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欧阳修文献学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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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敏辉1由 分享
论文关键词：欧阳修：文献学；文学创作
论文摘要：欧阳修作为北宋著名的文献学家，他在文献学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和显著特色，对他的文学创作影响很大，主要体现在：一是“文”、“道”井重的创作理念；二是丰富多彩的创作特点。可见，欧阳修的文献学是他文学创作的基础。
一
欧阳修(1007—1072)在中国文献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正如曾贻芬、崔文印所评价，他“不但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而且也是著名的文献学家”¨。我们也认为，欧阳修在文献学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如他收藏观点精辟，私家藏书富有特色，尤其是开启了金石收藏和研究的风气，意义重大；预修了国家藏书目录《崇文总目》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主编了《新唐书·艺文志》这部比较成功的史志目录，编纂了第一部金石学专科目录《集古录跋尾》，还撰写了许多学术价值很高的书序与跋；对校勘者的素质提出了很高要求，信守“慎改”的校勘原则，并首次大量使用了金石文字作为校勘资料，一生所校古籍数量惊人，质量精审；主张以圣人的言论判定真伪，大胆怀疑和考辨经书，批驳伪说乱经现象，并质疑《史记》所载的古史系统；提倡注释者要“公心通论”，探求《诗》义，阐发《易》理，考究《春秋》大义，舍传求经，自出己意，重在阐发义理。还有，在金石学上，他另辟蹊径，用金石证史，收获颇丰；在家谱学上，编修《欧阳氏谱图》，确定了编撰义例和原则，以及创制新的谱图法，影响极为深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欧阳修文献学的特色非常显著。他学以致用，以“求国家之治”为文献学旨趣，义无反顾地担负起复兴儒学的重任，正如他所说：“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轲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则六经所载至今而取信者是也。”从事文献学工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强调追本溯源，言必有据，无征不信，无论是对经书的辨伪和注释，还是对书目的著录、金石铭刻的考释、古史系统的叙述以及古籍的校勘，都力求客观真实。此外，他强调“学出己说”，主张“不苟立异”，提倡“简易明白”，还要切于人事，文献学思想科学理性；擅长文献佐证，又从情理进行审核，重视逻辑方法运用，并以金石文字与传世文献互证，以及综合运用各种考证方法，文献学方法独到。
二
众所周知，欧阳修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位大家，不仅文章成就很高，而且于诗、词、辞赋都有独特的成就，吴充称赞他“以文章道德为一世学者宗师”，“文备众体，变化开阖，因物命意，各极其工，其得意处虽退之(韩愈)未能过”。欧阳修生以高度的责任感和极大的热情从事文献学工作，其中具体涉及到文学方面的就有很多，如他收藏了许多当代著名学者的诗文集，并亲自作序加以介绍和宣传；一生勤勉于韩愈文集的校勘整理，还撰写了大量的题跋文；著有《诗本义》，据文求义，以情论诗，立足于文学进行阐发；以及收藏金石铭刻，并对有些碑文如《隋太平寺碑》从文学批评角度发表议论等，①这些不仅直接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充裕的资料，而且还深刻影响着他的文学创作思想和方法。⑦以下着重从两个方面进一步进行阐述：
其一，“文”、“道”并重的创作理念
儒学复兴和古文运动，是11世纪40年代政治革新运动在文化领域里的两个不可或缺的侧翼。为了“求国家之治”，实现复兴儒学的目的，欧阳修积极领导了当时的古文运动。如他受到韩愈的影响，提出了“文与道俱”、“道胜则文至”的观点。他说：“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踟在《答吴充秀才书》中他又说：
