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网络侵犯人格权案件的国际管辖权论文

　　在网络侵权的环境下，传统的侵权行为地标准的局限性就显得尤为突出。在网络环境下，侵权行为实施地通常是侵权人将侵权事实上传至网络的地点，而侵权结果的发生地，从传统的意义上则十分难以确定：互联网络的全球通达性，使得全球的互联网都可以访问侵权网站，使得全球用户都可以了解到侵权事实。不过，显然没有必要认为，所有用户所在地的法院都享有管辖权，因为这会引发大量不必要的管辖权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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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互联网由于其即时性、无边界性、读者群体的无限制性等特点，突破了传统的传播手段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这些特点使得传统适用于一般媒体侵犯人格权的规则，难以有效地适用于互联网侵犯人格权的情形。由此，欧洲联盟法院 2011 年的判决就网络侵犯人格权的国际管辖权问题，突破了传统的规则，允许根据利益中心地标准行使管辖权。联系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为有效评估受害人的损害，尽可能给予受害人以充分保护，建议我国应借鉴前述欧盟法院的立场，除传统的“侵权行为地”之外，也采纳受害人利益中心地作为确立网络侵犯人格权的国际管辖权的依据。

　　关键词：网络侵权;侵权行为地侵权结果发生地;最密切联系;私生活。

　　论文正文：

论网络侵犯人格权案件的国际管辖权

　　网络是当今社会十分重要的信息交流和共享的手段，网络的即时性和无国界性克服了传统的交流手段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然而，毋庸置疑，网络同样也对作为主体的人带来了挑战。人格权作为主体的存在和发展所不可或缺的权利，其诸多要素在网络的威胁下显得尤为脆弱;网络的即时性、无国界性、登录访问的无限制性等，意味着损害的难以阻止和范围的难以限定。而人格权在网络上遭受侵害后，互联网的全球通达性意味着损害的范围遍及全球。在此情况下，对于此种损害的管辖就存在着多个连接点，传统的理论一般认为有管辖权的法院是被告住所地或侵权行为地的法院。欧洲联盟法院在 2011 年的一项判决，却基于网络侵犯人格权的特殊性，对于传统的侵权之债的管辖权实现了重要突破，值得关注。

　　一、“侵权行为地”标准及其例外。

　　人格权作为绝对权之一，对其侵害引发侵权责任的承担。而在侵权事件具有涉外性的情况下，受害人与加害人可能拥有不同的国籍和住所，而侵权事件的发生地和结果地可能分处于不同的国家，这就带来管辖权和准据法方面的冲突。就侵权之债的管辖权冲突而言，根据传统理论，一般由侵权行为地的法院管辖。以侵权行为地作为管辖地，是法院对侵权案件进行管辖的主要依据，其原因在于：侵权行为地管辖是属地管辖原则的要求，而属地管辖是国家领土主权在国际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权问题上的体现[1];而以侵权行为地法院作为管辖法院，在判定侵权要件是否成立、确定侵权后果等方面，具有很大的便利性。

　　不难理解的是，侵权案件由侵权行为地法院管辖的原则，已为大多数国家所接受。以欧盟 2000 年“布鲁塞尔条例”(欧盟理事会 2000 年 12 月 22 日第 4/2001/EC 号条例———《关于民商事案件的管辖权和判决的承认和执行的条例》)①为例，该条例第 5 条第三款规定：“居住在某一成员国的人，得在另一成员国的法院被诉……涉及侵权案件，包括侵权与准侵权，得到侵权事件发生地或可能发生地的法院起诉”。“侵权事件发生地”的措辞，表明《布鲁塞尔条例》采取的是同样是“侵权行为地”的标准。

　　就我国侵权案件的涉外管辖权而言，《民事诉讼法》第 29 条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在第四编“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中，第 241 条又明确规定：

　　对于涉外侵权纠纷，可由“侵权行为地人民法院管辖”。根据 1992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28 条，“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和“侵权结果发生地”。由此，1993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规定：名誉权案件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和侵权结果发生地。这就是说，对侵权行为地应做广义理解，既包括侵权行为的实施地，也包括侵权结果的发生地。这与大多数国家的司法实践也是一致的：以法国为例，根据法国最高法院晚近的判例，侵权行为地既包含侵权行为的发生地，也可以扩展到损害的发生地①。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侵权行为地法院管辖标准在实践中也存在着一些例外。以美国为例，美国法院通常以公共政策、案件涉及侵权法之外的其他问题(如举证责任分配、证据推定、成文法的限制、损害赔偿形式)应适用法院地法，来规避侵权行为地法规则的适用。

