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法律权威论文
依法治国法律权威论文
依法治国是国家的基本方略,在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维护和保障法律权威,将是当前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是依法治国的核心和基石。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依法治国法律权威论文，供大家参考。
依法治国法律权威论文范文一：浅论“法治”与“法律权威”
[内容摘要] 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提到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的高度 ，党的十六大坚持了法治建设的方针路线。笔者认为，进行法治建设就必须对法治，尤其是当代意义上的法治的基本精神有所认识，同时，笔者认为，建设法治就必须树立法律的权威，而法律有权威本身就是对法治建设的保障，因此，本文尝试着从对“法治”和“法律权威”的阐释分析中，找到二者的契合点，对我国的法治建设进行一番理论探索。
[关键词] 法治、法律权威、亚里士多德、通性
法治是法律史上的一个经典概念，蕴涵隽永，然幽昧经年，即便在标榜法治传统的西方亦不曾有过一个公认的定义。一百个法学家恐怕就有对“法治”的一百种解释。法治何以成为法学家乃至普通民众关注的热点，我想，正在于法治不光是现实中法律的实践，更承载着人们对良好有序的社会生活状态的追求，以及对法律应然状态的思考。
另一方面，法治若要成为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首先，它的内在基础——法律规范，必须是有权威的，法律若无权威，等于没有法律，甚至比没有法律更加糟糕，因为那意味着法律的尊严正在遭受践踏和蹂躏。没有人会服从会信任没有威势的法律，则更谈不上法治。因此，当法治观念渐入人心，让我们高扬法治旗帜，将其上升为治国方略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平心静气的想一想：法治究竟是什么?或者说，法治的内核和通性是什么?以及法律何以值得人们普遍服从?法律凭什么是权威的?法律的权威于法治有何意义?通过这些思考，或许有助于准确把握当前我国朝向法治的各种努力的历史与逻辑定位以及所处语境的特殊性，从而使我们的法治理论和实践皆有一个良好的起步。
一.什么是“法治”
“法治”，首先是一个历史概念，或者说，法治应该首先被看作人类的一项历史成就。如同“宪政”、“司法”等法律概念一样，“法治”也有自己的历史渊源，亦即是说，在不同历史阶段，在古今中外，“法治”有其不同层次的内涵表现。
在我国，“法治”一词为汉语所固有，源于春秋时期的儒法之争。在对待用什么理念治理国家时，儒家主张人治，即通过道德礼仪去感化人，国家的治理应由具有高尚道德的圣君、贤人通过德行去实现，而不能通过刑罚。因为那只会败坏人的品行，使之行为更加恶劣。儒家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与之相反，法家把法律看成“尺寸” 、“绳墨”、 “规矩”，主张用法律(主要指刑罚)来治理国家，让民众畏惧刑罚，从而指引民众的行为而不出格。“无规矩则不成方圆”，法家认为，“圣人之治国，不能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因而，要“不务德而务法”，实行法治。
综观古代中国法律发展的历史，“法治”扮演的是与“人治”相对应的角色，其特点主要表现在：
第一，“法治”的主要品质是国家治理的工具，意即代表神意的天子用法律(刑罚)治理国家，在法律之上的是天子，是人，因此从根本上看亦然是“少数人之治”的人治。
第二，不管是儒家还是法家，不管是“德治”还是“法治”，其根本是要产生并置于统治阶级的意志之下，二者只是服务于天子的工具，而不可能真正做到“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要求。
因此，“法治”在古代中国，其通意是指，以天子为核心的封建贵族阶级用掌握在其手中的法律，谕令等具有强制性的工具去统治国家及臣民，实现少数人意志的一种状态。
