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杜甫草堂诗内容之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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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杜甫草堂诗内容多样：闲适或隐含忧虑的山水田园诗；感时伤怀的写景、写物诗；思乡诗；政治抒怀诗等。这是由其复杂多样的心态决定的：闲居的怡然自得；源于本性，对现实人生的深切关注；久经漂泊产生的思乡之情；走上仕途，暂酬知己，辞幕归隐的万般无奈与痛苦等。
关键词：杜甫 草堂诗 多样性
杜甫一生经历坎坷，仅乾元二年（759年）十二月入蜀，翌年春，在成都西郊浣花溪营建草堂，开始了近五年相对安定的草堂生活。其间经历草堂幽居，流寓梓阆，入严武幕，辞归草堂，离蜀东下等曲折过程。
乾元二年年底，杜甫同妻儿来到成都。此时的成都极少战乱，繁华异常，让杜甫暂时忘却了乱世的悲欢离合、忧国忧民和身世自叹。翌年，在成都西郊安家后，抱着闲适自在的心情，作者将情感、心怀和视野投诸周边山水，创作了大量山水田园诗，寄寓了丰富的情感经验和人生感悟。
“野老篱边江岸回，柴门不正逐江开。渔人网集澄潭下，贾客随船返照来。”（《野老》）此诗写于760年，长年颠沛流离后，得一憩息之处，诗人聊感欣慰；但国家残破、生民涂炭的现实，却时时撞击其心灵，使其无法宁静。《江村》一诗中，作者以清淳质朴的笔调，质朴无华的语言，点染出浣花溪畔幽美宁静的自然风光和村居生活清悠闲适的情趣，颇具田园诗萧散恬淡、幽雅浑朴的风韵。宋代蔡梦弼《草堂诗话》评价说：“其所以大过人者，无他，只是平易。虽曰似俗，其实眼前事尔。”清代黄生《杜诗说》谓之“杜律不难于老健，而难于轻松。此诗见潇洒流逸之致”。
另有《客至》是一首至情至性的纪事诗，表现出诗人纯朴的性格和好客的心情。“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江东犹苦战，回首一颦眉。”（《江亭》）写作此诗时（761年），安史之乱未平。作者虽避乱于四川，暂时得以“坦腹江亭”，到底还是忘不了国家安危，因此诗末，归结到“江东犹苦战，回首一颦眉”，又陷入满腹忧国忧民的愁绪中去了。杜甫这类诗表面上悠闲恬适，骨子里却仍是一片焦灼苦闷。这也正是杜甫不同于一般山水诗人的地方。
可这些都不是真正的杜甫。本真的诗人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始终萦绕诗人心头的是国家的安危、政治的得失和人民的苦痛。草堂生活的闲适自得摈却不了诗人对现实生活的关切与深沉的忧虑。朱东润先生曾说：“（杜甫寓居草堂时）真正关心的还是当时的政局。”这道出了贯穿诗人一生的主要思想和心态。
另外，诗人所作感时伤怀诗很多，如《石犀行》、《泛溪》、《出郭》、《恨别》、《散愁二首》、《病柏》等。《病柏》中咏病柏二抒胸臆，借物言事，托意深远，可读出国家兴亡之慨。朝廷不顾百姓疾苦索贡蜀橘，杜甫作《病橘》讽之。诗曰：“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枝。百马死山谷，到今耆旧悲。”《枯棕》写中原战乱未平，蜀中藩镇割据，军兴而赋重，诗作托棕榈被剥而至枯死，比喻百姓因暴政而难以生存。
广德二年春，诗人登临高楼，感事伤时，自伤不遇，留下“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的名句。沈德潜云：“气象雄浑，笼盖宇宙，乃集中最上乘之作。”此类感时忧民之作寄寓着作者深沉的政治情怀，往往沉郁顿挫、发人深省。
与此同时，诗人的思乡之情愈加浓厚：“京洛云山外，音书静不来。神交作赋客，力尽望乡台。衰疾江边卧，亲朋日暮回。白鸥原水宿，何事有余哀？”（《云山》）思乡之情弥切，然京洛难以望见，与亲人音书断绝，漂泊异乡的悲哀与苍凉俱现于诗中。《遣兴》则借诗自遣，战乱未平，亲人离散的愁思与漂泊异乡、衰老疾病的伤感一时俱起。同类诗作还有《出郭》、《恨别》等。《散愁二首》托物寓意，抒发愈加浓厚的思乡之情：“东来万里客，乱定几年归。肠断江城雁，高高向北飞。”
