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吴宓伦理思想略论(2)

三、实践道德之法——克己复礼、行忠恕、守中庸
吴亦特别强调孔子儒家伦理思想的实践及其方法。吴必认为“孔子教人，首重躬行实践”，“今之要务在自勉勉人，随时随地实行孔子之教。”既以道德为主，那么如何实践道德?吴毖提出了三条:克己复礼、行忠恕、守中庸。
关于克己复礼，吴毖的诊释，则是从道德修养角度着眼，他说:“克己者，并非容让他人，损失我之权利之谓……能以理制欲者即为能克己，故克己为实践凡百道德之第一步矣，”“克己者，诚也，不白欺之谓也，”即认为克己就是人们以理制欲和自诚，达到内心的净化和提升，而“复礼者，就一己此时之身份地位，而为其所当为者也。易言之，即随时随地，皆能尽吾之义务，而丝毫无缺憾者也。”“礼者，适宜之谓，乃精神上行事做人之标准”，这就要求人们从自己所处的身份地位出发，遵循道德规范要求，为其所当为，做好自己的社会担当。总之，“克己者，所以去人性中本来之恶;复礼者，所以存人性中本来之善"，抑恶扬善，实现道德自为与他为的统
关于行忠恕，吴睿认为“忠”就是‘‘尽心”，“怒”就是“有容”，“忠以律己，恕以待人。忠恕者，严以责己而宽以责人之谓也”。吴必指出:“忠者自爱极笃”，“自视极重”，无论对己对公，都能做到竭尽心力，勇担责任。他说:“忠者，知人类共有之优点而欲发达之于己身，纯恃克己之力;而恕者，则知人类共有之弱点而能怜悯之于他人，全凭修养之功，’，二者相资为用，则能达到成己、成物。吴必认为当下中西方社会弊端与人们的道德沦丧、精神颓废，“此皆由于不忠不恕之故也”，欲行忠恕，则“视我之义务甚重，视我之权利甚轻;而视人之义务甚轻，视人之权利甚重”，“则国家未有不富强，而天下未有不平治者也。”所以吴睿得出结论，“故忠恕之一端，既足察人品之高下，亦能定国家之祸福也。”
关于守中庸，吴毖认为孔子学说的精义正在于“孔子确认人性为二元。(善恶、理欲。)揭集执两用中为宇宙及人生之正道。”他说:“中庸者，中道也，常道也，有节制之谓也，求适当之谓也;不趋极，不务奇诡之谓也。过与不及，皆不足为中庸。”吴毖对中庸极为重视，认为无论个人怎样的道德修养，若不行中道，失正道则必流于“非善”。因此他把中庸作为立身行事的最简单、最明显、最实用、最安稳、最通达周备的规ail。吴毖的中庸观是在参酌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中道观和柏拉图“一多”观念的基础上对孔子中庸思想进行现代诊释的，对此，他解释“中庸”即“执两用中”。即“一+多”，而非“多中之一+多中之另一”，“中庸”就是“一与多之间居中”，而非“多与多之间的中心点”。吴亦对中庸的阐发，无疑凸现了中庸在现代社会的价值和意义。
四、教育的德化功能——学以为己
吴毖的一生大多从事教育和文化活动，在他的教育、文学和宗教思想中始终传达着他涵养人性、培植道德的伦理思想的信息，故而他特别重视教育、文学和宗教的德化作用。
昊亦的授业老师白璧德曾指出，人文主义者不信人性有突变，而偏重教育。“人必须自幼受训练，养成适宜之习惯，始可达人文主义之鹊的。’，他认为在卢梭主义的影响下，美国教育存在重要的缺陷:缺乏较高意志或约束之能力。而这种缺陷如不及时加以纠正，美国教育的全局将不可收拾。白璧德强调:“吾人倘不恢复真二元论，或重新确立内心生活之真理，不问其形式为传说或批评的，宗教的或人文的，则任何文化均有倾覆之险。，稠白璧德的优虑与吴毖对中国教育的思考有契合之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新式教育已初建规模，这对于当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新文化派从进化论的角度出发，将“新的国民”寄希望于觉醒的、自由的“新青年”，而吴亦与学衡诸公则继承了儒家伦理的“修身”传统，关注人性、关注人生，强调教育在完善人性方面的独特教化作用，因而把道德教育放在教育的首位，所谓“立国之道有二，曰政治，曰教育。教育者，政治之本;道德教育者，又教育之本也”，的而道德教育最根本的问题，乃是对青年的道德精神的养成与人格的塑造。吴毖指出，教育的功能包括养成“治事治学之能力”和“修身之志趣与习惯”，二者并重，缺一不可。但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受教育者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新时代的国民，而其中又突出了个人品德的教育。因为青年关系着国家未来的存亡，所以对人的尤其是青年的精神培养极为重要。因此，吴毖认为，教育不能把功利、实用放在首位，只强调技能的培养，而忽视中国传统教育对个人内心修养省察的强调。缺乏人格的教育，不但丢掉了传统，且会重蹈西方的覆辙。
