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元遗民诗歌创作特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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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红1由 分享
论文关键词:元代 遗民诗歌 特征
论文摘要:元遗民诗歌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元遗民诗歌以其特有的思想内涵、激越凄美而又多姿多彩的风格特征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它不仅展现了遗民诗歌传统的道德及政治特征，而且结合现实呈现出丰富多样的时代特征以及处变求新的艺术风格特征，在诗风由元及明清转移的过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文学的发展与政治、经济的发展并不同步，文学的兴衰，也常常与政治情形的好坏相悖。元末国运衰微，社会动荡，但对文学来说不但没有出现荒芜，相反却展现出末世的文化盛景。“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赵翼《题元遗山集》)。多难的时代带给诗人更多真切的生命个体体验，更多对现实清醒、深切的认识。元遗民诗歌正是经历国变这个特殊时代的产物，诗人们以自己独特的感受从不同角度展示了元末复杂而广阔的社会生活，士人丰富而多折的心理路程，处变世而求变化的独特艺术追求。他们的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由于同处相似的人生境遇、共同的社会背景，他们的作品某种程度上表现了共同的主题特征，如悯时伤世，感慨疮咦;处山临泉，寄情娱性;故国之思，君臣之义。此外还有很多表达深笃友情的题赠唱和，表达志向高洁的写景咏物。又由于元代社会文化背景相对开放、自由，诗人的主体个性意识比较强，因此具体展现在诗人笔下的作品又各具特色。
1元遗民诗歌丰富多样的时代特征
1.1悯时伤时，感慨疮痛
元朝末季，世风颓败，战争造成山河破碎，百姓生活痛苦多艰。易代的残破景象在诗人笔下多有描绘，如王冕的《悲苦行》、《秋夜雨》、《伤亭户》、《冀州道中》、《江南民》、《江南妇》等诗篇展示了苦难人民的悲剧生活。《伤亭户》描写作者在旅途中的所见，盐户在官吏的勒索搜刮之下难以为生，被迫走上绝路。《痛哭行》揭露贫富悬殊的社会矛盾。《冀州道中》写“……程程望烟火，道旁少人居。小米无得买，浊醒无得沽……”。杨维祯古乐府诗《盐商行》、《江南谣》、《贫妇谣》等篇章同样都反映了民间疾苦，表达诗人的悯时伤世之情。元遗民通过大量的咏怀、咏史诗感叹时危事艰，抒发了遗民诗人浓重的凄凉、愁苦、无所依傍归依的感伤。如戴良《咏怀二首》其一“……谓将究安宅，何意逢乱离。三年去复还，邻室无一贵。所见但空巷，垣墙亦尽颓。”所写之处满目疮痰，残垣断墙，一片荒凉。其《杨本初见访别后却寄》诉说着诗人内心万般愁苦:“事违人已衰，别多心更苦。朝来数鬓丝，近复添几缕。”他的《自述二首》其二:“家无十日程，归计苦难成。