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苏轼的艺术观念及其文化意义

　　论文关键词:苏轼　艺术观念　审美追求　庄禅思想　人生态度
　　论文摘要: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文学家，他的诗文创作及其艺术观念对中国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认识和把握苏轼的艺术观念，并揭示这种观念形成的文化原因，探索苏轼在他的时代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原则，对现代人生的价值取向与创作亦大有裨益。
　　在中国文化的天宇里，苏轼是一颗璀灿的星斗，他是继李白、杜甫之后，在中国文坛上影响深远的艺术巨匠。他的诗、词、散文、书法、绘画在宋代艺术天地里独放异彩。他以聪慧的察赋才华、全面的艺术修养、坎坷的人生道路、超然的生活态度，对后代的文人及传统思想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值得我们不断去认识和思考，并帮助我们来把握自我、体悟人生的一份宝贵精神财富。
苏轼不仅有丰富的艺术创造实践，而且对艺术的本质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与思考，形成他别具一格的艺观念。苏轼艺术观的核心是写意传神，当然写意传是中国艺术的传统理论，是中国传统哲学与美学话语中重要的思想资源。最集中地表现在《庄子》和魏晋玄学的知识谱系中。“意”是道家哲学提倡和推崇的最高的内在意向性精神感觉，是从自然中体悟出来的自然理性。庄子的“言者所以明意，得意而忘言”，“言有尽而意无穷”，“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等论述表明，意与道是紧密相连的，是一种表里关系。这是一种超越了社会伦常的自然生命感觉，是一种无已无待的自由精神，是对儒家修身齐家、经世安民的社会理性的一种消解。应该说，魏晋风度就是老庄思想在一个特定的政治症候中的充分演示，越名教而任自然、追虚尚无、游心太玄，生命的内在意向已从汉儒的那种功名道德的追求转向个体心性的快适与得意。由于种种原因，苏轼对庄学、魏晋玄学有独到的理解和热情的向往。他的诗文的内蕴与创作观念都以此为出发点。因为他的写意传神，既不是儒家那种社会人事之意之情，也不是程朱理学的道德伦理之意之情。他的文艺观念中的意与情，更多是从庄子哲学出发，是一种对本体生命的情意感悟，也就是他非常推崇的陶渊明那种“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的不可言说的真意。他的诗文最倾心于这种情意表达。如在《前赤壁赋》中，无论是一世之雄的曹孟德，还是“侣鱼虾而友糜鹿”的凡夫俗子，都是历史的匆匆过客，“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为声，目遇之成色，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共适。”这种“意”、“快适”是苏轼反复吟诵的主旨，也是他的诗学所提倡和推崇的艺术观念，苏轼的一系列艺术主张都是这个根本观点的枝梗。
苏轼在他的诗文中强烈地表达了他对庄子和魏晋风度的倾慕，如“清诗健笔何足数，逍遥齐物追庄周”(《送文与可出守陵州》)，“随行有陶渊明集，陶写伊郁，正赖此耳”(《答陈全文十二首》)。苏轼的艺术观念不只单纯是老庄哲学，魏晋风度的遗响，他的“意”更受到禅宗的熏染，以及北宋政坛的风云变幻及个人的生活际遇的决定。苏轼通过作品创造展现出的“意”、“意趣”折射出他的艺术观念，是他独到的人生体悟和生存感觉的表达。当然，他的作品在不同时期，也会因为他的境遇、表现对象的不同而有差异，但纵观他的创作，总体上我们认为他的艺术观念可以概括为:即心即物，身心俱遣，物我两忘，空诸所有，天马凌空，无所粘滞。
