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张炜小说中的审父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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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俊峰 1由 分享
【论文关键词】张炜小说 审父 父子冲突 文化批判
【论文摘要】审父始终是张炜作品的一个隐蔽主题。文章运用文艺心理学、精神分析学，分析了“父子”冲突的主要形式，指出审父主题的实质是社会历史批判和文化反思。
作家张炜自1973年写出至今有文字可考的第一篇小说《木头车》到现在，已有三十多年的创作历程，是当代文坛成绩卓著、声誉斐然的大家，特别是《古船》、《九月寓言》、《家族》等的相继推出，奠定了他在当代文坛不可动摇的地位。自八十年代以来，张炜一直是评论界关注的焦点，但多是从社会历史、文化哲学、道德伦理等角度进行论述。笔者欲另辟蹊径，从审父主题人手，分析张炜小说中的父子关系以及父子冲突的主要形式，进而揭示审父主题的实质和文化内涵。
1“无父”的焦虑与憧憬
张炜小说中的人物往往处于“无父”的焦虑和憧憬的张力中。父亲这一儿童世界中最为重要的角色往往退场至幕后，幻化为遥远的记忆和母亲口头故事里的“主人公”，或者被放逐他乡，或者干脆来个“死无对证”，父亲只是一个虚幻的若隐若现的影子。这样的儿童世界就出现了个巨大的空缺—“父的不在”，这无疑会让儿童感到无比失望和焦虑。心理分析上“所谓‘不在的父亲’，说父亲或远游，或死亡，把儿子留在家中，儿子一方面巴不得父亲早日回来重振家声，另一方面却又因父亲不在而感到内疚，自认父亲不在，自己要负上一份责任。”川在这父“不在场”的残缺世界里，“我”沉浸在大自然的怀抱享用童年的野花和浆果。“各种各样的动物能够伴我一生”，听母亲和外祖母讲一个又一个悠远的传奇故事(《怀念与追忆》)。然而对父亲的期盼和憧憬却与日俱增，于是充分调动了自己的想像力，塑造一个个“理想的父亲”形象，“我的父亲是个诗人”(《远山远河》)、“照片上的人(父亲)戴着礼帽，长了一双火热的眼睛，他年轻时清瘦、白净、中等个子，那时候他忙得脚不沾地，从这座城走到那座城，有时还在山里活动……在我眼里他像个救星，像个最完美的英雄。”(《怀念与追忆》)《古船》中隋氏兄弟的父亲更是个儒雅、博学、开明、仁爱的绅士，是一个整天骑着大红马四处还帐的儒商形象。想像中的父亲形象无一不是英雄、强者的化身，他能给幼小的心灵以足够的安全和抚慰，正是在这种想象中暂时忘却了“无父”的焦灼和苦闷。
2“真实父亲”的出场与父子冲突的开始
然而儿童心目中苦心经营的“理想父亲”形象在现实面前往往是那么脆弱、苍白、不堪一击。伴随着“真实父亲”的突然出场，“理想父亲”仓徨退场。《怀念与追忆》中:“我心目中胸前佩瘾大红花的英雄父亲，出现在我面前时却是一个“瘦干干的老头儿，背着一卷破布出现在我们家门口。他不停地咳嗽，那一对眼珠像石头做的一样，硬而无光直僵僵地盯着屋里的人。”，“我长到七、八岁，第一次看到父亲时……我不敢去认这个从大山深处归来的人，让母亲一夜夜盼望的人就是我的父亲，并且又有这样一双冰冷的眼睛和……纸一样黄的面孔。他身上脸上都是伤痕，脸上那道发紫的斜着的伤疤是世上最可怕最可耻的一道记号。我想吐，一个人怎么可以有这样的父亲。”