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田锡与宋初的文学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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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田锡推崇自然、尊重个性的文学批评观，为活跃宋初的古文观念，丰富宋代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宋代文学批评史上应享有一席之地。
论文关键词：田锡；宋代；文学批评
田锡，字表圣，嘉州洪雅(今属四川)人，生于后晋高祖天福五年(公元940年)，卒于北宋真宗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进士及第，官至右谏议大夫、史馆修撰。《宋史》卷二百九十三有传，着有《咸平集》五十卷，今传世。在宋初，田锡是作为一位政治家出现的，然而．他的文学批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对活跃宋初的古文观念，丰富整个有宋一代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宋代的文学批评格局中应该有一席之地。
宋初的古文观念虽然是唐代古文观念的延续，但是，在延续的过程中也显示出自己不同的气象。宋初的古文家们继承了唐代古文“文以明道”的理论宗旨，韩愈、柳宗元几乎毫无争议地成为他们摹仿和学习的范本，成为他们的精神偶像。在对古文进行具体批评的过程中，宋初的古文家们提倡文道合一，为文平易，反对艰涩，其目的在于纠正晚唐五代以来的颓靡文风，引导整个宋代的文风，使之向雅正的方向发展。
在宋初，最早提倡古文的是梁周翰、柳开等人，其中，柳开的成就较为突出。柳开，初名肩愈，字绍元，后更名开，字仲鳖，意在表明他努力开辟古道的诚心。在着名的《应责》一文中，他明确指出：“今之世与古之世同矣，今之人与古之人亦同矣。古之教民以道德仁义，今之教民亦以道德仁义，是今与古胡有异哉?”由今古的世道相同，推导出今古的道德仁义相同，表达道德仁义的文章也应该没有什么差别。这本身就犯了一个逻辑错误。由此。他又进一步说：“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谓古文也。”在这里，柳开落后保守的思想倾向表现得非常明显。问题不在于他反对辞涩言苦，而在于“古其理，高其意”和“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那种亦步亦趋地摹仿古道、古文的思想，缺少变化与通脱的眼光，并不符合文学发展的实际需要。
与柳开同时的王禹傅则从另一个角度发表了对古文的态度，他说：“夫文，传道而明心也。古圣人不得已而为之也。”…实际上，王氏是反对“句之难道”、“义之难晓”的古文的，他也主张为文平易，但是．他却抓住了“传道明心”这一核心内容．认为文章乃“圣人不得已而为之”，看到了文章是作家思想情感之郁积，继承了韩愈的“不平则鸡，有感而发”的文学思想的精华。这种古文观念，和柳开相比，要开通得多，也有价值得多，更加切近文学创作的本真。作为诗人、文学家的王禹傅．由于对文学的意义有比较准确的理解与把握．理论的视界比柳开开阔、通达，是自然而然的。
田锡也加入了古文讨论的行列。他继承了传统的古文观念，推崇传统古文理论所强调的文章教化意义，但是，又不拘泥于传统。从他的古文观念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他的理论观念的通脱。他与名重当时的柳开的观点有很大的差异，凸显了他古文观念的独特性。
在《贻陈季和书》中，田锡表达了他的古文观：“夫人之有文，经纬大道，得其道，则持正于教化；失其道，则忘返于靡漫。孟轲、苟卿，得大道者也。其文雅正，其理渊奥。厥后扬雄秉笔，乃撰《法言》；马卿同时，徒有丽藻。”在这里，田锡慷慨陈辞，主张“人之有文，经纬大道”。他明确指出了得道与失道所产生的不同结果，显然沿袭了传统的古文观念。他也提倡文学的教化作用，推许古代先贤的文章在达道方面所做的不懈努力。应该说，这是古代文学政治话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问题并不这么简单。田锡的可贵之处并不在这里。
在对唐代古文思想继承的同时，田锡还有着自己惊人的创新。他深入发掘了文与道的关系，认为文章之“经纬大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激扬教义”；二是“艳歌不害于正理”。他说：
迩来文士，颂关箴阙，铭功赞图，皆文之常态也。若豪气抑扬，逸词飞动，声律不能拘于步骤，鬼神不能秘其幽深，放为狂歌，目为古风，此所谓文之变也。李太白天付俊才。豪侠吾道，观其乐府，得非专变于文欤!乐天有《长恨词》、《霓裳曲》、五十讽谏，出人意表，大儒端士，谁敢非之!何以明其然也?世称韩退之、柳子厚，萌一意，措一词，苟非关颂时政，则必激扬教义。故识者观文于韩、柳，则惊心于邪僻。抑末扶本。跻人于大道可知也!然李贺作歌，二公嗟赏；岂非艳歌不害于正理．而专变于斯文哉!