昔孔子老而归鲁，六经之作，数年之顷尔。然读《易》者如无《春秋》，读《书》者如无《诗》，何其用功少而至于至也!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书，荀卿盖亦晚而有作。若子云(扬雄)、仲淹(王通)。方勉焉以模言语，此道未足而强言者也。后之惑者，徒见前世之文传，以为学者文而已，故愈力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谓终日不出于轩序，不能纵横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虽行乎天地，入于渊泉，无不之也。
认为“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指出孔子作六经费时少而求道却费时多，孟子、苟子也以求道为先务，而扬雄、王通由于“道未足而强言”，结果只能是模拟古人。
欧阳修认为，一个人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他的思想道德品质，也就是文如其人，如他在《仲氏文集·序》中说：“余读仲君之文，而想见其人也。……其气刚，其学古，其材敏。其为文抑扬感激，劲正豪迈，似其为人。”其它如评价晏殊“为人真率，其词翰亦如其性”；赞誉石曼卿“其为文章，劲健称其意气”。欧阳修还认为，只有高尚的道德修养，才能创作出伟大的作品，而要“道胜”，就必须以六经为师，他在《答祖择之书》中说：“夫世无师矣，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施于事者果毅。”在《与乐秀才第一书》中也说：
闻古人之于学也，讲之深而言之笃，其充于中者足，而后发乎外者大以光。譬夫金玉之有英华，非由磨饰染灌之所为，而由其质性坚实。而光辉之发自然也。《易》之《大畜》曰：“刚健笃实。辉光日新。”谓夫畜于其内者实，而后发为光辉者日益新而不竭也。故其文日“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之谓也。古人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虽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孔子之系《易》，周公之作《书》，奚斯之作《颂》，其辞皆不同，而各自以为经。子游、子夏、子张与颜回同一师，其为人皆不同，各由其性而就于道耳。今之学者或不然，不务深讲而笃信之，徒巧其词以为华，张其言以为大。夫强为则用力艰，用力艰则有限，有限则易竭。又其为辞不规模于前人，则必屈曲变态以随时俗之所好，鲜克自立。此其充于中者不足，而莫自知其所守也。
指出古今学者由于人格修养的不同，以致文学成就有高低之别。他在《赠无为军李道士》中还说：“惟当养其根，自然烨其华。”这些都特别强调了要学作文必先学做人，也就是加强道德修养的重要性。
欧阳修在重视“道胜”的同时，又提出了“事信”，他在《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中说：
某闻《传》日：“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诗》、《书》、《易》、《春秋》，皆善栽事而尤文者，故其传尤远。荀卿、孟轲之徒亦善为言，然其道有至有不至，故其书或传或不传，犹系于时之好恶而兴废之。其次楚有大夫者，善文其讴歌以传。汉之盛时，有贾谊、董仲舒、司马相如、扬雄，能文其文辞以传。由此以来，去圣益远，世益薄或衰，下迄周、隋，其间亦时时有善文其言以传者，然皆纷杂灭裂不纯信，故百不传一。幸而一传，传亦不显，不能若前数家之焯然暴见而大行也。
欧阳修在引用孔子“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语录加以发挥，并发出感慨说：“甚矣，言之难行也。事信矣，须文。文至矣，而系其所恃之大小，以见其行远不远也。”而要做到“事信”，一方面就须做到“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卯。；而另一方面，就要关心百事，他在《答吴充秀才书》说：
夫学者来始不为道，而至者鲜焉。非道之于人远也，学者有所溺焉尔。盖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世之学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则日：“吾学足矣。”甚者至弃百事不关于心，日：“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鲜也。
指出如果只是“职于文”而“弃百事不关于心”，就不能求道的最高境界。
