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公司治理中企业所有权的配置(2)

　　三、企业所有权的配置
　　在公司治理中，企业所有权的配置原则对治理制度设计具有指导意义，其不仅决定着治理主体的外延，还影响着不同治理主体在公司治理中的地位和具体公司机关的设置。豏对于公司治理中企业所有权的不同配置，向来是理论界争议较大的问题。首先是企业所有权的配置应当实现什么样的目的，应当符合什么要求；其次是依据什么进行不同的配置才符合这种要求，才能较好的达到这些目的。在第一个问题上，治理效率的目的和要求成为企业所有权配置的首要考虑。在第二个问题上，存在两大对立的理论观点，即“资本雇佣劳动”的逻辑和“劳动雇佣资本”的逻辑。有人认为，“资本雇佣劳动”的终极原因在于资本和劳动力这两种资源的相对价格不同，相对价格不同造成了谈判地位不对称，资本所有者顺理成章的占有了劳动者的剩余并且获得了对企业的控制权，而劳动者的先天‘弱势’和‘理性的无知’促成了这一结果的产生。”这只是种“可能”，并不能作为物质资本所有者控制企业必要性的论据。“企业所有权并不一定与资本的投入有必然的联系，实践中这两者也往往是分离的。”这其实是否定了企业所有权只能配置于物质资本投入者的观点。从这种意义上讲，企业所有权的安排是一个根据各种条件及需要的选择问题，而进行具体选择的依据则是异质性资本的特点及社会环境。“资本雇佣劳动”的逻辑选择依据是物质资本主体可承载企业所有权的特点；“劳动雇佣资本”的逻辑选择依据是人力资本主体可承载企业所有权的特点。因此，从历史长河来看，二者本无优劣，但将其置于具体的社会环境下，则有效率的差异。总之，企业所有权配置依据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异质性特点，只有结合具体的社会环境进行分析，才能得出哪种逻辑更具有合理性的结论。
　　然而，对于企业所有权的最优配置状态，观点也远未达成共识。有观点认为，四大原因影响着企业产权初始安排的调整：一是社会信用制度的发展；二是产品需求结构和企业生产方式的变化；三是人力资本易于隐藏的产权特征；四是人力资本的专用性。这四种因素从不同角度推动着企业产权安排的调整，并与其他相关因素结合在一起，共同决定了特定时期和特定条件下企业产权安排的均衡点。的确，企业所有权配置对企业治理效率的影响不仅取决于企业的异质性资本因素，还取决于其他社会条件。单纯的“资本雇佣劳动”逻辑或“劳动雇佣资本”逻辑肯定不是最优的，而仅是次优选择。因此，根据影响治理效率的各种社会条件因素寻求两种逻辑之间的均衡点，是达到理想效率的一种可行途径。也有学者纳入了知识成本和代理成本的变量，认为在企业仅受代理成本约束的条件下，“资本雇佣劳动”是最优的企业所有权安排；在企业只受知识成本约束的条件下，“劳动雇佣资本”是最优的企业所有权安排；当企业经营和发展处于正常状态，面临知识成本与代理成本的双重约束，企业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必然是集中与分散对应的相互结合，因此共同治理是企业所有权安排的常态。刘刚也认为，企业的最优所有权安排是在知识成本和代理成本共同约束下，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对应安排。
　　从学者们对企业所有权最优配置的不同观点来看，理论结论与现实总是存在程度不同的差距。“资本雇佣劳动”的逻辑结论无法解释人力资本所有者分享企业所有权的现实；“劳动雇佣资本”的逻辑也无法回应公司经济长期奉行的物质资本至上的历史；“共同治理”的逻辑则更是玩起了“中式太极”，虽然能从理论上为物质资本所有者与人力资本所有者分享企业所有权的现实提供理论支持，但却没有研究两种逻辑在具体条件下的不同地位，也就很难协调二者在公司治理中的关系。同时正如达尔所认为的那样，所有权与控制无关。“在方法论上，我们认为研究企业理论应该更多地采用实证方法，因为企业理论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组织制度安排’而不是‘最佳的组织制度安排应该怎样’”，这一观点给我们以极大的启示，既然企业所有权配置完全是依据企业异质性资本的特点并结合具体的社会条件和需要进行的选择，那么孰为“最优”逻辑这一问题就显得不太重要，而对各种逻辑中控制过程则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