为客忧饥馁，频年仗友生。刚肠随世屈，白发向人明。争似湖居好，扁舟载月行。”《岁暮感怀四首》其三:“已被虚名误，偷生亦偶然。兵戈十年久，妻子几家全。往事溪云外，余龄逝水前。艰难有如此，何日赋归田。”诗句里见出时事多艰而又无奈的心情。其《寄鹤年》:“横门之下可楼迟，且抱遗经住海涯。东海已编高士传，西方仍诵美人诗。衰年避地方蓬转，故国伤心忽黍离。天末秋风正萧瑟，一鸿声彻暮云悲。”字里行间流露出浓重的故国黍离之悲，同样主题的作品还有丁鹤年《暮春感怀二首》:“杜宇声声唤客愁，故国何处此登楼。落花飞絮成春梦，剩水残山异昔游。彩扇多情明月在，舞衣无迹彩云收。东皇去后韶华尽，老圃寒香别有秋。”《兵后还武昌二首》其二:“乱后还家两鬓苍，物情人事总堪伤。西风古爆游狐兔，落日荒郊卧虎狼。五柳久非陶令宅，百花今岂杜陵庄。旧游回首都成梦，独数残更坐夜长。”诗中诗人感慨往日的韶华眼前尽逝，一切烟云如梦，事已成昨，人情堪伤。再如叶额《至正戊戌九日感怀赋十律见意》云:“岁月无情天地老，江山不尽古今愁。黄花谩引杯中物，白发空惊镜里秋。”张星《惆怅五首》:“惆怅繁华成逝水，尽归江海作潮声。”同样弥漫着无尽而凄苦的感伤。
1.2故国之思，君臣之意
这是遗民文学中的传统主题，这种情感的产生主要来自于儒家正统忠孝思想的影响。遗民视君王为国家、民族的惟一象征、士人精神上的自觉归宿，而体缺乏独立意识，一旦国破君亡，便产生了无所依傍、无所归依的绝望，随后便是悲凉、凄苦情感的抒发，甚或至死的抗争。这一主题在宋遗民、明遗民诗歌中曾经得到过最强烈、最极端的表现。元遗民诗歌中，它依然以其特有的悲壮而震撼人心。在表现这一主题的作家中，有少数民族汉化文人，例如丁鹤年、伯颜等，钱谦益《列朝诗集》中写道，丁鹤年“自以家世仕元，不忘故国。……戴良序其诗以为一篇一句皆寓忧君爱国之心，读之不知涕泅之横流也。”如《自叹五首》之二写道:‘一夜西风到海滨，楼船东出海扬尘。坐惭黄歇三千客，死慕田横五百人。纪岁自应书甲子，朝元谁共守庚申，悲歌抚罢龙泉剑，独立苍茫望北辰。”诗中表现了对战国春申君三千门客以及秦末田横五百义士的仰慕，对庚申君(元顺帝)寄予厚望，纪年仍然用甲子，表现了对新政权的不合作态度。元亡后，他还写有题惠宗手迹的诗:“神龙归卧北溟波，愁绝阴山救勒歌，惟有遗珠光夺目，万年留得照山河。”表达其深切的元遗情怀，其《奉寄九灵先生二首》其一:“挟海怀山渴紫窟，拟将忠孝报君亲。忽从华表闻辽鹤，却抱遗经泣鲁麟。丧乱行藏心似铁，磋跄勃业鬓如银。万言椽笔今无用，闲向林泉纪逸民。”丁鹤年以孝子著名，他家世受“国恩”，再加接受儒家正统文化的影响，因此在诗中表示“拟将忠孝报君恩”。伯颜曾拒绝明王朝的征召，作歌七章，饮药殉元，以死见忠。其《七哀诗七首》其一:“有客有客何囊囊，国破家亡无所归。荒村独树一茅屋，终夜泣血知者谁。燕云茫茫几万里，羽翩锻尽孤飞迟。呜呼，我生兮乱中遴，不自我先兮，不自我后。”其鸣可谓凄婉。北方少数民族文人对元王朝表示忠诚，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但让人不解的是，有些长期生活在种族特权、民族阴影之下的南方汉族儒士比如戴良、王逢等人，也竭力尽忠元室。这些儒士受儒家正统思想影响较深，像戴良在人品、立身选择和政治态度上受精忠大节的楷模余网的影响极大，他始终坚持忠于元王朝的立场，至死方休。