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军事理论4000字以上论文(2)

大学生军事理论4000字以上论文

　　大学生军事理论4000字以上论文篇二

　　《改变全球格局的战略力量》

　　【摘要】“金砖国家”概念自2001年问世至今，历经了投资热门话题、政治合作象征和新生战略力量三个发展阶段。金砖合作为新兴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代表，无疑是全球治理结构改革中最有生机的战略力量。金砖合作机制建立6年以来，金砖国家和广大新兴经济体一直寻求对国际体系的改革与重构两者之间的平衡。尽管金砖国家内部存在一些差异和矛盾，但是不会影响金砖国家合作走向深入发展。金砖合作已经从概念走向行动，拥有共同理念、存在共同利益、发出共同声音、采取共同行动是金砖合作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的基本特征。

　　【关键词】金砖合作 全球治理 战略力量 中国外交

　　【中图分类号】 F114.3 【文献标识码】A

　　2014年7月，金砖国家第六次领导人峰会在巴西福塔莱萨召开。会后宣布建立的“金砖国家外汇储备库”和“金砖国家发展银行”被认为是金砖合作最重要的两项成果。主席在福塔莱萨峰会上指出，金砖合作已由概念成为行动，金砖国家是中国外交的优先领域。①本文在回顾金砖合作历程的基础上，从国际关系中政治经济互动的角度来探讨金砖合作的动力、金砖合作的定位和金砖合作的未来走向。

　　金砖合作的三个发展阶段

　　经过多年的努力，除了金砖国家领导人一年一度的峰会，金砖国家之间合作已经渗透到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各领域，先后建立外交、经贸、财政、农业、卫生、科技、教育等28个部门的多层会商机制，金砖合作已经呈现出官民并举、相互促进的局面。②

　　在概念提出之初，“金砖国家”仅仅是一个资本市场的热门话题。2003年，高盛公司发布一份题为《与“金砖四国”一起梦想》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金砖国家占据世界26%的面积，拥有40%的人口，经济规模已经占全球经济总量20%。照此发展势头，2050年世界经济格局将重新洗牌，“金砖四国”将超越包括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与美国、日本跻身全球十大经济体前六位。③

　　从2009年俄罗斯叶卡捷琳娜堡峰会到刚刚结束的巴西福塔莱萨峰会，只有短短的6年时间，但是金砖合作很快走完了从政治合作的象征到影响全球格局的战略力量的历程。对6次峰会的主题和内容略加分析，就可看到金砖合作历程呈现出三个特征，即从原则声明表态到采取实际行动;从国际经济事务到国际政治热点;从相互间务实合作到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从原则声明表态到采取实际行动集中体现在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上。由于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源于美国国内金融监管过度放松，危机发生后美国极不负责任地采取量化宽松办法向盟友和世界各国转嫁危机，以美国为主导的IMF等国际金融机构又束手无策，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理所当然地成为金砖国家的首要关心，峰会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使用词语一次比一次严厉。例如第一次峰会声明只是一种呼吁，表示金砖国家要“致力于推动制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改革方案，以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客观反映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从第二次峰会声明起，金砖国家领导人对IMF等改革的态度由“关切”逐渐转为“失望”，在一再“要求尽快落实2010年治理和份额改革方案”未果之后，金砖国家领导人便加快了采取实际行动的步伐。第四次峰会声明便宣布要研究成立金砖银行的可能性，第五次峰会就成立金砖银行和外汇经济储备安排达成初步共识，第六次峰会就宣布金砖银行进入实际筹备阶段，定于2016年在中国上海开业。国际媒体普遍认为，金砖银行和金砖应急外汇储备的成立既是对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的有力补充，同时也是对IMF和世界银行改革的推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文指出，金砖银行从提议到落实十分迅速，一方面是因为金砖国家要向外界展示“我们是认真的”，同时也是出于对美国迟迟不履行诺言的失望。金砖国家另起炉灶应该让IMF和世界银行感到竞争的压力了。④可以预料，金砖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里所表现出来的从语言到行动的魄力将在其他领域中得到延续。

　　从国际经济事务到国际政治热点。如果通读历次峰会的声明，就会有这种强烈的印象。在起初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声明中，关注点集中在与其有切身利益的国际经济领域，其中不乏“国际金融危机”、“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抬头”、“世界经济衰退和南北差距持续扩大”等字眼，此外还包括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等问题。对于国际政治问题，则只是在反恐领域有所提及。从第五次峰会开始，峰会声明涉及的国际问题明显增多，所占篇幅也越来越大。金砖国家领导人开始逐一对中东的阿以冲突、叙利亚局势、伊朗核问题、阿富汗局势等重大国际政治热点问题表明金砖国家的共同立场，并付诸于行动。典型的例子是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的金砖国家外交合作。2014年3月24日，美欧主要国家旋即举行G7会议，宣布暂停俄罗斯的G8资格，并声称此举是基于西方国家的“开放民主(open democracy)、个人自由(individual liberty)”和“共同责任”(shared responsibilities)的价值观基础上作出的。金砖国家在同一天举行了外长会议，发表声明反对西方大国的“冷战思维”，强调金砖国家的信仰和价值观是“和平、安全、发展、合作”，致力于推动建立更加“平等”和“公正”的世界。3月27日，第68届联合国大会就乌克兰问题投票时，金砖国家联合58个国家对西方大国的议案都投了弃权票，初步显示了金砖合作的政治能量。⑤乌克兰事件是对金砖国家合作意愿和协调能力的重要检验，表明金砖国家正在演变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政治俱乐部”。