文章有“常”与“变”两种情形，无论是“常”还是“变”，都显示了文章存在的合理性。田锡认为，歌功颂美，乃文之常态；逸词狂歌，乃“文之变也”。李白、乐天(白居易的诗歌，都是相对于常态的“文之变也”，可是，他们的文章，即使“大儒端士”，也没有人非议。至于恢诡谲怪的李贺诗歌，却受到了韩愈、柳宗元的高度赞赏，就更加说明了变态之文存在的合理性。这说明，“艳歌不害于正理者”的创作状况是存在的，这类文章有它自身存在的价值。
田锡关于艳歌的议论，在当时是石破天惊之语。
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对文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文学要反映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必须多种形式和多种内容并存。当时的大多数人都不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柳开《上王学士第三书》云：“文章为道之筌也。筌可妄作乎?筌之不良，获斯失矣。女恶容之厚于德，不恶德之厚于容也。文恶词之华于理，不恶理之患于词也。理华于词则有可观。”王禹僻《五哀诗》(哀高锡)亦云：“文自咸通后，流散不复雅，因仍历五代，秉笔多艳冶。”一个讨厌“辞华于理”，一个批评五代艳冶，对华艳的文风都不能正确对待。在这种情形下，田锡认为，只要艳歌不害于正理，它的存在就是合理的。这是他经过审慎思考所提出的一种重要的文学观念，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在一首题为《吟情》的诗中，田锡再一次表达了关于他对艳歌的态度：“风月心肠别有情。灵台珠玉气常清。微吟暗触天机骇，雅道因随物象生。春是主人饶荡逸，酒为欢伯伴纵横。莫嫌宫体多淫艳，到底诗狂罪亦轻。”艳歌是人的情感的自然而然的流露，也是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田锡反复为艳歌开脱，在当时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这种通脱的文学思想，对活跃整个宋初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批评．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
田锡是宋代古文运动的先驱，这不仅因为他较早发表了关于古文的意见．而且还因为他的意见通脱与合理。围绕着“激扬教义”这一传统的文学政治话语，他阐发了一系列非常通达的见解，足以奠定他在宋代古文运动中先驱者的地位。
在《进文集表》中，田锡曾这样向宋太宗表述：
“臣闻美盛德之形容谓之颂，抒深情于讽刺莫若诗。赋则敷布于皇风，歌亦揄扬于王化。下情上达，《周礼》所以建采诗之官；君唱臣酬，《舜典》于是载赓歌之事。”这里虽然是对前代文学观念的重复，但是，其中也确实有属于田锡他自己的发明。文学应该全方位、多角度反映社会现实生活。一方面敷布于皇风，揄扬教化；另一方面也应下情上达，上下沟通，用文学的手段来实现政治的目的。这是传统文学政治话语的典型特征。然而，田锡说“抒深情于讽刺莫若诗”，意谓诗歌只有在讽刺之中才能表达真挚而深刻的思想感情。他肯定文学的讽刺作用，也就是强调文学批判现实的功能。情感是文学“激扬教义”不可缺少的内容，没有情感的参与，文学便不能打动人。这种在讽刺之中所表达的情感显然是一种愤世嫉俗．发愤抒情。这其实就是屈原的“发愤以抒情”，司马迁的“发愤着书”，也是韩退之的“穷苦之言易好”．与后来欧阳修公所言的“穷者而后工”有异衄同工之妙。这是文学创作中的一个值得关注的心理学问题，也是我们今天应该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
