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军事理论论文精选(2)

大学生军事理论论文精选

　　(三)备者，国之重也――注重国防建设的军事理念

　　墨家认为弱小国家想要摆脱“攻城滥杀，覆高危安”(《墨子・修身》)的命运，就必须加强国防建设、增进合作。墨家明确指出“食”、“兵”和“城”三者，是“国之具也”(《墨子・七患》)，对于一国存亡无疑具有总揽全局的指导意义。更难能可贵的是，墨家的安全观强调了各国的共同安全，主张国家间要树立“大国之不义也，则同忧之;大国之攻小国也，则同救之”(《墨子・非攻》)的观念，善于“信交”诸侯，共同抵御侵略。墨子这种“备战安国”的理念，至今仍可以使人从中获取教益。新中国诞生于战争年代，因此中国历代领导人都格外重视国防建设，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和革命化建设也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与此同时，中国也积极与周边和世界重要国家进行军事合作，参与创立了诸如“上海合作组织”等具有重要军事意义的国际组织，有力地维护了国内外的和平与安全。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墨家是最重视科技的。墨学之所以在军事上成为防御理论的经典，是依靠其先进的筑城和防御器械为条件的，而先进的筑城和器械又是以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墨家重科技、善制作的优良传统，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就是要建设蕴含高科技的现代化国防。建国60年来，我国的国防科技从无到有，从落后到先进，建立起包括电子、船舶、兵器、航空、航天和核能等在内的门类齐全的科研体系，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内甚至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这也为国防现代化建设和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诚信节用――国际经济贸易的原则

　　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有了初步发展。在此背景下，墨家提出贸易过程中的诚信原则，认为“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子・修身》)，只有遵循“言必行，行必果”的原则，才能在交互过程中实现所追求的“利”。与此同时，墨子还倡导国家“节用”，主张“量腹而食、度身而衣”(《墨子・鲁问》)的消费观，并对国家开支提出了三条原则：第一，消费应与财力相当，“贫家而学富家衣食多用，则速亡必矣”(《墨子・贵义》)。第二，财政开支应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去无用之费，圣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墨子・节用》)。第三，“凡费财劳力不加利者，不为也”(《墨子・辞过》)。这些贸易消费的原则，与当代中国的贸易政策有很多相同点。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巨大的国际性市场。作为“世界工厂”，中国承担着上万亿美元的生产份额并拥有着世界上最多的外汇储备，国际市场也逐渐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的新阵地。在对外贸易中，中国一直坚持平等信用、互通有无的原则，积极构建世界市场经济信用体系。特别是在加入WTO之后，中国有选择、有限度地吸收市场可以消化、人民真切需要、国家能够承受的外国商品，这一方面提高了人民的生活和消费水平，另一方面也维护了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出超地位，长期的贸易顺差成为综合国力提高的重要保障。

　　(五)“辩”而尚同――在对话中求同存异

　　墨家认为，社会的混乱在于人们的思想不统一，但不同文化熏陶下的国家也不应该将自己的东西强加于人，“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长幼贵贱皆天之臣也”(《墨子・法仪》)，因此实现思想统一的方式只能是互相尊重其他文化的发展空间，以宽容的态度平等对话、和平共处。墨子还提出要通过对话来达成共识的“辩”的规则：“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墨子・小取》)，从而实现“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墨子・小取》)的和谐氛围。可以说，墨子“尚同”的态度和“辩”的方法，正反应出当代中国外交以温和化解冷漠，以理解替代敌意的沟通精神。

　　新中国领导人提出的“求同存异”原则，是当代中国外交的一抹亮色。1955年4月17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万隆亚非会议，在会上，中国代表明确表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这表明，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从始至终都是宽容平等的对外交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更加主动地参与到国际事务当中，以更加积极的态度通过对话解决了一系列的政治纠葛与经济摩擦，为创造相对和谐的国际环境提供了重要的原则依据。

　　墨家思想在很多方面密切契合了当代中国外交的发展脉络。这种契合，是一种传承，也是一种创新，可做为国际战略定位的思想来源之一，对于中国外交的战略定位也产生独到的裨益。