王逢一生不仕，不应有食禄践土的心理负担，但忠元之心也尤为典型。从客观上看，元王朝沿袭南宋尊崇程朱理学，在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民族矛盾，其正统的统治地位逐渐得到了士人的认同，这也是在易代之际出现这些忠于元朝的汉儒文人的一个社会原因。戴良元末避地吴中，洪武六年天下大定，始南还，变姓埋名隐于四明山间，洪武十五年被召至京师，欲官之，他以老病固辞，怜旨待罪，次年自裁于寓舍。他在《蒋彦章来访别后怀之》中写道”:“功名久已成渐尽，节操由来与世存。久说首阳薇可采，为歌遗事却消魂”。不惜以死明志，可见其遗民情结极深。王在元朝灭亡之后，写了一些丧乱诗，钱谦益在《列朝诗集》中说其“前、后无题十三首伤庚申之北遁，哀皇孙之见俘，故国之思，可谓至于此极矣。”还把王逢比作宋遗民谢翱，“呜呼，皋羽之于宋也，原志之于元也，其为遗民一也。”元亡以后，他的忠元情绪更为强烈，“中原板荡谁回首，只有春随北雁还。”寄希望于逃往塞北的元残存势力早日南下复国。王逢《无家燕》诗是为淮楚陷没诸藩王避难浮海而作。还有王翰“避书再至，叹曰:女岂可更适人哉。”“且赋诗见志云:‘昔在潮阳我欲死，宗嗣如丝我无子。彼时我死作忠臣，覆祀绝宗良可耻。今年避书亲到门，丁男屋下三人存。寸刃在手顾不惜，一死却了君亲恩。”’遂自引决。像这样忠于故元而不改名节的还有杨维祯，他平素行为不受拘束，但元亡以后还是拒绝了朱元璋的征召，理由是“岂有老妇将就木，而再理嫁者耶?”坚决维护了自己的名节。由此可以看出君臣之义由儒家正统思想的深人人心而成为易代之际固有的主题。
1.3处山临泉，寄情娱性
元代儒士社会地位低下，仕途险恶，使得一大批士人不愿出仕，余网曾说:“……亦有所不屑而甘自没溺于山林之间者，不可胜道。”然而，这种情况对文学、文化的发展倒比较有利，“夫士惟不得用于也，则多效力文学之间，以为不朽”。事实上，确实有一大批文人雅士看破世情而选择了归隐林泉，忘却世事以全自身，追求内心的安宁。如王冕、徐舫、何景福的作品表现出极其明显的避世自适特征，题材多是山水景物，意象超然物外，心境不践凡俗。如杨维祯、倪攒等人以诗酒相娱，歌舞相伴，才情相激，在自由而自适的环境中，发展着独特的文学观念，创作着富有个性的文学作品。作为传统儒士，他们内心不会对满目疮演的现实无动于衷，但“无官落得一身闲”，自认为不再有所谓的责任和义务，可以心安理得地从文娱兴。杨维祯继承浙东诗派的学术传统，主张“诗者，人之情性也，人各有情性，则人各有诗也”(《李仲虞诗序》)。他排斥律诗，认为“诗至律，诗家之一厄也”。为了更自由地抒写诗人的性情，他选择了束缚性较少的古乐府这种形式，并有所创新地运用来表达他对现实生活丰富、瑰奇、独特的感受和认识，通过诗歌来表达对传统观念的反叛，对“自我”意识的强烈抒发，这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如《箕山操》、《大人词》。他的诗还广泛描写了城市享乐生活，因而带有浓郁的世俗情调，如《将进酒》、《城西美人歌》、《吸城东宴》等等，使富有市井气息的新的文学形式出现在古乐府这种传统艺术形式之中，充分展示了艺术创新的活力与魅力。他的《续仓集二十咏》所具有的大胆、直露、活泼、热烈，表现出受元代盛行的杂剧曲辞影响的通俗化特征。