从激扬教义，表达情感，讽刺现实，下情上达这一主导思想出发，田锡认识到文学创作应该有明确的目的性和倾向性，这正是传统的“文以明道”思想。因此，他提出“意在言先”。在《贻梁补阙周翰书》中，他说：“才与贤所遇，道与义所相际，言未发于外，而意已熟于中矣。”所谓“言未发于外，而意已熟于中”，就是意在言先，要求作家的创作要有一定的目的，表达成熟的、对政治伦理道德教化有益的思想与情感。
文章和道德是古代先贤们论述较多的一个问题，也是唐宋古文家们非常看重的一个问题。早在《论语》中，孔子就已经切实地进行了讨论。刘勰《文心雕龙》专门有《程器》一篇详细地进行了探讨。唐宋的古文家们声嘶力竭地呼喊文与道，其主要的意图，也就是想靠文章传播道德。这一基本态度并没有什么不合理，但是，这种对文章和道德的理解显然又不太符合文学创作多样化的实际。然而，田锡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所进展，他充分认识到了人主体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一方面提倡“夫人之有文，经纬大道”，另一方面又把文章和道德以及作家自身的才性结合在一起，强调行文合一。
在《答胡旦书》中田锡说：
君欲以文采声称，与之相较胜。亦犹洞庭震泽，幅员千里，吞纳江汉。虽飞涛骇湍，浮天沃日，得不谓之壮哉!真场籍中燕魏豪侠也。君既不以余鄙陋浅近，许与为交游。若使各言其志，则余尝闻孟轲称仲尼日．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也，又日，至仁无敌，礼称颜子，得一善，必拳拳服膺。语日，德不孤必有邻。设使至艺如至仁，自然无敌；德苟修而众善必为己邻，名栽德而行。故君子金玉其名，砥砺其行，行茂而荣名，人莫得而胜之也他要求文学家要有一定的道德修养，应严格遵守儒家的道德规范。因此，他非常强调“君子之行”和“君子之文”。“夫有君子行不有君子之文者，汉申屠嘉、周勃也；有君子之文不有君子之行者，唐元稹、陆挚也。”他用传统的儒家思想来认识并评价元稹与陆挚，在今天看来，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其中又确实包含着艺术真实性的深刻涵义，那就是行文合一。
田锡已明确表示，如果他在“君子之行”和“君子之文”中作出选择，那么，“与其有文也，宁有行也。”这正准确把握了文学与人的关系，把握了文章和道德的关系，同时，又涉及到了文学艺术真实性等一系列创作原则。这当然也不是田锡的发明。在宋初，柳开也曾经表达过类似的思想：“心正则正矣。”只不过，柳开不比田锡意会得更为深刻而已。
在《贻青城小着书》中，田锡把“激扬教义”这一传统的文学政治话语发挥到极致。他说：树德而亲仁，博学以师古。师得古道以为己任．亲乎仁人以结至交。至交立则君子之道胜．胜则可以倡道和德。同心为谋，上翼圣君，下振逸民，使天下穆穆然复归于古道。
田锡提出“艳歌不害于正理”，其着眼点并非仅仅在“艳歌”，而在“文之变”。从他对李白和白乐天的评价中可以看出他的“文之变”的内涵。他认为李白乐府，专变于文；乐天《长恨词》、《霓裳衄》、五十讽谏等作，出人意表。这些都是大儒端士不敢非议的诗作，就是因为它们“不害于正理”。田锡倡导“文之变”乃是追求文学内容与风格的多样化，尊重作家不同的艺术个性。这种观点的提出，标志着宋初文学批评确实有一些新的内容。
宋初的古文家们梁周翰、柳开以及稍后的赵湘、智圆、石介等人虽然都把眼睛盯在“道”上，认为文章的最终目的是“道”，但是，却没有搞清楚“文”是怎么回事。柳开云：“吾之道，孔子、盂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盂轲、扬雄、韩愈之文也。”赵湘云：“灵乎物者文也，固乎文者本也。本在道而通乎神明，随发以变，万物之情尽矣。”智圆亦云：“夫为文者，固其志，守其道，无随俗之好恶而变其学也。”
