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古代文学毕业论文
2017古代文学毕业论文
中国古代文学是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文学发展阶段。下文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2017古代文学毕业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2017古代文学毕业论文篇1
浅谈中国对印度古代文学的再接受
摘要：中国接受印度古代文学有两次高潮，第一次自汉末至宋代;第二次始于现代。中国和印度等国的众多僧俗学者，用一两千年的时间，翻译、注释、研究了汗牛充栋的佛经，其中包涵丰富的印度古代文学。经过中国人消化、吸收，丰富、壮大了中国古代文学。在消化、吸收过程中，对印度古代文学进行辨析、比较，是应有之义。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比较文学有一个很早的源头和很长的过程是在亚洲，在中国、印度和许多陆地与海上丝绸之路经过的地区。
关键词：印度古代文学;中国接受;比较文学;中印源头
一般认为，中国接受印度文学始于东汉的佛经汉译，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国社会进入现代，对印度文学的接受出现了全新的局面，既包括以泰戈尔、普列姆昌德等代表的印度现代文学，又包括印度古代文学。我们对现代以来中国学者对印度古代文学的翻译、介绍、研究、吸收、运用，合称为对印度古代文学的再接受。研究现代中国对印度古代文学的再接受，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它不但可以彰显汉末至宋代的中国对印度古代文学的第一次接受，而且，随着中国对印度古代文学再接受研究的深入，对于我们比较文学研究、中国文学史和中外文化关系史的编写，都有重要的指导性意义。
一、印度古代文学再接受的两次高潮
自1970年代起，中国学术界悄无声息地陆续出版了一批有着非凡学术史意义的书籍。囿于信息局限，据不完全统计有：
《佛教与中国文学》，张曼涛主编，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年;
《佛教对中国小说之影响》，朱传誉主编，台北：天一出版社，1982年;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研究》，王国良著，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
《唐前志怪小说史》，李剑国著，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
《六朝志怪小说研究》，周次吉著，台北：文津出版社，1986年;
《中印文学关系源流》，郁龙余编，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
《佛教与中国文学》，孙昌武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孙昌武著，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
《禅思与诗性》，孙昌武著，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佛教文学精编》，陈允吉主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
《佛经文学粹编》，陈允吉、胡中行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文坛佛影》，孙昌武著，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
《古典文学佛教溯源十论》，陈允吉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中古汉译佛经叙事文学研究》，吴海勇著，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
《佛经的文学性解读》，侯传文著，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4年;
《梵典与华章》，郁龙余等著，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
《佛经文学与古代小说母题比较研究》，王立著，北京：昆仑出版社，2006年;
《佛教与唐五代白话小说研究》，俞晓红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佛心梵影――中国作家与印度文化》，王向远等著，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佛教与中国文学论稿》，陈允吉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以上是此类著作中的一部分，但已足以说明，近30年来中国学者对古代佛经翻译文学所表现出来的中印文学关系，有着巨大兴趣，而且孜孜不倦，锲而不舍，取得了丰硕成果。