五、文学的德化功能——文以载道
吴毖是一位诗人、学者，更是一位现实主义的道德家，在他文学观中始终把文学作为基本手段，以道德为核心，突出文学的道德教育作用。吴亦在《伦理小说青年镜序》中认为，文学的社会属性主要就在于对人的精神教化上。要使文学发挥这一社会功效，内容上就须做到“至性至情”，而这种“至性至情”生于“真正之道德行为”，生于“平正深厚之人生观”，生于对国家社会人生诸问题的“思深感锐，情挚意切”。吴毖认为文学虽不以提倡道德为目的，但文学描写则不能离开道德，“文学表现人生，欲得其全体之真相，则不得不区别人物品性之高下，显明行为善恶之因果关系，及对人之影响，其裨益道德在根本而不在枝节;其感化读者，凭描写而不事劝说，若夫训诲主义与问题之讨论，主张之宣传，皆文学所最忌者也。”因此，吴毖总结出文学的十大功用:“涵养心性;培植道德;通晓人清;谙悉世事;表现国民性;增长爱国心;确定政策;转移风俗;造成大同世界;促进真正文明”。基于这种认识，吴睿强调了道德的意义，甚至把道德的价值置于文学标准的首位，“盖今之文学批评，实即古人所谓义理之学也。——不特为文学艺术鉴赏选择之标准，抑且为人生道德行事立身之正轨”。他认为衡量一部作品的好坏，主要看它所表现的道德观念是否纯正，看它是否“以救世济物为志”和有益于“转移风俗，端正人心”。吴毖对文学功能的看法，反映出他浓烈的儒家传统和新人文主义文学思想，重视文学的社会价值和道德意义，走出了一条不同于新文化派“文学革命，的文学重建的新路径。
六、宗教的德化功能——以神辅德
在吴必伦理思想体系中，吴亦对宗教的体悟为之提供了价值资源。因此，他宣称“人文主义需要宗教”，“宗教实足辅助道德”。吴毖对宗教的看法与其世界观和人生观紧密相关，他把宇宙事物分为天、人、物三界，与此对应形成三种不同的人生观，“以天为本，宗教是也”;“以人为本，道德是也”;“以物为本，所谓物本主义”。并认为“人皆有饮食男女之欲，仅少数人有知识学问之欲，更少数人有品德完美之欲，极少数人有诚爱笃敬上帝之欲”。很明显，天与神是处于宇宙的最高境地，“神者……为宇宙间至完善者是也。宗教者信仰此神而能感化人，使之实行为善者也”，这样，宗教就为人们培养道德、净化人心提供了绝对观念、绝对精神的支持。吴毖认为宗教能够满足人们心灵的需要，给人以安宁、和谐、爱心，能使人摆脱现实的痛苦与烦恼，达到心灵的平静，他把这种转变称之为“由情人道”、“由情悟道”。吴睿指出，宗教的内质是增加人的“一种尊敬虔诚的心情”，即“诚+敬”，而诚敬是成己、成物所应具备的品格和态度，由此“一切人，一切事，皆可云具有宗教性”，在这里，宗教性就体现为一种道德性。吴毖非常强调宗教的道德功能，他认为“宗教或精神价值——作为最真、至善、尽美的体现”，而“道德价值——作为仿效的模范或作为对社会人士之鼓励，使之做善良有益之事”，宗教与道德二者都是出于人的意志对完善的期望，所以“宗教之主旨，为谦卑自牧”，“惟内心谦卑之人，为能克己。人不能克己，则道德必无所成。谦卑为宗教之本，克己为道德之源……而若宗教全然熄灭，则道德亦必不能苟存也”。故吴睿自秽‘吾于各种高尚之宗教，皆爱敬其精神”，他对传统伦理思想的热爱与坚守也显现出宗教性的精神与气质。
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换中，新文化派始终占据着主流地位，然而作为与之对立的学衡派对他们“重估一切价值”、否定传统、“全盘西化”的主张深恶痛绝。出于传统知识分子的一种文化担当，作为学衡派的领军人物，吴毖自觉地运用新发现、新理论来阐发传统儒家思想，积极地参与到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建设当中，以达到对新文化派的反拨。吴亦坚信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伦理思想具有普遍永恒的意义和价值，它是我们民族的灵魂和根基。尽管吴必的思想未得到当时社会的有效回应，甚至也被历史遮蔽了半个多世纪，但吴睿对中国现代化的思考，对传统思想的守成，对重塑国民理想人格的呼吁与探究，即使今天来看仍具有前瞻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