苏轼艺术观念的这种总体性质，许多诗人和理论家都曾论及。同时代的黄庭坚说苏轼“横说竖说，了无剩语”;叶燮说:“举苏轼一篇一句，无处不见其凌空如天马，游戏如飞仙，风流儒雅，无人不得，好善而乐与，嬉笑怒骂，四时之气皆备，此苏轼之面目也。”(《原诗·外篇》)刘熙载说:“东坡诗善空诸所有，又善无中生有，机括实自禅悟中来。”(《艺概》)掌握了苏轼的艺术观念，我们才能明白他的一些艺术思想的根抵。如对陶渊明“质而实绮，瘦而实肤”的审美风格的倾慕，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的艺术境界的推崇，对“虚静”的审美心境倡导，都是他的艺术观念的具体表现。
苏辙在《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引》一文中引用苏轼信中原话:“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东坡。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陶渊明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瘦而实胶，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吾前后和其诗，凡一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今将集而并录之，以遣后之君子，其为我志之?然吾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如其为人，实有感焉。苏轼极力推崇陶诗，甚至把陶渊明凌驾于李、杜之上，并强调，主要是陶诗“如其为人”，他把陶诗与陶渊明的人格联系起来，所以陶诗的“质而实绮，瘦而实胶”，语言上的平淡质朴，不尚藻饰，表达了丰富深刻的人生体验和内在感受，这种感受也就是陶渊明澄澹精致、真率适意的人生态度和人格精神的写照。这也是苏轼喜爱陶诗的根本原因。
苏轼在《书黄子云思集后》中还提出:“予尝论书，以为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翁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在这里，苏轼对钟麟、王羲之书法艺术表现出来的“萧散简远”的审美态度予以高度肯定，所谓萧散简远，实际也就是苏轼最追慕的晋宋风骨:真率萧闲、清远闲放、高蹈远举、超然物外，保持内心的平和与精神的虚静，达到咨情任性、天然淡泊的自由境界。而这种人生境界就是苏轼艺术观念的土壤。为了达到这种境界，审美主体的心境就必须做到“空静”、“虚静”。苏轼有一首很有名的诗，其中有这么几句:“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苏轼提倡“空且静”的审美心境，既是一种创作心境，也是一种人生态度。阅世走人间，才能超越名疆利锁的束缚;卧身观云岭，才能抽身事外，保持心灵的悠然自得。这种人生态度是庄子“集道唯虚”的思想的余续。也是晋人宗炳“心斋”、“坐忘”说的发展。“空静”的审美态度与“肃散简远”的审美追求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审美主体的一种人生境界，只有达到这种人生境界，发而为诗文，才可能“质而实绮，瘦而实肤”。主体的人生境界是根本，这种人生境界的立足点就是逍遥无待、魏晋风度，这是苏轼最心仪的精神资源，“逍遥齐物色庄周”，“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苏轼对庄子、陶渊明的梦寐以求，便形成了他独特的人生态度。他的文艺观实质上就是他的人生态度的反映。所以苏的艺术观念的核心就是适意率真、随意自适，齐是非、等贵贱、泯物我，能行则行，不行则止。无论是苏轼的人生态度，还是他的艺术观念，对后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而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苏轼的艺术观念所折射出来的人生态度，具有非常深刻的文化意义，成为封建时代走向溃败时的所有正直文人普遍选择的一种处世原则。
