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当今国际战略格局的军事论文
当前的国际战略格局为“一超多强、多边共生”，正确的确立军事方案，有助于提高我国的国防实力。下面是学习啦小编给大家推荐的有关国际战略格局的军事论文，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国际战略格局的军事论文：《当前国际战略格局与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选择》
【摘要】当前国际战略格局为“一超多强、多边共生”，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多极化是其必然趋势。基于这种战略格局，党中央于十六大做出了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判断，并于十七大提出了和平发展战略。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之举。
【关键词】国际战略格局;和平发展战略;重大战略机遇期
一国的国际战略制定，受制于该国的性质和一定时期的国内形势，同时也必须适应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的发展趋势。苏东巨变、冷战结束宣告着两极格局的终结。在这之后的十几年，国际战略格局已逐渐发展成为现在的“一超多强、多边共生”，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多极化是其必然趋势。基于这种战略格局，党中央于十六大做出了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判断，并于十七大提出了和平发展战略。
一、当前国际战略格局及其走向
上个世纪90年代伴随着苏东剧变、冷战结束，持续近五十年的“两极对峙”格局宣告结束。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国际战略格局已逐渐发展成为现在的“一超多强、多边共生”。“一超多强”形容的是力量对比，即当今世界美国成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同时还存在若干世界或地区性强国。“多边共生”反映的是国际行为主体特别是大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即当今大国之间平等独立、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合作、共同发展的关系。
“多边共生”的大国关系，其形成是基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政治民主化这一世界大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世界各国的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美国的经济可以影响到其他国家，其他国家的经济反过来也可以影响到美国。冷战结束后，老布什总统提出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口号，但他没有意识到在各国经济往来日益加深、经济合作日益重要的新时代，要“遏制”一个国家谈何容易!另外，国际政治民主化主张世界各国通过协调对话来解决国际争端，任何国家不能独断专行，不能动辄诉诸于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形成“多边共生”的相互合作、共同发展的大国关系是不难理解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9·11”作为一个重大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大国之间合作这一趋势。“9·11”之前，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的国家安全观和安全战略沿袭了冷战时期的惯性思维，努力在大国中寻找敌人，尽力防范对其领导地位形成挑战的其他大国或大国集团的出现。但“9·11”充分说明，非国家主体已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构成要素，恐怖主义它不会因某国的某一政府或某一组织的内部瓦解而结束，只要它的产生根源(种族)仇恨存在它就不会消亡。而且在-非对称手段袭击下，即使掌握绝对优势军力的国家也无法确保本国的“绝对安全”。“9·11”事件使世界各国认识到一个国家要维护本国安全，除了维持必要的军力外，还需要尊重别国的安全，少树敌、不树敌，只有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平等、友好地对待别国、尊重别国的安全和主权，才是对本国安全的最好保障。可以说，“9·11”事件后，世界大国之间合作多于对抗，国际环境趋于好转。