(《家族》)“对父亲的失望，多半不是物质上的，而首先来自精神和人格方面，对父亲失望往往是对整个人世间失望的第一步。面对这个卑微、可怜的父亲，显然已无法唤起儿子们人格上的尊重和敬仰，只剩下绝望沮丧，然而这个长期被遗忘的父亲一旦登场，便利用父之名所代表的伦理道德和权威，变本加厉地要求偿还应属于他名下的威严和权利，对待子民近乎暴虐，以渲泄自己内心深处所承受的强大象征秩序的重压和“阉割焦虑”，这样“真实父亲”的两面性就暴露无遗，在外，他软弱可怜，充当象征秩序的“儿子”，是“任人宰割的羔羊”，“瘦弱而干硬的父亲被人赶到了大海边上，一老大命令他脱光，他最后还留下一条短裤，老大挥动棍子嚷叫，他才褪下最后的一丝布塔·一他每一次被海上老大击倒我都有一种异常的感觉，一面怨老大的棍子不狠，另一方面又嫌他仰倒的姿势太丑”(《家族》)，而一旦回到家中，他俨然又成了这个小王国的暴君，残暴凶狠，不近人性，充分享受作为“父亲”的权力，家是“父亲”角色转换的场所，缓解焦虑的地方。“脾气是如此暴躁，好像从来不会说一句软话，甚至也永远不会笑了，他回来不到一个月就对妈妈发火，姥娘给气得呜呜哭。”(《怀念与追忆》)“他生前是暴君，别人折磨他，他就折磨妻子和孩子。妈妈、姐姐和我受尽了屈辱，我自己带着别人留给的伤疤，也带着父亲击打的印痕。我身上疤痕累累……”，甚至用菜刀劈掉了姐姐的幸福(《远行之嘱》)。这样暴虐和可怜的双重结合的父亲使儿子们羞辱难当，反抗这样的家庭暴君，实际上就是反抗那些扭曲父性的社会强权和邪恶。
3父子斗争的主要形式
作家总是站在“儿子”的立场用审问、怀疑、批判、讽刺、否定、反抗、嘲弄乃至戏谑的目光审视父亲和父亲的生活世界。从而审父、就父一直是张炜小说的一个隐蔽主题。在张炜的小说中，父子冲突始终是基本情节推动力。“当然这里谈论的父亲(或儿子)已不局限于单纯的血缘家庭范围，而是更多的赋予了他们某种社会存在的符号内容，因而具有文学比拟上的宽泛所指。”张炜往往喜欢把处于僵局的双方在血缘上拉到一起，彼此关联着，而邪恶强大者往往是善良弱小者的父辈，他们正是靠着父亲般的严厉和慈爱及代表的象征秩序这多重的权威成功地对儿子进行身心的统治和迫害，因此，这种父子冲突注定是不公平的，结局无不例外是以儿子的失败被放逐和自我流放而告终的。
3. 1逃亡
在张炜的小说中，父亲形象往往被上升为一种代表权威、强力、僵化、邪恶的符号，是专断独权的男人。在他的迫害下，一大批儿子被迫踏上逃亡、避难的流浪路途。最早的要数老得、李芒、小织这批逐步觉醒的农村青年，为了逃避“强大”的父亲肖万昌、王三江的迫害远遁他乡。在((怀恋与追忆》、《柏慧》、((我的田园》等小说中“宁伽”因为受灾难深重的父亲的连累和折磨而流离失所，寄居于一个虚无的“继父”名下，在南山里流浪，后走进城市，然而由于“父亲”的阴影一直笼罩在头上，“我”饱受侮辱和苦难，从而直究造成这一系列苦难的根源，终于认清了正是一小撮人利用强权和暴力制造了着一场场血腥和恐怖，而他们则坐收渔利，他们是道貌岸然的学界泰斗—柏老，穷凶极恶、不学无术的瓷眼、裴所长及阴险狡诈的殷弓、飞腿等，他们利用强大的象征秩序，制造了一幕幕人间惨剧，是真正的罪魁祸首。这样真正丑恶的“父亲”被揪了出来一社会强权，暴力和邪恶，审父由此变成了一种社会历史批判和深刻的文化反思，批判矛头直指“极左”意识形态，这也是张炜此类审父主题小说的真正用意所在。
3. 2抢夺话语权