苏轼生于一个相对安宁的时期，他出生前58年，北宋王朝统一了中国，结束了长期分裂的局面。他死后26年，北宋王朝灭亡，南宋建立。北宋建立后虽然也有一段安定繁荣、歌舞升平的岁月，但毕竟封建制度已经走向了衰败的途程，汉唐那种雄浑博大、强盛勃郁的气象已是明日黄花。赵匡胤虽然用武力消灭了南唐，用计谋收归了吴越，但对北方强大的契丹却束手无策。他的后继者，对党项人、契丹人的战争也连连失败，最后以赔钱纳绢、割燕云16州之地，才换得一时的和平安宁。表面是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金翠耀目、罗绮飘香，但在文人学士那里，已感到深秋般的寒凉:“悲哉，此秋声也”，“其色惨淡，烟霏云敛”、“其气凛冽，贬人肌骨”。此时，各种社会病疾纷纷显露，激烈的党争、险恶的官场，“从此帝国进人了一个社会伦理急剧沦丧，政治空气迅速恶化，是非观念完全丧失的时代，整个帝国官场彻底趋向厚颜无耻与卑贱狠琐，到处充斥着道貌岸然的衣冠禽兽，他们兴高采烈地奔走于堂皇神圣的庙堂之上，探囊取物般地攫取着国家权力与财富，直到将北宋帝国导人万劫不复的深渊。”[#]社会的腐败，前程的黯淡，希望的渺茫，使一些文人在携酒押妓、依红偎翠、醉生梦死中消磨时光。即如苏轼这样正直的知识分子也别无选择、政治上的失意，仕途上的坎坷，人生的飘泊，使他在玄言大易、禅家机理中，求得一个庇护之地，一个精神上的“桃花源”。所以苏轼的诗文及艺术观念既是他个人一生的盛衰荣辱的心迹的记录，也真实地体现了他的时代社会的文化全息特性，反映了文人学士从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以来思想情感、人生态度的发展变化的连续性和阶段性。这些是我们要特别研究和思考的苏轼的艺术观念、人生态度的文化意义，这也是中国诗的精神从高峰走向塌陷的一份思想档案。
苏轼的时代，由于各种社会的、政治的、思想的原因，禅宗成为文人学士深为向往而趋之若鹜的精神归宿。苏轼对佛禅更是情有独钟。一生与禅宗有不解之缘。他和禅僧们有密切的交往。他自己曾说:“吴越多名僧，与予善者常十九。”他笃信禅旨，深研佛经，曾撰有《读坛经》等专著阐发禅理，并常与禅僧面斗机锋，他和黄庭坚还投人黄龙派嫡传弟子晦堂祖心禅师及祖心弟子悟新禅师的门下，禅宗灯录都把他算在禅宗黄龙派的队伍里。他24岁刚人仕途，就写出了充满空幻感的《和子由绳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人生的漂泊无定，生命的偶然无常，都清楚地表达了出来。又如《前赤壁赋》，类似禅宗“法界一相”的万物皆空、以心为本的观念。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精神观念新儒学已经把儒道佛融为一体而形成理学。而在苏轼的精神天地里，儒家的浩然之气，庄子的逍遥任性，魏晋名士的游心太玄，禅宗的空无为本已经聚合、交织、结晶为独特的迥异于他人的人格结构和艺术观念。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的积极进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是主流形式，庄老玄学、魏晋风度，虽然提倡追虚尚无，但终古如斯、不生不灭，贯通天地人的“道”却是空不掉的，即使佛教，还有一个佛—大慈大悲的释迎牟尼，为了尘世的苦难而普渡众生。然而禅宗却把一切空掉了，自性清净，空诸所有，无善无恶，此岸就是彼岸，净土就是尘世，识心见性，自成佛道，砍柴打水，即是参惮悟道，人的解脱就是无念，无念就是般若。“庄子勾销了历史时间中的政治价值，要人返归‘道’体，从历史时间中返回原初时间自然，禅宗则勾销了人的自然情性的生命时间，返回清静的‘本性’，就是从自然时间的人的自然情性返回无时间的自然本性，再让这个自然本性重新拥有现实的权利，本自无缚，不用求解，直用直行，事无等等(《大珠禅师语录》卷下)，与现世意愿重新结合，无异于使自然本性放任自流，发自现世感性的生欲便猛烈地泼回佛学的宗教情感(狂禅)，宗教的心性被偷换为‘心’的平常无事，神圣的，不依个人心性和意愿为转换的佛性被转换为‘众生本性’，现世的日常也就成了圣域，佛性实际上被贬低为人的具体欲望。