现代意义的“法治”之意，起源于西方。追寻法治的源头，应该从亚里士多德说起。在《政治学》里，他说：“若要由法律来统治，即是说要求由神明和理智来统治;若要求由一个人来统治，便不异于引狼入室。”这段话是针对他的老师柏拉图的治国理念提出的反驳。柏拉图认为，除非由哲学家成为国王，人类将永无宁日。他在其代表作《理想国》中力主“贤人政治”，极为蔑视法律的作用，认为不应将许多法律条文强加于“优秀的人”，如果需要什么规则，他们自己会发现的。只是在他的“贤人政治”的理想国方案失败后，他才在自己晚期著作中将法律成为“第二位最好的”，即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亚里士多德反驳道，“人类的情欲如同野兽，虽至圣大贤也会让强烈的情感引入歧途。惟法律拥有理智而免除情欲。”即是说，人治使政治混入了兽性的因素，因为一般人总不能消除兽欲。虽最好的贤人也难免有热忱，这就往往在执政时引起偏见。同时，他还主张，“法律的确不能完备无遗，不能写定一切细节，这些原可留待人们去审议。主张法治的人不想抹杀人们的智虑。他们就认为这种审议与其寄托一人，毋宁交给众人。”
亚里士多德的这些关于“法治”的主张，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特点：
第一，国家的治理应该依托法律而非“贤人”，“人治”应该只是辅助和补充而非主导。他的这一主张，把“法治”和“人治”有机结合了起来，避免了“法律绝对论”和“法律万能论”的出现。
第二，法治之下的人治也该是“众人之治”，不是“多数人之治”，更不是“少数人之治”。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执政的偏见”，同时法律要体现众人的意志，因为“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和理智的体现。”因此，他主张，即便是一个才德最高的人作为统治者的国家中，“一切政务还得以整部法律为依归，只在法律所不能包括而失其权威的问题上才可让个人运用其才智。”与古代中国相对比，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的权威源于众人的意志，并且民众必须服从法律，统治者从大处看是被纳入众人的意志下，在法律的规定范围内对民众发号施令，而古代中国,法律的权威建立在统治者的暴力之上,法的君主是天子,因此前者是从“法”为中心的国家治理，后者是以为中心的“法治”。在这些思想、主张为基础上，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法治论的第一个经典性论述，“法治应当优于人治”，即法治的定义是“众人之治”，进而，他提出，“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
这两个论述，在法治论上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是法治论的源头。在某种意义上，后人的研究皆脱根于此，而与之背道而弛的，必是对法治的错解。可谓源与流、根与枝的关系。
在对亚里士多德的这段经典发展完善过程中，主要有以下几种对法治内涵的认识：
第一，古罗马时期，西方的法治概念是以罗马法和诺曼法的历史文本为基础的。与其他法律传统形成鲜明对照并饶有趣味的是，罗马人和诺曼人乃是以那些重视操作而非耽于理想的法律实践者的视角和需要出发而走近法治的。在查士丁尼《国法大全》中，体现了对这样一种信念的强烈承诺：由法律而不是由专横的权力来提供私人纠纷解决方案的语境地，“万民……皆受法律和习惯的统治。”这确认了一个重要的政治理念：政治社会应该是一个法律社会。同样，诺曼人的法律制度也表现出对法治原则的喜好。1187年格兰维尔在总结亨利二世的法律变革时，以令状形式界定王室的司法管辖权的同时限制了这种管辖权，使“令状统治”富有法治的意味。70年后，布莱克顿在《论英格兰的法律与习惯》一书中，提出，国王有义务服从法律，因为国王处在上帝和法律之下。不是国王创造法律而是法律造就国王。
第二，欧洲中世纪时期。罗马人和诺曼人，丰富的法律语言和辉煌的司法成就不仅铸入中世纪欧洲教会法和世俗法的辉宏体系，而且被用来继续锻造关于法治的理想、原则和规则。
首先，教会和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尤其是司法管辖权关系的构造和维系必须而且只能诉诸法律的权威。教俗两种权力要想“和平共处”，只能通过对法治的共同承认，承认法律高于它们。
