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交通犯罪的现状及刑事对策探讨(2)

　 三、交通犯罪的刑事对策之完善建议
　 鉴于目前我国交通犯罪现状的严峻性，和现有刑法规定和司法的诸多不足，以下就交通犯罪的刑事对策完善建议予以探讨。
　 （一）在立法上增加新的罪名，充分发挥刑法保障交通安全的作用
　 现代交通安全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刑法对介入交通领域的犯罪，不仅要保护具体被害人的人身财产安全，更重要的是还要维护正常的交通秩序，包括在具体事故发生之前对危险驾驶行为的禁止，以及在事故发生后的及时妥善的处理，要形成全方位的立体的保护网络。为此，必须在现有刑法规定的基础上，增加新的罪名。但是，在予以犯罪化的同时，也要考虑交通违法行为的普遍性，要有所选择，只能将一些严重危害交通运输安全的行为犯罪化，以保障刑罚处罚的及时和可能性，避免因犯罪黑数过大，使交通犯罪人产生侥幸心理，难以形成规范意识，降低刑法权威。鉴于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和我国交通安全的现实，建议增设下面罪名。
　 1．增设危险驾驶罪。醉酒、吸毒后驾驶，以及飙车、严重超速等危险驾驶行为对交通安全的威胁是显而易见的，酗酒驾车等形同车道上滚动的炸弹，可能发生灾难性车祸，严重威胁交通安全，这本来可依道路交通处罚管理条例处罚，但不能满足用路人的安全需求{7}，在《刑法》中增设危险驾驶罪，应该是势在必行。有学者认为，在我国交通道德、交通执法和道路状况都相当不理想，危险驾驶现象积重难返的现实情况下，无论是选择危险犯模式还是行为犯模式，都会造成严重的弊端：一是刑事立案率激增，公安、司法机关不堪重负，监狱人满为患；二是打击面过宽，影响社会安定团结，弱化刑法的公众认同感；三是加剧交通刑法和交通行政法之间本来即不平衡的关系，弱化司法权威，助长交通行政不作为{8}。还有学者指出，法律修正在成本上不具经济性，有中国特色的法律解释机制的适用不失为一项变通的良方{9}。这些观点基本可以反映反对将危险驾驶行为犯罪化的理由。
　 但是，首先，如前所述，醉酒驾驶等危险驾驶行为的危害性极大，已经严重危及公共安全，需要刑法的介入，保护公众安全，保障在现代社会中至关重要的交通秩序，而刑法的介入和交通行政法之间并不会冲突。刑法作为调整社会生活的最后一道法律防线，只是针对交通行政法无法充分评价和调整的严重违法行为，以此来满足人们对交通安全的要求，而一些轻微的违法行为还是由交通行政法处理，通过明确的立法，二者之间的界限应该是比较明显的。其次，所谓会造成刑事案件激增，也不应该成为理由。正是由于危险驾驶的严重违法行为大量存在，危及交通安全，才需要刑法介入调整，通过刑法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功能，减少这些行为的发生，这才是刑法的目的。我们需要做的是在程序上作优化调整，以适应现实需要，达到刑法的目的。确实，由于危险驾驶行为的大量存在，刑法介入，会出现打击面过宽的情况，导致“刑罚通货膨胀”和刑罚感受力下降{10}。为了避免这样情况出现，就需要明确刑法只针对严重违法的危险驾驶行为，而且应该注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运用。再次，对于从立法经济性角度出发，主张运用司法解释替代修正刑法的观点，也存在问题。刑法不仅是裁判规范，也是行为规范，具有行为规制机能，即刑法将一定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并给予刑罚处罚，表明该行为是被法律禁止的，不被允许的（评价的机能），同时命令人们作出不实施这种犯罪行为的决定（决定机能），据此防止犯罪的发生{11}，行为规制机能体现了刑法的一般预防功能。只有当公众能明确知道刑法禁止的行为，才能依据刑法的规定调整自己的行为，避免实施犯罪。如果刑法的规定过于简单，甚至将一些罪与非罪区分的重要内容，委之于司法解释，则难以发挥其一般预防功能。尤其是在交通领域，我国道路交通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人们的交通安全意识普遍还不是很强，汽车文化还有所欠缺，规范、礼让、文明等驾驶习惯还没完全建立，充分发挥刑法的一般预防功能，让大家明白什么样的交通行为是法律所不容许的，就更显重要了。世界上多数国家对醉酒驾车等危险驾驶行为也予以刑罚处罚，如日本、德国、新加坡。