不过，虽然欧阳修说过“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但他也看到有事功、道德的人未必一定能文，“如唐之刘、柳无称于事业，而姚、宋不见于文章”馆；认为文采还是有其必要的，“君子之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
欧阳修既是儒学复兴的重要人物，又是疑古辨伪思潮的代表，也是古文方面最有成就的作家，这三者在他身上实现了完美而和谐的统一。
其二，丰富多彩的创作特点
欧阳修文献学中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他的文学研究和创作有深刻影响。他所著《归田录》，是一部笔记体小品文集，记述了当时社会、政治、人物等许多掌故和轶闻，其中大多是他自己见闻和亲身经历的事情，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因而许多内容被后人引用。他说：“《归田录》者，朝廷之遗事，史官之所不记，与夫士大夫笑谈之余而可录者，录之以备闲居之览也。”此外，他所著《诗话》，点评历代诗歌得失，对不可解处，也主张存疑待问。如：
李白《戏杜甫》云：“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太瘦生”，唐人语也，至今犹以“生”为语助，如“作么生”、“何似生”之类是也。陶尚书毂尝日：“尖檐帽子卑凡厮，短糊靴儿末厥兵。…‘末厥”。亦当时语。余天圣、景佑间已闻此句，时云陶公尚未远，人皆莫晓其义。王原叔博学多闻，见称于世，最为多识前言者，亦云不知为何说也。第记之，必有知者耳。
又如，王建《霓裳词》中有“弟子部中留一色，听风听水作《霓裳》”旬，欧阳修认为，“《霓裳曲》前世传记论说颇详，不知‘听风听水’为何事也?自乐天有《霓裳歌》甚详，亦无风、水之说。第记之，或有遗亡者尔。”
其实，欧阳修的文献学思想，如力主创新、不立异论、简易明白和切于人事等，对他的文学创作的影响也很大。
欧阳修主持并领导了北宋诗“”新，创作了大量堪称典范的优秀文学作品。他的诗歌表现个人生活，反映社会现实，“欧公作诗，盖欲自出胸臆，不肯蹈袭前人，亦其才高，故不见牵强之迹耳”。他的词写得真情实感，清人冯煦在《宋六十家词选例言》中称赞他“疏隽开子瞻，深婉开少游”。他的散文具有更大的创造性，无论叙事、写景、议论、抒情，都平易流畅，委婉纡徐，被后人誉为“六一风神”。其它如所著《诗话》，是第一部专门说诗而又以诗话标题的诗话，清永溅《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六一诗话》提要称“诗话莫盛于宋，其传于世者，以修此编为最古。……诸家诗话之体例，亦创于是编”，开宋代诗话的先例，而所著《归田录》则开宋人笔记小品之先河。
欧阳修为文主创新，却反对尚奇好怪，认为“君子之于学，是而已，不闻为异也”，因而既不赞成唐代元结和樊宗师的“以怪而取名”也曾力矫当时“以诡异相高”的所谓“太学体”。他认为“元结好奇之士也。其所居山水必自名之，惟恐不奇，而其文章用意亦然，而气力不足，故少遗韵。君子之欲著于不朽者，有诸其内而见于外者，必得于自然……结之汲汲于后世之名，亦已劳矣”又说“余尝患文士不能有所发明以警未悟，而好为新奇以自异，欲以怪而取名，如元结之徒是也。至于樊宗师不胜其弊矣”。不过，欧阳修即使对他不喜欢的创作方法，也能持平之论，态度要合理些。如对西昆体，他有不少好评，甚至称赞杨亿“真一代之文豪也”；又如对骈体文，他的持论也较公允，如说“时文虽日浮巧，其为功亦不易也” “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
欧阳修把“简直明白”作为评判诗义的一条重要原则，在文学创作上也是如此。他主张写诗、作文都应当“简而有法”和“平易自然”，如在《送焦千之秀才》中说：“读书趋简要，言说去杂冗”，认为“简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经，唯《春秋》可当之。其他经，非孔子自作文章，故虽有法，而不简也”，“文简而意深”。他看重文笔简练，淘汰琐事冗旬，主张“止记大节，期于久远”，“有意于传久，则须纪大而略小”。；还曾建议王安石“少开廓其文，勿用造语及模拟前人”，“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他对自己得意门生徐无党说：“然著撰苟多，他日更自精择，少去其繁，则峻洁矣。然不必勉强，勉强简节之，则不流畅，须待自然之至，其如常宜在心。”他自己的文章写得平易自然，影响了宋朝一代的文风，正如朱熹所说：“欧公文章及三苏文好处，只是平易说道理，初不曾使差异底字换却那寻常底字。”
欧阳修注重情理，散文创作富有情感性。欧阳修评价梅尧臣诗说：“其体长于本人情，状风物，英华雅正，变态百出。”，所著《诗话》评价韩愈：“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其实，这也是他自己的诗作特点。欧阳修还强调作诗要合情人理。《诗话》云：