其次，在教会体系内部，教会法学院描述道：“教会是一个法治国，一个以法律为基础的国度”，因为“仁慈的上帝掌管着一个依照法律来统治的世界，赏罚分明。”《萨克森明镜》明示：“上帝自身即是法律，故法律为上帝所钟爱。”据此，人人有权利抵御国王的法官的违法判决。
这一时期的法治观念，对近代的当代资产阶级法治观产生了如下影响：
其一是法律至上。不管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应该置身于法律的统治下。
其二是权力的制衡与分立。虽然这个时候的权力分立与制衡主要是就同一地域内不同的政治实体而非同一政治实体内各部分的关系而言的，但权力由此而分立，并发展出一套分权制衡的法律规则。更为重要的是，分权制衡及其规则有效地将权力的存在和运作置于法律之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世把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分立制衡当做法治的基本要求，甚至等同于法治本身。
第三，近代及当代的主要法治认识。19世纪的英国法学家戴雪通常被子视为近代西方法治理论的奠基人。他以已有的法治经验及体验为根据，第一次比较全面地阐述了法治概念。他指出，“法治”应该有三层含义：
首先，法治意味着，与专横权力的影响相对，人人皆受法律统治而不受任性统治。
其次，法治意味着法律面前的平等，人人皆须平等的服从普通法律和法院的管辖，无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再次，个人权利乃是法律之来源而非法律之结果，亦即，对个人自由与尊严的承认与保护应当在法律中得到充分体现，成为法律的内核和品质。
综观西方法治的演化史，我们可以从中大体总结出“法治“的一般概念为，法治是良好的法律及其体系制度在社会生活中调协、管理各个独立人以及各个不同的势力的运作状态，它既是动态概念，又是静态概念。
同时，我们可以从上述分析中，归纳出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应该具备的一些基本品质，我称之为法治的要素或通性。
二.法治的通性
法治的通性，即法治的通常属性，是从法治经验和实践中抽括出来的法治应有的基本要素，是法律的特定品德的体现。
我们可以说法律具有强制性、规范性，这是法律与道德、宗教、政策相区别的一般特征，是法律之为法律的缘由。但是，不是所有的法律制度都具备法治这个特定品德。我们可以说我们需要法律，但这并不必然代表我们需要法治。
柏拉图说：“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就像最野蛮的兽类一样。”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坚持人治。作为制度品德，法治相当于古人所说的“使法必行之法”。它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也不是凭靠严格执法或“一断于法”就可以实现的。应该把遵循法律与遵循法治严格的区分开来。
因此，真正的法治就应该是其法律制度具备以下三个具体的特定品德，而也正是这些通性使法治成为必然之治。
1. 普遍的法律——法治的前提
法律的普遍性是指法律要有统一性，法律规范的制作、适用要有一般性。基于法律不可能包罗、涵盖所有情形，因此不能一事一法、一事一例。所以应该用高度抽象的技术手段提高规则调整的普遍程度。在现代法律中，作为母法、根本法的宪法在原则和规则的表述上尤其必须具备高度的抽象性、一般性，不能因事立法，因人设制。
另一方面，法规的使用在相同的情况必须得到相同的对待，如果一项命令：“为本法20条所管辖的一切人不得进入赌场”，那么，它就必须适用于受20条管辖的一切人和赌场，不能有特别的人和赌场享受特权。即是说，法律应该使用于普遍人，实现条文上的人人平等。
再者，法律制度应该具备统一性。此乃古人所谓“万事皆归于一，百度皆准于法”。在此意义上，一国可以有两制或多制，但不能有两法或多法。一国之内可以有属于不同法系、不同语言、不同渊源、乃至不同政治性质的法律制度。但是，这些不同的法律制度在法理上严格说来都应该看作一法之下的两制或多制。
所以，一个相对成熟的法律体系是法治的前提，无论它是以法典为主导，还是以判例为主导。
2.法律为公众所知晓，同时为公众所遵循——“良法”的必备要件
