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与科技主题的论文怎么写(2)
奥运与科技主题的论文怎么写
奥运与科技论文篇三：《论科技对现代奥运会的异化》
【摘要】科学技术是现代奥运会发展的重要支柱，但是技术主宰、兴奋剂作祟、工具理性对人文精神的压制也对现代奥运会的健康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因而正确对待和利用技术、走出技术异化的困境是现代奥运会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
【关键词】技术主宰;兴奋剂;工具理性;人文精神
在现代奥运会的发展过程中，科技进步始终是奥运会的重要推进机制，奥运场馆的布局兴建、体育器材的更新改造、各种精准度越来越高的测量仪器的问世、运动员训练手段和伤病治疗手段的进步等，都是科技飞速发展的体现，可以说，科技进步为现代奥运会装上了腾飞的翅膀，为运动员和观众装上了梦想的翅膀，人们期盼着在奥运赛场上一个个打破记录的瞬间的到来，人们沉浸在这种瞬间所带来的力与美的震颤之中。如果没有科学技术的进步，很难想象今天的奥运会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境况。
然而，就像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悖论一样：科技的发展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丰富的色彩，把人们的许多梦想都付诸实现，但是科技又对人产生了新的束缚，科技的快速进步并没有使人的幸福指数成正比例提高，其中的重要症结就在于科技对人的异化，这种异化主要就是科技在快速的发展过程中，它自身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自主性系统，也就是说，这意味着技术最终依赖于自己，而不是依赖于人;它制定自己的路径，而不是人任意决定它的过程;它是首要的而不是第二位的因素，它必须被当做‘有机体’，倾向于封闭和自我决定，它本身就是目的，而人却对它产生了很强的依赖，常常要受到它的摆布。马尔库塞对科技异化有此精当的阐述，他认为在工业文明延续的过程中，科技规则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权威力量，它规范着人类的日常生活，人们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盲从、迷恋、迷信科技的意识，凡事总是追问或关注它的科技依据，寻求科技的合法性支持。这样，人的主体意识或主体精神就逐渐被科技力量所遮蔽或吞没，人转变成了单向度的人。〔1〕
所以，当我们在看到科技对奥运会发展所产生的巨大支撑作用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它对奥运会所产生的异化效应，即人的主体因素被极大削弱，科技的力量被空前放大，人对技术产生了强烈依赖，并随之产生其他一系列的消极影响。
1 技术主宰
现代奥运会之所以能够摆脱传统的体育形式，科技的运用是十分重要的因素之一，现代的奥运会也逐渐变成了一个展示现代科技成就的舞台，科技元素渗透在奥运会的方方面面。
第一，为了在奥运会上取得好成绩，运动员的训练、饮食、装备等诸多方面都越来越多地渗透着科技元素。
目前从运动员的训练来看，首先要通过“多种测试手段和多种方法来获取足够的参数，然后在进行综合定量分析和对比的前提下为改进训练提供科学依据，而这一切都要依靠计算机来完成。另外，微电子和通讯技术在运动实践中的运用使运动训练负荷安排以及体能恢复得到科学的监测。计算机仿真技术和数学模型的优化广泛运用于技术的诊断和分析，这些也为运动员在训练中及时改进动作提供了帮助。而生物技术辅助性训练手段和方法的科学运用及新人体材料技术的使用使运动员运动寿命得到延长，这些都充分体现了科学技术在运动训练中发挥的作用。” 〔2〕