此外，元遗民诗中还有大量表现遗民诗人的交游、唱和、诗画生活等诗篇，如“掇芳芹而荐洁，泻山瓢而乐志”(《吸清秘阁集·题画赠九成》)，其中可以见出诗人的生活情感和精神追求、遗民之间的友情。还有寓物寄情的咏物诗篇，如王冕的咏物诗，表达诗人不随俗沉浮、清雅高洁的傲世情怀，《劲草行》以“疾风知劲草”作比，歌颂坚贞之士不屈的志节。
2多种多样的诗歌艺术形式和风格特征
2.1从承继关系上看，元遗民诗歌接绪元诗特点而形成自己的特色
元遗民诗歌承继元诗特点，“尽洗陈腐习气，冲恬者师右垂，浓丽者媲义山，用晦奇峭者近长吉、飞卿”(徐嫩《元人十种诗序》见《元人十种诗》，明刊本)。风格呈现多样，或悲壮清激，跌宕豪迈:或淡雅清新，超尘无俗;或淡雅明丽，朴直豪放。其艺术形式多体兼备，尤其古体诗和乐府歌行成就比较突出，杨维祯的古乐府诗更是独具艺术特色，很有影响，被称为“铁崖体”。张雨在《铁崖先生古乐府序》中说:“三百篇而下，不失比兴诣，惟古乐府为近。今代善用吴才老韵书，以古语驾御之，李季和、杨廉夫遂称作者。廉夫又纵横其间，上法汉、魏，而出人于少陵、二李之间，故其所作古乐府辞，隐然有旷世金石声，人之望而畏者，又时出龙鬼蛇神以眩荡一世之耳目，斯亦奇矣。”《四库全书总目·铁崖古乐府条》中说:“元之季年，多效温庭箔体，柔媚旖旎，全类小词。维祯以横绝一世之才，乘其弊而力矫之，要抵于青莲、昌谷，纵横排慕，自阁盯畦，其高者或突过古人，其下者亦多堕入魔趣。故文采映照一时，而弹射者亦四起。”
2.2从语言表现特点上来看，更通俗化了
杨维祯的诗借古乐府的形式以反映现实生活，必然要带有时代特征，胡应麟在评廉夫《香仓八咏》说:“皆精工刻骨，古今绮辞之极。然是曲子语约束入诗耳。句稍参差，便落王实甫、关汉卿。”这里点出了他的诗歌融合俗曲的时代特征，于此也可见出正统文学体载诗歌在元代受通俗文学的影响而产生的拓展与新变，它更加“散曲化”了，这也正是元末诗歌具有自己魅力之处。
3元遗民诗歌在中国诗歌擅变中的作用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易代有易代之文学。易代文学消解着一代之文学，同时又在建构新的形态而影响或规约着新的一代之文学。政治结构发生改变，文化思想并不随着政治以及经济基础的消亡而消失，而是传统文学结合新的历史环境下出现的新的文化特质产生出新的文学发展趋向和形态，形成新的一代之文学，从而构成文学、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易代之际，士风在变，诗风也在变。遗民诗歌不仅以诗纪事，以诗存史，而且以其自身风格内蕴的变化，改变或影响着诗歌这一古老而又常新的文体的发展变化，由此构成易代之际的学术文化的发展。《元诗选》写道:“元诗之兴，始自遗山。中统、至元以后，时际承平，尽洗宋金余习，则松雪为之倡。延佑、天历间，文章鼎盛，希踪大家，则虞、杨、范、揭之为最。至正改元，人才辈出，标新立异，则廉夫为之雄。而元诗之变极矣。”这里肯定了元末诗人在易代之际承继有元一代诗风使之由正经变得到富有生命力发展的实绩，尤其杨维祯的“诗出情性”理论，诗歌中不受伦理束缚，张扬个性，突现自我的时代精神，不仅承继了浙东南文学传统，引领吴地诗歌创作呈现繁盛，而且也影响了明初诗歌的发展。沈德潜《明诗别裁序》说:“洪武之初，刘伯温之高格，并以高季迪、袁景文诸人各逞才情，连辘并轮，然犹元季之余风，未及隆时之正轨。”只是由于朱元璋封建文化专制统治，使元明之际曾经繁盛起来的文学创作所发展起来的符合辛上会进步的人文思想受到了抑制，直到明中期以后才得以接绪和发展，并一直影响到明代前后七子以及清代性灵派诗创作理论和风格。