思想的保守落后可见一斑!尔后的石介以《怪说》系列文章发论，把矛头直指西岜体。《怪说》中云：“使天下不为《书》之《典》、《谟》、《禹贡》、《洪范》，诗之雅、颂，《春秋》之经，《易》之繇、爻、十翼；而为杨亿之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其为怪大矣!”他认为，以杨亿为代表的西岜体，注重艺术形式，学习李商隐，扰乱文坛，是为文之大怪，不允许存在。西岜体究竟对“道”有何危害?石守道先生语焉不详。杨亿《西岜酬唱集序》云：“时今紫微钱君希圣、秘阁刘君子仪，并负懿文，尤精雅道，雕章丽句脍炙人口。”依然推崇的是雅道。石介的古文观点是宋初古文家的文道观最为形象通俗的阐释，也就是说．他们中的多数人推崇一种四平八稳的传道方式，或板着面孔说理，或扯大嗓门训人，始终保持战斗的姿态，并不重视作家的艺术个性。
田锡较好地处理了这一问题。在《贻宋小着书》中，他说：
禀于天而工拙者。性也；感于物而驰骛者，情也。研《系辞》之大旨，极《中庸》之微言，道者，任运用而自然者也，若使援豪之际，属思之时，以情合于性，以性合于道。如天地生于道也．万物生于天地也。随其运用而得性，任其方圆而寓理。
他认为，文学创作要以情合于性，以性合于道。“情”是什么?‘性”又是什么?田锡说，情是作家对物象的态度，性乃自然。也就是说，作家的个性是纯真自然的，而情感的表达应适应纯真自然的特点．这样，才能表达万物之道。田锡反对雕凿、虚假的创作态度，主张一切从自然出发，实观文与道的统一。
从推崇自然出发，到尊重个性，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田锡的讨论是客观的，他以自然的客观规律喻示文学的创作，寓意深远。在《贻陈季和书》中，他以大自然的风水相遭来比喻文章写作，极具启发性。他说：
锡观乎天之常理，上炳万象，下覆群品，颢气旁魄，莫际其理，世亦靡骇其恢廓也。若卒然云出连山，风来邃谷。云与风会，雷与雨交，霹雳一飞，动植成恐，此则天之变也。亦犹水之常性，澄则鉴物，流则有声，深则窟宅蛟龙，大则包纳河汉，激为惊潮，勃为高浪，其进如万蹄战马，其声若五月丰隆，驾于风，荡于空，突乎高岸，喷及大野，此则水之变也。非迅雷烈风．不足专天之变；非惊潮高浪，不足行水之动。
在《贻宋小着书》中，他又说：“亦犹微风动水，了无定文；太虚浮云，莫有常态。则文章之有声气也。不亦宜哉!”从自然现象变化的多样性推演到文学创作的多样化。不同的风格，不同的题材，不管是“文之常态”，也不管是“文之变也”，田锡都能宽容，显示了一位理论家的宽广胸怀。
田锡对自然的推崇。对个性的尊重，实际上是宋代文坛上的一场革命。这场革命，一直到田锡逝世后半个世纪，欧阳修主盟文坛、“三苏”活跃文坛时．才得以延续并取得辉煌的成就。这样．田锡的意义就非同寻常了。在宋代文学批评中，田锡的理论贡献远超过他同时的古文理论家，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特别是宋代文学批评中的地位，是我们今天治文学批评史者应该重新考虑的问题。这是一个不能漠视的话题。
论文关键词：田锡；宋代；文学批评
田锡，字表圣，嘉州洪雅(今属四川)人，生于后晋高祖天福五年(公元940年)，卒于北宋真宗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进士及第，官至右谏议大夫、史馆修撰。《宋史》卷二百九十三有传，着有《咸平集》五十卷，今传世。在宋初，田锡是作为一位政治家出现的，然而．他的文学批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对活跃宋初的古文观念，丰富整个有宋一代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宋代的文学批评格局中应该有一席之地。