诗人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语病也。如“袖中谏草朝天去，头上宫花侍燕归”．诚为佳句矣，但进谏必以章疏，无直用稿草之理。唐人有云：“姑苏台下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说者亦云句则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打钟时!如贾岛《哭僧》云：“写留行道影，焚却坐禅身。”时谓烧杀活和尚，此尤可笑也。
此外，欧阳修为文作诗好发议论。诗中一些古体长篇，好发议论，好铺排叙事，散文化的倾向非常严重，如《吴学士石屏歌》“吾嗟人愚，不见天地造化之初难……，像一篇别扭的古文；他还以议论为诗，《金鸡五言十四韵》的前半以叙述为主，后半则全为议论，“岂知文章累，遂使网罗挂。及祸诚有媒，求友反遭卖。有身乃吾患，断尾亦前戒。不群世所惊，甚美众之害。稻粱虽云厚，樊絷岂为泰。山林归无期，羽翮日已铩。用晦有前言，书之可为诫”。
可见，欧阳修的文献学和他的文学创作理念和方法是一脉相通的，两者之间既互为影响，又良性互动发展的，都体现了欧阳修的学术思想。
三
欧阳修学通古今，知识渊博，治学广泛，勇于创新，在许多学科都取得了巨大成就，除文献学以外，还在文学、史学、经学等领域有很高造诣。其实，欧阳修文献学和他的文学、史学、经学是浑然一体、难分彼此的，都是欧阳修学术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相互沟通、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如果一定要从当今学科区分的角度来评述的话，仅就欧阳修的文献学与文学创作而言，可以这么说，欧阳修的文献学是他的文学创作的基础，即欧阳修从事文献的收藏、整理和研究的成果，直接成为他文学创作和研究的珍贵资料，而他的文献学的旨趣、原则、思想和方法也具有一定的启发和示范作用；反之，欧阳修在文学上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又为他从事文献收藏、整理和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学术保障，是他取得文献学成就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我们只有考察欧阳修文献学对他的文学创作的影响，才能更好地评价欧阳修的文献学成就。
论文摘要：欧阳修作为北宋著名的文献学家，他在文献学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和显著特色，对他的文学创作影响很大，主要体现在：一是“文”、“道”井重的创作理念；二是丰富多彩的创作特点。可见，欧阳修的文献学是他文学创作的基础。
一
欧阳修(1007—1072)在中国文献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正如曾贻芬、崔文印所评价，他“不但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而且也是著名的文献学家”¨。我们也认为，欧阳修在文献学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如他收藏观点精辟，私家藏书富有特色，尤其是开启了金石收藏和研究的风气，意义重大；预修了国家藏书目录《崇文总目》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主编了《新唐书·艺文志》这部比较成功的史志目录，编纂了第一部金石学专科目录《集古录跋尾》，还撰写了许多学术价值很高的书序与跋；对校勘者的素质提出了很高要求，信守“慎改”的校勘原则，并首次大量使用了金石文字作为校勘资料，一生所校古籍数量惊人，质量精审；主张以圣人的言论判定真伪，大胆怀疑和考辨经书，批驳伪说乱经现象，并质疑《史记》所载的古史系统；提倡注释者要“公心通论”，探求《诗》义，阐发《易》理，考究《春秋》大义，舍传求经，自出己意，重在阐发义理。还有，在金石学上，他另辟蹊径，用金石证史，收获颇丰；在家谱学上，编修《欧阳氏谱图》，确定了编撰义例和原则，以及创制新的谱图法，影响极为深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欧阳修文献学的特色非常显著。他学以致用，以“求国家之治”为文献学旨趣，义无反顾地担负起复兴儒学的重任，正如他所说：“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轲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则六经所载至今而取信者是也。”从事文献学工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强调追本溯源，言必有据，无征不信，无论是对经书的辨伪和注释，还是对书目的著录、金石铭刻的考释、古史系统的叙述以及古籍的校勘，都力求客观真实。此外，他强调“学出己说”，主张“不苟立异”，提倡“简易明白”，还要切于人事，文献学思想科学理性；擅长文献佐证，又从情理进行审核，重视逻辑方法运用，并以金石文字与传世文献互证，以及综合运用各种考证方法，文献学方法独到。