论文摘要:元遗民诗歌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元遗民诗歌以其特有的思想内涵、激越凄美而又多姿多彩的风格特征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它不仅展现了遗民诗歌传统的道德及政治特征，而且结合现实呈现出丰富多样的时代特征以及处变求新的艺术风格特征，在诗风由元及明清转移的过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文学的发展与政治、经济的发展并不同步，文学的兴衰，也常常与政治情形的好坏相悖。元末国运衰微，社会动荡，但对文学来说不但没有出现荒芜，相反却展现出末世的文化盛景。“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赵翼《题元遗山集》)。多难的时代带给诗人更多真切的生命个体体验，更多对现实清醒、深切的认识。元遗民诗歌正是经历国变这个特殊时代的产物，诗人们以自己独特的感受从不同角度展示了元末复杂而广阔的社会生活，士人丰富而多折的心理路程，处变世而求变化的独特艺术追求。他们的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由于同处相似的人生境遇、共同的社会背景，他们的作品某种程度上表现了共同的主题特征，如悯时伤世，感慨疮咦;处山临泉，寄情娱性;故国之思，君臣之义。此外还有很多表达深笃友情的题赠唱和，表达志向高洁的写景咏物。又由于元代社会文化背景相对开放、自由，诗人的主体个性意识比较强，因此具体展现在诗人笔下的作品又各具特色。
1元遗民诗歌丰富多样的时代特征
1.1悯时伤时，感慨疮痛
元朝末季，世风颓败，战争造成山河破碎，百姓生活痛苦多艰。易代的残破景象在诗人笔下多有描绘，如王冕的《悲苦行》、《秋夜雨》、《伤亭户》、《冀州道中》、《江南民》、《江南妇》等诗篇展示了苦难人民的悲剧生活。《伤亭户》描写作者在旅途中的所见，盐户在官吏的勒索搜刮之下难以为生，被迫走上绝路。《痛哭行》揭露贫富悬殊的社会矛盾。《冀州道中》写“……程程望烟火，道旁少人居。小米无得买，浊醒无得沽……”。杨维祯古乐府诗《盐商行》、《江南谣》、《贫妇谣》等篇章同样都反映了民间疾苦，表达诗人的悯时伤世之情。元遗民通过大量的咏怀、咏史诗感叹时危事艰，抒发了遗民诗人浓重的凄凉、愁苦、无所依傍归依的感伤。如戴良《咏怀二首》其一“……谓将究安宅，何意逢乱离。三年去复还，邻室无一贵。所见但空巷，垣墙亦尽颓。”所写之处满目疮痰，残垣断墙，一片荒凉。其《杨本初见访别后却寄》诉说着诗人内心万般愁苦:“事违人已衰，别多心更苦。朝来数鬓丝，近复添几缕。”他的《自述二首》其二:“家无十日程，归计苦难成。为客忧饥馁，频年仗友生。刚肠随世屈，白发向人明。争似湖居好，扁舟载月行。”《岁暮感怀四首》其三:“已被虚名误，偷生亦偶然。兵戈十年久，妻子几家全。往事溪云外，余龄逝水前。艰难有如此，何日赋归田。”诗句里见出时事多艰而又无奈的心情。其《寄鹤年》:“横门之下可楼迟，且抱遗经住海涯。