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形象学论文
比较文学形象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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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形象学论文篇1
论现代文学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摘 要】 自人类社会的文明史发生、发展以来，知识分子便应运而生，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知识分子总是有着各种各样的形象，起着各种各样的作用，无论是现实中的真实知识分子，还是文学中的典型知识分子，在我们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都发生着不断的演变，他们的存在和演变和发展都有着跨时代的引导，提示甚至揭示鼓舞的巨大作用，都代表着整个社会的发展与演变，所以我们要对知识分子有个正确的分析，认识和定位。
【关键词】 现代文学;知识分子;正确的分析;认识和定位
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首创是鲁迅，在鲁迅刻画的知识分子群像中，现代知识分子是一个独特而复杂的群体，他们无论是悲剧命运的主人公，还是悲剧命运的反思者，都在社会转型期的文化夹缝中演绎着“过度人”的角色，虽然性格并不是完美，但他们毕竟显示出了中国文化变换的特殊的特征，这对现在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定位和价值判断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反封建的知识分子形象。五四时期，在西方近代思潮的冲击下，知识分子的个性逐渐觉醒，外来的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精神与他们的内在要求相吻合，理性的反叛意识就成了他们挣脱封建礼教束缚的精神动力，主要代表就是鲁迅，比如他的《狂人日记》里的狂人，狂人下鞥在新式的学堂受过教育，在研习中发现了中国几千年来社会现实的秘密，：“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于是，狂人激励反抗着着吃人的礼教，并以狂言，诳语，狂态来打破人的认知，但人们都把他看作是不可理喻的疯子，还尽力救治他。他还是一个觉醒的敢于向封建传统挑战的知识分子形象，他是作者对一个启蒙者一个觉醒的知识分子在当时社会的处境下象征性的表达，小说里的狂人岁披着狂人的外衣，但是却有着反封建的性格，以他来揭示封建社会人吃人的本质，最后发出救救孩子的历史呼喊。
“多余人”知识分子形象。在30年代，有一些知识分子人生道路，人生选择以及在这种选择中的幻灭，动摇，软弱，妥协乃至悲哀失败题材的小说大量涌现。比如善写软弱，忧郁，感伤的知识分子，主要作家就是郁达夫，他的知识分子都是一些零余者的形象比如：《过去》中的李白时，《微雨的早晨》中的朱雅儒，《唯命论者》中的李德君等等，这些知识者仍然是一些游离于主潮的边缘人，零余者，他们中有的过着似“隐士”的生活，有的是宿命论者，有的虽有一些反抗，不满的情绪，但终究无能为力者。还有一位“多余人”得主要作家就是巴金，巴金曾对《爱情三部曲》又过说明：《雾》的对象是迟疑，《雨》的对象是矛盾，《电》的对象是行动。这迟疑，矛盾和行动可以看作理解这三部作品的关键词。
革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主要代表应该是蒋光慈，大革命失败后曾出现过一批被瞿秋白称作为“革命的浪漫蒂克”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们的故事比较一致的符合“革命加恋爱”的模式，蒋光慈是其始作俑者，他的《冲出云围的月亮》是主要代表作，这部小说完整的写出了大革命失败后知识分子的分化和沉浮，将一个彷徨的，意志薄弱的的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完整的揭露出来了，主人公王曼英从幻灭，虚无到变态的复仇，从自暴自弃，绝望的想自杀到重新唤起求生的意志，重归正途，这期间经历了漫长痛苦的蜕变过过程。
王曼英的形象在当时十分具有典型性。而且蒋光慈的一些作品，对知识分子在转变过程中的心理矛盾的描写，还是比较真实，符合知识分子的心理实际。这一类作家中还有洪灵菲，他主要写爱情与革命之间的关系，洪灵菲借作品中人物沈之菲之口说：“革命和恋爱都是生命之火的燃烧材料”，有人驳问沈之菲“革命和恋爱，到底会不会冲突呢?”沈之菲这样回答：“那一定是不会冲突的。人之必须恋爱，正如必须吃饭一样。因为恋爱和吃饭这两件大事，都被资本制度弄坏了，使得大家不能安心恋爱和安心吃饭，所以需要革命!”他认为“把生命视为革命，为恋爱而牺牲，真是多么有意义啊!”(《流亡》第七章)这是从个体生命的直接体验而得出的结论。