真正优秀的艺术总是对真善美的执著，对生命价值的守护，对人生真谛的高扬，因之也就是对假恶丑的揭露和鞭挞，对压抑和摧残人性的强权的抗争，对人性中丑恶、残忍、自私、狠琐的针贬。愤怒出诗人，艺术家必须有一颗激情博爱的心。热烈地爱、强烈地憎也是艺术作品深深激发受众的根本原因。所以艺术家必须有坚定的信念，崇高的人格，不肯阿世的铮铮铁骨。正如海德格尔说的:“在这样一个世界时代里，真正的诗人的本质还在于，诗人总体和诗人天职出于时代的贫困而首先成为诗人的诗意追问。因此之故，‘贫困时代’的诗人必须特别的诗化(dichten)诗的本质。做到这一点就可以说诗人总体顺应了世界时代的命运。屈原对“美政”的绝望，宁肯怀沙自沉，也绝不苟且偷生，李白蔑视权贵、自不羁、汪洋悠肆的个性追求，杜甫忧国忧民、博大宽厚的仁爱情怀，都是他们的诗歌成为旷世绝响的根本之所在。苏轼以禅学“空诸所有”消解了诗的意韵深度和现实情怀，“苏轼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这种‘退隐’心绪，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而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是对整个人生，世上纷纷扰扰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与舍弃”。特别是晚年，苏轼的诗文表现出的就是一种随遇而安，无所不适，无所不乐，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意向。因之，苏轼的艺术所追求的“意”就是一种世俗的乐趣，一种市井情怀，真正的艺术应该超越现实被苏轼认同和肯定了，诗的本质也就被消解了。
宋人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对苏轼的诗作了这样的评价:“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余之此说，固未为俗人言也。子瞻以议论为诗，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学者未得所长，而先得其所短，诗人之意扫地也。苏轼并不是浑浑噩噩地活着，他别无选择，只有难得糊涂，只有从凡适俗，“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而且他认同凡俗，他多少次慨叹过人生如梦。但他却有意沉迷在梦里。“有道难行不如醉，有口难言不如睡。”(《醉睡者》)这也许就是人们非常推崇苏轼的超脱与逍遥。“在一个恶无法消除的不幸世界中，‘审美’的逍遥难道是问心无愧的?‘庄禅精神’对荒.唐、浑浊、冷酷、不幸的世界的变相肯定还需要发扬光大?所谓印度佛教的‘中国化’真的了不起?庄禅式的审美究竟要把世界的恶强化到什么地步才安心呢?也许刘小枫先生的质间太尖刻了，但他的确对庄禅精神的凌空蹈虚，空言逍遥的实质是一语中的。历代人们认为苏轼诗的风格是“旷达”，旷就是一种缺失，一种放弃，缺失的恰恰就是诗的生命:对人生信念执著，对丑恶现实的抗议，这样，诗就是失去灵魂的躯壳。
我们绝不是在苛求苏轼，无论怎样的天才，也不能超越时代而天马行空。中国诗的精神在唐达到高峰，在李杜的创作中得到高扬，然后就是退潮期的败落，苏轼的诗文正好真实地、全面地展现了这个过程，苏轼之后的中国诗坛也再没有出现与之比肩的诗人。社会生活里已缺乏诗意，剩下的都是市井情怀，琐事趣闻，“话本”这种文学形式应运而生了。所以说苏轼是伟大的文学家，是中国诗的精神发展和溃败的一个征象。他的伟大绝不是因为他有大量传世的诗文，他的伟大还在于他的不足、缺憾，都是这个时代中孕育出来的，是由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乳汁养育成长的，他的一切是那个时代的精神的全息影像，真实记录了那个时代的思想、情感、苦闷与无奈。他也为那个时代的人们找到了一条安身立命、自我解脱之路。苏轼清醒地看到社会的浑浊，官场的腐败，他可以退出官场，但他无法退出社会，所以庄禅思想使他能够在精神上超越生命的悲剧，“吾无往而不乐也，善游于物外也。”可以说这种空诸所有，独善其身的智慧选择，使他人生如梦的空幻感得以慰藉。从文化意义上看，苏轼的人生选择就是一种处世原则，一种人生态度，这也许是后来许多人推崇和喜爱他的原因。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以他非常喜爱的荷尔德林的一句诗来发问:“在一个贪困的时代，诗人何为?”这不仅是一个诗人应该思考的，也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