运动员的饮食也严格按照科学的标准来安排。传统的运动员饮食较为注重能量的储存，所以许多运动员大量食用肉类和禽蛋，而在科学的指导下，运动员盲目追求卡路里储存的饮食习惯被抛弃，而更加强调各种营养物质(糖、脂肪、蛋白质等)的合理搭配。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带动运动员在饮食方面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应当是IPC(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光谱仪被运用到运动员饮食分析管理上。IPC光谱仪是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人发明的一种广泛应用于检查工程、工艺质量的一种高科技产品，如它可以通过分析从机件焊缝上的铁屑成分，来判断焊接的质量;通过分析喷气发动机所使用的抗磨损油的成分，就可判断发动机部件的磨损程度;通过分析钢铁产品的成分，来判断这批产品的质量是否达标。可以说，由于它的卓越的分析判断能力，它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大，它可以用来检测水质是否达标，检测空气质量是否合格，检测并确定罪犯在现场上所留下的痕迹等等。1984年，美国加州地区联合实验室主任维克托・康特首次将IPC光谱仪应用于对运动员的血液、头发和尿液中的化学元素进行分析，他的目的在于找出运动员体内元素状况与其运动技能之间的关系，然后有针对性地对运动员的饮食进行管理或干预，这一技术的使用使得运动员的饮食调控更具个性化。实践证明，IPC光谱仪在运动员饮食控制中的使用，的确有助于平衡运动员体内的元素水平，从而对提高他们的运动成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运动员的准备的科技含量也越来越高。运动员要在奥运赛场上取得好成绩，离不开高质量的装备，诸如比赛器材、服装、鞋子等用品。如今，许多装备都是高科技的结晶。游泳运动发展到现在，泳装几经变化，而每一次变化都打上了科技渗透的烙印。20世纪40至50年代，奥运赛场上引人瞩目的是丝绸泳装。50年代后期，尼龙泳装代替了丝绸泳装，它的科学依据就是，这种泳装可以随身体运动自由拉长，使身体的受束缚感降低。1972年墨尔本奥运会上，出现了毛线泳装，这种泳装只在一个方向上有伸缩性。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的泳装肩带和胯部的剪裁都作了改进，性能又提高了一步。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美国选手借助新颖的“大力士”泳装取得了佳绩，这种泳装的最大特点就是质地更薄，表面光滑，伸缩性能好，与水的阻力比过去的泳装减少了10%左右。2000年悉尼奥运会出现了科技含量更高的“鲨鱼装”FS1。FS1模仿鲨鱼的皮肤，在泳衣上设计了一些粗糙的齿状突起，以有效地引导水流，并收紧身体，以避免皮肤和肌肉的颤动，FS1的确在悉尼奥运会上大显身手。尽管这种泳装引发的争论并未停歇，但是第二代鲨鱼装FS2已经悄然问世了，经过最先进的测试和分析表明，FS2比第一代FS1进一步减少了游泳者在水中的阻力，因为FS2的科技含量更高，它不仅保留了FS1的设计，而且面料有所改进并增加了两个附件：一是附在前臂上由钛硅树脂做成的一些缓冲器――使运动员拥有更好的水感，二是振动控制系统――附在胸前和肩后的一些护垫，作用是帮助引导水流。在北京奥运会上，FS2给人们带来了一次次的震惊，世界纪录转瞬间就已经被抛到了后面。
