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新时期中美军事关系的论文
当前中美军事关系处于双方国家利益和安全战略的全局之中，这个不仅仅是军事问题，同时还是政治、外交问题。下面是学习啦小编给大家推荐的浅谈中美军事关系的论文，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中美军事关系的论文篇一:《冷战结束后中美军事关系的启示》
【摘要】中美军事关系处于两国国家利益和安全战略的全局之中，既是军事问题，也是政治、外交问题。冷战结束后，两军关系几度中断恢复，从其发展历程可以得到三点启示：继续开展战略对话建立、加强信任机制、加强军事力量建设。我军要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完善对美军事外交的战略管理。
【关键词】军事关系;战略对话;信任机制;战略资源;军事力量
中美军事关系处于双方国家利益和安全战略的全局之中，既是军事问题，也是政治、外交问题。从冷战后期中美结成共同对抗苏联的同盟起，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性逐步增强。在政治、经济领域的双边、地区、全球议题上，两国都有共同利益、相似的战略认知。而冷战后中美冲突的实质是美国作为守成国，重返亚太、构建“战略再平衡”，防范“新兴大国”，从而引发了竞争、矛盾与斗争。总体而言，中美友好的政治气氛直接有利于发展和谐的军事关系。从冷战结束后中美军事关系的发展历程中，得到如下三点启示：
一、继续开展战略对话
战略对话能够避免冲突、提高透明度、增进互信，是中美军事合作的关键内容。战略对话不仅帮助我军透彻地了解美国的利益，明晰中美之间的相互战略定位，还有利于借鉴美军军事力量建设的经验，优化自身的军事理论、训练和组织及创新能力。目前，两国的政府和学术圈都有向制度主义发展的自由主义倾向。而认同制度化与制度内化这两者是中美保持友好关系的社会基础。一般而言，中国外交部、美国国务院中这样的思想、观念占据了主导。而人民解放军及五角大楼的官员更多是在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思想影响下建构军事关系。此外，在战略认知层面上，中美意识形态存在的根本差异、美台军事准同盟关系的身份认定等给中美国家利益带来潜在的冲突。这种现实背景为深入拓展战略对话创造了条件。
例如，美国学者担忧中国的反卫星能力及意图，认为任何针对美国部署在太空上的50颗卫星的小规模反卫星武器进攻，都会给美国的军力、甚至国民经济造成灾难性后果。对此，布什政府国防部长办公室顾问白邦瑞指出，要“诊断”中国军事政策的走向，开出美国未来如何与中国进行战略互动的药方，加强与中国军方的交流很重要。中国核力量的现代化与美国发展导弹防御时间上重合，这为两国实现战略对话提供了机会。也有美国学者认为，虽然担忧有其合理之处，但交往能促进军事方面的更大透明性，改善美中之间的相互了解，有助于建立高层领导人之间的沟通渠道，从而减少两国军队发生意外事件的可能性。借助战略对话来分析美国的利益需求和利益得失，判断其战略选择和反应的力度，有助于加大中国的战略选择余地，减轻或化解我国的战略压力，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
中国相信战略对话能够达到增信释疑的目的。美国则认为，战略对话有助于加强各级别的军事接触，能够更多了解中国军队，当中国在亚洲扩大实力和影响之时，降低中美发生冲突的几率，从而消除相互猜疑。一般而言，美国的军事交流分为八级，第一级高层将领互访，第二级情报的交换，第三级召开双边研讨会，第四级互派观察员，第五级工程和医疗领域的联合演习，第六级小规模受训，第七级双边的军事演习，第八级多国联合军事演习。可以看出，战略对话应被视为美国第一级的军事交流。
在中美战略对话中，中国怎样才能够灵活运用对美的各种手段，协调与军事关系有关的议题?反恐、朝核问题、对美军事交流的层次、对台军售的武器内容，掌控议题的主动权将直接影响对美军事外交的效果。此外，中美军事关系的发展还涉及与其他双边、多边军事关系的协调。比如中俄、美日关系，中美在联合国安理会及其维和行动、六方会谈、东盟地区论坛问题上的关系。对于这些议题，中国都需要统筹管理、权衡利弊得失。