东海已编高士传，西方仍诵美人诗。衰年避地方蓬转，故国伤心忽黍离。天末秋风正萧瑟，一鸿声彻暮云悲。”字里行间流露出浓重的故国黍离之悲，同样主题的作品还有丁鹤年《暮春感怀二首》:“杜宇声声唤客愁，故国何处此登楼。落花飞絮成春梦，剩水残山异昔游。彩扇多情明月在，舞衣无迹彩云收。东皇去后韶华尽，老圃寒香别有秋。”《兵后还武昌二首》其二:“乱后还家两鬓苍，物情人事总堪伤。西风古爆游狐兔，落日荒郊卧虎狼。五柳久非陶令宅，百花今岂杜陵庄。旧游回首都成梦，独数残更坐夜长。”诗中诗人感慨往日的韶华眼前尽逝，一切烟云如梦，事已成昨，人情堪伤。再如叶额《至正戊戌九日感怀赋十律见意》云:“岁月无情天地老，江山不尽古今愁。黄花谩引杯中物，白发空惊镜里秋。”张星《惆怅五首》:“惆怅繁华成逝水，尽归江海作潮声。”同样弥漫着无尽而凄苦的感伤。
1.2故国之思，君臣之意
这是遗民文学中的传统主题，这种情感的产生主要来自于儒家正统忠孝思想的影响。遗民视君王为国家、民族的惟一象征、士人精神上的自觉归宿，而体缺乏独立意识，一旦国破君亡，便产生了无所依傍、无所归依的绝望，随后便是悲凉、凄苦情感的抒发，甚或至死的抗争。这一主题在宋遗民、明遗民诗歌中曾经得到过最强烈、最极端的表现。元遗民诗歌中，它依然以其特有的悲壮而震撼人心。在表现这一主题的作家中，有少数民族汉化文人，例如丁鹤年、伯颜等，钱谦益《列朝诗集》中写道，丁鹤年“自以家世仕元，不忘故国。……戴良序其诗以为一篇一句皆寓忧君爱国之心，读之不知涕泅之横流也。”如《自叹五首》之二写道:‘一夜西风到海滨，楼船东出海扬尘。坐惭黄歇三千客，死慕田横五百人。纪岁自应书甲子，朝元谁共守庚申，悲歌抚罢龙泉剑，独立苍茫望北辰。”诗中表现了对战国春申君三千门客以及秦末田横五百义士的仰慕，对庚申君(元顺帝)寄予厚望，纪年仍然用甲子，表现了对新政权的不合作态度。元亡后，他还写有题惠宗手迹的诗:“神龙归卧北溟波，愁绝阴山救勒歌，惟有遗珠光夺目，万年留得照山河。”表达其深切的元遗情怀，其《奉寄九灵先生二首》其一:“挟海怀山渴紫窟，拟将忠孝报君亲。忽从华表闻辽鹤，却抱遗经泣鲁麟。丧乱行藏心似铁，磋跄勃业鬓如银。万言椽笔今无用，闲向林泉纪逸民。”丁鹤年以孝子著名，他家世受“国恩”，再加接受儒家正统文化的影响，因此在诗中表示“拟将忠孝报君恩”。伯颜曾拒绝明王朝的征召，作歌七章，饮药殉元，以死见忠。其《七哀诗七首》其一:“有客有客何囊囊，国破家亡无所归。荒村独树一茅屋，终夜泣血知者谁。燕云茫茫几万里，羽翩锻尽孤飞迟。呜呼，我生兮乱中遴，不自我先兮，不自我后。”其鸣可谓凄婉。北方少数民族文人对元王朝表示忠诚，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但让人不解的是，有些长期生活在种族特权、民族阴影之下的南方汉族儒士比如戴良、王逢等人，也竭力尽忠元室。这些儒士受儒家正统思想影响较深，像戴良在人品、立身选择和政治态度上受精忠大节的楷模余网的影响极大，他始终坚持忠于元王朝的立场，至死方休。王逢一生不仕，不应有食禄践土的心理负担，但忠元之心也尤为典型。从客观上看，元王朝沿袭南宋尊崇程朱理学，在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民族矛盾，其正统的统治地位逐渐得到了士人的认同，这也是在易代之际出现这些忠于元朝的汉儒文人的一个社会原因。