在逃亡—流浪的路上，深受迫害的儿子进行深刻反思，认识到“父亲”掌控的话语权是造成斗争不平等的根源，于是开始急需力量，展开了与“父亲”争夺话语权的斗争。原本“奇瘦，走路一拧一拧外号水蛇腰”的老得变得异常强壮，“小伙子把礁石举上去，举上去，两个臂膀的肌肉聚成几个疙瘩，颤抖着，慢慢地又渗出一层油来。那大石块多沉啊，他的两只脚都深深地陷到沙子里，礁石终于举上去，举过头顶，强劲的胳膊铁钳似的手掌，这简直是力的炫耀啊!”(《秋天的思索》)这多么象希腊神话中推巨石上山的悲剧英雄西西弗啊!然而仅靠强壮的身体显然还不足以同“父亲”抗衡，在《秋天的愤怒》中，作家给老得强壮的体内注人了智慧和知识，老得变成了诗人李芒。李芒和小织在流亡的途上意识到要取得胜利，既要在物质，更要在精神上取得优势，他们一面汲取知识的力量(李芒读、写诗)，一面学习先进的种黄烟技术。因为“知识即权力，知识与权力整合，知识(科技知识)成为一种当代话语。一种压迫、排斥、控制的权力形式。而位居权力中心的“父亲”们则千方百计阻止儿子们掌握知识，掌握话语权，肖万昌不让李芒参加大会发言而要自己出席即是不让李芒掌握话语权。因此抢夺话语权成了斗争的焦点。当他们学成技术，重返故里时后，同“父亲”肖万昌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而他们之所以能取得初步胜利，正是充分利用另一种话语权，即民间话语，是民间话语得到象征秩序的认可与支持，战胜“父亲”所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远山远河》中的“继父”则粗暴阻挠“我”写字，并撕毁“纸张”，这又是企图不让儿子进入象征界，永远霸占话语权，好让其永远受他统治，因为象征界是“符号的世界，是一种秩序(拉康语)”，只有进人象征界才能被社会容纳，才能作为主体而存在。而进人象征界的唯一通道是语言，撕毁纸张是让其永远无法进人象征界的明证。
3. 3“轼父”冲动
弗洛伊德在《摩西与一神教》中描述了一个原始父亲的形象。“在原始时期，人类分成许多小小的群体生活着，每个群体都受着一个强壮的男性的统治……那个强壮的男人是整个群体的主人和父亲，他的权力无限，并且使用得十分野蛮。所有的女人都是他的财富……他的儿子们的命运就十分艰难，如果他们激起了父亲的醋意，他们就要被杀死、阉割或驱逐。” “原始父亲”的意象往往是人性恶的象征。这一强壮野蛮的“原始父亲”意象在张炜小说中一再显形，只不过常常披上了文明的外衣。《远行之嘱》中那个丑陋、萎琐而又残暴的父亲激起了“我”的极度仇恨，惟欲除之而后快，“说不定，他会发恨把我扼死，也说不定我会在他熟睡时给他一刀”。当母亲忍受不了父亲的折磨服毒自杀未遂后，“我”再也忍无可忍，“找到了那把刀子，一定把他杀了”。“就父”的冲动在姐姐的劝阻下未能实现，因此在“我”十九岁出门远行前夜，我悄悄地把这把刀子藏在背囊里，欲背负着仇恨上路，姐姐发现后苦口婆心地劝阻，终于这把用来“就父”的刀子变成了“自卫”的工具，“就父”冲动再次化解。然而在《蜂巢》和《古船》中，“就父”终于付诸行动。《蜂巢》中的老班是一个流动部落的首领，“这家伙如今有七十岁，他可远比一般人强壮，腰背不弓不弯。他呼吸粗壮，像一头健壮的老猪。”他依仗权力和力量，淫荡凶残，“所有的女人帐蓬他都钻过，可大伙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然而“父亲越是残暴，他的儿子越与其发生敌对现象，并且更巴不得他早日归西，以便接掌其特权。但父亲对由来已久的父性权威至死也不放手”。于是儿子只有诉诸武力，杀死父亲，才能取得特权。小伙子金明企图除掉老班，夺回自己的女人，结果被一群乱蜂咬死。老班甚至连自己的女儿也不放过，终于被母女二人合力杀死。《古船》中四爷爷赵炳利用手中的权势，极尽耳目声色之好，借收“干女儿”为名，长期霸占洼狸镇第一美女隋含章。赵炳是一副典型的“雄性动物首领”的模样:魁梧健壮，四肢坚厚，臀部肥大，脖颈粗实，鼻孔洞阔，俨然是“原始父亲”的形象。饱受蹂埔和侮辱的含章终于愤怒地把剪刀捅进了四爷爷的小腹。