从1970年代开始，对佛教文学的研究好似突然热了起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其中。这当然和比较文学的再次进入密切相关。和整个比较文学研究在台湾地区兴起要稍早于大陆一样，以佛教文学为主要对象的中印古代文学关系研究，台湾地区也略早于大陆兴起。在台湾地区，除了上述4部著作之外，还有多部相关论著问世。其中以王国良的研究成果最受瞩目，且与大陆学者有所交流。比较文学研究的兴起，以及两岸比较文学研究者的互动，和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都是重要因素。
但是，这些仅仅是佛经文学研究热的近因。除此之外，还存一个年代更为悠久的远因。“就国内学术界而言，最早进行这方面研究的是梁启超先生。民国九年(1920年)，梁任公撰成《翻译文学与佛典》，首先将汉译佛经与翻译文学挂起钩来。该文包括佛教输入前古代翻译文学溯源，佛典翻译界代表人物介绍，翻译原本与译场组织概说，等等。”之后，胡适首次于1928年将汉译印度佛教文学写入中国文学史，在他的《白话文学史》中设“佛教的翻译文学”上、下两章。以此为肇始，中国出现了一批论述佛经翻译文学的文学史，如1929年谭正璧的《中国文学进化史》，1932年胡行之的《中国文学史讲话》，同年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5年张长弓的《中国文学史新编》，1939年朱维之的《中国文艺史潮史略》。“总之，关注佛教文学成为民国有识之士共同的呼声”。在众多论著中，周一良的《论佛典翻译文学》一文，最具学术眼光。周氏从“纯文学”、“通俗文学”、“语言史”三个方面来论佛典翻译文学，呼吁“将来编文学史的人，一定要给佛典翻译文学一个重要地位吧?”这篇文章分3次发表于1947年末、1948年初的《申报・文史副刊》。不久共和国成立，中国学者对佛典翻译文学的重视，依然在一系列著述中有所反映，如1954年顾随编选的《佛典翻译文学选――汉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1962年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的《中国文学史》等等。
在这一时段，对佛典翻译文学的研究，出现了一支新的力量――以季羡林为代表的中印文学关系研究者，并且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958年季羡林的《印度文学在中国》一文，在学术史上有重要意义，该文不再将佛典中的文学成分，混同于一般的中国文学，而是从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出发，来审视、阐释佛典翻译文学。他的《“猫名”寓言的演变》、《(西游记)里面的印度成分》等文，也都是这一思路。在季羡林的麾下，一批研究中印文学比较、中印文学关系的专著，如郁龙余的《中国印度文学比较》(2000)、薛克翘的《中印文学比较研究》(2003)、刘安武的《印度文学和中国文学比较研究》(2005)、郁龙余等的《中国印度诗学比较》(2006)、唐仁虎、魏丽明等的《中印文学专题比较研究》(2007)，等等，都以影响研究的视角，来审视佛典翻译文学。由季羡林开出的这一脉，都有印度语言背景，比起胡适借力俄人钢和泰的时代，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当然，梁启超、胡适的首启之功，任何时候都不可抹煞。
中国文学史研究者中，某些有深见的学者没有停止对佛典翻译文学的研究，而且有了纵深发展。如杨义在《中国古代小说史论》中说：“古人写小说，耻于或怯于贴上‘小说’标签，就像阿Q讳言头顶癞疮疤，致使古籍中以‘小说’名书者寥寥。”大家知道，小说后来成了文学主流，这是
如何冲破的呢?杨义认为：“民间口传小说由单线演进到多线分支，其间隐隐然存在着一种强大的外来冲击力。这种冲击力就是佛教文化，它所派生的俗讲或变文。”“在这场中外文化撞击中，民间口传小说以其自身的活性，大量吸收佛教文化的幻想和文体智慧，实现了中国小说体制的深刻变革，并形成了前景壮观的发展势头。”
中国的美学界也对佛教文化和佛典翻译文学十分重视，出现了一批重要论著，如王海林的《佛教美学》(1992年)、蒋述卓的《佛教与中国文艺美学》(1992)、祁志祥的《佛教美学》(1997)、邱紫华的《东方美学史・印度美学思想》(2003)，等等。这类论著虽不是专论佛典翻译文学，但是从审美层面上进行研究，无论对佛教文学的形态、特征、发生机制等课题，都有了新的深入开凿，而且将文学置放在绘画、音乐、戏剧、雕塑、建筑等艺术天地里，使人们对佛教文学的广度和深度有了新的认知。吴功正说：“魏晋有佛理小说。六朝则有佛理诗。这一演进历程，昭示着佛教向文学深度渗透的趋势。对佛义解阐运用诗的形式来实行，试图使佛义文学形态化。”从人类审美文化发展史来讲，由翻译佛教文学进而到佛情小说、佛理诗，是一大跨越性进步。因为，“当人们以审美的方式把握世界时，当自我理性完善后寻求精神自由时，审美便替代了宗教。”