尽管现在是“一超多强”，但多极化是大势所趋。多极化趋势的判断一方面是基于当前世界主要大国其力量对比的变化，世界五大经济中心：美、欧、俄、日、中，美的地位在下降而其余四者在上升。美国迷失了国家未来发展方向，而中、俄、印、巴、东盟等在经过理性反思和审时度势之后大体找到了符合国情的复兴之路。另外，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政治民主化的大趋势下，美国“一超”的单极格局也是难以长久的。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自不用说，美国已经意识到南北差距问题给美国经济带来的负面作用。在国际政治民主化的今天，各大国都力求在国际事务中具备发言权。毋庸讳言，当今世界任何重大地区和国际问题只有美国的参与才能解决，但美国要解决任何重大地区和国际问题也离不开其他国家尤其是大国的支持和合作。单极格局形成不仅需要存在一个唯一超级大国，而且其他多数国家尤其是主要大国还必须承认它具有中心地位，服从其领导。然而在国际政治民主化的今天，其他多数国家尤其是大国既不承认美国的中心地位也不服从其领导。由此可见，“一超多强”的战略格局最终将会被多极化所代替。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就预见性地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世界格局将来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1]。也正是基于此种战略格局，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21世纪头20年为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论断。为了抓住这百年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十七大给出了和平发展战略。
二、中国和平发展国际战略
国际战略是一个国家为了争取有利于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国际环境，于对外关系中制定的带全局性的策略谋略。国际战略的制定，受制于该国的性质和一定时期的国内形势，同时也必须适应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的发展趋势。
和平发展战略，发展是终极目标。之所以把发展定为终极目标，一方面是基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顺应世界时代主题和国际战略格局的要求。在当前“一超多强，多边共生”的战略格局下，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政治民主化的时代潮流下，和平的力量超过战争的力量，世界各国均致力于国内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合作多于对抗，机遇大于挑战，可以说是国家发展的一段绝佳时期。
相对于发展，和平具有双重含义：一是中国发展的方式诉诸于和平手段，二是中国发展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发展的这一目的从胡锦涛同志的“和谐世界”理念中可以窥豹一斑。“和谐世界”强调国与国的和平、人与人的和睦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合作共赢，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维护和平、共同发展的决心和信念。另外，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是中国关于大国崛起方式的创新之路。从世界历史来看，几乎所有民族和国家的崛起和强盛，都无一例外地与征伐、杀戮和资源掠夺紧密相连。正是因为如此，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成就，西方一些国家出于冷战思维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想方设法遏止中国发展，严重恶化了中国的发展环境，最直接最明显的就是使中国的对外经贸受到的损害。据商务部统计，目前，世界上每7起反倾销案件中就有1起涉及中国，这使得中国连续10年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每年有400亿至500亿美元的出口商品受到影响。[2]为此，党中央提出了和平发展新战略方针。“和平发展”有助于打消外界的误解和疑虑，“始终不渝”彰显着中国执行这一战略的立场和决心。
三、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
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将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3]。走和平发展道路，一方面是中华民族的本性使然，另一方面也是中国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从中国当前外交领域的各项方针政策来看，在和平发展这一主战略的主导下，中国的各项外交战略无一不闪烁着“和平发展”的智慧之光，为中国充分抓住宝贵的战略机遇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保证。世纪之交，我国与世界各国广泛建立、发展了“伙伴关系”。各种伙伴关系的建立正是党中央和平发展战略在外交领域的具体应用，它有利于使中国避免自我孤立或公开树敌，有利于拓展中国在外交上开展活动的空间，有利于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以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同时，以和平发展
战略为主导的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也为中国建立和维持一个良好而稳定的周边环境。
可以说，和平发展战略是党中央以高度的政治智慧，科学的判断国际形势，从中国和世界的实际出发，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作出的战略抉择。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全球每七起反倾销案件中就有一起涉及中国——商务部副部长易小准呼吁发达国家应客观公正看待中国的竞争力[EB/OL].