宋初的古文观念虽然是唐代古文观念的延续，但是，在延续的过程中也显示出自己不同的气象。宋初的古文家们继承了唐代古文“文以明道”的理论宗旨，韩愈、柳宗元几乎毫无争议地成为他们摹仿和学习的范本，成为他们的精神偶像。在对古文进行具体批评的过程中，宋初的古文家们提倡文道合一，为文平易，反对艰涩，其目的在于纠正晚唐五代以来的颓靡文风，引导整个宋代的文风，使之向雅正的方向发展。
在宋初，最早提倡古文的是梁周翰、柳开等人，其中，柳开的成就较为突出。柳开，初名肩愈，字绍元，后更名开，字仲鳖，意在表明他努力开辟古道的诚心。在着名的《应责》一文中，他明确指出：“今之世与古之世同矣，今之人与古之人亦同矣。古之教民以道德仁义，今之教民亦以道德仁义，是今与古胡有异哉?”由今古的世道相同，推导出今古的道德仁义相同，表达道德仁义的文章也应该没有什么差别。这本身就犯了一个逻辑错误。由此。他又进一步说：“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谓古文也。”在这里，柳开落后保守的思想倾向表现得非常明显。问题不在于他反对辞涩言苦，而在于“古其理，高其意”和“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那种亦步亦趋地摹仿古道、古文的思想，缺少变化与通脱的眼光，并不符合文学发展的实际需要。
与柳开同时的王禹傅则从另一个角度发表了对古文的态度，他说：“夫文，传道而明心也。古圣人不得已而为之也。”…实际上，王氏是反对“句之难道”、“义之难晓”的古文的，他也主张为文平易，但是．他却抓住了“传道明心”这一核心内容．认为文章乃“圣人不得已而为之”，看到了文章是作家思想情感之郁积，继承了韩愈的“不平则鸡，有感而发”的文学思想的精华。这种古文观念，和柳开相比，要开通得多，也有价值得多，更加切近文学创作的本真。作为诗人、文学家的王禹傅．由于对文学的意义有比较准确的理解与把握．理论的视界比柳开开阔、通达，是自然而然的。
田锡也加入了古文讨论的行列。他继承了传统的古文观念，推崇传统古文理论所强调的文章教化意义，但是，又不拘泥于传统。从他的古文观念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他的理论观念的通脱。他与名重当时的柳开的观点有很大的差异，凸显了他古文观念的独特性。
在《贻陈季和书》中，田锡表达了他的古文观：“夫人之有文，经纬大道，得其道，则持正于教化；失其道，则忘返于靡漫。孟轲、苟卿，得大道者也。其文雅正，其理渊奥。厥后扬雄秉笔，乃撰《法言》；马卿同时，徒有丽藻。”在这里，田锡慷慨陈辞，主张“人之有文，经纬大道”。他明确指出了得道与失道所产生的不同结果，显然沿袭了传统的古文观念。他也提倡文学的教化作用，推许古代先贤的文章在达道方面所做的不懈努力。应该说，这是古代文学政治话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问题并不这么简单。田锡的可贵之处并不在这里。
在对唐代古文思想继承的同时，田锡还有着自己惊人的创新。他深入发掘了文与道的关系，认为文章之“经纬大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激扬教义”；二是“艳歌不害于正理”。他说：
迩来文士，颂关箴阙，铭功赞图，皆文之常态也。若豪气抑扬，逸词飞动，声律不能拘于步骤，鬼神不能秘其幽深，放为狂歌，目为古风，此所谓文之变也。李太白天付俊才。豪侠吾道，观其乐府，得非专变于文欤!乐天有《长恨词》、《霓裳曲》、五十讽谏，出人意表，大儒端士，谁敢非之!何以明其然也?世称韩退之、柳子厚，萌一意，措一词，苟非关颂时政，则必激扬教义。故识者观文于韩、柳，则惊心于邪僻。抑末扶本。跻人于大道可知也!然李贺作歌，二公嗟赏；岂非艳歌不害于正理．而专变于斯文哉!
