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代士人“狂怪之风与文学创作(2)

　　二、士人狂怪之缘由
　　(一)激愤而狂。许多文人的狂怪习气，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往往是在现实社会中遭遇某种挫折和打击，或抱负不能施展等原因造成的。如张献翼，“吴中张幼于献翼，奇士也。嘉靖甲子，与兄风翼伯起、弟燕翼浮鹄，同举南畿试。主者以三人同列稍引嫌，为裁其一，则幼于也。归家愤愤，因而好怪诞以消不平，晚年弥甚”。。张献翼本来凭自己的才学能够金榜题名，但由于主考官担心三兄弟同时榜上有名会招致麻烦，因而只好黜退张献翼。张氏在受此打击后，竞以怪诞之行为来排遣自己心中的不平之气，由此具有了狂怪的习气。另一文人沈嘉则“每酒三四行，微醺，朗吟李白诗，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净胡沙”，“好衣绯衣，舆二三曹，偶居长林之下，或白日行游市中，市中哗谓绯衣公来。至观者如堵，先生自若也”川，对于沈嘉则这种狂怪行为的内因，屠隆认为是“盖畴昔奇抱，郁不得展，非孟浪也”’，就点出了沈嘉则是因为自己的抱负没能得到施展，因而郁郁成狂。而屠隆自己也是因为“晚年一无所遇，为大言以自慰而已”；张时彻为丰坊作序时就点明了丰坊的狂怪是由于激愤的原因，“旁若无人，罕所顾忌。知者以为激诡，而不知者以为穷奇也”-…’。
　　(二)受习气影响而狂。明代中后期，很多士人“案无帙书，时时落笔，吟啸自得，而好弹射他人有本之语，口舌眉睫，若天生是属啮吠人者，这就是当时士人好弹射他人的狂傲习气的生动写照。了解这一习气后，我们就不难明白当时为何有那么多的士人有着“使酒骂座”这一狂怪的行为习惯。王世贞在给王文肃的信中也提到了当时很多士人因受这一习气影响而形成的各种狂怪行为，“近日风俗愈浇，健儿之能详伍者，青衿之能拷堂者，山人之能骂座者”。沈德符把这些受风气影响而行为狂怪的士人归为“愚妄”类，认为他们不学无术，又受当时风气影响而狂怪是愚笨的狂怪。如陆伯生“名应阳，云间斥生也，不礼于其乡，，“然其才庸腐，无一致语。时同里陈眉公方以盛名倾东南，陆羡且妒之，詈为咿哑，闻者无不匿笑”。陆伯生自己本无才学，但受当时狂妄之风的影响，竟然敢骂当时鼎鼎大名的陈继儒为“咿哑小儿”，无怪当时士人无一不讥笑其为人的愚笨狂怪!
　　(三)恃才而狂。士人的狂怪，有很多是因其自身有着真才实学，不愿受传统的“中庸”之道的行为规范的约束而表现出来的“狂怪”，这类人的狂怪与上述的愚笨而狂的士人有很大的不同。如林世壁“世壁，字天瑞，闽人，尚书康懿公之冢孙也。生而善病，高才傲世，醉后挥洒，千言立就”。林世壁虽然“高才傲世”，狂放不羁，但其自身有着出众的才华，其狂也能让人心服。又如吾谨“有司阅文奇甚，则又试五马赋，立就。奇气翩翩横出……计京师业，睥睨天下士，自负举首……时父故人为相”叭，但当其父的友人去见他时，吾谨竞自负其才，认为自己必能高中榜首，因而不屑与之见面。
　　使得其父的友人乃大怒日：“此吾故人子，负才狂诞”，因而不让吾谨中榜首，认为这种恃才而狂的文人一旦得志则“上第当益狂，以故才虽高竞不得魁”。这类恃才而狂的文人最后往往也是因其自负其才而尝尽苦头，终其一生，其才也难以施展，因而也会走向更加狂妄的极端。
　三、明人论“狂”
　　魏晋士人的狂怪任诞风气对后世文人的习气影响很大，明代士人也是这一风气的接受者。如“狂士”李贽，他在其《初潭集》中大量记载了魏晋士人之桀骜不驯、不旨折节的故事，并一一评述，或评点“卓和尚是”，或日“似李卓老”，通过对魏晋士人狂怪习气的赞赏，从而问接地表达了他对于狂怪的赞赏态度。如“阮修，字宣予，陈留尉氏人，好《老》《易》，能言理。不喜见俗人，时误相逢，即舍去” 。对于这样一位狂傲的文人，李贽评日：“似卓老”，引以为同调。又如“张彦真好学博闻，而任情不羁。意相合者，则倾身与交；如志好或乖，虽王公大人，终不屈也。”对于士人狂怪风气的其它态度，在明人文集中也有着大量的阐述。如王世贞评杨慎的狂怪是因其“特是壮心不堪牢落，故耗磨之耳”，是比较同情的态度。又如对于狂人吾,一勺记载，屠隆评日：“谨负才气，好上人，…不得志于举首，则愤闷不平，决去高逝，甘于沦落田间，嗟谨为豪举过甚矣。然谨才岂可少哉。故人始屈抑，谨良是其后，乃竟听其沦落。嗟乎，天既天谨，又泯没其文，令不传，余深,惜之……传其文，第为之论著如此”“。屠隆认为吾谨狂放过甚，吾谨后期的狂放，在屠隆眼里看来等同于自甘颓废沉沦，认为这种狂放的行为不可取；但他又认为，如吾谨这样的狂人，“其才岂可少哉”，是由衷地赞叹这类狂人的才华，是以不忍“泯没其文”．为之记，使其流传。