翻译学特别是翻译史研究者，是佛典翻译文学研究的一支劲旅。其中，马祖毅几十年如一日，成果卓著，为中国佛教翻译(含佛教文学翻译)研究的集大成者。他的《中国翻译史》(上卷，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专论周代至清代的中国译事。这是一部62万字的大著，用主要篇幅研究佛经翻译，对佛经文学的论述，居于重要的地位。其他学者如王克非的《翻译文化史论》一书，有专章对“中国古代翻译事业”、“佛经翻译的文体”、“佛教翻译文学对汉语的影响”、“佛经翻译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佛经翻译理论对中古文论的贡献”等进行了深入的论述。朱志瑜、朱晓农的《中国佛籍译论选辑评注》(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和王铁钧的《中国佛典翻译史稿》(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所论全属佛经汉译范围，但均有新视角、新发现。
最早系统研究翻译史的著作，是阿英写于1938年的《翻译史话》。此书并未完稿，只写了第一至四回，实际上是一部没有写完的中国现代翻译史。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翻译文学史是北京大学西语系法文专业1957级全体同学编著的《中国翻译文学简史》(初稿)，作为教材印行于1960年1月。此书第一章为“佛经的翻译及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虽然从结构体量上讲，有些太过“头轻脚重”，然而它是我国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翻译文学史。到1989年陈玉刚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稿》(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年)问世。杨义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在《五四时期卷》第一章“绪论”中，开头说：“东汉开始的佛经翻译，包含了丰富的文学内容，诸如《法华经》、《维摩诘经》、《盂兰盆经》、《华严经》等堪称佛教文学的代表作。”
印度文学在中国接受的另一条正法大道是大学开设的印度文学课程。在中国，最早开设印度文学课程的高校是清华大学。1925年陈寅恪首先在清华大学开了“佛经翻译文学”和“东方学研究目录”两门课。北京大学在1928年邀请陈寅恪讲授“佛经翻译文学”一个学期。后因陈身体不适，没有继续开设。直到共和国成立，季羡林、金克木、刘安武等开设的梵语文学、印地语文学等，成了北京大学的传统特色课程。
上述的近因和远因，其实都是中国学者重视佛教翻译文学的外因。那么，其内因是什么呢?
人类具有追求事物本质的天性。为此，人类大力追根溯源，大力辨异比较。可以说，比较文学是人类在认识世界，特别是文学世界的一种天生的方法与途径。对佛教翻译文学的认识，仅用文学史、阅读学、美学的方法，是不够的。只有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才能洞察佛教翻译文学的本质，进而了解其在中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的意义。对刘勰《文心雕龙》的评价，是极典型的例子。这部诗学杰作问世后，得到文坛领袖沈约和昭明太子萧统的肯定，此后虽屡有好评，但都囿于中国文学的格局。到鲁迅用中西诗学比较的眼光，才将对《文心雕龙》的批评提升到空前的高度。在此基础上，“我们将《文心》放在世界诗学的展台上，以《舞论》和《诗学》来观照它，得出的结论是：《文心》不但体大、思精，而且文美。”不论用西方诗学来观照《文心》，还是将其放在更广阔的世界诗学展台上，都是出于比较、辨异达到深化认识《文心》本质的本能。
由此可知，192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大力关注佛教翻译文学研究，不但具有强大的外因，而且具有与生俱来的内因，即人类追求事物本质的天性。它是内因和外因互相作用的结果。
二、印度文学再接受的学术史意义
1920年代开始、至今方兴未艾的佛教翻译文学研究热，以及由此出现的一系列研究论著，是中国学者对印度古代文学的再研究、再接受，在中国学术史和世界学术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一)追根溯源，梳理中印文学关系