　 至于如何在刑法中增设危险驾驶罪，有几点必须注意：第一，本罪应该是危险犯，只要有危险驾驶行为，即使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也构成犯罪，危险行为包括醉酒驾驶、吸毒后驾驶、严重超速驾驶等。第二，危险驾驶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共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的为本罪的结果加重犯。第三，本罪的法定刑应有主刑和附加刑，在出现严重后果的情况下，主刑应高于一般的交通肇事罪，最高可至无期徒刑，这样才能对其予以充分评价，也可避免现有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偏低的弊端。有学者提出可以规定死刑{12}，笔者不予赞同。此外还可增加财产刑和资格刑作为附加刑。
　 2．单独设立肇事逃逸罪。如前所述，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的危害性较大，我国法律不可谓不重视对肇事逃逸行为的处罚。按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的规定，肇事逃逸是交通肇事罪的量刑情节之一，而按照《解释》的规定，肇事逃逸在一定情况下还可以作为定罪情节。但是这些规定还存在问题。首先，《刑法》和《解释》对同一行为既作为定罪情节，又作为量刑情节，本身就存在矛盾，这一矛盾反映了立法者对肇事逃逸行为的认识不足，虽然认识到其危害性，但还没认识其对交通秩序破坏的严重性，所以不能下决心予以单独的犯罪化。其次，按照以上规定，还是有一些肇事逃逸行为无法按照犯罪处理，包括没有造成重伤后果的交通肇事逃逸行为，和行为人不负有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交通肇事逃逸行为{13}。而且按《解释》的规定，只能处罚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逸行为，大大缩小了其处罚范围。也许有人会说，可以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对这些肇事逃逸行为，要求承担行政责任，处200 ～ 2000元以下罚款，或处15日以下拘留。但是，处罚肇事逃逸是为了避免引发公共危险。任何肇事行为，不论有无死伤，都不应该逃离现场{14}，如果对肇事逃逸行为仅处行政责任，难以保障交通秩序的安全。再次，在现有《刑法》规定之下，对肇事逃逸行为只能以交通肇事罪追究责任，没有将交通肇事行为和肇事逃逸行为的性质独立考虑，没有独立的罪名，就难以发挥刑法警戒社会大众的作用。
　 对于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很多国家与地区规定独立的犯罪予以惩处，综观这些国家与地区刑法对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的处理方式，可以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设立专门的罪名处罚，另一类是以非专门性罪名处理{15}。我国《刑法》由于没有不救助罪的规定，建议规定单独的肇事逃逸罪。肇事逃逸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不履行法定的保护现场、抢救伤员、报警接受处理义务，逃离现场的行为；主观上是故意，没有特定目的的要求；主体是交通肇事者，不能包括没有责任的被害人；客体是交通秩序。至于具体条文的表述和法定刑的规定可做进一步探讨。
　 （二）注重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处理交通犯罪中的运用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指对刑事犯罪区别对待，做到既要有力打击和震慑犯罪，维护法制的严肃性，又要尽可能减少社会对抗，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16}，它是我国当前刑事法治领域中的一项基本刑事政策，对我国刑事司法活动具有基本的指导作用{17}。在处理交通犯罪案件时，也应当遵循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全面把握交通犯罪形势的基础上，综合考虑犯罪行为的方式、后果，犯罪人的主观恶性、犯罪后的表现，以及案件的社会影响，予以区别对待，依法从严或从宽。