杜甫寓居成都时还曾入严武幕府做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但七个月后就匆匆辞幕。入幕、辞幕之心态可谓复杂矛盾。这一时期诗人的诗作不少。杜甫与严武交情颇深。严武奉命还京，杜甫送至绵州，并作赠别诗三首。广德元年春，严武再度镇蜀，杜甫又作诗多首相赠。二人交情如此深厚，为何应邀入幕又匆匆辞幕呢？
首先，朋友之情突然变为上下级之尊卑关系，且受束缚。《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表露心态：“束缚酬知己，蹉跎效小忠。”杜甫有赞叹严武政绩之诗作，但入幕后眼见其骄横残暴、目无法纪的一面，在其手下任职，着实堪忧。且诗人与同僚关系不好，与互相猜疑勾结的幕僚周旋，心中抑郁难以纾解。杜甫在《莫相疑行》中写到：“晚将莫契托年少，当面输心背面笑。寄谢悠悠世上儿，不争好恶莫相疑。”诗人因受同僚猜疑和嫉妒，内心十分愤慨，且幕府生活紧张忙碌但无所作为。诗人终辞去官职，从此与官场无缘。诸多政治理想化为泡影，诗人内心的矛盾与痛苦可想而知。与严武的交情虽又恢复了，过去那种文人诗酒流连的生活又回来了，但好景不长，严武的突然去世让诗人顿失生活资助。这也是诗人离开草堂，继续漂泊的重要原因。
杜甫是一个敏感而又多愁的性情诗人，其诗歌创作极易受到周遭环境和自身境遇的影响，因此，杜诗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的情感特征。对于流落半生、坎坷一世的杜甫而言，在成都草堂短暂驻留的最初两年零七个月是杜甫漂泊生涯中弥足珍贵、不复再有的一段闲适时期。因此，其思想、创作悬浮出阶段分明的独特魅力。草堂诗中表现出来的恬退幽志和“漫与”极致使杜甫、杜诗迥立于其悲剧人生、巅峰艺术的坐标之上，显示出开放、适达的诗学胸襟，使草堂诗歌成为杜诗及诗歌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参考文献：
[唐]杜甫撰，杨伦校注.杜诗镜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朱东润.杜甫叙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清]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王昭华.杜甫诗选[M].合肥：黄山书社，2007.
(黄晓瑜 贵阳 贵州大学人文学院 550025；贵州省遵义师范学院中文系 563002)
关键词：杜甫 草堂诗 多样性
杜甫一生经历坎坷，仅乾元二年（759年）十二月入蜀，翌年春，在成都西郊浣花溪营建草堂，开始了近五年相对安定的草堂生活。其间经历草堂幽居，流寓梓阆，入严武幕，辞归草堂，离蜀东下等曲折过程。
乾元二年年底，杜甫同妻儿来到成都。此时的成都极少战乱，繁华异常，让杜甫暂时忘却了乱世的悲欢离合、忧国忧民和身世自叹。翌年，在成都西郊安家后，抱着闲适自在的心情，作者将情感、心怀和视野投诸周边山水，创作了大量山水田园诗，寄寓了丰富的情感经验和人生感悟。
“野老篱边江岸回，柴门不正逐江开。渔人网集澄潭下，贾客随船返照来。”（《野老》）此诗写于760年，长年颠沛流离后，得一憩息之处，诗人聊感欣慰；但国家残破、生民涂炭的现实，却时时撞击其心灵，使其无法宁静。《江村》一诗中，作者以清淳质朴的笔调，质朴无华的语言，点染出浣花溪畔幽美宁静的自然风光和村居生活清悠闲适的情趣，颇具田园诗萧散恬淡、幽雅浑朴的风韵。宋代蔡梦弼《草堂诗话》评价说：“其所以大过人者，无他，只是平易。虽曰似俗，其实眼前事尔。”清代黄生《杜诗说》谓之“杜律不难于老健，而难于轻松。此诗见潇洒流逸之致”。
另有《客至》是一首至情至性的纪事诗，表现出诗人纯朴的性格和好客的心情。“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江东犹苦战，回首一颦眉。”（《江亭》）写作此诗时（761年），安史之乱未平。作者虽避乱于四川，暂时得以“坦腹江亭”，到底还是忘不了国家安危，因此诗末，归结到“江东犹苦战，回首一颦眉”，又陷入满腹忧国忧民的愁绪中去了。杜甫这类诗表面上悠闲恬适，骨子里却仍是一片焦灼苦闷。这也正是杜甫不同于一般山水诗人的地方。