不仅泳装的科技革命促进了运动成绩的提高，而且许多项目都从中获益。如撑竿跳高，从木杆到竹竿到金属杆再到玻璃纤维杆的演变，实际上是在不断增强撑竿自身的弹力，而人类借助于这一条件，不断地刷新着撑竿跳高的记录：用木杆跳出来的撑杆跳成绩只有3.30米。1905年运动员开始使用竹竿，最高成绩达到4.77米。1930年运动员使用较为坚固的金属杆，成绩便突破到4.80米。当材料力学与新型材料结合后，1948年后使用了玻璃纤维杆，撑杆跳成绩如今已突破了6米大关。钢标枪运动员所使用的标枪也经过了许多次的改进，一开始运动员使用的木质标枪，后来改为铝质，瑞典人研制出来了钢质标枪。1975年科学家经过严格的力学测算，提出了要提高标枪的成绩，就必须改变标枪的“质心”(质量的中心)与标枪“形心”(几何形状的中心)之间的距离的新理论，认为二者之间距离越短，标枪飞行遇到的阻力越小，投掷的距离就越远。根据这一理论研制出来的“阿波罗”标枪和“桑那维克”标枪的确在赛场上表现不凡，1984年原民主德国选手乌贝霍恩投出了105米的成绩。基于安全因素的考虑，国际田联又重新调整了标枪“质心”与“形心”的距离，运动成绩又降了下来，但是科研人员又通过另外的设计来提高标枪的成绩。原捷克斯洛伐克标枪运动员泽莱兹尼首次使用了一种表面喷上细纱粒的标枪打破了世界记录。喷上这些细纱粒以后，标枪的表面形成了密密麻麻的像高尔夫球上的小坑，增加了它在空气中的浮力，可以飞得更远。后来芬兰运动员拉蒂又使用了缠绕着细带子而且尾部一米处顺时针地盘旋着一条小沟的标枪，将标枪世界记录又提高了几米。
今天许多奥运运动员所使用的跑鞋，每一个细节几乎都经过了严格的科学测算。科学家认为，高科技的跑鞋要具有这样三个条件：一是极佳的避震功能，穿着倍感舒适;二是具备“回输”功能，能释放吸震时储蓄的能量，达到在跑步时省力的目的;三是附着力强，便于运动员控制，防止滑倒。于是，一些著名的田径运动员拥有了令人叹为观止的跑鞋，在这些高科技产品装备的帮助下，他们不断地刷新着世界记录。在1991年的东京田径世锦赛上，美国运动员刘易斯以9秒86的成绩打破百米世界纪录，他穿的跑鞋应当也是破纪录的“功臣”。这双鞋经过运动力学、医学专家和鞋匠的精心设计，只有115克重，鞋底镶着轻盈而坚固的陶瓷鞋钉。由于陶瓷耐磨而且钉子附近无任何黏附物，鞋的重量减轻了20克，这就为他打破100米世界纪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据说这双鞋价值十几万美元。而世界著名的运动鞋厂商耐克公司也耗巨资为两位田坛巨星短跑名将迈克尔・约翰逊和曾是世界第一女飞人的玛丽安・琼斯研制了“金缕鞋”与“水晶鞋”。研发这两双鞋都耗费了科研人员大约3年的时间。“金缕鞋”仅有116克，鞋面全部由24K纯金制成的颗粒包裹，金光灿灿，这也许是世界上最昂贵的跑鞋。年纪偏大的约翰逊穿着这双为他量身定做的跑鞋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一举夺得了200米和400米两枚金牌。 耐克公司为琼斯制作的“水晶鞋”更像一件艺术品，它由极其昂贵的透明塑料制成，总重量只有3.5盎司(约合99克)，是有史以来最轻的运动鞋。而且为了减轻重量，这双鞋没有后跟。用高速摄像机以每秒500幅的速度拍下琼斯比赛的英姿后，科研人员发现，她比赛时后跟从不着地。
我们惊叹，科技进步给体育带来了魔力，但是这种惊叹所表达的并不完全是喜悦的情感，还包括疑惑甚至恐惧。
我们疑惑，今天的乃至将来的奥运赛场上究竟是人在比赛，还是“机器”在比赛?人是道具还是主人?在奥运会这片科技的海洋里，人在那里?
我们恐惧，人类有运动的极限吗?“对于人类运动成绩有无极限或世界纪录有无极限，英国牛津大学体育生理学家爱德华的解释是：现在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如今男子100米跑绝对不可能创造6秒的成绩，更不用说5秒或4秒了。但是，100年后能不能呢?如果100年后不行，1000年后行不行?1000年后不行，那么1万年后呢?这样一直问下去，说“有极限”恐怕就得慎重考虑了。……现在我们不考虑爱德华的断言，只考虑一个简单的问题――人类的运动成绩会不会不断地被突破?也许，这是大多数人都会回答的问题。因为，只要通过改善人类自身的体能和外在的运动环境，就可以把许多不可能的极限一点点地打破或突破。如今，人类在体能方面也许已走到了尽头，但改善运动环境，包括把科技手段渗透到体育运动的方方面面，如改进体育器械、装备，利用人体和动物工程原理改进运动方式和姿势等，就可以把过去不太可能的纪录刷新和打破。”〔3〕可是，人类这种挑战记录的意义何在?