二
众所周知，欧阳修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位大家，不仅文章成就很高，而且于诗、词、辞赋都有独特的成就，吴充称赞他“以文章道德为一世学者宗师”，“文备众体，变化开阖，因物命意，各极其工，其得意处虽退之(韩愈)未能过”。欧阳修生以高度的责任感和极大的热情从事文献学工作，其中具体涉及到文学方面的就有很多，如他收藏了许多当代著名学者的诗文集，并亲自作序加以介绍和宣传；一生勤勉于韩愈文集的校勘整理，还撰写了大量的题跋文；著有《诗本义》，据文求义，以情论诗，立足于文学进行阐发；以及收藏金石铭刻，并对有些碑文如《隋太平寺碑》从文学批评角度发表议论等，①这些不仅直接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充裕的资料，而且还深刻影响着他的文学创作思想和方法。⑦以下着重从两个方面进一步进行阐述：
其一，“文”、“道”并重的创作理念
儒学复兴和古文运动，是11世纪40年代政治革新运动在文化领域里的两个不可或缺的侧翼。为了“求国家之治”，实现复兴儒学的目的，欧阳修积极领导了当时的古文运动。如他受到韩愈的影响，提出了“文与道俱”、“道胜则文至”的观点。他说：“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踟在《答吴充秀才书》中他又说：
昔孔子老而归鲁，六经之作，数年之顷尔。然读《易》者如无《春秋》，读《书》者如无《诗》，何其用功少而至于至也!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书，荀卿盖亦晚而有作。若子云(扬雄)、仲淹(王通)。方勉焉以模言语，此道未足而强言者也。后之惑者，徒见前世之文传，以为学者文而已，故愈力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谓终日不出于轩序，不能纵横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虽行乎天地，入于渊泉，无不之也。
认为“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指出孔子作六经费时少而求道却费时多，孟子、苟子也以求道为先务，而扬雄、王通由于“道未足而强言”，结果只能是模拟古人。
欧阳修认为，一个人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他的思想道德品质，也就是文如其人，如他在《仲氏文集·序》中说：“余读仲君之文，而想见其人也。……其气刚，其学古，其材敏。其为文抑扬感激，劲正豪迈，似其为人。”其它如评价晏殊“为人真率，其词翰亦如其性”；赞誉石曼卿“其为文章，劲健称其意气”。欧阳修还认为，只有高尚的道德修养，才能创作出伟大的作品，而要“道胜”，就必须以六经为师，他在《答祖择之书》中说：“夫世无师矣，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施于事者果毅。”在《与乐秀才第一书》中也说：
闻古人之于学也，讲之深而言之笃，其充于中者足，而后发乎外者大以光。譬夫金玉之有英华，非由磨饰染灌之所为，而由其质性坚实。而光辉之发自然也。《易》之《大畜》曰：“刚健笃实。辉光日新。”谓夫畜于其内者实，而后发为光辉者日益新而不竭也。故其文日“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之谓也。古人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虽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孔子之系《易》，周公之作《书》，奚斯之作《颂》，其辞皆不同，而各自以为经。子游、子夏、子张与颜回同一师，其为人皆不同，各由其性而就于道耳。今之学者或不然，不务深讲而笃信之，徒巧其词以为华，张其言以为大。夫强为则用力艰，用力艰则有限，有限则易竭。又其为辞不规模于前人，则必屈曲变态以随时俗之所好，鲜克自立。此其充于中者不足，而莫自知其所守也。