　　对侵权行为地标准的突破在欧洲法院的司法实践中也同样存在，尤其是在侵犯人格权的情况下，这种突破已为欧洲共同体法院的判例所确立。在欧洲共同体法院 1995 年所审理的 Shevill 案件②中，侵权人的诽谤文章刊载于在 1968 年布鲁塞尔公约的多个缔约国均有发行，而布鲁塞尔公约第 5(3)条就正是前引2000 年布鲁塞尔条例第 5(3)条的来源，其中，针对涉外侵权案件，规定由“侵权事件发生地”的法院管辖。

　　欧洲共同体法院在最后的判决中确立了如下规则：就在多个缔约国发行的新闻媒体侵犯他人的名誉权而言，受害人的损害赔偿之诉，既可以在侵权媒体出版地所属的成员国法院提起(该法院可以审理受害人的全部赔偿请求)，也可以在侵权媒体的发行地所属成员国的法院提起(该法院仅可以就受害人在该国所受到的损害而提出的赔偿请求)③。

　　Shevill 案判决对传统的侵权行为地标准实现了突破：受害人除可在侵权媒体出版地法院提起诉讼之外，还可以在侵权媒体的各个发行地起诉(如果发行地包括原告住所地的话，则可在原告住所地起诉)。当然，在后一种情况下，受诉法院的审理对象局限为仅能审理受害人在侵权媒体的发行国所遭受的损害，这对受害人显然不利，但是受害人可以通过选择管辖法院来回避这一不利结果：受害人既可以选择在被告住所地法院起诉主张全部损害，也可以在侵权媒体成立地所在国法院起诉来要求所有的赔偿。这也是新闻媒体侵犯人格权的管辖权的一般性规则④。

　　二、网络侵权案件管辖权的特殊性。

　　在网络侵权的环境下，传统的侵权行为地标准的局限性就显得尤为突出。在网络环境下，侵权行为实施地通常是侵权人将侵权事实上传至网络的地点，而侵权结果的发生地，从传统的意义上则十分难以确定：互联网络的全球通达性，使得全球的互联网都可以访问侵权网站，使得全球用户都可以了解到侵权事实[3]。不过，显然没有必要认为，所有用户所在地的法院都享有管辖权，因为这会引发大量不必要的管辖权冲突。

　　在互联网侵犯人格权的情况下，尤其具有特殊性的是，由于受害人的人格权(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等)在其所生活或工作的地区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这些地区往往就是其住所地);因而，加害人的侵权行为也往往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其所希望的受众群体正是原告生活或工作地区的互联网用户，因为这些人对于受害人具有特别的关注。由此，在发生网络侵犯人格权的情况下，除通常的被告住所地、侵权行为地之外，是否可以允许原告住所地法院行使管辖权，这是一个在互联网时代尤其具有意义的问题。就此而言，欧盟法院新进的判例值得我们关注。

　　在 2011 年 Martinez 案例中，原告奥利维耶·马丁内兹是一名法国著名演员。2003 年，马丁内兹与澳大利亚著名歌星凯莉·米洛相恋;2005 年，米洛罹患乳腺癌，但马丁内兹一直陪伴在其身边;2006 年米洛病愈。

　　2007 年，马丁内兹和米洛宣布分手。后来马丁内兹与美国影星哈莉·贝瑞相恋并订婚。2008 年 2 月 3 日，英国的知名媒体《星期日镜报(Sunday Mirror)》的网站(www.sundaymirror.co.uk)刊出了一篇名为《凯莉·米洛与奥利维耶·马丁内兹重修旧好》的新闻，并描述了二人的会面。

　　这则报道还提及了奥利维耶·马丁内兹与其父亲罗贝尔·马丁内兹;报道还附上了相关照片。由此，奥利维耶·马丁内兹与其父亲对《星期日镜报》的出版人 MGN (镜报出版集团)在法国巴黎大审法院提起了诉讼，根据法国民法典第 9 条“任何人有私生活得到他人尊重的权利”之规定，起诉被告方侵犯了其私生活。但是，MGN 则提出了管辖异议，它认为《星期日镜报》是在英国发表争议报道，这与原告声称在法国遭受损害之间缺乏充分的管辖联系。根据 2008 年《欧洲联盟运行条约》[5]第 267 条(原《欧洲共同体》条约第 234 条)关于先决裁判制度的有关规定，巴黎法院提请欧洲联盟法院就前引布鲁塞尔条例第 2 条及第 5(3)条的适用作出解释。

　　巴黎法院所提出的问题是，前引布鲁塞尔条例第5(3)条是否应作如下解释：条例给予了某一成员国以管辖权，使得该国法院有权审理由居住于另一成员国的企业所实施的、在其所负责的网站上上传某些侵犯人格权的信息或照片所引发的侵权诉讼：

　　———或者，唯一的条件是此网站在受诉法院所在国可以登录访问;。

　　———或者，仅需在侵权事件和受诉法院所在国之间存在充分、实质性或重大的联系，如果此种联系可以基于以下原因而产生;。

　　———自受诉法院所在国访问争议网页的数量巨大，从其绝对数量或者是相对于整体的访问数量来看;———声称其人格权或更广泛的说其人权受到侵害的原告方的住所，或者是国籍;。

　　———从侵权信息所适用的语言或其他可能的因素来看，网站信息的编辑者有意针对受诉法院所在国的公众的意图;。

　　———争议网页所提及事实的地点，以及或者网站所刊载照片的拍摄地点;。

　　———或者其他的标准?