富勒指出，“为了让规则的接受者知道他们被命令去做什么，命令必须是公开的、协调的、不矛盾的、清楚得足以明白的，而且不能改变过快;为了规则的接受者去做他们被命令去做的事情，命令必须是可预期的、不相矛盾或抵触的，并且在物理上、精神上或环境上不是对被命令的人来讲不可能遵循。”
具体分析说来，首先，法律必须是“公布”的，这是法律可循的前提。历史经验已经表明，将法律藏于官府的做法只会导致权势者借助法律的“神秘感”行人治之实。因此，法治的一个要素，必然是法律向公众公布，昭示天下，让民众知晓其内容，知道他们行为的指导要求，哪怕“百人里仅有一人去了解公布的法律，也足以说明法律必须公布。”此外，法律必须公布，晓之以民众还有两个原因：其一，人们通常不是因为直接了解法律而是因为仿效了解法律者的行为样式而守法，故少数人的法律知识可以间接的影响许多人的行为;其二，法律只有公布后才能由公众评价并约束其行为。正所谓“守法者，非知立法之意者不能;不知立法之意者，未有不乱法者也。”
其次，法律可被遵循还应具备以下品质：
第一，法律必须明确，无内在矛盾。知晓是遵循的前提，然则，法律本身的严密性是法律可依以及按照法律的要求正确行事的内在要求。否则就会“知而无所从”，其实质是对法治的破坏。法律明确是让受众正确认识和理解法律，法律无内在矛盾，则要求法律条文本身不自相矛盾以及几个法律之间应该尽量避免相互冲突。对于后者，公认的解决之道有诸如，“后法优于前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基本法优于派生法”等处理原则。
第二，法律稳定。这并不是否定法律应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变动，及时的废，改，立。而是指频繁改变法律，会使民众感到难以学习和遵守。一方面破坏法律所应有的确定性、可预期性和权威性，另一方面则会造成社会的权势者通过法律侵害私人权利和公共利益。尤其是保持宪法的稳定对于一国的法治至关重要。
第三，法律可预期。即法律应不可溯及既往。因为，法律如果溯及既往，则意味着，你今天吃饭的行为至少在理论上存在着在某一天被法律规定为非法行径的危险。那么你还敢不敢再吃饭了?没有人能遵循溯及既往的法律，因其行动时该项法律并不存在。因此规则之存在须在时间上先于按规则审判的行为。
法律可预期性是支撑法治价值的一个较为关键的要素。如前所述，溯及既往必然会大破已然事实的时空性，导致秩序的颠覆。这显然与法治相违背。这样的法律也难逃“恶法”的罪名。因此，既不能制定也不能使用溯及既往的法律。即使不得不为，亦要慎重而为，不能违背法治之基本精神。
第四，法律本身应尽量正义以及切合实际。非正义的法律是否是法律，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恶法”必不是构成法治的法律。因此，基于少数人意志的法律不是良好的法律，或者由少数人制定的代表大多数人意志的法律才是良法。
另一方面，法律的时效性要求法律必须与时俱进。一部法律在此时可能是“良好的”，但在彼时，它就可能演化为“恶劣的”。比如，国务院颁布的收容条例，在特定历史时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于现今高速发展的中国社会，已经显现出了巨大的不适应，最终因孙志刚事件引发全国的广泛声讨而终被废止。可以说，废止本身就是中国法治建设的一个胜利。
此外，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是，良好的法律必须为众人所服从，所切实执行。正如前述，需要法制，不等于必然需要法治，众人不按良法的要求去做，良法就只能是束之高阁的一纸空文。因此，法律能有效的被遵循就要求法律必须有权威。
3.法律是有权威的——法治实现的保障
任何社会里的法律皆有权威，但权威的建立却可能是通过众人的心悦诚服，也可能是统治者的暴力为之。另一方面，权威的层次亦可高低，法律权威的地位应处几何，是高于诸如政府在内的各种势力还是低于某种势力。基于此的权威于法治有何意义，将在下面专门论述。
三.法治所要求的法律权威
显而易见，基于法治的要求，法律权威的建立应该体现其正义性，这是其内在要求。这一点主要表现为：