文章有“常”与“变”两种情形，无论是“常”还是“变”，都显示了文章存在的合理性。田锡认为，歌功颂美，乃文之常态；逸词狂歌，乃“文之变也”。李白、乐天(白居易的诗歌，都是相对于常态的“文之变也”，可是，他们的文章，即使“大儒端士”，也没有人非议。至于恢诡谲怪的李贺诗歌，却受到了韩愈、柳宗元的高度赞赏，就更加说明了变态之文存在的合理性。这说明，“艳歌不害于正理者”的创作状况是存在的，这类文章有它自身存在的价值。
田锡关于艳歌的议论，在当时是石破天惊之语。
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对文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文学要反映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必须多种形式和多种内容并存。当时的大多数人都不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柳开《上王学士第三书》云：“文章为道之筌也。筌可妄作乎?筌之不良，获斯失矣。女恶容之厚于德，不恶德之厚于容也。文恶词之华于理，不恶理之患于词也。理华于词则有可观。”王禹僻《五哀诗》(哀高锡)亦云：“文自咸通后，流散不复雅，因仍历五代，秉笔多艳冶。”一个讨厌“辞华于理”，一个批评五代艳冶，对华艳的文风都不能正确对待。在这种情形下，田锡认为，只要艳歌不害于正理，它的存在就是合理的。这是他经过审慎思考所提出的一种重要的文学观念，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在一首题为《吟情》的诗中，田锡再一次表达了关于他对艳歌的态度：“风月心肠别有情。灵台珠玉气常清。微吟暗触天机骇，雅道因随物象生。春是主人饶荡逸，酒为欢伯伴纵横。莫嫌宫体多淫艳，到底诗狂罪亦轻。”艳歌是人的情感的自然而然的流露，也是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田锡反复为艳歌开脱，在当时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这种通脱的文学思想，对活跃整个宋初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批评．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
田锡是宋代古文运动的先驱，这不仅因为他较早发表了关于古文的意见．而且还因为他的意见通脱与合理。围绕着“激扬教义”这一传统的文学政治话语，他阐发了一系列非常通达的见解，足以奠定他在宋代古文运动中先驱者的地位。
在《进文集表》中，田锡曾这样向宋太宗表述：
“臣闻美盛德之形容谓之颂，抒深情于讽刺莫若诗。赋则敷布于皇风，歌亦揄扬于王化。下情上达，《周礼》所以建采诗之官；君唱臣酬，《舜典》于是载赓歌之事。”这里虽然是对前代文学观念的重复，但是，其中也确实有属于田锡他自己的发明。文学应该全方位、多角度反映社会现实生活。一方面敷布于皇风，揄扬教化；另一方面也应下情上达，上下沟通，用文学的手段来实现政治的目的。这是传统文学政治话语的典型特征。然而，田锡说“抒深情于讽刺莫若诗”，意谓诗歌只有在讽刺之中才能表达真挚而深刻的思想感情。他肯定文学的讽刺作用，也就是强调文学批判现实的功能。情感是文学“激扬教义”不可缺少的内容，没有情感的参与，文学便不能打动人。这种在讽刺之中所表达的情感显然是一种愤世嫉俗．发愤抒情。这其实就是屈原的“发愤以抒情”，司马迁的“发愤着书”，也是韩退之的“穷苦之言易好”．与后来欧阳修公所言的“穷者而后工”有异衄同工之妙。这是文学创作中的一个值得关注的心理学问题，也是我们今天应该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