[3]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
国际战略格局的军事论文：《金融体系、美国全球战略与国际格局》
[内容提要]文章分析金融危机、国际金融体系、美国全球战略与国际格局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经历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牙买加体系——美元-华尔街体系的演变过程，演变的缘由是为了克服体系内部存在的矛盾和缺陷，而每次演变之后又会表现出新的矛盾。确保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运转，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根据国际局势的变化，美国不断调整全球战略，与国际金融体系的演变相互协调配合，核心目标是确保美元霸权地位，巩固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冷战结束，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发展，美国实力相对下降，美元-华尔街体系内在矛盾充分暴露，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国际社会面临重构国际金融体系的任务。中国主张各国携手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推动包括金融体系在内的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金融危机 国际金融体系 美国全球战略 国际格局
二战后由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经历了演变过程，每次演化的缘由是为了克服其内在的缺陷，但是每次演化之后又会表现出新的缺陷。近来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不过是国际金融体系内在矛盾的表现。金融体系与美国全球战略相互配合、相互作用。然而，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趋势发展，国际金融体系的困境难以化解，导致危机的爆发。当前这场全球金融经济危机，意味着国际金融旧秩序的破产，而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尚未成形。
一、冷战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
二战后，美国凭借着无与伦比的经济军事实力，主导建立了世界金融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是：以黄金为基础，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西方各国货币则与美元挂钩，实行固定汇率制并可按35美元/盎司的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然而，战后初期，西欧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困难，无法承担作为体系基础的货币自由兑换业务，至1952年过渡期满，布雷顿森林体系仍无法运转。冷战的发生发展和美国全球战略实施，才使该体系得以运转。
战后不久，美苏由同盟关系很快变为对抗争霸关系，冷战形成。1947年3月，杜鲁门总统出笼遏制战略，实施支持西欧复兴与联合的政策。根据援助西欧的马歇尔计划，从1948到1952年短短四年间，美国共向西欧提供131.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英、法、意、西德得到援助总额的60%多。[1]另一方面，美国为对抗苏联和华约，大力增加在西欧驻军，由此带来防务开支不断增加。1953-1958年美国在西欧军费开支78.74美元，其中，英、法、西德、意等西欧10国得到约46.32亿美元。[2]两项加起来，1948-1958年的十年间，美国向西欧流入210亿美元。由此，大大缓解西欧的美元荒，1953-1958年间西欧10国对美收支逆差仅17.58亿美元，西欧重振了自身经济，恢复出口竞争能力。1958年12月，英、法、西德等西欧10国宣布恢复自由兑换货币，布雷顿森林体系走上正常运转轨道，建立战后国际秩序的经济支柱，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空前繁荣，同时确立了美元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霸权地位。
但是，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自身设计的缺陷和冷战的发展，该体系又出现新的问题。
首先，布雷顿森林体系自身设计存在严重缺陷。1960年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出版《黄金和美元危机》一书中指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内部，各国清偿能力与美元信心之间存在根本性矛盾。各国是依靠美国国际收支赤字来获得清偿能力，如果美国长期保持国际收支赤字，必然破坏人们对美元的信心;而如果美国保持收支平衡，则导致各国清偿能力的不足。这是一个不可解决的矛盾。外国持有美元增加后，如果不能按35美元/盎司的官价兑换黄金，就会导致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3]
其次，冷战的发展和国际格局的变动。在20世纪50年代，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上述困境，但由于美国的实力及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强大地位，而且冷战在发展，美国从全球战略出发，本国经济利益服从国际政治利益，允许西欧、日本根据本国情况自由改变其货币同美元的汇率，这样就维持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继续运转。
但是，到了60年代，国际局势的变化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格里芬困境作用开始显现。50年代末60年代初，西欧、日本经济恢复，美国实力相对下降，美国逐步由贸易顺差国转变为逆差国，由石油出口国转变为进口国，欧洲美元、亚洲美元和石油美元等境外美元应运而生。另一方面，美苏对抗加剧，冷战发展，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军备竞赛以及美国国内政策需要，使美国通货膨胀严重，美国国际收支日益恶化。1972年美国国际收支逆差累计800亿美元，大量美元流入外国政府、企业和私人手中，美元荒变为美元灾。西欧、日本等国家对美元的信心降低，纷纷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造成美国黄金储备迅速下降。1971年，美国黄金储备110亿美元，而同期短期债务551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难以运转。