指出古今学者由于人格修养的不同，以致文学成就有高低之别。他在《赠无为军李道士》中还说：“惟当养其根，自然烨其华。”这些都特别强调了要学作文必先学做人，也就是加强道德修养的重要性。
欧阳修在重视“道胜”的同时，又提出了“事信”，他在《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中说：
某闻《传》日：“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诗》、《书》、《易》、《春秋》，皆善栽事而尤文者，故其传尤远。荀卿、孟轲之徒亦善为言，然其道有至有不至，故其书或传或不传，犹系于时之好恶而兴废之。其次楚有大夫者，善文其讴歌以传。汉之盛时，有贾谊、董仲舒、司马相如、扬雄，能文其文辞以传。由此以来，去圣益远，世益薄或衰，下迄周、隋，其间亦时时有善文其言以传者，然皆纷杂灭裂不纯信，故百不传一。幸而一传，传亦不显，不能若前数家之焯然暴见而大行也。
欧阳修在引用孔子“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语录加以发挥，并发出感慨说：“甚矣，言之难行也。事信矣，须文。文至矣，而系其所恃之大小，以见其行远不远也。”而要做到“事信”，一方面就须做到“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卯。；而另一方面，就要关心百事，他在《答吴充秀才书》说：
夫学者来始不为道，而至者鲜焉。非道之于人远也，学者有所溺焉尔。盖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世之学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则日：“吾学足矣。”甚者至弃百事不关于心，日：“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鲜也。
指出如果只是“职于文”而“弃百事不关于心”，就不能求道的最高境界。
不过，虽然欧阳修说过“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但他也看到有事功、道德的人未必一定能文，“如唐之刘、柳无称于事业，而姚、宋不见于文章”馆；认为文采还是有其必要的，“君子之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
欧阳修既是儒学复兴的重要人物，又是疑古辨伪思潮的代表，也是古文方面最有成就的作家，这三者在他身上实现了完美而和谐的统一。
其二，丰富多彩的创作特点
欧阳修文献学中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他的文学研究和创作有深刻影响。他所著《归田录》，是一部笔记体小品文集，记述了当时社会、政治、人物等许多掌故和轶闻，其中大多是他自己见闻和亲身经历的事情，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因而许多内容被后人引用。他说：“《归田录》者，朝廷之遗事，史官之所不记，与夫士大夫笑谈之余而可录者，录之以备闲居之览也。”此外，他所著《诗话》，点评历代诗歌得失，对不可解处，也主张存疑待问。如：
李白《戏杜甫》云：“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太瘦生”，唐人语也，至今犹以“生”为语助，如“作么生”、“何似生”之类是也。陶尚书毂尝日：“尖檐帽子卑凡厮，短糊靴儿末厥兵。…‘末厥”。亦当时语。余天圣、景佑间已闻此句，时云陶公尚未远，人皆莫晓其义。王原叔博学多闻，见称于世，最为多识前言者，亦云不知为何说也。第记之，必有知者耳。
又如，王建《霓裳词》中有“弟子部中留一色，听风听水作《霓裳》”旬，欧阳修认为，“《霓裳曲》前世传记论说颇详，不知‘听风听水’为何事也?自乐天有《霓裳歌》甚详，亦无风、水之说。第记之，或有遗亡者尔。”
其实，欧阳修的文献学思想，如力主创新、不立异论、简易明白和切于人事等，对他的文学创作的影响也很大。
欧阳修主持并领导了北宋诗“”新，创作了大量堪称典范的优秀文学作品。他的诗歌表现个人生活，反映社会现实，“欧公作诗，盖欲自出胸臆，不肯蹈袭前人，亦其才高，故不见牵强之迹耳”。他的词写得真情实感，清人冯煦在《宋六十家词选例言》中称赞他“疏隽开子瞻，深婉开少游”。他的散文具有更大的创造性，无论叙事、写景、议论、抒情，都平易流畅，委婉纡徐，被后人誉为“六一风神”。其它如所著《诗话》，是第一部专门说诗而又以诗话标题的诗话，清永溅《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六一诗话》提要称“诗话莫盛于宋，其传于世者，以修此编为最古。……诸家诗话之体例，亦创于是编”，开宋代诗话的先例，而所著《归田录》则开宋人笔记小品之先河。
