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军事理论论文(2)
2017军事理论论文篇二
《党对军队领导权的确立过程》
[摘 要] 党对军队领导权的确立经历了一个长期过程。中共五大虽然提出了“改组国民党军队”，但并没有明确提出对军队的领导权。三湾改编解决了军队内部建党问题，加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尚未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古田会议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权，但仅仅局限于红四军内。直到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三大主力，党(政委)对军队的领导权才得以在全部军队中贯彻确立。
[关键词] 领导权确立 八七会议 三湾改编 古田会议 红军改编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创建自己的军队。换句话说，要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必须拥有自己的军队。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武装斗争贯穿于中国革命的全过程，而要开展武装斗争必须有一支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没有代表人民利益的新型人民军队，武装斗争就无法进行，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列宁指出：“革命就是战争。它是历史上所有一切战争中唯一合理的、正当的、正义的、真正伟大的战争。”[1]P85
一、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党掌握军队的必要性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无一不是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失败的。中国共产党要取得新民主主义的胜利，就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三个中国人民的大敌，必须坚决进行武装革命，建立一支独立领导的革命军队，同一切中外反革命势力进行坚强不屈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转向创建并独立领导人民军队，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国民党反动派逼出来的。1927年春夏，蒋介石、汪精卫国民党新军阀相继背叛革命，发动反革命政变，实施白色恐怖，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在中国
革命历史发生转折的紧要关头，中共中央于7月4日召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针对陈独秀的右倾主张，认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首次提出“上山”以“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的主张。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动南昌起义，进入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李维汉、瞿秋白、毛泽东等21人。参加会议的还有中共中央秘书处处长邓小平、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和纽曼。会议主席李维汉，实际主持人瞿秋白。会议第一项议程，由毛泽东在会上批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强调党今后的任务是：以军队来发展土地革命，更加注意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这次会议解决了以下几个主要问题：(1)确立了新的方针政策。坚决批判并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2)会议改选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由瞿秋白主持中共中央工作;(3)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强调中国共产党独立掌握武装的重要性;(4)决定举行秋收暴动。
八七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并就国共两党关系、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把武装斗争同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和党内仅有少数同志对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进行过初步探索，而对党直接掌握革命武装力量这一问题的探索则更少。从实践来看，虽然叶挺、贺龙、朱德掌握的国民革命军中有不少共产党员，但却并不独立掌握这支军队。这支军队无论在名义上还是在军事编制上都还是隶属于国民党或广州国民革命政府。因此，这次会议第一次如此鲜明突出地对党与军队的关系主要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要独立拥有自己的军队，并依靠这支军队开展武装革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当然，这次会议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有不足之处，即虽然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却仅仅提出要“掌握”、“拥有”武装力量，并未就党与军队之间关系，以及两者关系的性质给予明确定位。
二、三湾改编决定党在红军内建立系统的党组织
八七会议虽然提出了党要独立拥有自己的军队，开展武装革命，但是，如何确定党与军队之间的关系，党组织与军队组织之间的关系，会议并没有做出明确定位。在北伐军中，虽有许多共产党员参加领导，但由于党的支部没有建立在连队上，中国共产党没有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掌握军队，因而在政变中就失去了大部分军队及其领导权。
根据八七会议决议，1927年9月，毛泽东组织领导了湘赣边秋收起义，并率领起义部队向反动统治比较薄弱的井冈山地区进军。但是，在向井冈山进军途中，部队中发生了许多严重问题。如果不加以及时解决，则这支部队很难形成战斗力，有垮掉的危险。主要问题有：部队军阀作风十分浓重，打骂俘虏，体罚士兵等恶劣习气依然存在;秋收起义以来，经过多次战斗，兵员大减，部分官兵携枪逃跑、叛逃，部队作战失利导致严重的悲观失望情绪，人心浮动，纪律松散，思想混乱，从开始起义到三湾改编，部队由5000多人锐减到不足1000人;部队内部政治制度、领导制度很不健全;部队官多兵少，枪多人少，伤病员很多，知识分子多(黄埔军校学生)，战斗力差，急待整顿。
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枫树坪，于当晚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秋收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分析了部队的政治思想状况，决定对部队进行改编。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三湾改编的基本内容包括：(1)在全军建立系统的党组织。前委决定，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有党小组，班有党员，营、团以上设党委，全军由前委统一领导。全军设立党的“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2)在连队建立士兵委员制度和民主制度，红四军的军级士兵委员会主任是陈毅。士兵委员会主要有五项任务：一是参加军队管理;二是维持红军纪律;三是监督军队经济;四是作群众运动;五是做士兵政治教育工作。在军队中建立士兵委员会，让士兵群众参加军队的民主管理，在部队中确立了新型官兵关系。
三湾改编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军队建设史上，首次在军队内部建立了系统的党组织，在实际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改变了红军政治工作的薄弱状况，从组织上奠定了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特别是在连一级，因党的支部建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2]P64在军队中建立士兵委员会，让士兵群众参加军队的民主管理，以确立新型的官兵关系，这是对建军原则的一个重要创造。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2]P65这是毛泽东总结井冈山斗争历史经验的一个重要认识。此外，通过改编，精简了编制，部队变得纯洁和精悍，提高了行军速度，增强了战斗力。