　　换言之，法国法院针对欧盟法院所提出的问题，是在互联网刊载信息或者照片侵犯了人格权的情况下，如果具体适用布鲁塞尔条例第 5(3)条“侵权事件发生地或可能发生地”的标准。

　　三、“利益中心地”标准。

　　针对法国法院的先决裁判申请，欧盟法院于 2011年 10 月作出了其判决①。欧盟法院在判决中指出：布鲁塞尔条例的规定应当参考该条例的体系和目标，进行独立解释。条例第 5 条第三款确立了特别管辖权，有别于被告住所地管辖原则;这是基于争议和侵权事件发生地的法院之间存在着特别密切的联系。因此，这一特别管辖权具有正当理由，根据法院此前的判例，这些理由特别是涉及司法体系的有效管理和诉讼的有效组织②。

　　欧盟法院认为，布鲁塞尔条例第 5 条第三款“侵权事件发生地”的表述同时覆盖了损害的发生地，以及行为的实施地。从司法管辖的角度来看，这两个地点可以构成重要的联系，根据具体的情况，从诉讼的证据和组织方面来看，其中任何一个地点都可能是极其有帮助的。

　　然而，法院指出，将文章上传到互联网上，这有别于一般性的印刷媒体按地域进行发行的情形，因为在网上刊载文章的意图是确保该文章的内容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被看到。网上所刊载的文章可以被数量无限制的全世界互联网用户及时查阅到，而不论刊载人本身就读者群所设定的任何意图，文章一旦在网上刊出，即超出刊载人的控制范围。由此，就传统印刷媒体按地域发行所建立的管辖权规则，对于互联网络显然不能适用，因为互联网的发行范围是全球性的。另外，在技术层面，针对互联网，一般很难确凿和精确性的确定其在某一国的发行量，因而，也很难准确测算侵权文章在该国对受害人所造成的损害。

　　有鉴于此，前述针对一般媒体侵权的管辖权规则必须作出调整，以使得其人格权遭受网络侵害的受害人可以在一个法院针对其在欧盟境内所遭受的所有损害而提起诉讼。考虑到侵犯受害人的人格权的后果最好应由受害人利益中心地的法院来进行评估，赋予该法院以管辖权符合司法的良好组织原则。通常而言，某人的利益中心地是其惯常住所。不过，人的利益中心地也可能并非其惯常住所，需要考虑其他的因素，例如其职业活动于某一地点实施，这可能使得他与此地点之间存在特殊的紧密联系。

　　赋予受害人的利益中心地的法院以管辖权，也符合管辖权的可预见性原则①。对于被告而言，在其将侵权文章上传至网络的时候，他很清楚他所针对的受害人的利益中心地在哪里。因此，可以这么认为：利益中心地标准既使得原告可以方便地确定他可以起诉的法院，也使得被告可以合理地预见到他可能在哪个法院被诉②。

　　另外，如受害人不欲在一起诉讼中主张其全部损害，损害发生地管辖原则赋予了每一个损害发生地的成员国法院均有权管辖。换言之，在网络侵害他人人格权的情形下，鉴于网络自每一个成员国均可登录访问，那么，每个成员国都是损害的发生地，因此，每个成员国的法院均有权管辖。只不过，每个成员国法院仅有权就受害人在该国所遭受的损失，分别进行审理。

　　准此以解，前引布鲁塞尔条例第 5 条第三款应作如下解释：在某一互联网站刊载的内容侵犯了某人的人格权的情形下，受害人就其所遭受的全部损害，得有权选择在侵权内容的出版商所在成员国的法院，或者在其自身的利益中心地所属成员国的法院，提起侵权责任之诉。此外，受害人如未在前述法院就全部损害提起诉讼，他也可以在侵权文章已经或可能被访问的每一个成员国的法院分别提起诉讼;这些法院仅有权审理受害人在该国所遭受的损害。