欧阳修为文主创新，却反对尚奇好怪，认为“君子之于学，是而已，不闻为异也”，因而既不赞成唐代元结和樊宗师的“以怪而取名”也曾力矫当时“以诡异相高”的所谓“太学体”。他认为“元结好奇之士也。其所居山水必自名之，惟恐不奇，而其文章用意亦然，而气力不足，故少遗韵。君子之欲著于不朽者，有诸其内而见于外者，必得于自然……结之汲汲于后世之名，亦已劳矣”又说“余尝患文士不能有所发明以警未悟，而好为新奇以自异，欲以怪而取名，如元结之徒是也。至于樊宗师不胜其弊矣”。不过，欧阳修即使对他不喜欢的创作方法，也能持平之论，态度要合理些。如对西昆体，他有不少好评，甚至称赞杨亿“真一代之文豪也”；又如对骈体文，他的持论也较公允，如说“时文虽日浮巧，其为功亦不易也” “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
欧阳修把“简直明白”作为评判诗义的一条重要原则，在文学创作上也是如此。他主张写诗、作文都应当“简而有法”和“平易自然”，如在《送焦千之秀才》中说：“读书趋简要，言说去杂冗”，认为“简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经，唯《春秋》可当之。其他经，非孔子自作文章，故虽有法，而不简也”，“文简而意深”。他看重文笔简练，淘汰琐事冗旬，主张“止记大节，期于久远”，“有意于传久，则须纪大而略小”。；还曾建议王安石“少开廓其文，勿用造语及模拟前人”，“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他对自己得意门生徐无党说：“然著撰苟多，他日更自精择，少去其繁，则峻洁矣。然不必勉强，勉强简节之，则不流畅，须待自然之至，其如常宜在心。”他自己的文章写得平易自然，影响了宋朝一代的文风，正如朱熹所说：“欧公文章及三苏文好处，只是平易说道理，初不曾使差异底字换却那寻常底字。”
欧阳修注重情理，散文创作富有情感性。欧阳修评价梅尧臣诗说：“其体长于本人情，状风物，英华雅正，变态百出。”，所著《诗话》评价韩愈：“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其实，这也是他自己的诗作特点。欧阳修还强调作诗要合情人理。《诗话》云：
诗人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语病也。如“袖中谏草朝天去，头上宫花侍燕归”．诚为佳句矣，但进谏必以章疏，无直用稿草之理。唐人有云：“姑苏台下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说者亦云句则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打钟时!如贾岛《哭僧》云：“写留行道影，焚却坐禅身。”时谓烧杀活和尚，此尤可笑也。
此外，欧阳修为文作诗好发议论。诗中一些古体长篇，好发议论，好铺排叙事，散文化的倾向非常严重，如《吴学士石屏歌》“吾嗟人愚，不见天地造化之初难……，像一篇别扭的古文；他还以议论为诗，《金鸡五言十四韵》的前半以叙述为主，后半则全为议论，“岂知文章累，遂使网罗挂。及祸诚有媒，求友反遭卖。有身乃吾患，断尾亦前戒。不群世所惊，甚美众之害。稻粱虽云厚，樊絷岂为泰。山林归无期，羽翮日已铩。用晦有前言，书之可为诫”。
可见，欧阳修的文献学和他的文学创作理念和方法是一脉相通的，两者之间既互为影响，又良性互动发展的，都体现了欧阳修的学术思想。
三
欧阳修学通古今，知识渊博，治学广泛，勇于创新，在许多学科都取得了巨大成就，除文献学以外，还在文学、史学、经学等领域有很高造诣。其实，欧阳修文献学和他的文学、史学、经学是浑然一体、难分彼此的，都是欧阳修学术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相互沟通、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如果一定要从当今学科区分的角度来评述的话，仅就欧阳修的文献学与文学创作而言，可以这么说，欧阳修的文献学是他的文学创作的基础，即欧阳修从事文献的收藏、整理和研究的成果，直接成为他文学创作和研究的珍贵资料，而他的文献学的旨趣、原则、思想和方法也具有一定的启发和示范作用；反之，欧阳修在文学上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又为他从事文献收藏、整理和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学术保障，是他取得文献学成就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我们只有考察欧阳修文献学对他的文学创作的影响，才能更好地评价欧阳修的文献学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