尼克松总统就任后开始调整全球战略，在国际政治上，实行亚洲收缩战略，决定从越南脱身，以与西欧、日本的伙伴关系为对外基石，改善中美关系，缓和美苏关系，承认“五大力量中心”格局。在国际经济上，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关闭美元兑换黄金窗口，实行特别提款权、黄金总库等措施，意味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
二、美元-华尔街体系与冷战结束
布雷顿森林体系动摇后，西方货币体系一度处于混乱之中。经过几年激烈争论，1974年9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建立新的国际金融体系框架协议，即牙买加体系。该体系的要点是：黄金非货币化，取消黄金官价，黄金成为单纯的商品;浮动汇率合法化，各会员国可自由选择固定汇率或浮动汇率;提高特别提款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使其最终取代黄金和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牙买加体系，只是正式宣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而没有建立一种新制度。尽管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但美元作为国际计价、支付和储备手段的地位没有改变，大多数国家货币仍与美元挂钩。实际上，黄金退出国际货币领域，美元的国际货币霸权地位不仅没有改变，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强化。
20世纪70年代，冷战加剧，美国经济出现滞涨、实力继续下降，苏联则在美苏对抗中由守势变为攻势。1979年，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和美国驻伊朗德黑兰大使馆人质危机，国际政治紧张形势导致黄金价格急剧上涨，1980年1月黄金价格超过800美元/盎司，在一年多的时间内金价涨幅超过300%，黄金对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的冲击再次显现。[4]
1981年里根入主白宫，提出实力恢复战略，提出金融创新，发展以高科技产业为主的新经济，“以实力求和平”、“扩军抗苏、重振国威”，核心目标是与苏联争夺世界霸权;里根的战略调整对于美国实力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首先，里根政府推动金融投资工具及其衍生投资产品的发展，通过金融创新重新构建了国际金融体系。其效果主要之点是：美国加强了对于全球主要货币汇率、石油等战略资源价格和黄金价格的主导能力;国际金融投资市场迅速发展，原来大量过剩货币供应被吸引到金融投资市场寻求投资机会，美国国内通货膨胀和经济滞涨的压力得以缓解;国际金融业向美国高度集中，纽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这样，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经过牙买加体系的过渡，美国在战略上重新构造了国际金融机制，可以称之为“美元-华尔街体系”。
其次，里根的实力恢复战略扭转了美国实力下降趋势。里根倡导大力发展以微电子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推动“新经济”的形成和迅速发展，使美国经济走出低谷，恢复增长。在此基础上，90年代美国经济连续十年增长，年均增长率达3.5%，创造了战后美国最长的经济持续增长周期的记录，并在经济持续增长同时实现了“一高两低”并存的所谓新经济现象。为期十年的经济发展使美国经济实力有所恢复，其GDP占世界总值的比重已由1990年的24%提高到2001年的28%。
第三，里根以实力为基础，全面扩充军备，促使苏联解体。美国在发展高科技和新经济基础上全面扩充军备，1985年提出“星球大战计划”，威慑苏联，逼迫苏联与之进行太空军备竞赛。80年代中期，苏联经济增长停滞，社会经济出现全面危机，通过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等复杂的国内因素，80年代末东欧剧变，1991年苏联解体。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美元-华尔街体系既是里根政府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它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发展产生重要作用。一方面，美国通过重构国际融体系，增强了对世界经济、金融和能源的操控能力;另一方面，在一系列其他战略和政策的配合下，该体系成为与苏联争霸、削弱苏联的重要工具，它助长前东欧国家和苏联社会经济危机的爆发，成为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冷战后国际格局变化与全球金融危机
冷战结束，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并以冷战胜利者自居。然而，美元-华尔街体系在机制上仍存在着致命的缺陷。该体系的稳定和发展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该体系建立在金融资产袍沫持续膨胀基础上，为了使金融投资市场运行，美国须发行大量的国债和货币供应量;二是它要求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均衡发展，并使货币供应量均衡地分流到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两大领域中去。
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高科技和新经济的发展，使得第二项条件得以维护。至于第一项条件，8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上发生了一系列国际政治、经济和金融危机事件，如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日本经济泡沫破裂、海湾战争、南美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等等。这些事件促使境外美元向美国流动，以寻求避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美国国际收支赤字，形成美国金融输血机制，维持了美元-华尔街体系的运转。