毫无疑问， 科技发展所表现出的对奥运会的主宰态势，构成了对奥运会的道德基础的挑战，这主要表现为：(1)科技主宰地位的确立，必然造成人的主体地位的缺失，实质上是对人的竞赛权利的剥夺，这样奥运会对人的价值和意义的表现必然大打折扣。(2)运动成绩对科技的过分依赖可能导致新的不公平现象的出现。今天，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科技的发展水平并未达到一体化，不同国家之间的差距很大。这种状况就可能导致有条件利用高科技的运动员，可以通过高科技的运动装备不断打破记录，垄断奥运赛场上的奖牌，而一些经济水平和科研水平较低的国家的运动员，则可能在运动成绩方面长期停滞不前。(3)赛场上的“高科技欺骗”现象有可能上演。随着纳米技术的成熟，目前世界上有的发达国家已经生产出了体积非常小、重量非常轻的机器人和强磁场条件下仍然可以正常工作的微型机器人，而这种机器人是很难被检测出来的。如果在奥运赛场上，运动员将这种微型机器人植入身体并借助它的力量来参加比赛，那么就很可能取得常人永远都无法取得的运动成绩，可是，这种现象与服用兴奋剂有什么本质的差别?
第二，奥运会的传播手段以及场馆建设往往都代表了当今科技的一些最新成果。奥运会的百年之旅充分展示着科技的发展速度和水平，奥运会越来越称职地担当起科技博览会的角色。我们可以通过下表对奥运会科技运用的情况简单加以列示。〔4〕
而2004年雅典奥运会也使用了一大批新科技成果，如信息化平台新技术，可以实现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相关场所，都能够安全、方便、快捷、高效地获取可支付性强的、丰富的、无语言障碍的、个性化的信息服务的目标。2008年北京奥运会，也将“科技奥运”的特色充分展现出来，“鸟巢”和“水立方”都是高科技的完美结晶。北京奥运会在通讯服务方面充分展示了现代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2008北京奥运会已办成“第一届真正意义上的宽带奥运会，支撑宽带奥运会的将是一个遍布全国的、没有瓶颈的、立体便捷的新型智能网络，在用户接入、网络运行、故障处理等几个方面都做到了无瓶颈。从无线到有线、从光缆到卫星，一切面向客户的通信应用都方便快捷，一切支撑奥运的通信网络都畅通无阻。” 〔6〕
高科技在奥运会的场馆建设和信息传输过程中的应用的确为奥运会增添了很多光彩，也使全世界的观众从中获得了很多乐趣。但是在科技逐渐向奥运会集中的发展趋势中，是否潜藏着奥运会的个性或特色性被遮蔽或消失的危险?