值得玩味的是，两次轼父行为都是由女性来实施的，这似乎隐晦地表达了张炜的女性主义立场:在父权制社会里，受压迫、遭残害最深重的是女性，因此只有女性的反抗是最坚决、最彻底的。而儿子有朝一日都会成为父亲，拥有父亲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由于心中尚存一线希冀，因此他们的就父冲动总归于平息。但作为女性只能永远处于父权制的樊篱中，故而女性的解放惟有靠自身的斗争。
4审父的文化内涵
自“五四”以来，“审父”一直是中国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五四文化先驱们敏锐地发现，封建父权和整个封建制度的血脉联系，指出“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吴虞)，对封建父权进行了猛烈抨击，自此审父成了作家的一个普遍情结。当然，不同的社会时代背景，审父的文化取向也有所不同。
父子冲突构成了张炜小说叙事的基本推动力，冲突的直接结果是审父乃至就父。父子冲突的一开始总是弱小无助的儿子节节败退，被迫离家出走，并在漫长的流浪过程中成长成熟，逐渐发现父亲也不过只是个受难者，于是同父亲和解，一同对抗造成这深重灾难的社会强权、邪恶势力。这样审父、就父最终成了超越传统、超越历史，重塑自我的道德自我拯救的方式。小说通过对这一经典“俄狄浦斯情结”的演绎，赋予了深刻的文化蕴旨:对权威、传统、地位、历史等代名词的“能指父亲”的审视与抗争，实质上是进行了一场深刻、清醒的社会历史批判和文化反思。
【论文摘要】审父始终是张炜作品的一个隐蔽主题。文章运用文艺心理学、精神分析学，分析了“父子”冲突的主要形式，指出审父主题的实质是社会历史批判和文化反思。
作家张炜自1973年写出至今有文字可考的第一篇小说《木头车》到现在，已有三十多年的创作历程，是当代文坛成绩卓著、声誉斐然的大家，特别是《古船》、《九月寓言》、《家族》等的相继推出，奠定了他在当代文坛不可动摇的地位。自八十年代以来，张炜一直是评论界关注的焦点，但多是从社会历史、文化哲学、道德伦理等角度进行论述。笔者欲另辟蹊径，从审父主题人手，分析张炜小说中的父子关系以及父子冲突的主要形式，进而揭示审父主题的实质和文化内涵。
1“无父”的焦虑与憧憬
张炜小说中的人物往往处于“无父”的焦虑和憧憬的张力中。父亲这一儿童世界中最为重要的角色往往退场至幕后，幻化为遥远的记忆和母亲口头故事里的“主人公”，或者被放逐他乡，或者干脆来个“死无对证”，父亲只是一个虚幻的若隐若现的影子。这样的儿童世界就出现了个巨大的空缺—“父的不在”，这无疑会让儿童感到无比失望和焦虑。心理分析上“所谓‘不在的父亲’，说父亲或远游，或死亡，把儿子留在家中，儿子一方面巴不得父亲早日回来重振家声，另一方面却又因父亲不在而感到内疚，自认父亲不在，自己要负上一份责任。”川在这父“不在场”的残缺世界里，“我”沉浸在大自然的怀抱享用童年的野花和浆果。“各种各样的动物能够伴我一生”，听母亲和外祖母讲一个又一个悠远的传奇故事(《怀念与追忆》)。