进入新世纪，美国国内局势和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美元-华尔街体系的运行遇到严重障碍。
首先，经济全球化有了新发展。二战后，经济全球化趋势已经出现，然而，由于两大阵营的对抗和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占据世界人口总数三分之一的社会主义阵营并没有进入全球化之内。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时的经济全球化仅仅局限在资本主义阵营及其市场经济体系之中，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全球化。冷战结束，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前苏联东欧国家由原来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两个平行市场被打破，几乎全世界所有国家纷纷卷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真正意义的全球化由此实现。
第二，世界多极化趋势发展。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瓦解，世界并没有如美国所愿向单极方向发展，而是出现多极化趋势。一是欧盟一体化深入发展，扩大为拥有27个成员国、GDP总额超过美国的世界最大的国家联合体，特别是欧元诞生后，对美元的国际货币霸权地位形成挑战;二是日本经济在新世纪走出低谷，美日关系发生变化，由冷战时期的“主仆关系”变为相互借重关系，日本确立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军事大国迈进战略;三是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崛起，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上升;四是中东产油国石油美元剧增，2002-2007年的5年中，石油输出国的累积顺差达1.7万亿美元，其中一半以上来自中东地区。
第三，小布什政府全球战略调整及美国实力相对下降。“9·11”事件后，小布什调整全球战略，确立反恐防扩和本土安全的战略目标，发动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对伊朗、朝鲜等国家施压。小布什政府的全球战略导致一系列严重后果：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军费开支巨大，据华盛顿军控和防扩散中心统计，到2007年美国伊、阿战争军费累计达7000亿美元，是朝鲜战争的两倍，第一次海湾战争的7倍，在美国历史上仅次于二战开支;[5]美国国际收支逆差不断恶化，1990年美国国际收支赤字92亿美元，2000年435亿美元，2001年3900亿美元，2006年达到8000亿美元;[6]2000年美国新经济泡沫破裂，金融资产缩水。实体经济下降，而虚拟经济泡沫持续膨胀，两者严重背离，世界主要货币对美元汇率持续升值。
第四，国际市场石油、粮食等能源资源价格上涨，美政府提高利率，金融领域形成危机机制。
在这样的国际格局下，
美元-华尔街体系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困难。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货币供应量持续高速增长并在全球泛滥，带动了以美国等发达国家金融资产泡沫极度膨胀，极度膨胀的金融资产又建立在错综复杂的货币、股票、期货、黄金等市场及其衍生金融投资工具之上，美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背离。
另一方面，美国金融输血机制受阻。小布什政府发动阿、伊反恐战争，对伊朗等国施压，具有推动境外资金向华尔街流动的战略意图。然而，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趋势发展、美国实力相对下降的情况下，华尔街输血机制难以运行。由于中、印、俄等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吸引西方跨国公司大量投资;中东产油国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主要投资美国财政债券等，而进入新世纪以来，中东石油美元逐渐绕过美国和欧洲大型金融机构而自主支配投资，在关注美欧西方国家和本国经济的同时，也将目光对准了中、俄、印等新兴市场国家。
这样，美元-华尔街体系上述两个基本条件均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困难，2004年以来国际石油粮食等重要资源价格上涨，美国提高利率的措施，终于造成了金融危机的爆发，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致使华尔街金融地震迅速向全球蔓延扩张。
四、国际金融新秩序的重建
二战后，世界金融经济体系一直由美国主导，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牙买加体系，再到美元-华尔街体系，其实质是美元霸权地位。在冷战时期，由于两大阵营的政治对立和经济的分离，尽管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存在严重缺陷，但是其在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的运转能够得到维护和发展。
冷战结束，国际政治领域的多极化趋势首先出现。但是在国际金融经济领域，美元-华尔街体系仍然运转，即仍然维持美元在国际货币和世界经济中的霸权地位。进入新世纪，国际经济领域的多极化不断发展，与国际政治的多极化日益协调，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遭遇挑战和困难。近来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标志着美元-华尔街体系的破产，国际金融体系面临重新建构。