　　三、墨家思想对当代中国国际战略定位的启示

　　在迅速崛起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必须构建具有本国特色的国际战略体系。我们可以将墨家思想与当代中国外交理念所具有的特殊契合，作为探索中国国际战略定位的切入点，进而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战略体系提供启示。

　　(一)中国国际战略的价值理念

　　“兼爱”思想是墨学理论的核心与源头，将其转化到国际战略层面中，就是一个国家对外关系所应遵循的基本价值理念――和谐共处的友好立场。国际关系充斥着现实因素，但中 国作为后来崛起的国家，不能忽视道义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历史证明，大国的崛起虽然未必源于对正义的维护，但其衰败却必然毁于对正义的践踏。新中国得以加入联合国，并介入冷战时期的战略三角，都有赖于符合“兼爱”理念的道义感所形成的国际信服感。因而在新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应该一如既往地坚持这种“兼爱”的外交风格，通过合理地协调与世界各国的关系，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为国际战略向世界外延创造条件。

　　墨家的“兼爱”也并不排斥合理的欲求的满足，正如日本的池田大作所说：“墨子的爱，比孔子的爱更为现代人所需要。”中国不应该像儒家一样“子罕言利”(《论语・子罕》)，而应遵循墨家所提倡的原则，即明确而适时地表达自己的利益需求。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的霸主地位被更深层次的撼动，中美国际地位差距进一步缩小。在这个宏观背景下，中国应该更加主动地明确自身的利益方向。新环境下的“兼爱”意味着，中国只有尽力维护自身的利益，才能以自身利益为尺度更好地服务于整个世界。当代国际关系虽然现实，但仍要坚信“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墨子・兼爱中》)。这种集人性化和现实性于一体的“兼爱”思想，作为新环境下中国国际战略的基本价值理念，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二)中国国际战略的实施原则

　　将国际战略价值理念理论性和概念化，就衍生成为实施原则。通过对墨家思想和当代中国外交的分析，可以将新时期中国国家战略的实施原则定为以下几点：

　　平等互利。墨子曾借《诗经・大雅》中的诗句表述了“兼爱”当中对等互利的一面，即“‘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即此言爱人者必见爱也，而恶人者必见恶也”(《墨子・兼爱》)。平等互利，是一个国家得以趋利避害的基本行为准则。对当代新环境下的中国而言，应该继续以自身发展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共同发展，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在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兼顾对方的正当利益。特别是在中国国家地位不断提高的今天，更需要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消除周边国家以及世界上重要国家的顾忌，决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

　　沟通对话。墨家思想认为，沟通对话的“辩”是国家之间杜绝嫌疑、消除隔阂的最佳方式，不能清晰地阐述需求立场就无法顺利地实现自身利益。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渐淡化了与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和外交模式上的差异，开始更主动地面对新时期的多边外交机制，虽然赢得了一定的认可，但隔阂仍然存在。颜色差别所造成的外交灰色地带使许多国家对国际地位有所上升的中国望而却步。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以“辩”来求同存异，加强对话和沟通机制，主动地组织和参与重要的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以更加鲜明的态度来博取潜在外交伙伴的认同感。

　　诚信合作。墨家认为“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子・修身》)，是否能够信守国际信用是国家形象的直接体现。只有依靠诚信的“义”，才能得到合作的“利”，实现共赢。新时期的国际交往逐渐由硬实力的碰撞转为软实力的交流，特别是环境、反恐等国际共同问题，急需各国坦诚地合作应对。中国一向是合作处理国际问题的重要角色，但却很少是合作的发起人，这使其很容易受到西方意识下的原则性规定的影响。因此，中国应该更加积极地在合作中阐明和建立属于自己的行为准则和国际信用机制，将信守和监督更好的结合起来，“言必信，行必果”(《墨子・兼爱》)，体现出一个诚信大国的基本姿态。

　　和平崛起。墨家提出“兼爱”、“非攻”等思想的基本目的，是为了创造一个和睦和平和谐的社会环境。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热爱和平，信奉只有和平才能发展，只有和平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谐，因此中国一定要尽力维护周边和世界的和平。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暴力也是维护和平的工具，正如墨子所说：“安则示以危，危示以安”(《墨子・杂守》)，中国不能因为战争的摧毁性而回避战争的准备工作，不能因为他国没有侵略的迹象就暂停对于国防的建设。同时，实力的强大也使得中国要正确认识自身的现状和发展空间，更加自主地在实力范围内承担相称的国际责任，努力在大国姿态和力所能及之间求得适当的平衡。