然而对父亲的期盼和憧憬却与日俱增，于是充分调动了自己的想像力，塑造一个个“理想的父亲”形象，“我的父亲是个诗人”(《远山远河》)、“照片上的人(父亲)戴着礼帽，长了一双火热的眼睛，他年轻时清瘦、白净、中等个子，那时候他忙得脚不沾地，从这座城走到那座城，有时还在山里活动……在我眼里他像个救星，像个最完美的英雄。”(《怀念与追忆》)《古船》中隋氏兄弟的父亲更是个儒雅、博学、开明、仁爱的绅士，是一个整天骑着大红马四处还帐的儒商形象。想像中的父亲形象无一不是英雄、强者的化身，他能给幼小的心灵以足够的安全和抚慰，正是在这种想象中暂时忘却了“无父”的焦灼和苦闷。
2“真实父亲”的出场与父子冲突的开始
然而儿童心目中苦心经营的“理想父亲”形象在现实面前往往是那么脆弱、苍白、不堪一击。伴随着“真实父亲”的突然出场，“理想父亲”仓徨退场。《怀念与追忆》中:“我心目中胸前佩瘾大红花的英雄父亲，出现在我面前时却是一个“瘦干干的老头儿，背着一卷破布出现在我们家门口。他不停地咳嗽，那一对眼珠像石头做的一样，硬而无光直僵僵地盯着屋里的人。”，“我长到七、八岁，第一次看到父亲时……我不敢去认这个从大山深处归来的人，让母亲一夜夜盼望的人就是我的父亲，并且又有这样一双冰冷的眼睛和……纸一样黄的面孔。他身上脸上都是伤痕，脸上那道发紫的斜着的伤疤是世上最可怕最可耻的一道记号。我想吐，一个人怎么可以有这样的父亲。”(《家族》)“对父亲的失望，多半不是物质上的，而首先来自精神和人格方面，对父亲失望往往是对整个人世间失望的第一步。面对这个卑微、可怜的父亲，显然已无法唤起儿子们人格上的尊重和敬仰，只剩下绝望沮丧，然而这个长期被遗忘的父亲一旦登场，便利用父之名所代表的伦理道德和权威，变本加厉地要求偿还应属于他名下的威严和权利，对待子民近乎暴虐，以渲泄自己内心深处所承受的强大象征秩序的重压和“阉割焦虑”，这样“真实父亲”的两面性就暴露无遗，在外，他软弱可怜，充当象征秩序的“儿子”，是“任人宰割的羔羊”，“瘦弱而干硬的父亲被人赶到了大海边上，一老大命令他脱光，他最后还留下一条短裤，老大挥动棍子嚷叫，他才褪下最后的一丝布塔·一他每一次被海上老大击倒我都有一种异常的感觉，一面怨老大的棍子不狠，另一方面又嫌他仰倒的姿势太丑”(《家族》)，而一旦回到家中，他俨然又成了这个小王国的暴君，残暴凶狠，不近人性，充分享受作为“父亲”的权力，家是“父亲”角色转换的场所，缓解焦虑的地方。“脾气是如此暴躁，好像从来不会说一句软话，甚至也永远不会笑了，他回来不到一个月就对妈妈发火，姥娘给气得呜呜哭。”(《怀念与追忆》)“他生前是暴君，别人折磨他，他就折磨妻子和孩子。妈妈、姐姐和我受尽了屈辱，我自己带着别人留给的伤疤，也带着父亲击打的印痕。我身上疤痕累累……”，甚至用菜刀劈掉了姐姐的幸福(《远行之嘱》)。这样暴虐和可怜的双重结合的父亲使儿子们羞辱难当，反抗这样的家庭暴君，实际上就是反抗那些扭曲父性的社会强权和邪恶。
3父子斗争的主要形式
作家总是站在“儿子”的立场用审问、怀疑、批判、讽刺、否定、反抗、嘲弄乃至戏谑的目光审视父亲和父亲的生活世界。从而审父、就父一直是张炜小说的一个隐蔽主题。在张炜的小说中，父子冲突始终是基本情节推动力。“当然这里谈论的父亲(或儿子)已不局限于单纯的血缘家庭范围，而是更多的赋予了他们某种社会存在的符号内容，因而具有文学比拟上的宽泛所指。”张炜往往喜欢把处于僵局的双方在血缘上拉到一起，彼此关联着，而邪恶强大者往往是善良弱小者的父辈，他们正是靠着父亲般的严厉和慈爱及代表的象征秩序这多重的权威成功地对儿子进行身心的统治和迫害，因此，这种父子冲突注定是不公平的，结局无不例外是以儿子的失败被放逐和自我流放而告终的。