被讽刺的城市知识分子形象。张天翼是写短篇的圣手，他写了很多官僚市民的形象，也有一些市民知识分子形象，但是作家往往是采取轻蔑和嘲笑的态度，对于他们的恋爱方式，生活态度，“向上爬”的哲学都给以辛辣的讽刺，灰色调是他的主色系。比如小官僚的有如邓炳生(《皮带》)和华威先生(《华威先生》)，知识分子的有如老柏(《温柔的制造者》)等。
邓炳生的“愚腐”表现在他对“官”的强烈的虚荣上，他挂上代表军官身份的斜皮带前后患得患失的内心世界便是如此。他来到首善之区找梁处长，请他“栽培”，因一时找不出恰当的空缺，而与上士住在一起，上士是“读书人”，是先进者的代表，于是自己也似乎沾染成为有识之士，他能够、也敢于大骂“长”之类的人物，可是当他摇身一变成为带皮带之人时，他又后悔当时与上士们在一起时的失言，怕别人在背后里谈论他的“高等小学没毕业”，甚至于常去偷听人家说话。而他带上皮带是想在“他回乡去的时候，用额头看人”。这种“愚腐”不啻于阿Q当年想革命的用意。
总之，知识分子的形象随着历史的改变还在不断的变换更新，有更多的知识分子形象群体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比如“”中受到迫害的知识分子群体，比如后期有困境中突围的知识分子形象，边缘的游离者形象，还有欲望中的迷失者形象，再比如现在凭文凭吃饭的大学生知识分子群体等等，一直在不断的变化更改，交替，偶尔有缺少，但绝不可能断裂。
参考文献
[1]俞可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和社会发展》，华夏出版社，2003
[2]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
[3]钱理群，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4]王卫平，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小说史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51(4)
[5]齐一，鲁迅思想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6]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
[7]郁达夫，《郁达夫作品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
[8]萧功秦，《知识分子与观念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比较文学形象学论文篇2
浅析两个中外女性文学形象的比较
摘 要】若把列夫・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与曹禺笔下的繁漪相比较，她们在其各自的家庭中有着惊人的相似性：都是封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都是家庭中的最不幸者;作为争取真正爱情的“勇士”，安娜与繁漪又都是对旧秩序的最积极的破坏者。二人如“前赴后继”，闪闪发光于世界经典文学名著人物的长廊之中，发人深思，引人探究。
【关键词】安娜;繁漪;相比较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绝没料到，他笔下的安娜与中国作家曹禺笔下的繁漪在其各自不幸的家庭中却有着惊人的相似：她们都有较为高贵的门第，优越的社会地位，豪华舒适的生活，但不幸的婚姻却摧残了她们洋溢着激情的身心，不幸的爱情又泯灭了她们对生活的最后渴望，尽管在追求自身解放的斗争中她们呐喊过、搏击过，可最终仍被那罪恶时代的狂涛恶浪所吞食。从呐喊到追求，再到幻灭，这两个文学形象“前赴后继”，闪闪发光于世界经典文学名著人物长廊中，引发人们探究的欲望与兴趣。
安娜与繁漪的爱情悲剧，首先是由她们不幸的婚姻拉开序幕的。17岁，这正是充满幻想与憧憬的青春年华，但安娜与繁漪却在没有爱情，甚至不知道什么是爱情的情况下就因为门当户对，按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稀里糊涂地嫁给了比她们大二十多岁的丈夫。从此，她们便被缠缚在了封建包办婚姻的巨大罗网中，埋下了不幸的种子。
安娜与繁漪都充满美和魅力：都有丰富而深厚的精神世界，强烈而真挚的情感，充沛而旺盛的生命力，渴望和追求幸福的激情。而她们的丈夫呢，却都是“坏到连自己都不认为自己是坏人”的“体面人物”。