二、建立和加强信任机制
中美两军都十分重视探索军事安全合作模式、拓宽互信交流渠道。中美通过一些与军事、安全有关的安排，增加对对方行动的预测，确定对方的意图，减少误判避免冲突，达到双方受益的目的。例如，避免冲突发生的措施包括设置热线、军事演习前的预先通知、避免海上机舰碰撞的协议。加强信任则需要通过采取宣示、沟通、透明化、限制性等措施，增加各层次、各种形式军事安全议题的交流。美国的这种战略认知反映了在认知上、信念上双方仍有待了解对方，而理解对方对安全的关注是建立战略信任的关键一环。
中美信任机制的建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中美在军事领域各议题上的长期积累。90年代，中美制定了国防交流计划，实现了军舰互访、军事人员交流;1994年10月中美国防工业军转民联合委员会成立，帮助促进军转民联合项目;1995年签订了测量和绘图科学技术合作的协定;1998年6月举行了军方的人道主义救灾研讨会;1998年美太平洋舰队司令、太平洋空军司令邀请中国军方，参加1998年环太平洋演习、1998年迅雷联合演习。1998年5月美太平洋总部司令普吕厄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国际小组委员会作证时称，目前中国军事力量尚不至对美构成直接威胁，到2015年后才能发展远洋作战能力。美国发展两军关系主要目标是建立互信并增进彼此开放和相互了解。1999年12月中国同意美军P3C猎户座星座式侦察机降落香港，参与美军与解放军驻港部队举行的联合搜救演习。这种侦察机能够进行反潜、外海侦察，这样的决定是中美军事交流的又一突破。2006年12月《中国的国防》白皮书阐明了我国的核战略，2007年初美国就急切地盛邀我二炮司令访美。2007年8月第二炮兵司令员靖志远上将会见了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艾克?斯凯尔顿一行，代表团第一次来到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司令部访问。这些军事互动有助于中美实现对战略利益、战略环境的准确认知，达成了不会陷入无限的、诉诸战争的竞争，逐步形成信任机制。建立战略信任对推动军事关系沿良性轨道发展至关重要，而军事关系在波折中逐渐扩展到新领域，反映了中美互信在逐步建立。
未来，中美就军事学术、技术议题开展功能性交流值得期待。中美针对太空、核问题深入对话、交流将是大势所趋。创建中美太空战略对话机制值得尝试。这种机制还能为中美提供在非敏感领域合作的机会。美国空军航天司令部航空、航天和信息战主任、专业人士泰德?克雷斯吉准将就认为，中国的反卫星导弹试验已经“改变了军事平衡”，这也迫使美军需要“加深对中国反卫星导弹、地基激光、网络战以及其它地基攻击能力对美国太空战略威胁的理解。”在双方的积极推进下，未来中美军事关系依旧会展开、加深，从作战部队，到军事院校，从相互派员观摩军事演习，到考察合作交流，从军事科学研究，到军事医学、文化、体育的军事交流与合作。两国军队间的友好往来，将彰显透明、互惠。
2006年7月，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上将访美，中美达成六大共识：加强两军高级领导人往来，加深互信;加强两国国防部军队安全对话;加强现有合作机制，如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海上救援、军队环保合作;加强军事院校交流和人员往来;加强中青年军官交流互访;加强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这宣示了中美军事关系的明确发展方向，指明了解决安全困境、信任危机的最好的出路――长期的良性互动和建立信任机制。
三、加强军事力量建设
