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杜甫诗作“沉郁顿挫”风格成因
时间：
袁卫国1由 分享
杜甫诗歌的艺术风格多种多样，最具有特征性的、也是杜甫自己提出并为评论者所公认的，是“沉郁顿挫”。“沉郁顿挫”是杜甫在《进<雕赋>表》中自述创作甘苦之语，他在《进雕赋表中》说：“臣之述作，虽不是以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杨雄、枚皋之流，庶可跂及也。”所谓“沉郁”，主要表现为意境开阔壮大、感情深沉苍凉；所谓“顿挫”，主要表现为语言和韵律曲折有力，而不是平滑流利或任情奔放。形成这种特点的根本原因，是杜甫诗歌所要表达的人生情感非常强烈，而同时这种情感又受到理性的节制。他的思虑常常很复杂、心情常常很矛盾，所以他需要找到恰当和适度的表达方法。这样，使得诗中的情感之流成为有力度而受控制的涌动。
笔者认为：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形成，有其坚实的思想、情感和现实基础。
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批判意识是形成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思想基础。
杜甫的忧患意识和批判意识都是源自儒家仁政思想，杜甫的理想政治模式仍是儒家的政治模式，即德政。在他的诗中“病树、桔楠、桔棕、古塞、秋云、……甚至高江、急峡、危城、孤舟、啼猿、翔鸟、落花、寒月以及那辛苦的织女，堂前扑枣的老妇，重负下呻吟的老农，新婚成别的夫妻，那巧取豪夺的官吏，骄横跋扈的将军，粗暴无理的恶少，长安水边的丽人，都成为颇能代表杜诗风格的一象”。表现了诗人杜甫对中兴济世的热切，对混乱乾坤的指斥，对横行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悲伤，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对博施济众的赞美。
二、国家的战乱，人民的疾苦是他“沉郁顿挫”诗风的现实基础。
杜甫现存诗1400多首，深刻的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20多年的社会全貌，诗人将自己的个人生活与国家与百姓的生活紧密结合，达到了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
诗人的一生都怀着爱国的热诚：“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岁暮》），诗人对祖国是何等的热爱；“独使至尊受社稷，诸君如何答升平”（《诸将》），诗人对祖国前途是何等地忧虑；“必若救疮痍，应先去蝥贼”（《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这是诗人为力挽国运，拯救人民而开出的药方；“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这是诗人对朋友的殷切厚望也是诗人的一片爱国至诚。
759年是安史之乱爆发的第五年，虽然两京业已收复，但战乱并未平息，国家仍未安定，人民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以忧国忧民为己任的杜甫时时关注着平叛战争，将消除战乱一直牢记于心，在西行秦州前夕，他先写下了《洗别马》，“三吏”“三别”等关注平叛战争的诗篇，对国家走向统一表示了关注之情。
除了赤诚的爱国之情，忧民之情同样在杜诗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秦州杂诗二十首》其六、其八：城上胡笳奏，山边汉节归。防河赴沧海，奉诏发金微。士苦形骸黑，林疏鸟兽稀。那堪往来戍，恨解邺城围。闻道寻源使，从天此路回。牵牛去几许？宛马至今来，——望幽燕隔。何时郡国开？东征健儿尽，羌笛暮吹哀。诗人来到秦州，看到奉诏从金微调来的士兵为解御河北的叛军而“赴沧海”。当他目睹“士苦形骸黑”时，便对长途跋涉的士兵表示同情，于是在结尾写到“那堪往来戍？恨解邺城围”战乱是乱世的主要特征，它与和谐社会是根本对立的，用诗歌反映战争的残苦，表达作者对战争的批判，表达了杜甫希望国泰民安的心愿。