　　平等自主、沟通对话、诚信合作、和平崛起等原则不仅蕴含着墨家的基本思想哲理，同时也富有很强的时代性，对这些原则的践行，需要中国有相应的行为选择作为依托的载体。

　　(三)中国国际战略的行为选择

　　在确定的价值理念和理论原则基础上，选择何种行为来实施和践行就显得格外重要。基于墨家思想的深刻内涵和日新月异的国际环境，中国在现今和未来所应遵循的战略行为选择应该设定为三个主要方向：国际性贸易，国防化军事和国家间交流。

　　第一，国际性贸易。墨家肯定了国与国之间的交换关系是一种互酬关系，提出“商人之四方，市贾信徒，虽有关粱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墨子・贵义》)，夸赞商人能够不怕各种艰险而加强四方的交流。国际贸易已经成为了中国对世界施加影响力的最重要领域，对外贸易的稳定和扩展也是中国由大国向强国转变的最佳途径。把握经济全球化浪潮、实行对外开放是大国进程的关键步骤，对外开放是大国谋求战略崛起的内在要求和必然方式。因此，中国应该继续坚持发展国际性贸易，适应现行的国际经济体制，运用在国际贸易中的顺差优势，有限度、有计划地扩充和发展对外贸易，继续坚持“诚信节用”的交换原则，在“交相利”的贸易过程中实现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再到经济主导国的转变。

　　第二，国防化军事。墨家坚持“非攻不非守”的军事准则，提出国家平时要“非攻止战、加强三备，杜绝七患”，战时要“以勇为本、扶弱击强、全民皆兵”，只有具备居安思危的意识、严阵以待的军队和技术精妙的器械，才能使一个国家最大限度地减少战争所带来的毁灭性打击。大国崛起的基础在于国内的繁荣和稳定，而坚实和高新的军事实力则是中国能够稳定自身以及周边的有力保证。中国地处相对复杂和不稳定因素聚集的地缘政治区，其中交织着许多大国的攸关利益，还有后崛起国家所带来的竞争压力，中国迫切需要有保障的军事实力特别是海军来稳定周边环境。无论是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或是台湾问题，都或多或少地牵连着军事因素。这不仅是对我国积极防御国防政策的考验，也是我国建设新式海军、减少军费基数开支和提高国防整体技术质量等战略的要求。墨子认为“我城池修，守器具，推粟足，上下相亲，又得四邻诸侯之救，此所以持也”(《墨子・备城门》)，这种“持”不仅是对主权领土的维护，也是对一个适于国家发展的大环境的维系。在经济实力不断上升的同时，中国有条件也有必要为了更加稳定和安全的周边环境建设更有保障性的军事力量。

　　第三，国家间交流。墨家主张通过对话谈辩来促进合作、避免孤立。中国绝不称霸，但不代表着拒绝走向世界。实力的增强要求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发挥大国的作用。“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墨子・小取》)，墨家的“辩”，是当今参与国际事务的行为体平等对话原则的最好表示，通过对话的形式，更好地实现互尊互信、互助互爱。中国应强调大国合作与政策协调的重要意义，避免非核心战略利益的冲突，以合作的、建设性的姿态追求战略目标的实现;在对中国利益攸关的东亚地区，应培育和建立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平等、合作、互利、互助的地区秩序，在建设性的互动中消除长久以来的隔阂和积怨，探索并逐步确立国家间关系和国际关系的新准则，为国家战略性横向发展提供实力基础，进而实现由地区大国到世界强国的转变。

　　墨子曰：“君子不镜于水，而镜于人。镜于水，见面之容;镜于人，则知吉与凶(《墨子・非攻中》)”。我们以墨家为镜，基于兼爱、非攻的思想，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未来的中国应该更积极地扩展和主导贸易，更切实地加强国防科技建设，更主动地参与合作沟通世界，从而为创造真正意义上“兼爱”的和谐世界做出一个世界大国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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