军事力量是国家实力的关键组成部分。军事力量的运用带给两军关系有形或无形的竞争。美国相信，中国是有潜力与其竞争的正在崛起的国家。美国“不仅要防范中国不断发展的军队现代化，而且要应对中国战略选择对国际安全造成的影响。”冷战后美军在亚太针对中国的军事部署调整、军事联盟活动、在我周边不断获取的军事准入能力，给我国安全环境带来巨大的压力。美国在军事上防范遏制中国，利用“台独”势力阻挠两岸统一。而其发展导弹防御系统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削弱中国的战略打击能力，延缓、破坏中国的崛起。从军事战略和大战略角度来说，美军军事力量的运用具有坚决性、有限性，体现了以下四个特点：“灵活和有选择的参与战略”确立的六条“出兵原则”(武力是最后手段、得大于失、取得国内支持与合作、取得国际合作、目的明确、及时撤出)可以视作美国在台海危机中这类战略行动的规律;对本国所不能允许的新兴国家的挑战性的行为进行坚决干预、威慑;强调谨慎运用军事力量，避免深陷战事、久拖不决;运用强制外交。1995～1996年台海危机中美国运用军事力量是其预防性防务的实战应用，也是其实施强制性外交的实例。这种有限使用武力的方式与威慑一样，主要依靠武力的潜在运用或者说主要通过威胁使用武力，以达到国家的对外政策目标。
军事力量由两部分构成：政府为军事组织提供的可用战略资源，这是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领导层将可用的战略资源转化为具有作战能力的军事力量，即通过一系列的战争能力最终表现出作战力，从而在战场上形成一种战略对比优势。国家拥有的这类战略资源和转化能力共同构成了军事力量。“从政府获得的战略资源”能否转化成军事力量取决于多个因素。针对美国对阿富汗的军事行动，2002年8月，美国防部总结了九条经验教训之一就是21世纪的战争不仅仅是军队的职责，而是越来越需要经济、外交、金融、执法、情报等国家力量的参与。这体现了“战略资源”向“军事力量”的转化。
军事关系中的强势方通常会利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各种手段影响弱势方的资源“转化能力”。弱势方则会“学习”对方的军事技术、作战理念、兵力部署方式、作战技术、军事训练项目和解决问题的技巧。面对美国对华塑造与防范并举的政策，我军要建立完善的中美军事交流评估指标体系。一方面加强分析我军军事需求，重视指挥、军事教育等特定人员的军事需求分析。另一方面要科学评估交流效果，确定未来军事交往的参照标准、衡量指标，有的放矢地依据新作战使命以及军事理论体系开展中美军事交流。比如就目前的两军交流来看，多大程度影响了我军的军事装备的提升、军事理论的完善?以我国的战略目标为出发点，军队具有的战略资源转化为有效军事力量的程度究竟有多少?
从军事力量层面看，我军需要参照世界信息作战发展的坐标，厘清信息作战的体制与力量、指挥与控制、战法与谋略、装备与人才、战场与保障等基本问题，将军事领域各分支获取的信息以及战略认知整合在一起，创建信息作战的理论体系，接受实兵演习等检验。而我军武器装备引入和研发要融合短期问题与长期战略规划，融入我军事战略，协调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这是维护我国国际地位、加强战略威慑力、维持自身安全与地区稳定的必然选择。
结束语
当前美国着眼于未来世界和地区秩序的主导权，加紧投棋布子，插手中国领土主权争端、内部事务，妄图消耗中国。虽有牵制中国的意图，但依然需要在地区热点问题上与中国增信释疑、互利共赢。中国既要避开美国的锋芒，又要与美国构建新型的大国关系。取得真正高效的对美军事外交效果，应有两个标准：一是增进互信，二是提高我军的作战力。我军要在这两个看似矛盾、充满悖论的标准之下，不为美国的干扰所动，更不为美国的威慑所惧，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完善对美军事外交的战略管理。
【参考文献】
[1]刘连第编著.中美关系的轨迹―1993～2000年大事纵览[M].时事出版社，2001.