2 兴奋剂作祟
今天有人把兴奋剂比喻成奥运会上的“潘多拉盒子”，也有人将其比喻成奥运赛场上的“假哮喘”(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主席永奎斯特2005年7月7日在新加坡出席国际奥委会全会时表示，许多运动员伪造哮喘病病历，以躲避奥运会上针对麻醉类药物的检查)。这实际上都是在说明，兴奋剂已经成为奥运会健康运行的大患。的确，兴奋剂对奥运会的侵蚀应当是现代奥运会异化的最显性的方面，当然这种侵蚀在异化的层面上有多种关联，它与经济异化有一定牵连，而与科技异化更是密不可分。
兴奋剂一词在英文中的对应词汇为dope，据说起源于荷兰语dop，指非洲战士饮用的一种由葡萄皮制作的酒精性饮料，有强壮功能。该词汇1889年被列入词典，释义为“供赛马使用的一种鸦片麻醉混合剂”。 兴奋剂在医学中原指能刺激人体神经系统，使人产生兴奋从而提高机能状态的药物。一开始，人们主要通过利用自然界的原始材料来获得兴奋剂，而随着科技的发展进步，兴奋剂也成为具有高科技附加值的产品。特别是当今的一些新型兴奋剂，诸如基因兴奋剂等，科技含量是非常高的。
通过使用刺激性药物来增强人的体力或振奋精神，达到提高运动成绩的目的可谓由来已久。有资料表明，古希腊运动员就使用特殊的饮食来获得额外的体力。在公元前三世纪的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有的运动员曾试图食用由蘑菇中提取的致幻觉物质来提高运动成绩。士的宁、咖啡因和可卡因在19世纪的耐力项目运动员中，使用非常普遍。有人把在1904年第三届奥运会马拉松比赛上获得冠军的美国运动员托马斯・希科斯称为打开兴奋剂这一潘多拉盒子的第一人，说他是“在生鸡蛋、士的宁和白兰地的共同‘帮助’下取得了冠军”。或许许多人从希科斯的“成功”中获得了启示，通过服用兴奋剂来提高运动成绩逐渐成为公开的秘密。可是，兴奋剂造成的悲剧终于在奥运会上发生了。1960年罗马奥运会上，丹麦自行车运动员可努博・詹森在100公里自行车比赛中，中途跌落车下猝死。后来经过尸体解剖，发现詹森的血液和组织中含有大量的苯丙胺(安非他明)。这是一种强力的运动神经刺激剂。可以说，詹森选择了兴奋剂，也就选择了死亡。可是詹森致死并没有使哪些沉浸在名利漩涡中的运动员警醒，悲剧接二连三地发生，仅在20世纪60年代，由于在体育运动中滥用药物直接或间接致死的运动员多达30人，面对这种触目惊心的局面，国际奥委会反兴奋剂的斗争终于揭开了序幕。1962年国际奥委会在莫斯科通过了一项反对使用兴奋剂的决议。1964年东京奥运会上，由日本、法国、比利时为代表的15国联合上书，要求对使用兴奋剂采取控制措施。1967年成立了以梅罗德亲王为首的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反对使用兴奋剂成为该委员会的一项主要工作。1968年在格勒诺布尔冬季奥运会上正式实施兴奋剂检查，国际奥委会声明，一旦发现服用禁药，比赛资格取消、运动成绩作废，所获奖牌一律追回，而且随队医生也禁止参加以后的奥运会比赛。国际奥委会反兴奋剂的决心很大，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反兴奋剂的斗争进行得非常艰苦，“道”“魔”之争可谓旷日持久。
20世纪60年代以后，兴奋剂的更新换代周期在迅速缩短，新型兴奋剂在不断出现。60年代被滥用的兴奋剂主要是“传统兴奋剂”，即刺激剂、麻醉剂等，这些药物都是在比赛前使用，赛后检查运动员尿液中的药物浓度就可判断是否服药。于是，寻求新的兴奋剂就变得非常迫切。20世纪60年代末期，被滥用的药物以合成类固醇为主，其主要目的是增强肌肉合成代谢， 促使体格强壮、肌肉发达、增强爆发力，并缩短体力恢复时间， 故常被短跑、游泳、投掷、摔跤、柔道、健美、自行车、滑雪、 橄榄球等项目运动员使用。滥用者在平时训练中有计划地用药，比赛前提早停药，以躲避兴奋剂检测。这些药物的分子量大，结构复杂，传统的检测方法很难识别。“于是类固醇便像一只巨大的黑手，为体坛的兴奋剂污染推波助澜。据统计，在美国，有50%―60%的运动员在使用以类固醇为主的兴奋剂;在欧洲，比例也大致相同。在举重、投掷等个别项目中所占比例更高。西方的体育强国如此，东欧的体育强国也如此。” 〔5〕甚至在一些国家，运动员服用类固醇都是在有关政府机构监督下进行的。