安娜的丈夫卡列宁虚伪、冷酷、空洞、死板，是一架枯燥僵化冷血的官僚机器;繁漪的丈夫周朴园伪善、专横、凶残、自私，是个在外杀人如麻，在家专制粗暴的魔王。卡列宁委身与政治，只关心官场上的勾心斗角，他把安娜仅仅作为一个有家室的标志。于是安娜便如同一个机器附件般经受着八年多的摧残与压抑。周朴园要建立一个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强迫繁漪做一个百依百顺的旧式花瓶，为其点缀家庭。这样，繁漪如同一个奴隶，十八年来苦煎苦熬，“渐渐地磨成了石头样的死人”。
然而，她们的生命之火是决然不会被封建牢笼所窒息的。尽管她们受着环境的窒息和社会的压制，“在阴沟里讨着生活”，“呼吸不着一口自由的空气”，尽管“她们枯干地生长在砂上”，但心却依然天样高，热情依然“是一片浇不息的火”。因此，安娜的脸上总流露出一股被压抑着的生气，洋溢着过剩的青春;繁漪则被郁积地燃烧着，经常抑制着自己。只要契机一到，她们就会将“生命烧到电火一样地白热”，将“情感、郁热、境遇激成一朵艳丽的火花”。
因而当渥伦斯基以其维特式的不顾一切的热情追求安娜时，当周萍以狂热的冲动接近繁漪时，便如清新甘甜的雨露滋润了她们枯干的心，她们蓄积着的久被压抑的力量强烈爆发了。她们挣脱了精神的枷锁，举起了反叛的火炬，开始了死里逃生的奋斗。安娜大胆地喊出了：“时候到了……我不能再欺骗自己了，我是活人，我要爱情，我要生活。”
公开向丈夫表白：“我爱他!我忍受不了你……我憎恶你……。”繁漪则宣称：“我的心，我这个人还是我的。”并大胆地说：“人家说一句，我就听一句，那是违背我的本性的。”于是不顾“乱伦”的罪名投入了周萍的怀中，倾诉十八年的苦水，将名誉和生命都交给了周萍。就这样，她们为了追求真诚的爱情，为了自身的尊严和人格，为了真正地活着，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毫无归程的反抗之路，献出了自己的全部。
也许是被压抑得太久，也许是爱情的火花太耀眼，致使她们尚未及辨清眼前的一切，便匆匆踏上了爱的征程，却未料渥伦斯基与周萍都是上流社会的寄生虫与回归者。渥伦斯基被称为“彼得堡花花公子的一个最好标本”，爱慕虚荣、追求功名是其性格的核心。他并不像安娜那样对传统的道德礼法中虚伪残酷的本质深恶痛绝，他无法理解安娜心中的爱情。
周萍则是一个情感和内心矛盾的奴隶，是一棵弱不禁风的病草，其本质是一个忏悔了过去的罪恶又没有获得新的精神支柱的人，是一个被封建教育吞噬了灵魂的“美丽的空彤”。爱繁漪就要有繁漪一样深沉的情感和性格，而周萍哪里会有这种深沉热烈的胸怀和力量。面对安娜与繁漪如此超乎寻常的“电火”般的爱情，他们害怕了，退缩了。
于是，在叩开了女性的心灵之门后，他们便又匆匆企图将其关上，点燃了爱情之火又想亲手扑灭它。渥伦斯基拒绝不了上流社会的诱惑，踏上了归程;周萍也在封建伦理的压力下宣布：“我还是我父亲的儿子。”安娜与繁漪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来临了，因为这不仅仅是爱情的丧失，情人的丧失，更是赖以活下去的希望的丧失。
鲁迅曾说：“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仍无路可走。”由此也可以说，人生最悲哀的是梦醒了却仍然要强迫自己做梦。像安娜与繁漪这样富于感情的女性，这样倔强而又执着的女性，如果一直处于独断丈夫的牢笼中，一直处于心灵的麻木枯竭中，或许也就无奈而习惯了。然而现在既然让她们脱离了黑暗的苦井，尝到了爱的甘露，又企图将其重新投入永不见阳光的深井中，便如同唤醒灵魂来目睹自己尸骸的腐烂，这是何等惨烈的境况!二人由虽生犹死到死里求生，经历了欺骗、失望、苟活、期待、追求，终于无法再回到虽生犹死的初始点，自我毁灭是其唯一的路。
正如法国比较文学家凡・提格亨所说：“一个心智的产物不是孤立的，不论作者有意无意，像一幅画、一座雕像、一个奏鸣一样，一部书也是归入一个系列之中的。”安娜与繁漪虽处于不同国度、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与不同文化背景中，但作为封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她们都是家庭中的最不幸者;作为争取真正爱情生活的“勇士”，安娜与繁漪又都是对旧秩序的最积极的破坏者。挣扎反抗与渴求爱的灵魂，映现出时代风貌的呐喊与抗争和令人叹惜的悲剧命运，为妇女争取解放的历史留下了闪光而凄惨的一页。
【参考文献】
[1]列夫・托尔斯泰著.草婴译. 安娜・卡列尼娜[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2]曹禺论创作[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3]曹禺.雷雨・序[M].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