[2][美]阿什利?泰利斯等著，门洪华、黄福武等译.国家实力评估：资源、绩效、军事能力[M].新华出版社，2002
中美军事关系的论文篇二：《中美经贸关系摩擦》
摘 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国与国之间的关联越发的紧密。在此之中，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美国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回顾过去三十几年来的中美经济关系发展，中国和美国之间是摩擦不断的。其原因最主要的还是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存在。我们应当从企业行业和国家两个方面去改善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
关键词：中美贸易关系 历史 原因 对策
一、中美经贸关系发展历程
纵观中美贸易历史，自1776年美国宣布成立之前，作为在英国统治下的北美殖民地就已通过垄断东方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同清朝时期的中国展开了间接贸易。在抗日战争时期，美国更是成为了中国战略性物资的最大供应国。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中苏结盟和朝鲜战争的爆发，中美贸易关系中断了达20年之久直到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之后中美经贸关系冰冻期慢慢结束。终于在1978年美国政府同中国政府达成了恢复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协议。自此中美经贸关系迎来了春天。1979年7月两国政府签署中美贸易关系协定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在经过了近30年的彷徨和停滞后，中美经贸关系自此进入了迅速发展时期。根据海关统计资料显示，在1979年～2002年间，中国对美国的进出口总额平均增长率为25%;1998年中美两国贸易额为100亿美元;发展至20XX年中美贸易额超过5000亿。三十年来，历经风云变幻，中美关系没有出现大的起伏，而是始终保持快速发展的势头。目前中美两国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中美经贸关系一方面迅猛发展，另一方面却又摩擦不断。其经历了三个阶段：
1.经济性摩擦阶段(1980年—1989年)
这一阶段建立在两国良好的战略合作基础上，中美双方相互给予对方最惠国待遇。大多数摩擦属于经济性质问题，例如纺织品、化工材料以及轻工产品这些劳动密集型初级大宗商品，美国以配额、反倾销等手段钳制中国这些商品的出口。但中美经政治、经济实力上的差距使中方在摩擦中一直处于被动地位，其解决途径也多为美方立案裁决，中方让步来达成最后协定。
2.政治性摩擦阶段(1990年—2001年)
这一阶段由于受当时世界政治环境的影响(如东欧剧变、前苏联解体)中美贸易关系不断恶化，经济问题也带上了政治色彩。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摩擦范围随之扩大，手段方式也随之改变。
3.制度性摩擦阶段(2002年至今)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除纺织品外中美贸易的领域更涉及了钢铁、家电等，美国在贸易摩擦中更是以政治压力、世界贸易组织政策审议机制等手段来压迫中国。这一阶段中美贸易摩擦也从纺织品、家电等这些微观经济层面向人民币汇率、市场经济体制等宏观经济层面发展。
二、导致中美经贸摩擦的原因
中美贸易摩擦，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存在。摩擦的频繁发生，固然与世界经济大环境下的低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对华“非市场经济”国家身份的认定这些主观因素有关。中国自身的经济结构、体制和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也容易诱发摩擦。我国出口产品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对生产技术的水平要求不高，往往一个企业开辟出了某一国家的国际市场，其他企业也纷纷涌入，造成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场景。也因为中国厂商社会成本、环境成本、人力成本低于国外的厂商，便使部分产品的销售价格低于了社会平均生产成本。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进入外国人民的生活，中国拥有的比较优势，让中国商品在竞争中处于有利位置，这往往也就使当地产业视中国产品为打击目标。价格低廉早成了中国产品向外倾销的态势，处于劣势的一方就可能会向本国政府寻求一些贸易保护，以此来改善和扭转商业竞争中的颓势，这些国家就会采取若干保障措施和国际规则许可的手段来限制中国的出口，这些都是中美之间贸易摩擦愈演愈烈的诱因。同时，跨国公司的蓬勃发展，推动了经济全球化得趋势。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利益的不一致，各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也越来越激烈。美国麻省理工经济学院院长赖斯特瑟罗在《世界之争》一书中写到“未来的历史学家会把21世纪看作是巨头之间竞争的世纪，参赛的巨头都在相同的项目中竞争。好的局面是胜负分明，坏的情况可能是两败俱伤，不再会是大家同乐。贸易摩擦正是如此。
三、改善中美经贸关系的可行性对策