3. 1逃亡
在张炜的小说中，父亲形象往往被上升为一种代表权威、强力、僵化、邪恶的符号，是专断独权的男人。在他的迫害下，一大批儿子被迫踏上逃亡、避难的流浪路途。最早的要数老得、李芒、小织这批逐步觉醒的农村青年，为了逃避“强大”的父亲肖万昌、王三江的迫害远遁他乡。在((怀恋与追忆》、《柏慧》、((我的田园》等小说中“宁伽”因为受灾难深重的父亲的连累和折磨而流离失所，寄居于一个虚无的“继父”名下，在南山里流浪，后走进城市，然而由于“父亲”的阴影一直笼罩在头上，“我”饱受侮辱和苦难，从而直究造成这一系列苦难的根源，终于认清了正是一小撮人利用强权和暴力制造了着一场场血腥和恐怖，而他们则坐收渔利，他们是道貌岸然的学界泰斗—柏老，穷凶极恶、不学无术的瓷眼、裴所长及阴险狡诈的殷弓、飞腿等，他们利用强大的象征秩序，制造了一幕幕人间惨剧，是真正的罪魁祸首。这样真正丑恶的“父亲”被揪了出来一社会强权，暴力和邪恶，审父由此变成了一种社会历史批判和深刻的文化反思，批判矛头直指“极左”意识形态，这也是张炜此类审父主题小说的真正用意所在。
3. 2抢夺话语权
在逃亡—流浪的路上，深受迫害的儿子进行深刻反思，认识到“父亲”掌控的话语权是造成斗争不平等的根源，于是开始急需力量，展开了与“父亲”争夺话语权的斗争。原本“奇瘦，走路一拧一拧外号水蛇腰”的老得变得异常强壮，“小伙子把礁石举上去，举上去，两个臂膀的肌肉聚成几个疙瘩，颤抖着，慢慢地又渗出一层油来。那大石块多沉啊，他的两只脚都深深地陷到沙子里，礁石终于举上去，举过头顶，强劲的胳膊铁钳似的手掌，这简直是力的炫耀啊!”(《秋天的思索》)这多么象希腊神话中推巨石上山的悲剧英雄西西弗啊!然而仅靠强壮的身体显然还不足以同“父亲”抗衡，在《秋天的愤怒》中，作家给老得强壮的体内注人了智慧和知识，老得变成了诗人李芒。李芒和小织在流亡的途上意识到要取得胜利，既要在物质，更要在精神上取得优势，他们一面汲取知识的力量(李芒读、写诗)，一面学习先进的种黄烟技术。因为“知识即权力，知识与权力整合，知识(科技知识)成为一种当代话语。一种压迫、排斥、控制的权力形式。而位居权力中心的“父亲”们则千方百计阻止儿子们掌握知识，掌握话语权，肖万昌不让李芒参加大会发言而要自己出席即是不让李芒掌握话语权。因此抢夺话语权成了斗争的焦点。当他们学成技术，重返故里时后，同“父亲”肖万昌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而他们之所以能取得初步胜利，正是充分利用另一种话语权，即民间话语，是民间话语得到象征秩序的认可与支持，战胜“父亲”所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远山远河》中的“继父”则粗暴阻挠“我”写字，并撕毁“纸张”，这又是企图不让儿子进入象征界，永远霸占话语权，好让其永远受他统治，因为象征界是“符号的世界，是一种秩序(拉康语)”，只有进人象征界才能被社会容纳，才能作为主体而存在。而进人象征界的唯一通道是语言，撕毁纸张是让其永远无法进人象征界的明证。
3. 3“轼父”冲动