在佛教翻译文学研究热中，最早引起中国学者兴趣并取得巨大成绩的领域，是梳理中印文学关系。这种梳理，往往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大小结合。由于它和中国学术强项考据学紧密相关，中印文学关系梳理一开始就引起了中国一流学者如梁启超、胡适、鲁迅、陈寅恪等人的重视，出现了一批重要成果，如胡适的《(西游记)考证》、陈寅恪的《(三国志)曹冲华陀传与佛教故事》和《(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周一良的《论佛典翻译文学》、季羡林的《“猫名”寓言的演变》和《印度文学在中国》等名篇。在中印文学的宏观关系上，梁启超的“五大影响说”和胡适的“三大影响说”①，最为学界认可。1987年，中国出版了第一套大型《比较文学丛书》，主持人乐黛云先生决定编中印卷，并定书名为《中印文化关系源流》。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印文学关系研究大有可为。从197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所取得的研究成绩来看，中印文学关系领域成果丰硕。如果说，1920年代梁启超、胡适等学者掀起了中印文学关系研究的第一次高潮，那么1970年代以来兴于台湾、盛于大陆的佛教翻译文学研究热，是中印文学关系研究的第二次高潮，其代表人物是有“南陈北孙”之称的陈允吉和孙昌武。
孙昌武的主要成果是《佛教与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一是概论古代中印文学关系，一是专论中印文学交流产生的两个极具影响力的文学形象――维摩与观音。昌武先生思路宏阔，见地透彻，卓卓然已成当代名著。陈允吉主要成果为其主编的《佛教文学精编》、《佛经文学粹编》和专著《古典文学佛教溯缘十论》、《佛教与中国文学论稿》。允吉先生学思严谨，行文简丽，所编《佛教文学精编》、《佛经文学粹编》，为同类著作中的精粹，所著《十论》、《论稿》，更是触类旁通、胜义迭出，为传世之作。高徒吴海勇著《中古汉译佛经叙事文学研究》，一承师风，为允吉先生作品之作品。
以“南陈北孙”为代表的第二次中印文学关系研究高潮，目前不但没有收笔之象，而且有向纵深发展之势。从已有成果看，它已经在中国学术史上写下浓重的一笔。第一、二次之后，必有第三次、第四次，逐步将中国对印度文学的再研究、再接受引向深入。这种情形的出现，在中外文学关系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文学关系史上，也极为罕见。这既是一份独有的荣光，又是一份宝贵的财富。它可以帮助我们认知现代中外文学关系史上的许多事象与问题。
(二)扩大了中国学者的印度文学版图
近代之前，中国学者对印度的了解，既得益于佛教，又囿于佛教。对印度文学的了解也是如此。
自梁启超、胡适从1920年代肇始的中国对印度文学的再研究、再接受，不但梳理了中印文学的固有关系，而且极大地扩展了中国学者的印度文学版图。这是因为，在这批学者中，始终以胡适、陈寅恪、许地山、周一良、季羡林等“海归”派为主力。他们将印度佛教文学和印度其他文学，特别是三千年来一直处于主流地位的印度教文学进行拼接。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努力，我们现在对印度文学版图大格局的了解，已经基本完整，但是还缺乏具体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对达罗毗荼语系的印度南方文学。不过，对印度佛教文学的研究，特别在将巴利文的《本生经故事选》、《经集》、《佛陀和原始佛教思想》汉译出版之后，可以说已处于比较领先的地位。这不能不归功于陈允吉、孙昌武及黄宝生、郭良望等当代学者和翻译家。
梁启超和胡适，虽然同为现代中国印度文学再接受的肇事者，但由于学历和知识结构的不同，他们代表了两个不同的研究方向。梁启超代表影响研究，胡适代表关系研究，虽然二人在影响、关系研究上都有重要成果。海归派一般运用语言之长，在中印文学关系、佛教文学和印度教文学关系上下功夫、出成果。他们的功绩在拓宽中国人的印度文学版图方面，十分卓著。没有印度语言背景的，就扬长避短，走梁启超的研究路子，借重海归派拓宽的印度文学版图，着力于汉译佛教文学的深度开凿，出现了一批影响研究的重要成果。
其中，不无影响研究、关系研究并重者，如金克木、黄宝生师徒。他们在对印度文学版图开拓和对佛教文学的研究上，以译作、专著等形式，作出了特殊贡献，尤其是对印度诗学的研译，独步当代。这不但扩大了中国学者的印度文学版图，而且赋予了佛教诗学、佛教美学研究新的空间与动力。
(三)中国文学有了世界文学的新视野
近代以前，中国文学自珍自爱，缺乏横向比较，只有不同朝代之间的纵向比较，连同代文学家之间的比较也不多见。所以，中国文论家长于流派梳理，而缺乏不同国别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这种缺乏，主要是由外因(印度文学)的情况特殊造成的。
印度文学藏身于佛教之中，经过一千多年的译经活动慢慢来到中国;不像近现代西方文学，如洪水猛兽般地闯入中国，给国人以震撼和惊奇。其间只有极少数敏锐的人才有华梵之辨，但所辨的主要是语言和文体。一部佛经汉译史告诉我们，凡是译品精妙者，都对译学和华梵之辨有独到见解。鸠摩罗什被称为“译界第一流宗匠”，他就深知中国印度语言、文体的差异，并且经常与人讨论。《高僧传》说：“什每为睿论西方辞体，商略同异。云：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人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夫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上述这段文字，是中国译经史和中国古代比较文学史上的著名语录，在中国学术史乃至世界学术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因为它出自世界上一位伟大翻译家之口，论述的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两大文学之间的异同，又记录在几乎和佛经同等重要的《高僧传》之中。