国际奥委会为检测制止类固醇药物在赛场上肆虐作出了极大的努力，但直到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时，检测方法才有了重大的突破。20世纪80年代以后，反兴奋剂的斗争又进入了新的阶段，内源性激素成为主要的滥用对象。它们包括促红细胞生成素(EPO) 、人体生长激素( HGH) 等。由于正常人体中就存在这些物质，区分体液中的这些物质是自身分泌的还是人为使用的有相当的困难。加以这些物质中的肽类激素比类固醇激素的分子量更大，分析的难度也就更大。当今的兴奋剂使用已经进入了以内源性物质为主的第三阶段，随着基因技术和转基因食品的出现，未来反兴奋剂的任务将更加艰巨。
为适应国际反兴奋剂的需要，国际奥委会在1999年2月的世界反兴奋剂大会上决定成立“反兴奋剂局”，进一步加大反兴奋剂的力度，目前对“使用兴奋剂”的界定和兴奋剂的种类划分上都不断提出新的解释。经国际奥委会(IOC) 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 审定批准的“使用兴奋剂”的定义为：“使用了对运动员的健康具有潜在危害和( 或) 能提高运动成绩的物质或方法;或者在运动员体内查出了或有证据表明使用了《奥林匹克运动反兴奋剂条例》列表中的禁用物质; 或者有证据表明使用了该条例列表中的禁用方法。” 2004 年最新公布的兴奋剂目录包括七大类 159 种兴奋剂品种和三种兴奋剂禁用方法。这七类兴奋剂是：第一，精神刺激剂，如麻黄素、可卡因、苯丙胺等;第二，合成类固醇，如睾丸素睾酮、康复龙、大力补等;第三，利尿剂，如速尿、 利尿酸、安体舒通等;第四，麻醉止痛剂，如可待因、杜冷丁、芬太尼等;第五，倍他阻断剂，如心得安、心得舒、心得怡等;第六，肽激素类，如人生长激素、红细胞生成素、促性腺激素等;第七，基因兴奋剂”或“转基因兴奋剂”。
使用兴奋剂与反兴奋剂的斗争从表面来说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科技内部之争：兴奋剂的生产和使用依赖于科技的进步，反兴奋剂的斗争要取得进展也需要借助于科技手段，科技的两面性在这场斗争中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但是这种科技内在的争斗绝非两个机械玩具之间的博杀――至多博得众人一笑，与人的生存发展没有多大关系，它在多个层面上关涉到人的生存和价值实现问题。我们且不说兴奋剂的使用会在奥运赛场上导致不公平的竞争，也不说兴奋剂的生产和反兴奋剂的斗争要耗费多少人力、物力、财力，或许这些都是较为表层的东西，兴奋剂对人所构成的最深层的挑战恐怕就是那个古老但具有永恒意义的问题：“to be or not to be”，如果兴奋剂无法得到控制，相反它借助于奥运会这个广阔无垠的平台得到蔓延，奥运会也就走到人类的对立面了。
在兴奋剂这个问题上，人们会记得那些骗局被揭穿的人，如本・约翰逊等;会哀叹那些猝毙于赛场上的人，如可努博・詹森;会宽容那些大胆站出来忏悔的人，如马里昂・琼斯……但是我们最应当记住的还是那句话：“To be or not to be，that's a question”，如果每个人都能思考到这一层面，兴奋剂就难以藏匿了，奥运会的道德光辉将会更加夺目。
3 工具理性与人文精神的紧张
科技对奥运会的异化反映了工业文明体系中的一对主要的矛盾――工具理性与人文精神的之间紧张关系。
工具理性主要是强调手段的合适性和有效性，而不在乎目的的价值指向，因而工具理性所关注的是非人格化的逻辑关系，以可计算的效率为主要追求目标，引导社会和个人以最合理和最有效的方法达到自己的目标或者说追求最大的经济效益。当然，工具理性并非一无是处，它也反映了人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反映了人的一种存在方式。实际上，体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实践活动总是要借助一定的工具为中介来展开，正是在工具理性的参与下，人类才能以实践活动方式体现着理性的“机巧”，实现着从客体的自发运动形态向人的自觉活动形态的转化，从而达到以人的内在尺度控制事物的外在尺度的目的。