弗洛伊德在《摩西与一神教》中描述了一个原始父亲的形象。“在原始时期，人类分成许多小小的群体生活着，每个群体都受着一个强壮的男性的统治……那个强壮的男人是整个群体的主人和父亲，他的权力无限，并且使用得十分野蛮。所有的女人都是他的财富……他的儿子们的命运就十分艰难，如果他们激起了父亲的醋意，他们就要被杀死、阉割或驱逐。” “原始父亲”的意象往往是人性恶的象征。这一强壮野蛮的“原始父亲”意象在张炜小说中一再显形，只不过常常披上了文明的外衣。《远行之嘱》中那个丑陋、萎琐而又残暴的父亲激起了“我”的极度仇恨，惟欲除之而后快，“说不定，他会发恨把我扼死，也说不定我会在他熟睡时给他一刀”。当母亲忍受不了父亲的折磨服毒自杀未遂后，“我”再也忍无可忍，“找到了那把刀子，一定把他杀了”。“就父”的冲动在姐姐的劝阻下未能实现，因此在“我”十九岁出门远行前夜，我悄悄地把这把刀子藏在背囊里，欲背负着仇恨上路，姐姐发现后苦口婆心地劝阻，终于这把用来“就父”的刀子变成了“自卫”的工具，“就父”冲动再次化解。然而在《蜂巢》和《古船》中，“就父”终于付诸行动。《蜂巢》中的老班是一个流动部落的首领，“这家伙如今有七十岁，他可远比一般人强壮，腰背不弓不弯。他呼吸粗壮，像一头健壮的老猪。”他依仗权力和力量，淫荡凶残，“所有的女人帐蓬他都钻过，可大伙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然而“父亲越是残暴，他的儿子越与其发生敌对现象，并且更巴不得他早日归西，以便接掌其特权。但父亲对由来已久的父性权威至死也不放手”。于是儿子只有诉诸武力，杀死父亲，才能取得特权。小伙子金明企图除掉老班，夺回自己的女人，结果被一群乱蜂咬死。老班甚至连自己的女儿也不放过，终于被母女二人合力杀死。《古船》中四爷爷赵炳利用手中的权势，极尽耳目声色之好，借收“干女儿”为名，长期霸占洼狸镇第一美女隋含章。赵炳是一副典型的“雄性动物首领”的模样:魁梧健壮，四肢坚厚，臀部肥大，脖颈粗实，鼻孔洞阔，俨然是“原始父亲”的形象。饱受蹂埔和侮辱的含章终于愤怒地把剪刀捅进了四爷爷的小腹。
值得玩味的是，两次轼父行为都是由女性来实施的，这似乎隐晦地表达了张炜的女性主义立场:在父权制社会里，受压迫、遭残害最深重的是女性，因此只有女性的反抗是最坚决、最彻底的。而儿子有朝一日都会成为父亲，拥有父亲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由于心中尚存一线希冀，因此他们的就父冲动总归于平息。但作为女性只能永远处于父权制的樊篱中，故而女性的解放惟有靠自身的斗争。
4审父的文化内涵
自“五四”以来，“审父”一直是中国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五四文化先驱们敏锐地发现，封建父权和整个封建制度的血脉联系，指出“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吴虞)，对封建父权进行了猛烈抨击，自此审父成了作家的一个普遍情结。当然，不同的社会时代背景，审父的文化取向也有所不同。
父子冲突构成了张炜小说叙事的基本推动力，冲突的直接结果是审父乃至就父。父子冲突的一开始总是弱小无助的儿子节节败退，被迫离家出走，并在漫长的流浪过程中成长成熟，逐渐发现父亲也不过只是个受难者，于是同父亲和解，一同对抗造成这深重灾难的社会强权、邪恶势力。这样审父、就父最终成了超越传统、超越历史，重塑自我的道德自我拯救的方式。小说通过对这一经典“俄狄浦斯情结”的演绎，赋予了深刻的文化蕴旨:对权威、传统、地位、历史等代名词的“能指父亲”的审视与抗争，实质上是进行了一场深刻、清醒的社会历史批判和文化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