中国文学史上的文质之辩、言意之论，也与佛经汉译关系密切。
比较文学，是人类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中国古代以佛经翻译为主要渠道，成功引进印度文学，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文学。这样，我们就可以推翻以下似是而非的观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起于欧美之后，中国比较诗学研究始于艾田朴1963年关于比较诗学的预言。
20世纪初以来的中国学者对佛经文学的研究热，启动了中国对印度文学的再次接受。这次再接受，不是对自汉末至宋代的第一次接受的简单重复。它对第一次接受的成果进行全新的研究，以新的视野和方法将其作历史定位。尽管我们的研究尚待进一步深入，但已有的成果，足以支持以下观点：中国先秦、两汉文学，基本上是华夏地域内各民族文学交流融合的产物。“中国魏晋以后的文学是中国先秦、两汉文学和印度文学交流融合的产物;中国现代文学，就是中国传统文学和以西方为首的外国文学交流融合的产物。这种文学交流中包含诗学交流”。以上观点如能成立，可以得到这一结论：作为文化交流必要程序和环节的比较文学，并非产生于欧洲，而是产生于亚洲的中国和印度。
当德国诗人歌德那辈人接触到中国、印度等国的东方作品时，并没有来得及展开深入研读，他们的文化视野也不一定比汉唐时代驰骋于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印僧俗学者开阔多少。然而，他们敏锐地感到并大胆喊出世界文学的时代要到了。这是需要人们永远铭记和感念的。但是，就像西方人发明了火柴，却并不能把火的发明权全部归于西方人一样，世界各民族发明的各种各样的取火方式，包括中国人发明的太阳能取火器――阳燧，是不可以被抹煞的。
随着对佛教翻译文学研究的日益深入，我们相信以上的观点将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
2017古代文学毕业论文篇2
谈中国古代文学的特质
摘 要：中古古代文学博大精深，对于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今，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专注于对古代文学的研究，无论采用西方文学的研究方式，还是我国传统的文学研究方式，都充分说明历史悠久的中国古代文学是我国文学领域最为深远的一个地带，是我国上下五千年文明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具有独特民族特色的古代文学。本文就主要针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特质进行浅显的探讨。
关键词：古代文学;文学特质;现代文学;古代文化
古代文学注重人与文字、人与心灵的紧密结合，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特质表现，因此，对古代文学的特质的研究过程中，必须要注重作者心理活动的变化，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地感受到文学作品中蕴含的丰富魅力。笔者认为，对于古代文学特质的探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向着手。
1.古代诗词追求意境的审美艺术
意境可以视为我国古代诗歌作品的终极艺术追求，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典型特质。意境指的是在文学作品中，通过情景交融的艺术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一个具有广阔审美空间的艺术境界。意境可以体现在一副静态的山水画中，也可以体现在动态的鸢飞鱼跃中，通过文字的描述使画面与作品形成高度的统一，进而引起读者无限的遐想，在作者与读者之间实现心灵的共鸣。如《诗经・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在诗篇中塑造了一个十分优美的意境：在芦荻苍苍的世界中，河的对岸有一位美丽的佳人，苦苦追寻却终究智能隔水相望，这也表达出两种不同的意向世界，也表达了作者对于美好事物深深的向往之情。简单的文字便刻画出了具有深刻意境的画面，事实上，这个美丽的画面中包含了多少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是读者所不能想象，也无需深究，只要通过这种独特的描写引起读者无线的遐想和共鸣，文学便将人们带入了一种审美意境中，给人深深的美的感受。