在中美贸易摩擦这种压力下，促使了中国加快自身经贸战略的调整，代表了中国正在融入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标志，也是我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上的必然结果。但美国一方面通过反倾销、特殊保障等措施来阻止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来减轻中国对美国本土厂商的冲击;另一方面美国又通过这些贸易不平等问题迫使中国为美国开放更多的市场。这些手段也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危害，2009年得“轮胎特保案”就是一个血淋淋的例子。经历了这么多的坎坷，中国企业也应该进行反思，思考如何减少并尽量避免这些摩擦。
1.从企业行业的角度
首先，国际市场上劳动密集型产品已然供过于求。我国纺织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正日渐下降。我们应当跳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惯性思维，优化产品出口结构，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附加值扩大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用来更进一步的打开国际市场。
其次，我们应当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运作方式，从而缩小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经济体制差异。这种改变的目的是为了缩小美国对中国出口技术产品的控制范围。这种控制范围的缩小能使中国得到经济发展中所需要的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还可以减缓和消除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最终在中美贸易进出口平衡的基础上实现健康发展。
再次，我们也可以在时机成熟的前提下，积极发展对外直接投资这样不仅可以避开贸易壁垒，大大减少贸易摩擦，而且通过投资设厂可以更有效地引进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提高中国企业的综合国际竞争能力。丰田、本田、三菱等日本汽车，海尔在美国投资设厂，这些都为中国企业建立了一个榜样。 2.从国家的角度
首先，中国应该学着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多方面了解美国。中美贸易之间出现诸多摩擦也源于中美双方缺乏必要的了解。一方面可以站在美国人的角度去思考和解决中美之间的问题。这也是为了更好的维护自己的利益，使对美贸易政策更具有针对性从而可以避免在和美国交往还有处理贸易纠纷的过程中出现无法对症下药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交流、磋商和协调，从平等互利的愿望出发建立中美双边贸易协调机制。
其次，我们也可以改变外贸增长方式扩大国内需求。由外需主导型向内、外需并重型转变。由贸易逆差逐步转变为扩大内需，扩大进口。遵循大国经济增长以内需为主要动力的规律从而保持宏观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健康的发展也是减少贸易摩擦的一种方法
再次，遵守和利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因为中国加入WTO组织使得我们在贸易摩擦较量中有了与之周旋的基础、判断是非的标准和进行交涉的规则手段。中国和其贸易伙伴的关系是建立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之上的。在中美贸易摩擦中，只要中国严格遵守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我们就能寻求世界贸易组织裁决和保护，将两国的贸易争端置于这一规则下进行磋商和解决。这些年来中美之间贸易摩擦的主导者一直是美国，但20XX 年中国通过商务部发布公告称，将对原产于美国的排气量在2.5升以上的进口小轿车和越野车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这是中国保护本国厂商利益反击的开始。20XX年9月美国奥巴马政府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阻止中国三一重工美国子公司罗尔斯公司收购美风电场项目被三一重工起诉案开启了中国投资在美国本土依法维权的先河。这些事例也说明中国已非当年吴下阿蒙，不再处于被动挨打地位，我们也已经积极主动的为减少中美贸易摩擦做努力。由于两国经济发展水平悬殊，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各异、且各自追求的政治经济利益不尽相同，中美经贸迅猛发展，有时摩擦和争端还十分剧烈甚至出现倒退。展望未来，也仍有诸多的问题双方需要共同解决。但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在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上有巨大的互补性，两国拥有巨大的市场容量，因此无论是从比较优势的角度、资源禀赋的角度，还是从产业内贸易的角度、规模经济的角度来看，中美双边贸易都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和前景。从大的趋势上讲，中美贸易关系应该是不断向前发展的。
参考文献：
[1]邹小宇;朱宇.中美贸易摩擦：历史、原因和对策[J].经济体制改革2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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