戴良元末避地吴中，洪武六年天下大定，始南还，变姓埋名隐于四明山间，洪武十五年被召至京师，欲官之，他以老病固辞，怜旨待罪，次年自裁于寓舍。他在《蒋彦章来访别后怀之》中写道”:“功名久已成渐尽，节操由来与世存。久说首阳薇可采，为歌遗事却消魂”。不惜以死明志，可见其遗民情结极深。王在元朝灭亡之后，写了一些丧乱诗，钱谦益在《列朝诗集》中说其“前、后无题十三首伤庚申之北遁，哀皇孙之见俘，故国之思，可谓至于此极矣。”还把王逢比作宋遗民谢翱，“呜呼，皋羽之于宋也，原志之于元也，其为遗民一也。”元亡以后，他的忠元情绪更为强烈，“中原板荡谁回首，只有春随北雁还。”寄希望于逃往塞北的元残存势力早日南下复国。王逢《无家燕》诗是为淮楚陷没诸藩王避难浮海而作。还有王翰“避书再至，叹曰:女岂可更适人哉。”“且赋诗见志云:‘昔在潮阳我欲死，宗嗣如丝我无子。彼时我死作忠臣，覆祀绝宗良可耻。今年避书亲到门，丁男屋下三人存。寸刃在手顾不惜，一死却了君亲恩。”’遂自引决。像这样忠于故元而不改名节的还有杨维祯，他平素行为不受拘束，但元亡以后还是拒绝了朱元璋的征召，理由是“岂有老妇将就木，而再理嫁者耶?”坚决维护了自己的名节。由此可以看出君臣之义由儒家正统思想的深人人心而成为易代之际固有的主题。
1.3处山临泉，寄情娱性
元代儒士社会地位低下，仕途险恶，使得一大批士人不愿出仕，余网曾说:“……亦有所不屑而甘自没溺于山林之间者，不可胜道。”然而，这种情况对文学、文化的发展倒比较有利，“夫士惟不得用于也，则多效力文学之间，以为不朽”。事实上，确实有一大批文人雅士看破世情而选择了归隐林泉，忘却世事以全自身，追求内心的安宁。如王冕、徐舫、何景福的作品表现出极其明显的避世自适特征，题材多是山水景物，意象超然物外，心境不践凡俗。如杨维祯、倪攒等人以诗酒相娱，歌舞相伴，才情相激，在自由而自适的环境中，发展着独特的文学观念，创作着富有个性的文学作品。作为传统儒士，他们内心不会对满目疮演的现实无动于衷，但“无官落得一身闲”，自认为不再有所谓的责任和义务，可以心安理得地从文娱兴。杨维祯继承浙东诗派的学术传统，主张“诗者，人之情性也，人各有情性，则人各有诗也”(《李仲虞诗序》)。他排斥律诗，认为“诗至律，诗家之一厄也”。为了更自由地抒写诗人的性情，他选择了束缚性较少的古乐府这种形式，并有所创新地运用来表达他对现实生活丰富、瑰奇、独特的感受和认识，通过诗歌来表达对传统观念的反叛，对“自我”意识的强烈抒发，这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如《箕山操》、《大人词》。他的诗还广泛描写了城市享乐生活，因而带有浓郁的世俗情调，如《将进酒》、《城西美人歌》、《吸城东宴》等等，使富有市井气息的新的文学形式出现在古乐府这种传统艺术形式之中，充分展示了艺术创新的活力与魅力。他的《续仓集二十咏》所具有的大胆、直露、活泼、热烈，表现出受元代盛行的杂剧曲辞影响的通俗化特征。
此外，元遗民诗中还有大量表现遗民诗人的交游、唱和、诗画生活等诗篇，如“掇芳芹而荐洁，泻山瓢而乐志”(《吸清秘阁集·题画赠九成》)，其中可以见出诗人的生活情感和精神追求、遗民之间的友情。还有寓物寄情的咏物诗篇，如王冕的咏物诗，表达诗人不随俗沉浮、清雅高洁的傲世情怀，《劲草行》以“疾风知劲草”作比，歌颂坚贞之士不屈的志节。
2多种多样的诗歌艺术形式和风格特征