第一，自然法的观念与传统是法律权威的重要理念基础。自然法是西方历史上经久不衰的一种思想传统，它通常是指人类所共有的一整套权利和正义，往往与国家的“成文法”相对照。考文教授十分经典的概括了自然法的思想：“有某些关于权利和正义的特定原则，它们凭着自身内在的优越性而值得普遍遵行全然不用顾及那些支配共同体物质资源的人们的态度。这些原则并不是由人制定的;实际上，如果说它们不是先于神而存在的话，那么他们仍然表达了神的本性并以此来约束和控制神。它们存在于所有意志之外，但与理性本身却互相渗透融通。它们是永恒不变的。”而人定法基于人的理性限制以及社会的变化发展，总会有相互冲突、相互矛盾甚至不可调和的时候。因此，人们需要一种“永恒的”实在进行裁判。如果一部法律能基于这些自然法的先验规则制定，那无疑会受到人们的追捧。其中，诸如平等、自由、独立、尊严等理念正是自然法的组成。
第二，人们对法律、对法治的需要，从人性论的角度看，正是基于“人性恶”的预设。简单的说就是，人是靠不住的，人治是危险的。这既可能是一种事实判断，亦可能仅仅是一种假设。基于恶的、悲观的估计，使人们对统治者心存不信任，对其权力的膨胀和腐败有着深刻的警惕，由此设计出一套完整的权力制衡机制，要求政府置自身于代表众人意志的法律之下，从而树立法律高于政府的权威。
第三，法治的功能是决定法律权威的内在要求。法治应该是工具价值与实体价值的结合。
对于法治的工具价值，在波斯纳看来，其一，法治首先是法律秩序的一种管理功能，是一种程序框架，通过这种框架，法律结果更容易识别并用于取得其他政治目的的计算;其二，在维护法律秩序稳定的意义上，法治是一种“公共的善”。
只有法律能够切实的实现独立人、势力的权利，保证其履行义务，这样，法治才不会成为一种“道德”的号召。
在莱兹看来，法治还应具备如下实体价值：
其一，法治能够抑制专横的权力。
其二，法治使法律自身成为一个人计划的一个稳定、可靠的基础，即实现个人的自由。
其三，如果法律是尊重人类尊严的，那么就有必要谨循法治。尊重人意味着把人作为有能力计划和规设自己未来的个体来对待，因此，尊重人包括尊重他们的自治，尊重他们控制自己未来的权利。
莱兹把人的自由和尊严看作是法治的内核，事实的确如此，法治的终极目标其实是让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在一种实现自我价值的环境下有序的存在，因此，法治理当以人为本。我国刚刚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把尊重人权写入宪法，正是传达了这样的一个信息：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依然要尊重人的基本权利。
在此意义上，法律的权威源于对自然法规则的趋近，对其它威势的制衡，对人的尊重。反过来，法律的权威也成为“法治”的应有之义是不能缺少的要素。
此外，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法律权威的建立必须具有两个外部条件。其一，必须有国家的强制力做保证。正如莱兹所说，“设若法治不过是良法之治，那么，在阐释法治的性质就是提出一套完整的社会哲学。可是，如果这样的话，法治这个词汇就会缺乏任何有用的功能。我们无需仅为昭示笃信善良当居优势而皈依法治。”因此，罗尔斯强调，“法律制度是公共规则的一种强制秩序。”;其二，就是要求按法律的规定严格行事。法律的正义、公平，归根到底要靠法律的实践，人的执法，守法来边为现实。如果当事人感受不到法律的公正，那么法律的权威岂不就是纸上谈兵，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吗。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法律权威是法治的内在应有品德，是实现法治的保障，同时，树立法律至上的权威，不仅是法治追求的目标，甚至其追求过程就是动态的法治表现，其结果正是静态的法治之体现。
四.结语
法治之所以是法学上的奇葩，其魅力所在正是它自身本就是充满悖论和陷阱，任何对它的解释，天然的就存在模糊与含混之处。
比如，纵观古今西方法治发展对法治都力图做到某种超然，贯穿的一条主线就是，法律应体现众人之意志，法律应高于一切实体。但是，法律的制定只可能是由少数人制定，按阶级意志论，法律只能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同时，要把法律置于统治者之上，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另外，既然法律是“众人之意志体现”，那么为什么还要借助统治者的强力对它进行保障和强制施行，要求众人遵守?