他的《兵车行》以“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边还戍边”的无奈沉重地叹息中传达了人民对无休止的战争的厌恶之情，又用士卒“君不见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梨，禾生陇亩无东西”的血泪控诉，揭示了战争给后方经济带来的巨大破坏，字里行间，传达出作者对深受战争之苦的广大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对战争价值的深深疑虑。可以说：“万方多难”的时代，“忧国忧民”的情怀是形成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又一重要原因。
三、思家念亲悲己是杜诗“沉郁顿挫”风格重要的情感基础。
我们看杜甫的一首《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这首诗主要表达的是诗人潦倒窘迫的人生之痛和多事不宁的家国之忧。一起首诗人连续四句的景物描写，以凄厉的猿啼、盘旋的江鸟、在强劲的秋风中远近纷纷飘落的树叶、风急浪涌滚滚滔滔苍茫无际的江水，展示了一个萧索凄冷荒远苍茫的秋天景象，为下面抒情主人公的出场极力铺垫，这不仅营造出一个凄清悲凉的伤感气氛，更给抒情主人公的出场搭建了一个平台——展示了一个苍茫渺远空阔无靠无依的天地空间。
在这之后，诗人才让一个“百年多病”“万里悲秋”的孤苦老人姗姗地走了出来：“万里”可见诗人漂泊流落之远；“作客”照应“万里”，再着一“常”字，可见诗人滞留异乡时间之久；“悲秋”透出诗人内心的感伤；“百年”表明诗人年事已高；一个“病”字再加一个“多”字，表明了诗人身体衰败，已是风烛残年；“独登台”则足见诗人之孤独与行迈之蹒跚艰难。杜老夫子的登高望秋兴叹的形象，不能不让我们联想到两千多年前那个形容枯槁、衣衫蓝缕、行吟于泽畔的屈子。诗人就象强劲的秋风里高挂在枝头摇曳着的一片枯黄的树叶，真担心他随时都有被吹落下来的危险。十四个字写尽了诗人自己的苦况，可以说这种人生之苦已经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了。诗人对家乡的思念、因痛失亲人而肝肠寸断、因自己颠沛的遭遇而唏嘘不已，在很多诗作中都得到了明显的体现，我们不能忽视这些因素对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重要影响。
笔者认为，杜甫视诗歌为生命，他的诗歌也与其个人丰富的人生体验休戚与共，为了排遣他对于不合理社会的愤怒与不平，宣泄在生活、思想上长期蕴蓄的内在矛盾以及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反差，沉郁顿挫的诗风是他最好的选择，历史成就了杜甫，杜甫成就了杜甫。
笔者认为：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形成，有其坚实的思想、情感和现实基础。
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批判意识是形成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思想基础。
杜甫的忧患意识和批判意识都是源自儒家仁政思想，杜甫的理想政治模式仍是儒家的政治模式，即德政。在他的诗中“病树、桔楠、桔棕、古塞、秋云、……甚至高江、急峡、危城、孤舟、啼猿、翔鸟、落花、寒月以及那辛苦的织女，堂前扑枣的老妇，重负下呻吟的老农，新婚成别的夫妻，那巧取豪夺的官吏，骄横跋扈的将军，粗暴无理的恶少，长安水边的丽人，都成为颇能代表杜诗风格的一象”。表现了诗人杜甫对中兴济世的热切，对混乱乾坤的指斥，对横行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悲伤，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对博施济众的赞美。
二、国家的战乱，人民的疾苦是他“沉郁顿挫”诗风的现实基础。
杜甫现存诗1400多首，深刻的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20多年的社会全貌，诗人将自己的个人生活与国家与百姓的生活紧密结合，达到了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