2.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塑造
小说是古代文学中一种常见的作品形式，在小说中对于古代文学特质的体现，主要是通过典型的人物形象和性格的塑造。在小说中有三要素，即人物、情节、环境，通过三要素的有机结合，便形成了一个个鲜明的任务形象。我国的四大名著可谓是古典文学中小说作品的经典巨作。如《水浒传》中描写了一百零八个梁山好汉，每一个人物的个性都十分鲜明，而《水浒传》的成功也正因为如此，其不仅塑造了很多鲜明的人物形象，同时也抓住了小说创作的根本，这也充分体现出了我国古代文学的艺术规律。在小说作品中，人物、情节、环境这三个要素之间是相辅相成的，通过人物的活动带动情节的发展，而情节的发展又能够对人物的塑造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人物与情节的发展都需要依靠环境这一现实的基础，所以可以说，三要素之间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塑造出一个符合环境而且具有个性的人物形象。事实上，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依靠情节取胜的作品有很多，如《封神演义》、《三侠五义》等，但是这部分作品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似乎并没有获得太大的成就，而如《水浒传》《红楼梦》这几部作品却将人物与情节和环境三者之间进行有效的结合，所以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因此，有人认为古典小说重情节、轻人物的思想显然是片面的，而且与我国古典小说创造的实际情况是相违背的。
对于小说中的环境描写，实际上也是塑造人物形象必不可少的要素，一方面为人物性格的塑造提供巧妙的外部条件，如《三国演义》中“煮酒论英雄”这一幕，刘备利用恰巧而至的雷声来掩饰自己失凉落筋的真正原因，这里为刘备的韬晦性格的塑造奠定了一定的铺垫作用;另一方面对于人物的性格塑造起到一定的暗示作用，如《红楼梦》中对于大观园的描述时，作者用了“凤尾森森，龙吟细细，竹影参差，苔痕浓淡”的潇湘馆象征着林黛玉孤傲、素雅的品格，“冷香习习，蘅芷清芬，奇草仙藤，兰风蕙露”的蘅芜苑象征着薛宝钗冷漠，等等，类似的描写在书中数不胜数。另外，在古典文学作品中也利用环境描写来揭示人物性格的形成原因，如《红楼梦》中对于四大家族的介绍实际上是当时社会环境的写照，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贾雨村，必然会形成扭曲的人格。
3.古代戏曲作品中的怨谱
古代文学中的戏曲作品，主要是借助文学艺术形式揭示社会矛盾，可以说，一部成功的戏曲作品就是一个浓缩的社会环境。在古典戏曲中具有喜剧和悲剧兼美的特性，而其中以悲剧的怨谱最能体现古代文学戏曲的特质。在西方国家的文学和文艺领域中，悲剧被认为是戏剧的最高境界，通常用主人公事业甚至生命的毁灭来表达永不磨灭的精神作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戏剧作品在表达悲剧的形式上，一般分为两类：第一是利用忠奸善恶的冲突所产生的道德悲剧警醒世人，如《赵氏孤儿》、《精忠旗》等;另一种则是通过被压迫的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与社会压迫势力的冲突来表达，如《窦娥冤》、《牡丹亭》等。在悲剧的创作方面，有三个基本的要素：悲剧人物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冲突的不可调节性、被毁灭者的价值。如《窦娥冤》中窦娥的种种不幸，可以将其前二十年的悲惨经历视为命运的悲剧，但是此后的悲剧就是由社会环境造成的悲剧，面对黑暗社会的压迫，窦娥无力反抗，她不得不救婆婆，更是在临死前发了三个誓愿，这也充分表达了她既无奈又绝望的悲愤情感。是谁吞噬了这个弱女子，我想，答案是很明确的。
结束语：
中国古代文学是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文学发展阶段，而汉语最具有优美意境的语言，从中国古代文学特质的研究中可以发现，正是由于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在古代文学的诗词歌赋中自然地流露出千回百转的情感，这也正是古代文学的特质所在。随着文学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对于古代文学的研究将更加全面和彻底，这对于我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将起到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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