其实，这样的矛盾不一而足的充斥于法治本身。
对此，莱兹认为，由于法律不可避免的存在着某些模糊之处，完全符合法治是不可能的;由于某些受控制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尚受青睐，最大限度地符合法治也是不受欢迎的。因此，符合法治只能是一个度的问题。
这一点对我们解决党与法的关系，以及如何把握法治的程度提供了借鉴。
党的领导最基本之处是执政，因此我国的依法治国就表现为：“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
因此，法律是党的意志的体现。按照前述法治的“众人之治”原则，党应该把自己的行为置身于法律之下，因为，法律本就是党的意志体现，严格依法办事，作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则必然会树立法的权威，同时，在完善法制建设时，法律应该尽可能广泛的囊括对民众的权利义务的设置，这也是我们党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的党性所要求的，也只有在法律里体现对人民的关爱，法律才会成为“良法”，党才能真正作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另一方面，基于法治的“度”的问题，我们不能排斥除法律外的政策、政令等其他规范，因为这本身就是“法律万能论”的错误表现。因此，在我们的法制没有尽善尽美的今天，我们依然有必要以政策和政令为治国手段的补充，既不能“以党代法”，更不能“以法代党”。两者本就该相辅相成，有机统一。
法治的争论还会继续，让我们在把握现代意义的法治的一般要义的基础上，果敢的扬帆起航，在探索依法治国的道路上勇敢前进!
[参考文献]
1.《法律与权利》 高志明主编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3年
2.《依法治国与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 张文显 《法理学论丛》第三卷 法律出版社 2002年
3.《法律权威论》 刘 杨 《法理学论丛》第三卷 法律出版社 2002年
4.《法治是什么：渊源、规诫与价值》 夏勇 2001年
5.《“法制”、“法治”、“人治”的词义分析》 沈宗灵
依法治国法律权威论文范文二：浅谈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之问的辩证关系
【论文关键词】依法治国 以德治国 法律 道德 关系
【论文摘要】理解法治和德治的深刻内涵，是全面理解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的基础。在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后，我国应当如何看待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之间的辩证关系对实现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关系重大。法治和德治相比应居于主要地位，德治作为重要的治国方式，对促进法治有着重要的作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自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理念在我国提出以来，法律和道德如何统一的问题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焦点。党的十五大报告正式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01年，江泽民同志又进一步提出“以德治国”的思想，强调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而党的十六大报告则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作为一个统一整体。这深刻揭示了法治与道德的辩证关系，阐述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意义和战略地位。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各有什么深刻内涵，两者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在我国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两者应当怎样结合，这些问题就是本文要关注的焦点。
一、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内涵
(一)法治的内涵
以法治为特点的现代国家的形成，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纵观人类发展史，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以血缘为纽带的人类活动封闭、保守，伦理规范是社会通行规则，政治生活则趋于专制独裁。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也有“德治”，但这种“德治”实际上是家庭伦理道德的放大，本质为人治。法治则截然相反，它根源于随着社会的经济发展带来的政治、文化生活发展的内在需要。
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带来的经济发展使人有了成为独立平等的权利主体的要求。反映到政治等上层建筑上，民主、正义、平等、人权等价值观念取代把血缘情感、伦理规则等观念绝对化的伦理体系，体现在法律之中。而法律的性质、内容、适用范围和效力都得到了大大提高。正如古希腊先贤亚里士多德所言：“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和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义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这段话以“良法”与“普遍服从”两个特定概念的链接，建立了法治的基本内涵。同时，我们依然可以发现，道德基础也是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内在要求。
(二)德治的内涵