价值理性是与工具理性相对照的，它关涉的是人的意义世界的架构问题，着眼于对人的存在作深层追问和探询，它不关注人的感性欲望的满足和功利追求的实现，而着重于人的精神超越和人生境界的攀升。所以，价值理性在发挥作用过程中，要求人的行为始终必须符合道德和审美的基本要求。价值理性凸现出了人的主体尺度的自觉性和自为性，“内涵着人类生存意义下的道德价值、理想价值、情感价值等等，具有明确的目的合理性与终极关怀性。因此，价值理性本质上是人的生命理性，体现着主体意识的自由本质，即对真、善、美的价值追求。价值理性的核心是人文精神。人文精神作为一种以人为主体、以人为对象的思想，是人对自身命运的理解和把握。人文精神关怀个体的自我价值的实现，追求人与人的平等、社会和谐与进步、人与自然的统一。这种精神体现在追求人生意义的各种文化创造过程中，这种过程涉及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 〔7〕
正像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结合并没有使得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得到均衡的发展，人类在生存过程中所深刻体验到的就是一个价值理性不断萎缩、工具理性不断扩展的演变过程。追究其中的原因，马克斯・韦伯认为，工具理性之所以能够膨胀，这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知识和经验存在着的数学化倾向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科学技术构成工具理性的基础，或者说，它本质上就是一种工具理性。当然，科学研究从初始动机上看，并不纯粹受工具理性的左右，也往往有价值理性的指涉，如或者是为了游戏、好奇，或者为了研究者的自我证明，或者为了满足社会和个人的应急需要，等等。但是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便取得自主性，逐步将目的、价值和意识一类的东西放在一边，而单纯追求工具、控制的手段，更可怕的是原初追求真理，创造福祉的科学技术一再被用于邪恶的目的，最终科技的工具意义逐渐压倒甚至代替了价值意义，科技也逐渐失去了价值批判、反省的意义，走向了原初价值指向的反面：它将人类社会变成铁牢笼，把人变成机器上的螺丝钉。所以，科技理性化的过程实际上是走向“非理性化”的过程。
无论是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还是非理性的泛滥，说到底就是科技的发展在获得自主性的过程中，失去了人文关怀的价值维度，或者说人自身的力量、地位和价值遭到贬损。当然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紧张关系并不是科技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因为在现代社会中，科学研究越来越不是科学家个人兴趣的体现，技术发明和使用也不是技术工程人员的自我决断，科技的发展总是要打上文化设计、制度安排、组织计划等方面的烙印，所以对科技发展所出现的工具理性膨胀的批判就必然要转化为对资本主义制度和工业文化的反思和批判。
科技对现代奥运会的异化是科学技术异化的一种表现方式，当然通过奥运会这个舞台，科技异化呈现得更加醒目、生动，来自于不同方向的力量都在向奥运会施加着压力，使这个一向以倡导和谐团结和实现人的和谐完美为目标的“价值实体”面临着解体的危险，而人自身更加深刻地体验着人性被扭曲、欲望被放大、丰富的生命内涵被积压所带来的痛苦。
但是，人类在体验痛苦的同时也必然在探寻超越的路径。因此，应当坚信，未来的奥运会也会在这种探寻中开辟出新的道路。
参考文献
〔1〕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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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7电信日：通信新技术扎堆儿进奥运〔N〕.北京娱乐信报，2007-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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