诗人的一生都怀着爱国的热诚：“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岁暮》），诗人对祖国是何等的热爱；“独使至尊受社稷，诸君如何答升平”（《诸将》），诗人对祖国前途是何等地忧虑；“必若救疮痍，应先去蝥贼”（《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这是诗人为力挽国运，拯救人民而开出的药方；“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这是诗人对朋友的殷切厚望也是诗人的一片爱国至诚。
759年是安史之乱爆发的第五年，虽然两京业已收复，但战乱并未平息，国家仍未安定，人民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以忧国忧民为己任的杜甫时时关注着平叛战争，将消除战乱一直牢记于心，在西行秦州前夕，他先写下了《洗别马》，“三吏”“三别”等关注平叛战争的诗篇，对国家走向统一表示了关注之情。
除了赤诚的爱国之情，忧民之情同样在杜诗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秦州杂诗二十首》其六、其八：城上胡笳奏，山边汉节归。防河赴沧海，奉诏发金微。士苦形骸黑，林疏鸟兽稀。那堪往来戍，恨解邺城围。闻道寻源使，从天此路回。牵牛去几许？宛马至今来，——望幽燕隔。何时郡国开？东征健儿尽，羌笛暮吹哀。诗人来到秦州，看到奉诏从金微调来的士兵为解御河北的叛军而“赴沧海”。当他目睹“士苦形骸黑”时，便对长途跋涉的士兵表示同情，于是在结尾写到“那堪往来戍？恨解邺城围”战乱是乱世的主要特征，它与和谐社会是根本对立的，用诗歌反映战争的残苦，表达作者对战争的批判，表达了杜甫希望国泰民安的心愿。
他的《兵车行》以“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边还戍边”的无奈沉重地叹息中传达了人民对无休止的战争的厌恶之情，又用士卒“君不见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梨，禾生陇亩无东西”的血泪控诉，揭示了战争给后方经济带来的巨大破坏，字里行间，传达出作者对深受战争之苦的广大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对战争价值的深深疑虑。可以说：“万方多难”的时代，“忧国忧民”的情怀是形成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又一重要原因。
三、思家念亲悲己是杜诗“沉郁顿挫”风格重要的情感基础。
我们看杜甫的一首《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这首诗主要表达的是诗人潦倒窘迫的人生之痛和多事不宁的家国之忧。一起首诗人连续四句的景物描写，以凄厉的猿啼、盘旋的江鸟、在强劲的秋风中远近纷纷飘落的树叶、风急浪涌滚滚滔滔苍茫无际的江水，展示了一个萧索凄冷荒远苍茫的秋天景象，为下面抒情主人公的出场极力铺垫，这不仅营造出一个凄清悲凉的伤感气氛，更给抒情主人公的出场搭建了一个平台——展示了一个苍茫渺远空阔无靠无依的天地空间。
在这之后，诗人才让一个“百年多病”“万里悲秋”的孤苦老人姗姗地走了出来：“万里”可见诗人漂泊流落之远；“作客”照应“万里”，再着一“常”字，可见诗人滞留异乡时间之久；“悲秋”透出诗人内心的感伤；“百年”表明诗人年事已高；一个“病”字再加一个“多”字，表明了诗人身体衰败，已是风烛残年；“独登台”则足见诗人之孤独与行迈之蹒跚艰难。杜老夫子的登高望秋兴叹的形象，不能不让我们联想到两千多年前那个形容枯槁、衣衫蓝缕、行吟于泽畔的屈子。诗人就象强劲的秋风里高挂在枝头摇曳着的一片枯黄的树叶，真担心他随时都有被吹落下来的危险。十四个字写尽了诗人自己的苦况，可以说这种人生之苦已经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了。诗人对家乡的思念、因痛失亲人而肝肠寸断、因自己颠沛的遭遇而唏嘘不已，在很多诗作中都得到了明显的体现，我们不能忽视这些因素对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重要影响。
笔者认为，杜甫视诗歌为生命，他的诗歌也与其个人丰富的人生体验休戚与共，为了排遣他对于不合理社会的愤怒与不平，宣泄在生活、思想上长期蕴蓄的内在矛盾以及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反差，沉郁顿挫的诗风是他最好的选择，历史成就了杜甫，杜甫成就了杜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