从激扬教义，表达情感，讽刺现实，下情上达这一主导思想出发，田锡认识到文学创作应该有明确的目的性和倾向性，这正是传统的“文以明道”思想。因此，他提出“意在言先”。在《贻梁补阙周翰书》中，他说：“才与贤所遇，道与义所相际，言未发于外，而意已熟于中矣。”所谓“言未发于外，而意已熟于中”，就是意在言先，要求作家的创作要有一定的目的，表达成熟的、对政治伦理道德教化有益的思想与情感。
文章和道德是古代先贤们论述较多的一个问题，也是唐宋古文家们非常看重的一个问题。早在《论语》中，孔子就已经切实地进行了讨论。刘勰《文心雕龙》专门有《程器》一篇详细地进行了探讨。唐宋的古文家们声嘶力竭地呼喊文与道，其主要的意图，也就是想靠文章传播道德。这一基本态度并没有什么不合理，但是，这种对文章和道德的理解显然又不太符合文学创作多样化的实际。然而，田锡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所进展，他充分认识到了人主体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一方面提倡“夫人之有文，经纬大道”，另一方面又把文章和道德以及作家自身的才性结合在一起，强调行文合一。
在《答胡旦书》中田锡说：
君欲以文采声称，与之相较胜。亦犹洞庭震泽，幅员千里，吞纳江汉。虽飞涛骇湍，浮天沃日，得不谓之壮哉!真场籍中燕魏豪侠也。君既不以余鄙陋浅近，许与为交游。若使各言其志，则余尝闻孟轲称仲尼日．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也，又日，至仁无敌，礼称颜子，得一善，必拳拳服膺。语日，德不孤必有邻。设使至艺如至仁，自然无敌；德苟修而众善必为己邻，名栽德而行。故君子金玉其名，砥砺其行，行茂而荣名，人莫得而胜之也他要求文学家要有一定的道德修养，应严格遵守儒家的道德规范。因此，他非常强调“君子之行”和“君子之文”。“夫有君子行不有君子之文者，汉申屠嘉、周勃也；有君子之文不有君子之行者，唐元稹、陆挚也。”他用传统的儒家思想来认识并评价元稹与陆挚，在今天看来，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其中又确实包含着艺术真实性的深刻涵义，那就是行文合一。
田锡已明确表示，如果他在“君子之行”和“君子之文”中作出选择，那么，“与其有文也，宁有行也。”这正准确把握了文学与人的关系，把握了文章和道德的关系，同时，又涉及到了文学艺术真实性等一系列创作原则。这当然也不是田锡的发明。在宋初，柳开也曾经表达过类似的思想：“心正则正矣。”只不过，柳开不比田锡意会得更为深刻而已。
在《贻青城小着书》中，田锡把“激扬教义”这一传统的文学政治话语发挥到极致。他说：树德而亲仁，博学以师古。师得古道以为己任．亲乎仁人以结至交。至交立则君子之道胜．胜则可以倡道和德。同心为谋，上翼圣君，下振逸民，使天下穆穆然复归于古道。
田锡提出“艳歌不害于正理”，其着眼点并非仅仅在“艳歌”，而在“文之变”。从他对李白和白乐天的评价中可以看出他的“文之变”的内涵。他认为李白乐府，专变于文；乐天《长恨词》、《霓裳衄》、五十讽谏等作，出人意表。这些都是大儒端士不敢非议的诗作，就是因为它们“不害于正理”。田锡倡导“文之变”乃是追求文学内容与风格的多样化，尊重作家不同的艺术个性。这种观点的提出，标志着宋初文学批评确实有一些新的内容。