鉴于我国目前严重的交通安全形势，和国际组织及其他国家对交通违法行为予以严厉处罚的司法经验，加之我国已经通过交通行政管理行为，对大量的一般交通违法行为进行了处理，流入到刑事诉讼程序的已经是比较严重的交通犯罪行为，因此，对交通犯罪行为应从严处理。在从严处理的整体背景下，再考虑是否有从宽的情节。具体而言，首先，对一些重大的、恶性的交通犯罪案件，如醉酒驾驶、严重超速、严重超载、逆行、忽视交通信号等引发事故，造成重大死伤的案件，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应该从严处理，当然，在从严处理的基础上也应依法考虑各种从宽的情节。另外，考虑到交通犯罪已经成为一般性的日常犯罪，很多人都可能成为交通犯罪人，如果对所有案件都从严处理，可能会产生新的社会矛盾，司法部门也会不堪重负，因而对一些危害后果较小，犯罪人能及时对被害人予以赔偿，并获得被害人谅解的交通犯罪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依法从宽处理。
　 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下，要纠正目前司法实践中对交通犯罪案件过于从轻的一些不正确的做法。有些司法工作人员认为，犯罪人对严重后果的发生毕竟是过失心态，主观罪过较小，如果能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就不需实际科处刑罚了，所以对交通犯罪人适用缓刑的情况较多。实践中，随着现代交通的发展，交通安全已经成为社会秩序，交通犯罪既给被害人造成巨大的痛苦，也严重影响到交通的顺畅，破坏交通秩序，影响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行。对动辄夺取人命的交通犯罪行为，处罚得比盗窃行为还轻，显然不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在公众心目中难免会产生以钱赎刑的感觉，难以满足公众对法律的信任和感情。对于犯罪人而言，大量适用缓刑的处理，不会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行为给他人造成的痛苦，给社会造成的损失，也不会促使他们认真反省，审慎注意将来的交通行为。
　 （三）注重对交通犯罪人的个别教育改造，充分实现刑法特殊预防的功能
　 应当说，交通犯罪人是不同于一般犯罪人的，除了一些比较明显的漠视他人生命的犯罪人之外，多数交通犯罪人是健全的社会人，其犯罪的主观恶性和反社会的人格危险性明显低于一般犯罪人，因此，为了充分实现刑法的特殊预防功能，对其进行的教育改造，可以和一般犯罪人不同，而且必须不同。交通犯罪人因其罪刑不同，有判处缓刑，监外执行的，也有判处监禁而服刑的，但由于其共同的特点在于交通安全意识薄弱，因此应注重交通安全意识的教育。对于被判缓刑的犯罪人，在缓刑考验期内，可以要求犯罪人与被害人进一步接触，甚至亲自照顾被害人，让他们更真切地了解自己的行为给他人造成的痛苦，以助其反省。同时，在缓刑期间，对他们应予禁止一定时间的交通行为，或对其交通行为予以监督观察，还应责令其以各种形式学习交通安全规范，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和指导思想。对于被判监禁的交通犯罪人，在日本有实施所谓集中拘禁处遇制度，即对于因交通犯罪而被判处监禁的服刑人，集中关押，以在开放的处遇中提高自己的责任意识，同时进行以安全教育为中心的处遇{18}。这一制度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既能有针对性地实施教育改造措施，又能避免交通犯罪人被其他类型罪犯感染，值得我国借鉴。具体做法是，按照一定的标准，选择那些无其他犯罪记录和前科记录的交通犯罪人，集中关押管理，按照肇事原因的不同，给他们开设各种课程，进行交通安全教育，同时，对所有犯罪人，以各种方式予以安全教育，提高他们的交通安全意识。另外，对他们的看管要松于一般犯罪人，在监禁设施内有较大限度的活动自由，也可以与外界有较自由的书信往来和会见。这样，既能保证其在监禁期间接受有针对性的教育改造，又不至于太脱离社会，造成将来回归社会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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