来的钟声，尽是当当当当的在那里慢击。我起初梦醒，以为附近报火的钟声。”像这样情景交融的自然描写在郁达夫的文学作品中随处可见，现代作家中很少有人能与他媲美。他向往魏晋竹林诗人的不羁风度，欣赏放浪形骸的士大夫的声色犬马、淹滞风流的品性，并且在情感深处有落魄文人的卑己自救、虐己自娱情结。郁达夫身上的传统文人名士派情结很强，正是从这种传统文化心理出发，他从唯美主义注重感官享乐的艺术倾向中寻找到了契合点。他的作品着意于抒情，变古典小说中叙事的传统而以抒情为主导的抒情体小说，不仅迥异于传统叙事小说且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新葩。他的《迟桂花》篇幅虽小，但小说的氛围和境界却很醇厚。在作家笔下的西子湖畔的翁家山，没有一丝现代都市的喧嚣，它是那样的静、美，到处弥漫着晚桂的清香，翁家兄妹是那样的纯朴、坦直。山川的秀色烘托出人物的美好精神，而人物的精神美更显出山川秀色的迷人。小说着力刻划了翁莲的美好心灵，并勾勒出一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洋溢着一种怡然自得的乐观基调，它展示了作家所企望的陶渊明式的理想境界。《故都的秋》中：狭小的破院、飘零的槐蕊、蓝色的牵牛、勃勃的小草……简单的事物，那种清新又略带忧愁的感觉，淡淡的话语就勾勒出了一幅美感十足的画面。这些细腻的笔触都无不描绘着郁达夫心中最美的地方。
谷崎的小说结构严谨，抒情写景错落有致，对人物和细节的刻划也十分讲究。如果说谷崎是一位地道的小说家，郁达夫则是一个诗化的作家，因为他的小说往往采用第一人称的表现手法，任感情奔腾流泻，直抒胸臆。传统文化对谷崎和郁达夫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它塑造了作家独特的人格和灵魂，让他们表现出与同时代作家迥然不同的文化心理，促使他们在文学创作特别是浪漫唯美主义文学上取得了独树一帜的成就。
三、结束语
文学传统与社会背景的不同，使得谷崎和郁达夫的作品采用唯美表现手法虽然相同，表现的思想性却不同。战争中取胜的日本，国内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狂热之举，西化步伐加速，资本主义垄断化的加剧，国民的生活日趋艰难，民不聊生，最终导致在城市、农村都发生了暴动，社会主义思想在全国迅速传播。为此，政府还以此为契机，加强了对知识界人士的控制、迫害，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均无自由可言的情况下，深感现实社会的悲哀和空虚，一种世纪末的颓废思潮在知识分子之间流传。这种颓废思潮反映到文学上就是逃避现实，沉缅于酒色、变态描写，追求梦幻的唯美文学。加之日本社会和文坛对于在封闭环境中进行真实的自我暴露的私小说体裁十分推崇，私小说超越各种文学思潮和流派，成为一种理想的文学形式。以至于谷崎的作品，以极端的方式，即通过“美”与“丑”发现美的情愫，将人性中极其隐秘的一面展现出来，并升华到美的境界。但从思想性而言，谷崎唯美主义作品中所表现的“肉感”和“变态、虐待”以及回避现实矛盾、脱离社会的不积极社会态度，并未能挖掘出人们灵魂深处的东西，其中的思想性的表现，并不能充分引起读者的注意或共鸣。而当时的中国文坛，不存在类似日本的封闭孤立的文学环境和私小说的再生产体系，加之国家存亡、民族危机的严酷的社会现实的要求，文学救国势必成为爱国文人的理想，这种大环境对郁达夫无疑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谷崎小说中看不到大声的呼喊，歇斯底里的爆发，而郁达夫自叙传小说看到的则是一个青年无助的痛彻心肺的呐喊。《沉沦》：“‘祖国啊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在《郁达夫南游记》里，还有许多篇文章，都足以证明郁达夫是一个极端爱国的、有血性的人。他对抗战的关心与胜利的信念，他对奴颜婢膝的人的厌恨，他对朋友和青年的热情，都赤裸而充沛地表现了出来。总之，两位作家在相同的时期，采用相同的表现手法，却创造了不同风格、不同思想的作品，用畅达之笔，为后世留下了不少隽永的作品，成为中日两国现代文学史上很有影响的作家。诸种因素的交融，使得郁达夫的作品颓唐忧郁，而谷崎则形成放荡张扬的美学风格，为唯美主义文风增添了多样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