　　从相互间务实合作到全面参与全球治理。根据笔者对2009年以来历次金砖峰会议题做的分类统计，金砖领导人峰会一开始主要是原则性地表明对国际政治的基本立场，此后随着合作不断深入，具体的热点问题逐渐出现在领导人议程上。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2013年德班峰会上，金砖国家领导人对金砖合作机制进行了重新定位，会后发表的声明指出“我们致力于逐步将金砖国家发展成为就全球经济和政治领域的诸多重大问题进行日常和长期协调的全方位机制”。⑥2014年的福塔莱萨峰会声明继续了这一转变，明确提出“基于以往国际力量格局形成的全球治理架构逐渐失去其合法性与有效性”，金砖国家领导人相信“金砖国家是对现行机制进行渐进式变革的重要力量，有助于实现更具代表性和更公平的全球治理、促进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增长，建设和平、稳定、繁荣的世界”。⑦金砖合作合作机制定位的转变没有停留在语言上，而是迅速化为具体的行动。

　　金砖国家的崛起和世界经济失衡

　　从本质上讲，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社会中的群体性崛起，是世界经济不平衡在国际政治领域中的反映。不过，对于世界经济不平衡及其在国际政治领域里反映的机理有着不同的解读。

　　这里就提出了两个根本性的问题：第一，如何解读世界经济失衡;第二，如何化解失衡。本节先来谈一下如何解读世界经济失衡。

　　如果对西方部分学者的“全球国际收支梗阻”论作深入研究，就可以看到“梗阻”只是现象，其实质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是新兴经济体在实体经济上的优势和发达国家在虚拟经济扩张上的失衡。

　　由于过去30多年来以跨国公司的产业转移和对外直接投资为主体的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一大批发展中国家走上了现代化的进程，其中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已经在国际贸易和投资等实体经济领域里获得相当的优势。

　　从国际贸易格局来看，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快速上升。货物出口份额从2002年的32%提高到2012年的44%，进口份额从29%提高到41%。贸易格局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制造业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之间的重新配置，其中又以东亚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最为典型。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贸易已经超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2008年，发达国家贸易流量的24%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2011年，这一比例上升为28%。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不仅对发达国家的出口保持强劲增长，而且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贸易比重也超过一半，从51%上升到55%。其中以亚洲发展中国家为最，其贸易流量的近6成是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这一组数据充分表明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商品供应上的重要地位。

　　国际投资格局也出现同样的趋势。2010年起，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所吸收的外资首次超过发达国家。2012年，仅发展中国家所吸收的外资就超过发达国家，由此改变了国际投资以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投资为主的格局。其中，亚洲发展中国家吸收的直接投资(FDI)占到了全球投资总额的28%。从直接投资的流出来看，尽管发达国家仍然占据了直接投资流出的70%，但是发展中国家的份额迅猛上升。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数据，新兴经济体对全球初级部门投资和对制造业部门投资总额中的比重，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前分别为8%和41%，到了2011年分别上升为14%和46%。⑧以上述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中的变化为背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占世界GDP的份额从39%上升到45%。2012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占全球GDP的比重分别为：欧盟19.4%、美国18.9%、中国15%、印度5.7%、日本5.6%、俄罗斯3%、巴西2.9%。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势头一目了然。

　　新兴经济体在实体经济领域中逐渐取得优势的同时，部分发达国家在虚拟经济的扩张上越走越远。20世纪后半叶兴起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取代了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决策的主流理念，由此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对金融监管的监控效应过度放大和对监管手段和监管对象的过度放松。美联储一再宣扬“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在鼓励金融创新的旗号下美国会连续废止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基本上解除了对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和控制。同时，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和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不仅使得全球资金流动量大大增加，同时也使得资金流动的风险大大增加。跨国资金流动使得新型金融商品层出不穷;资产证券化既引发了高风险的高杠杆金融操作成为常态化，还使得金融交易链条进一步加长，不仅交易本身的风险加大，而且交易过程中的风险不断积累。

　　从上世纪90年代起，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两者的经济结构都在朝着这个方向演进，但是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减少十分惊人。除了德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经济总量的比重还保持着近1/3以外，其他主要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增加值均已经减少到经济总量的1/5左右。美国在1990年制造业增加值还占到经济总量的28%，到了2011年，这一比例下降到不足20%，法国从27%减少到19%，英国从32%减少到20%，日本从1995年的30%减少到21%。相比之下，中国和俄罗斯的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基本上稳定在40%上下，巴西、印度和南非的制造业增加值在国民经济所占比重也大体保持在1/4到1/3的水平。

　　发达国家虚拟经济的扩张反映了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经济关系发生的变化。众所周知，从二战结束一直到冷战结束之初，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优势都在发达国家这一边。因此，发达国家主要靠贸易和投资从发展中国家获得本国发展所需的资金、市场和资源。由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大规模产业转移，物质生产的大部分从发达国家转到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产业优势转移的新格局。

　　以此为背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系上贸易和投资的作用相对下降，取而代之的是金融。金融成了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从发展中国家获得资源的主要手段和途径。具体有以下两条通道。一是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与美元国债之间的“恐怖对冲”。发展中国家在强大制造业支撑下，通过商品出口获得大量的美元，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这些外汇储备又以购买美国国债而回流美国，形成美国以贸易逆差形式大量输出美元，然后又以发行国债形式回购美元。这就是美国前财长萨默斯所谓的“全球恐怖金融平衡”(Balance of Financial Terror)。⑨二是美国金融机构高杠杆的国际交易。最典型的就是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国际集团(AIG)等美国金融机构对“房地美”和“房利美”坏账的精心包装和对国际市场的欺骗性销售。简而言之，发达国家可以凭借其掌握的虚拟经济优势剥夺和压制新兴经济体好不容易在实体经济领域里取得部分优势和主导权。

　　综上所述，国际收支失衡只是世界经济失衡的表象，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失衡才是实质。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失衡必然引发相应的政治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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