社会主义法治同家的德治与中外历史曾存在上的“德治”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需要明确以德治国与传统“德治”的界限。传统“德治”的核心，是将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权力寄于统治者的个人素质上。其重大缺陷是是统治者拥有最大权力而不受任何制度制约，本质上是“人治”理念。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当权力不受任何强制力约束时，一定会导致政治不稳定与社会不平等。在中国历史上，主要寄希望于从思想方面遏制权力的变异，但这种方法无法从政治制度上解决权力缺乏制约的问题。这一历史教训对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有现实意义。邓小平在总结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的教训时就深刻指：“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丁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所以，邓小平十分强调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重要性。他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因此，我们现在所倡导的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德治是两个根本不同的范畴。今天的“以德治国”作为一种治理方法，与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具统一性;而传统德治则行人治之实，与民主、法制皆不兼容。两者的社会基础、性质、特点是完全不同。
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之间的关系
(一)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法律与道德作为人类社会规范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两大部分，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是调控社会关系和人们行为的重要机制。道德是法律的价值内涵，法律是基本道德要求的制度化，是道德体系的依托和后盾。良好的法律本身就能体现社会的道德要求。而目，法律规范不断从道德规范中吸取营养;道德规范又以法律规范为底线和保障，使那些突破防线的严重违反道德的行为必然受到法律的制裁。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道德和法律的互相支持和配合作用更加突出，在很多情况下它们都是互相渗透、交叉甚至一致的。例如我国宪法中对公民权利和人格的尊重，对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的规定;我国民法中的公平、公正、诚实信用、平等互利原则和对礼会公序良俗的认可。这些法律规范自身就体现了市场经济中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的要求和精神。当然，法律和道德有所区别、不可混同。法律允许或禁止人们的某些行为，是对行为不得损害他人和社会的最基本规定;道德规范提倡和鼓励人们的某些行为，是对人的行为应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进一层次要求，注重通过潜移默化和榜样的力量来进行自我矫正，以期养成个人良好的行为习惯和品质。
道德和法律各优缺点，如果能紧密配合，就可以更有效地规范、引导、评价和矫正人的行为。因此，在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必须要重视加强道德建设，反之亦然，使之相辅相成。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应高度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关系
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在治理的手段上，法治带有权威性和强制性，保证社会生活有序运行和人民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德治则更多地依靠社会舆论、价值评判、良知，通过说服、劝导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在社会生活中有极强的渗透力和影响力。两者虽然形态各异，但内容上相互渗透，目的上也一致相同，因而二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
第一、以德治国为依法治国奠定了思想基础。
首先，德治是立法的思想基础。良好的道德规范不但为立法法律确定了基本价值，也是评价法律规范的重要标准。不体现道德，甚至背叛道德的“恶法”是非常危险的。其次，德治是守法的思想基础。道德水准的高低决定了守法自觉性的强弱。大多数人对法律的认同和信仰，是法律存在的基础。外在的法律规范必须转化为大多数人的内心自觉，才能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发生作用。
因此，“依法治国”能否顺利进行，与人的自觉自愿意识和道德素质高低以及“德治”思想是否深入人心是有一定关联的。最后，“德治”是执法的思想保障。良法的实施，不但要依靠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也需要执法人员的切实执行。由于法律语言的复杂性以及自由裁量权的使用，法律适用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人员自身的综合素质。同时，再完备的法律条文都不可能面面俱到。因为德治拥有法治所不具备的灵活性，所以在法律未涉及的领域，德治就可以起到补充作用。 第二、法治为德治提供了法律依据
虽然道德在人类社会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但其强制力有限，难以形成有效的约束机制。不能以法律的制裁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同时，道德亦具有差别性。不同的个体和群体对道德价值的判断存在差异。而法律是经过严格选择，既从社会上大多数人道德水准的实际出发，又指引着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并因其强制性而使得法律既源于道德同时又高于道德。所以，依法治国能以其明确性、制度性和强制性弥补了以德治国的不足，通过立法活动使一部分最基本、最重要的道德规范制度化、明确化，再通过司法活动使这部分明确化了的道德规范取得国家强制力的支持，以法治来推进德治。