　　根据欧盟法院的这一判决结论，在网络侵犯个人人格权的情形下，受害人可以选择在以下法院提起侵权责任之诉：

　　———或者在侵权网站的经营者所在国法院提起诉讼;。

　　———或者在受害人的利益中心地所在国法院提起诉讼;。

　　———或者在侵权网站已经或可以被访问的每一个国家的法院提起诉讼;但这些法院仅有权对受害人在该国所遭受的损失进行审理。

　　根据欧盟法院的先决裁判，巴黎大审法院认为，虽然原告的常住地不在法国，但是，其利益中心地显然是法国，故巴黎法院享有管辖权。据此，巴黎法院驳回了被告的管辖异议，对本案进行了实体审理③。

　　四、对我国网络侵犯人格权案件管辖权问题的启示。

　　就管辖权而言，2000 年《布鲁塞尔条例》其实是沿袭了此前 1968 年《布鲁塞尔公约》的精神，并不轻易允许原告住所地行使管辖权，原告住所地被列入所谓“黑色清单”。如欲适用例外规则，则须证明原告住所地与争议有更为密切的联系[7]。而欧盟在民商事领域管辖权问题上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就是不仅仅以国籍管辖为依据，而更广泛地采用了住所和惯常居所等作为确定管辖的连接点[8]。

　　然而，在本案中，欧盟法院却选择了一种十分务实的解释方法，使得其能适应网络侵权的环境。确实，网络是一种跨国界的交流手段，由此，网络文章如侵犯了他人的人格权，这显然不同于纸面媒体在按地域分别发行的情形，因为网络文章可以即时为全世界的读者所访问———“网络时代下，私生活的边界和侵犯私生活的范围，都变得十分难以确定了”。这也意味着在网络环境下，人格权被侵害所造成的损害更严重，对损害进行量化也更为困难。由此，欧盟法院认为，由受害人所在地的法院来管辖，对于确定损害的严重性是最好的选择。显然，这一解释对于因网络文章而遭受人格权侵害的受害人而言，更为有利。

　　通过灵活适用“利益中心地”标准，允许对传统的侵权行为地标准进行适当的突破，这对于有效制裁网络侵权行为尤其具有意义。以网络侵犯著作权为例，2006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 2006 第11 号，通称“网络著作权司法解释”)第 1 条规定：“网络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侵权行为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网络服务器、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显然，此处的“侵权行为地”包含了“侵权行为实施地(上载的计算机服务器所在地)”和“侵权结果发生地(下载的计算机终端设备所在地)”。

　　该条第二款规定：“对难以确定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的，原告发现侵权内容的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可以视为侵权行为地”。这就是说，仅有在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难以确定时，方可采用原告发现侵权内容的计算机终端设参考文献备所在地可以视为侵权行为地。实践中，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难以确定的情况是十分少见的，因此，原告发现侵权内容的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的法院很少有机会行使管辖权。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为了克服 2006 年“网络著作权司法解释”的上述局限，最高人民法院 2012 年通过的《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2 年 11 月 26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561 次会议通过) 第 15 条规定：

　　“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侵权行为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网络服务器、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均难以确定或者在境外的，原告发现侵权内容的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可以视为侵权行为地”。与 2006 年网络著作权司法解释相比较，2012 年网络传播权司法解释第 15 条的最大亮点，无疑是新增加了以下内容：在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在境外的情况下，原告发现侵权内容的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可以视为侵权行为地。这一规定对于便利权利人在我国提起诉讼，切实保护权利人合法权益，显然具有重要意义。显然，在多数情况下，“原告发现侵权内容的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就是原告住所地。

　　2012 年网络传播权司法解释第 15 条将原告住所地增加为管辖地之一，这是对网络侵权管辖权问题的重要发展。这一发展对于网络侵犯人格权的管辖权，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也就是说，在网络侵犯人格权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增加原告住所地作为管辖地之一，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根据所谓的“目标指向方法”，侵权网站是有特定的指向，针对某些特定地域的网络用户———通常是受害人所在地的网络用户。

　　前引的法国案例中，法国法院认为，英国的网站刊载受害人的私生活方面的信息，主要就是针对法国的网络用户，因为关注受害人的用户主要是法国用户。另一方面，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确定涉外民商事管辖权的一项基本原则，在网络侵权中尤其具有特殊意义，从最密切联系原则出发，结合侵权人所追求的预期效果来看，其所针对的用户群体、其所希望信息被继续转载传播的地域或行业，往往都是与受害人有着最密切联系的人群和地域;尤其在故意侵犯他人人格权的情况中，侵权人希望将侵害效果最大化，以扩大影响，因此，其在选择所针对的受众地域和群体的时候，所考虑的关键因素仍然是与受害人有最密切联系的地域和群体，也就是原告住所地。

　　从这个意义上，为了有效地评估受害人的损害，尽可能地给予受害人以充分保护，针对网络侵犯人格权的国际管辖权，应借鉴 2012 年网络传播权司法解释第 15 条的规定，在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在境外的情况下，可将原告住所地视为侵权行为地，从而承认原告住所地法院享有管辖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