毛泽东亲手领导进行的三湾改编，无论在人民军队建设史上，还是在军队党的建设史上都具有突破性的历史作用。但是，这次改编也存在不足，主要有：(1)这次改编虽然在全军建立了系统的党组织，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组织领导，但并没做出将军队置于党领导下的明确规定，即：对党与军队之间的关系还没有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阶段，没有做出明确的界定。(2)通过设立士兵委员会改善了部队民主生活状况，打击了旧作风、旧习气，发挥了很大的积极作用。士兵委员会是群众民主组织，党代表在其中仅发挥政治顾问的性质。只有在非常时期，党代表才可以解散士委，或不准其开会，另诉诸士委代表会。可见，党对士兵委员会也不具有直接的绝对领导。这样，在党与军队的关系尚未完全明确定位的情况下，全军却形成互不存在绝对领导或隶属的三个最高机构――前委、军委和士委。红二十九团就曾经不执行前委(毛泽东)指示，不服从军委(朱德)命令，不服从士兵委员会主任陈毅的领导，坚持进军湘南。这表明红军内存在多个权力重心，内部的领导关系尚未完全理顺，同时又夹杂着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等错误观念。这就成为古田会议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三、古田会议确立了党在红四军内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
由于对党与军队之间的关系还缺乏理性认识，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党与军队谁居领导地位的问题在一定情况下就突出地摆在面前。1929年6月下旬，红四军召开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围绕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发生了争论。这一争论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已经存在。主要问题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对党支部决定连队事务持怀疑态度;如何处理党的严格纪律与个人自由之关系。
实际上，朱德、毛泽东两人对一些问题早已存在分歧。在“柏露会议”上，朱德、毛泽东意见不一。毛泽东认为，主张巩固井冈山根据地、建设湘赣边区，敌来则集中对付敌人，敌去则分兵发动群众，根据地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发展。最后，会议决定实施“围魏救赵”之策，出兵赣南，进行外线作战。在出兵赣南的行军中，正值隆冬，部队给养成为严重问题。有人再次提出部队分兵游击。毛泽东认为，分兵活动容易被各个击破，不同意立即分兵。为应付紧张情况，指挥便捷，毛泽东提出，军委机关改为政治部，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这样，前委书记、党代表、政治部主任都由毛泽东兼任。1929年2月7日，中央来信(“二月来信”)要求红四军将队伍分散到农村。5月上旬，中央派刘安恭到红四军工作，使红四军党内矛盾渐趋激化。5月底，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代表们对党的工作范围、组织工作原则展开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前委是否“管得太宽”、“权力太集中”、“包办了下级党部工作”。前委是不是“书记专政”，有没有“家长制”的倾向。毛泽东称之为“攻击前委”、“分权主义”。有人提出要恢复正式军委，认为建立军委是健全党的组织系统。争论双方各不相让，意见未能统一。6月8日，毛泽东再次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讨论红四军是否设临时军委和恢复正式军委的问题。表决结果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但争论的问题仍未解决，情况日趋严重。
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召开。会议围绕党与军队的关系(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政治部与司令部的关系(是政治部出布告，还是司令部对外，政治部隶属于司令部)等问题争论得异常激烈。代表们对毛泽东、朱德提出不少意见，有的甚至十分过火。会议决定给予毛泽东以严重警告，给予朱德以书面警告，对刘安恭、林彪也作了批评。结果，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7月底，陈毅赴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状况和红四军七大中的意见分歧。
10月22日，陈毅从上海返回部队，带来了他根据周恩来多次谈话和中央军事会议精神所写、经周恩来审定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信中肯定了红四军的斗争经验，要求前委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明确指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12月28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召开。会上，毛泽东作了八个决议草案的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大会一致通过《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
《决议》主要批判了如下错误思想：(1)单纯军事观点。认为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以为红军的任务和白军一样，只是单纯打仗。在组织上，把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2)极端民主化。要求在红军中实行“由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制”、“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3)非组织观点。少数不服从多数;红军党内的有些批评变成了攻击个人;许多党员不在党内批评而在党外去批评。还有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毛泽东批判了各种错误思想，特别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除了打仗，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及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重大任务。”[2]P86 “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2]P88 古田会议决议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行动上完全确立了党对红四军的领导，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奠定了红军政治工作的基础，使红四军得以肃清一切旧军队的影响而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但是，《决议》的精神还仅仅贯彻落实于红四军内，尚未广泛落实于各红军部队中。
四、抗战前夕的红军改编使党对军队的领导权推广到全军
《古田会议决议》在红四军内很快得以贯彻落实。这标志着红四军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行动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权。之后，古田会议精神上报中共中央，周恩来将会议精神摘要在《军事通讯》发表并告示各军。但是，由于各地军队状况存在差异，对问题的认识也有不同，所以古田会议决议并没有在红军各部队完全深入地实施，致使部队中军阀主义等旧作风、旧习气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当时的“左”倾中央虽然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但是并没有使古田会议精神在各军制度化。更由于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受到排挤，因此毛泽东建党建军的思想理论成就被诬称为“狭隘的经验论”，这就使古田会议精神更难得以推广和落实。在红军长征途中，张国焘拥兵自重，另立“中央”，就是党对军队的领导权还没有在红四方面军严格实施的反映。这表明党对军队的领导尚未在全军贯彻落实并明确地制度化。
而比较明确地实现这一制度化则是在抗日战争前夕红军三大主力改编时期。这一时期通过建立政治委员制度，使党对军队的领导在党领导的各部队得以贯彻落实。1937年8月25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签发《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以“总政治部为第八路<军>政治部”，[3] P331任弼时任主任，罗荣桓、关向应、张浩分别任115师、120师、129师政训处主任，强调“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3] P332这样，从班、排到师都建立了党的制度化领导。延安整风期间，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重学古田会议精神，进一步在思想上巩固了这一制度。这样，一支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的军队就逐步建立了。从此，中国共产党独立地直接地领导的军队，真正成为一支人民的军队，一支不怕牺牲、特别能战斗的军队。○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2]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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