　　如果说自身就有狂隆习气的屠隆对于士人狂怪行为的态度是比较复杂，有所保留的话．那么．那些行为比较“正统”的人对于狂士的狂怪行为则是比较厌恶的，如对于丰坊的狂怪行为“所至人畏而恶之”：维帧“又好使酒骂瞪，人多而上之”；对狂生李至清“里人噪而逐之”。士人的狂怪行为易于引起周围人的反感，甚者招致牢狱之灾或杀生之祸，如狂生嵇元夫，“元夫，字长卿，吴兴人。少起贵介，放迹不羁，为乡曲所中，坐法下狱”。
　　正是基于对狂怪行为所可能招致的灾祸有着清醒的认识，有的士人则提醒自己切莫狂怪，或厌恶狂怪之人。如狂生田艺蘅的本来性格是“性放旷不羁，好酒任侠” “行径大自奇僻”正是基于对狂怪行为所可能招致的灾祸有着一定的了解，他才对自己的狂怪行为有着一定的反省，“而吾过为狂，固时俗之所不齿者”，对自身的狂怪之举与时俗之间有着深深的顾虑。有的文人则直接地表示了不敢为狂的态度，如“仆林居无营，上不慕古，下不肖俗，为疏为懒，不敢为狂。”
　　四、狂士与文学创作
　　狂怪行为是士人狂怪性格的外在表现，而文章的风格也往往是一个人的性格反映。狂士为文，文章风格狂放不羁，跌宕恣肆。如屠隆评狂士吾谨的诗歌“慷慨为诗，往往跌宕恣肆”狂士卢楠，四库馆臣评其诗歌风格“诗亦豪放，如其为人”“王衡序唐时升《三易集》，评其诗歌“老法澹宕”…；屠隆评沈嘉则诗文“挥霍雄浑”，“文益疏宕，有奇气”_“；王维桢诗歌“炳炳锵锵，声如观听，真所谓掷地有声””。由此可见，这一群体的为文风格确如其人，自成一格。
　　诗文如此，曲亦如此。很多士人由于“不得乘时柄用，非以乐事系其心，往往发狂病死”这一．群体的戏曲创作被称为“抒怀写愤”剧程羽文在《盛明杂剧·序》中说：“才人韵士，其牢骚、抑郁、啼号激愤之情，与夫慷慨、流连、诙谐、笑谑之态，拂拂于指尖而津津于笔底”-，明确指出了这一群体的“抒怀写愤”类剧，的狂放跌宕的特色如自署“任诞轩”的狂士陈与郊，为人放诞风流，其所作《泠痴符》传奇四种和几部杂剧皆充满一股愤世嫉俗的情绪，如《樱桃梦》一剧，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评此剧为“炎冷、离合，如浪翻波叠，不可捉摸……先生此记，尽泄其慨世之语，而才情宕逸，皆不可一世”就道出了这类剧作宕逸不羁的风格。
　　在形象的创造与题材的选择倾向七，这一群体也显得别具一格：他们创作戏曲时，多塑造个性狂傲的才子形象以奇人贞士为自己写照，大吐心中郁闷不平之气一如称“疏纵不为儒缚”,徐渭，在《四声猿》中充满激情地造了狂士泌衡是形象，又如“狂傲自负”的沈自徵在其《渔阳三弄》中，塑造了杜默、张建封、杨慎三个主人公，这三个形象个个狂傲，负才使气，时见其自身性情潜影其中。
　　在题材选择上，这一狂人群体倾向于选择至奇至怪之事，通过这种奇事，进而塑造奇人，从而寄托自己的奇情。如徐渭的《雌木兰》和《女状元》的主人公都是女子，花木兰替父从军立下战功，黄崇嘏高才博学考取状元，所写皆是惊世骇俗之事。
　　狂士的文学创作有其特色，但又由于他们自身狂放不羁的行为，跌宕纵逸的才情，往往引人注目，极易进入其他作家的文学创作视野。如杨慎狂放不羁的一生，就进入了沈自徵的文学创作视野，他以杨慎为原型，在《簪花记》中对杨慎这一狂士形象进行了重新加工创造，使杨慎的狂士本色更为突出。
　　狂士的行为不仅进人其他作家的戏曲创作视野，还进入了他们的各种笔记中。如冯梦龙《古今谭概》“怪诞”部中记载的张献翼、张孝资，金陵史痴等人的狂怪之举；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简傲”类中记载王廷陈等人的狂放行为。另外，这些狂士还进入了其他作家的传记文学中，饶龙隼教授将其称为“畸人传”如屠隆《白榆集》中的《沈太史传》写其“交游多天下异人”袁宏道《瓶花斋集》中的《醉叟传》写其“食唯啖蜈蚣、蜘蛛、癞蛤蟆及一切虫蚁之类”；徐渭《徐文长逸稿》中的《昙大师传略》写其“母朱淑人，梦月坠床，孕，及产师，女也。母偶立而产，不觉亦不血”等奇异之事，给传记文学提供了新的题材。
　　综上所述，明代士人的狂怪习气是明代中后期士人的一个重要行为动向，他们的狂怪有别于历代其他文人的相对“简单”的狂傲之习，有其重要而复杂的社会习气背景等因素，他们的文学创作及被纳入文学创作也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