可这些都不是真正的杜甫。本真的诗人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始终萦绕诗人心头的是国家的安危、政治的得失和人民的苦痛。草堂生活的闲适自得摈却不了诗人对现实生活的关切与深沉的忧虑。朱东润先生曾说：“（杜甫寓居草堂时）真正关心的还是当时的政局。”这道出了贯穿诗人一生的主要思想和心态。
另外，诗人所作感时伤怀诗很多，如《石犀行》、《泛溪》、《出郭》、《恨别》、《散愁二首》、《病柏》等。《病柏》中咏病柏二抒胸臆，借物言事，托意深远，可读出国家兴亡之慨。朝廷不顾百姓疾苦索贡蜀橘，杜甫作《病橘》讽之。诗曰：“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枝。百马死山谷，到今耆旧悲。”《枯棕》写中原战乱未平，蜀中藩镇割据，军兴而赋重，诗作托棕榈被剥而至枯死，比喻百姓因暴政而难以生存。
广德二年春，诗人登临高楼，感事伤时，自伤不遇，留下“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的名句。沈德潜云：“气象雄浑，笼盖宇宙，乃集中最上乘之作。”此类感时忧民之作寄寓着作者深沉的政治情怀，往往沉郁顿挫、发人深省。
与此同时，诗人的思乡之情愈加浓厚：“京洛云山外，音书静不来。神交作赋客，力尽望乡台。衰疾江边卧，亲朋日暮回。白鸥原水宿，何事有余哀？”（《云山》）思乡之情弥切，然京洛难以望见，与亲人音书断绝，漂泊异乡的悲哀与苍凉俱现于诗中。《遣兴》则借诗自遣，战乱未平，亲人离散的愁思与漂泊异乡、衰老疾病的伤感一时俱起。同类诗作还有《出郭》、《恨别》等。《散愁二首》托物寓意，抒发愈加浓厚的思乡之情：“东来万里客，乱定几年归。肠断江城雁，高高向北飞。”
杜甫寓居成都时还曾入严武幕府做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但七个月后就匆匆辞幕。入幕、辞幕之心态可谓复杂矛盾。这一时期诗人的诗作不少。杜甫与严武交情颇深。严武奉命还京，杜甫送至绵州，并作赠别诗三首。广德元年春，严武再度镇蜀，杜甫又作诗多首相赠。二人交情如此深厚，为何应邀入幕又匆匆辞幕呢？
首先，朋友之情突然变为上下级之尊卑关系，且受束缚。《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表露心态：“束缚酬知己，蹉跎效小忠。”杜甫有赞叹严武政绩之诗作，但入幕后眼见其骄横残暴、目无法纪的一面，在其手下任职，着实堪忧。且诗人与同僚关系不好，与互相猜疑勾结的幕僚周旋，心中抑郁难以纾解。杜甫在《莫相疑行》中写到：“晚将莫契托年少，当面输心背面笑。寄谢悠悠世上儿，不争好恶莫相疑。”诗人因受同僚猜疑和嫉妒，内心十分愤慨，且幕府生活紧张忙碌但无所作为。诗人终辞去官职，从此与官场无缘。诸多政治理想化为泡影，诗人内心的矛盾与痛苦可想而知。与严武的交情虽又恢复了，过去那种文人诗酒流连的生活又回来了，但好景不长，严武的突然去世让诗人顿失生活资助。这也是诗人离开草堂，继续漂泊的重要原因。
杜甫是一个敏感而又多愁的性情诗人，其诗歌创作极易受到周遭环境和自身境遇的影响，因此，杜诗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的情感特征。对于流落半生、坎坷一世的杜甫而言，在成都草堂短暂驻留的最初两年零七个月是杜甫漂泊生涯中弥足珍贵、不复再有的一段闲适时期。因此，其思想、创作悬浮出阶段分明的独特魅力。草堂诗中表现出来的恬退幽志和“漫与”极致使杜甫、杜诗迥立于其悲剧人生、巅峰艺术的坐标之上，显示出开放、适达的诗学胸襟，使草堂诗歌成为杜诗及诗歌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参考文献：
[唐]杜甫撰，杨伦校注.杜诗镜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朱东润.杜甫叙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清]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王昭华.杜甫诗选[M].合肥：黄山书社，2007.
(黄晓瑜 贵阳 贵州大学人文学院 550025；贵州省遵义师范学院中文系 563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