2.1从承继关系上看，元遗民诗歌接绪元诗特点而形成自己的特色
元遗民诗歌承继元诗特点，“尽洗陈腐习气，冲恬者师右垂，浓丽者媲义山，用晦奇峭者近长吉、飞卿”(徐嫩《元人十种诗序》见《元人十种诗》，明刊本)。风格呈现多样，或悲壮清激，跌宕豪迈:或淡雅清新，超尘无俗;或淡雅明丽，朴直豪放。其艺术形式多体兼备，尤其古体诗和乐府歌行成就比较突出，杨维祯的古乐府诗更是独具艺术特色，很有影响，被称为“铁崖体”。张雨在《铁崖先生古乐府序》中说:“三百篇而下，不失比兴诣，惟古乐府为近。今代善用吴才老韵书，以古语驾御之，李季和、杨廉夫遂称作者。廉夫又纵横其间，上法汉、魏，而出人于少陵、二李之间，故其所作古乐府辞，隐然有旷世金石声，人之望而畏者，又时出龙鬼蛇神以眩荡一世之耳目，斯亦奇矣。”《四库全书总目·铁崖古乐府条》中说:“元之季年，多效温庭箔体，柔媚旖旎，全类小词。维祯以横绝一世之才，乘其弊而力矫之，要抵于青莲、昌谷，纵横排慕，自阁盯畦，其高者或突过古人，其下者亦多堕入魔趣。故文采映照一时，而弹射者亦四起。”
2.2从语言表现特点上来看，更通俗化了
杨维祯的诗借古乐府的形式以反映现实生活，必然要带有时代特征，胡应麟在评廉夫《香仓八咏》说:“皆精工刻骨，古今绮辞之极。然是曲子语约束入诗耳。句稍参差，便落王实甫、关汉卿。”这里点出了他的诗歌融合俗曲的时代特征，于此也可见出正统文学体载诗歌在元代受通俗文学的影响而产生的拓展与新变，它更加“散曲化”了，这也正是元末诗歌具有自己魅力之处。
3元遗民诗歌在中国诗歌擅变中的作用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易代有易代之文学。易代文学消解着一代之文学，同时又在建构新的形态而影响或规约着新的一代之文学。政治结构发生改变，文化思想并不随着政治以及经济基础的消亡而消失，而是传统文学结合新的历史环境下出现的新的文化特质产生出新的文学发展趋向和形态，形成新的一代之文学，从而构成文学、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易代之际，士风在变，诗风也在变。遗民诗歌不仅以诗纪事，以诗存史，而且以其自身风格内蕴的变化，改变或影响着诗歌这一古老而又常新的文体的发展变化，由此构成易代之际的学术文化的发展。《元诗选》写道:“元诗之兴，始自遗山。中统、至元以后，时际承平，尽洗宋金余习，则松雪为之倡。延佑、天历间，文章鼎盛，希踪大家，则虞、杨、范、揭之为最。至正改元，人才辈出，标新立异，则廉夫为之雄。而元诗之变极矣。”这里肯定了元末诗人在易代之际承继有元一代诗风使之由正经变得到富有生命力发展的实绩，尤其杨维祯的“诗出情性”理论，诗歌中不受伦理束缚，张扬个性，突现自我的时代精神，不仅承继了浙东南文学传统，引领吴地诗歌创作呈现繁盛，而且也影响了明初诗歌的发展。沈德潜《明诗别裁序》说:“洪武之初，刘伯温之高格，并以高季迪、袁景文诸人各逞才情，连辘并轮，然犹元季之余风，未及隆时之正轨。”只是由于朱元璋封建文化专制统治，使元明之际曾经繁盛起来的文学创作所发展起来的符合辛上会进步的人文思想受到了抑制，直到明中期以后才得以接绪和发展，并一直影响到明代前后七子以及清代性灵派诗创作理论和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