宋初的古文家们梁周翰、柳开以及稍后的赵湘、智圆、石介等人虽然都把眼睛盯在“道”上，认为文章的最终目的是“道”，但是，却没有搞清楚“文”是怎么回事。柳开云：“吾之道，孔子、盂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盂轲、扬雄、韩愈之文也。”赵湘云：“灵乎物者文也，固乎文者本也。本在道而通乎神明，随发以变，万物之情尽矣。”智圆亦云：“夫为文者，固其志，守其道，无随俗之好恶而变其学也。”
思想的保守落后可见一斑!尔后的石介以《怪说》系列文章发论，把矛头直指西岜体。《怪说》中云：“使天下不为《书》之《典》、《谟》、《禹贡》、《洪范》，诗之雅、颂，《春秋》之经，《易》之繇、爻、十翼；而为杨亿之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其为怪大矣!”他认为，以杨亿为代表的西岜体，注重艺术形式，学习李商隐，扰乱文坛，是为文之大怪，不允许存在。西岜体究竟对“道”有何危害?石守道先生语焉不详。杨亿《西岜酬唱集序》云：“时今紫微钱君希圣、秘阁刘君子仪，并负懿文，尤精雅道，雕章丽句脍炙人口。”依然推崇的是雅道。石介的古文观点是宋初古文家的文道观最为形象通俗的阐释，也就是说．他们中的多数人推崇一种四平八稳的传道方式，或板着面孔说理，或扯大嗓门训人，始终保持战斗的姿态，并不重视作家的艺术个性。
田锡较好地处理了这一问题。在《贻宋小着书》中，他说：
禀于天而工拙者。性也；感于物而驰骛者，情也。研《系辞》之大旨，极《中庸》之微言，道者，任运用而自然者也，若使援豪之际，属思之时，以情合于性，以性合于道。如天地生于道也．万物生于天地也。随其运用而得性，任其方圆而寓理。
他认为，文学创作要以情合于性，以性合于道。“情”是什么?‘性”又是什么?田锡说，情是作家对物象的态度，性乃自然。也就是说，作家的个性是纯真自然的，而情感的表达应适应纯真自然的特点．这样，才能表达万物之道。田锡反对雕凿、虚假的创作态度，主张一切从自然出发，实观文与道的统一。
从推崇自然出发，到尊重个性，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田锡的讨论是客观的，他以自然的客观规律喻示文学的创作，寓意深远。在《贻陈季和书》中，他以大自然的风水相遭来比喻文章写作，极具启发性。他说：
锡观乎天之常理，上炳万象，下覆群品，颢气旁魄，莫际其理，世亦靡骇其恢廓也。若卒然云出连山，风来邃谷。云与风会，雷与雨交，霹雳一飞，动植成恐，此则天之变也。亦犹水之常性，澄则鉴物，流则有声，深则窟宅蛟龙，大则包纳河汉，激为惊潮，勃为高浪，其进如万蹄战马，其声若五月丰隆，驾于风，荡于空，突乎高岸，喷及大野，此则水之变也。非迅雷烈风．不足专天之变；非惊潮高浪，不足行水之动。
在《贻宋小着书》中，他又说：“亦犹微风动水，了无定文；太虚浮云，莫有常态。则文章之有声气也。不亦宜哉!”从自然现象变化的多样性推演到文学创作的多样化。不同的风格，不同的题材，不管是“文之常态”，也不管是“文之变也”，田锡都能宽容，显示了一位理论家的宽广胸怀。
田锡对自然的推崇。对个性的尊重，实际上是宋代文坛上的一场革命。这场革命，一直到田锡逝世后半个世纪，欧阳修主盟文坛、“三苏”活跃文坛时．才得以延续并取得辉煌的成就。这样．田锡的意义就非同寻常了。在宋代文学批评中，田锡的理论贡献远超过他同时的古文理论家，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特别是宋代文学批评中的地位，是我们今天治文学批评史者应该重新考虑的问题。这是一个不能漠视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