由此可见，没有法治，不以法律的权威性和强制性手段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社会稳定就没有保障。同样，如果放松道德建设，就没有说服力和劝导力来提高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增强人们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信心。所以只有充分发挥法律和道德作用，才能进一步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
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方式
法治和德治在国家实践中的关键之处在于两者的地位问题，能否认识到依法治国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方式。结合我国的现实，我认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应当这样结合起来：将依法治国和建设丰十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基本的治国方略;将以德治国作为一种重要治国方式，以促进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时，法治必须居于根本地位，其原因包括：
第一，就哲学依据而言，这是由矛盾双方的主次地位不平衡所决定的。法治和德治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手段，可理解为矛盾的两个方而，但它们的地位和作用有所区别。法治居于矛盾的主要方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性质，显然是由法治(作为治国根本方式的法律)决定的。
第二，就实践依据而言，德治不能作为治国的根本方式。因为德治强调人格权威，而不是制度化的法律权威。将国家和社会地命运寄托在统治者个人品质的好坏及才能的高低上(如中国人传统意识中的明君、贤臣、清官情结)，这必然会导致人治甚至专制。但是如果我们能把德治这种治国方式摆在合理的位置，它就能成为支持法治的重要力量并与之相辅相成。这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这样也能充分发挥社会规范系统之综合优势和功能因而也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就现实的法治对德治的作用而言，厉行法治为推行德治提供了方向性保证、制度规范和秩序保障。一是法治保证了德治建设的根本方向。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规定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地位、原则、核心和基本要求，为道德建设的健康发展明确了方向。二是法治以其强制力为社会确认了符合道德要求的制度规范。我国现处于经济转型期，旧的道德规范体系已被打破，新的道德规范体系尚未建立，因此容易在道德领域出现一定的紊乱无序状态;更由于小生产的习惯和计划经济体制对整个社会生产仍存在巨大的惯影响，因此适应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一些重要的道德要求(如公平、诚实信用、等价有偿、尊重个人权利、遵法守约、正当竞争等)，难以短期内自发形成，从而制约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因此有必要通过法律的形式将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所必需的一些重要的道德要求确认下来，使之成为人们的法律义务，从而加速新型的道德规范体系的建立。三是法治创造了道德风尚形成的良好秩序。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新的道德风尚，但是它的形成、巩同和发展不能仅靠教育，必须借助法治的引导、评价、强制功能，创造良好的社会秩序，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进而巩固和发展新的道德风尚。
第四，就维护社会稳定而言，德治的威慑力远不及法治的威慑力。社会稳定，是指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科技教育以及对外交往，均依法有序地发展，全国政治局势安定团结，社会治安秩序稳定。在这种状态巾，人们处于比较安定的环境之内，有基本的安全感，其人身、则产和民主权利有安全的保护。
对社会稳定的维护，德治和法治必须并用，但现实社会尚没有以道德手段为根本方式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因为道德建立在人们对权利与义务共识的基础上，当人们缺乏共识时，道德的那种依靠社会舆论、人们的信念和习惯、传统和教育等来调整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方式;以榜样垂范来感化人，借以对国家、社会实现治理的方式，其威摄力就远不如法治的威摄力。而且，道德与法律相比既缺乏明确性、统一性，又缺乏强制性。相反，法律的优点正在于其明确性、统一性和强制性，而且现实社会又具有法治实现其威慑力的充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因此，保护社会稳定必须以法治作为根本方式。换言之，只有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才能从根本上维护社会的稳定，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从而保证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顺利实现。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宏伟蓝图，在坚持以依法治国为本，重视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的指导下，只要我们立足实际，认真总结人类历史上的法治和德治经验，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我们必然能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制度和模式，从而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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