然而，如何构建新的国际金融体系，目前国际社会尚无明确的共识。有人提出了国际金融新体系的多极化方向，主张改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要求亚洲、欧洲及中东的银行机构和主权财富基金将在新的国际金融系统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美元、欧元、日元、人民币等大国货币和黄金将共同成为稳定而重要的货币。同时有人认为，美国依然是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目前美元-华尔街的地位尚无法取代，但应对原体系进行改革。可以认为，国际金融体系仍然处于旧体系面临瓦解而新体系尚未建立的过渡时期。显然，国际金融新体系的重建，将对未来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走向以及我国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需要我们密切关注。
中国确立了新世纪的国际战略和对外总方针：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7]从中国的国情、国家发展目标和国际战略思想出发，关于国际金融新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大致有以下几点：
首先，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改革旧的国际金融体系，构建新的国际金融体系，事关各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是当前国际社会的迫切任务。应该本着相互平等、互利合作的精神，加强国际协商对话，特别是加强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与中俄印巴等新兴经济体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协商对话。当前，美欧日以及中国等国政府纷纷推出巨额救市计划，国际协商对话的迫切任务是应对危机恶化，阻止经济衰退，加强各国政府应对危机措施的交流协调，增加各国关于危机进展、应对危机计划、救市资金取向、方法步骤等信息的公开和透明度，加强政策协调，防止转嫁危机、损人利己等现象发生。从长远看，国际金融新体系的构建是一项长期艰巨任务，加强国际协商对话，应该就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新构建国际金融新体系等原则性问题达成初步共识，为逐步构建新体系奠定基础。
其次，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金融体系的“游戏规则”主要由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忽视甚或损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是国际金融体系不公正、不合理的主要之处，也是导致战后金融危机频发的根源。因此，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方向应该是，在考虑到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同时，必须兼顾发展中国家正当要求和共同利益，推进国际金融经济关系的民主化，推动包括国际金融体系在内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公正、合理、平等、互利、共赢的方向发展。目前，新兴经济体国家在世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与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不相适应，应适当增加新兴经济体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各项权力，同时防止西方发达国家以此为筹码向新兴经济体“要价”，西方发达国家理应为危机负责，同样应为构建新体系承担义务。
第三，改革国际货币金融组织(IMF)的机制和职能，重构国际金融协调组织。一是改革IMF的决策机制，增加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和话语权，稀释美国等发达国家投票权，使之真正反映大多数国家利益和意愿。二是加强IMF的国际金融监管职能，发生金融危机重要原因之一是美国金融体制过度自由化，政府金融风险监管不足，对金融衍生品等金融创新缺乏监管。美元在国际货币中的主导地位短期内不会改变，因此，必须加强IMF的国际监管职能。三是加强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金融协调监管机制建设，由于IMF框架下美、欧和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和制约，致使其决策职能弱化，应该发挥联合国在应对危机、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方面的重要作用，甚至可以考虑在联合国框架下重构国际金融组织及其机制的可能性。
第四，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作用显著提升。面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一方面，中国应积极参与应对危机的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与重构，承担相应国际义务，发挥建设性作用。另一方面，中国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国内改革、建设和发展的任务艰巨，中国应集中力量搞好自己的事情，中国率先摆脱危机阴影、实现经济增长目标，将会对各国度过危机、恢复经济增长发挥重要的拉动作用。
注释：
[1]方连庆、刘金质、王炳元主编：《战后国际关系史》(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2页。
[2]王在邦：《霸权稳定论批判——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历史考察》，时事出版社，1994年，第145页。
[3]参见樊勇明著：《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36页。
[4]刘涛主编：《解读金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4页。
[5]中国评论新闻网。
[6]中国国家统计局网。
[7]《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4-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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