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网络社会治理的逻辑起点、运作机制和界域指向探讨论文
关于网络社会治理的逻辑起点、运作机制和界域指向探讨论文
网络治理定义为：“国家、私营企业和公民社会各自按照自己的角色制定和应用互联网的发展和使用过程中的原则、标准、规范、决策步骤和共同规划” 。这个定义既包含了互联网的“技术治理”(网络的发展)，也包含了对于网络的治理(网络的使用)。这个定义规定任何一类参与者都不能独自解决互联网及其使用所带来的问题。它同样也肯定了不同类别的参与者——政府、私营企业和公民社会应该共同承担责任。以下是学习啦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于网络社会治理的逻辑起点、运作机制和界域指向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关于网络社会治理的逻辑起点、运作机制和界域指向探讨全文如下：
随着人们网络社会生活实践的越发普遍和深入，呈现在电子网络空间内的网络社会生活正不断增加它对现实社会的影响。可以说，网络社会生活已经逐步开始在现实社会生活世界当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但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当下的网络社会生活中同样出现了大量行为失范、利益侵害、关系失调、矛盾冲突以及秩序紊乱等现象，这就将网络社会治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凸显了出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条件下，思考和探索网络社会治理的基本内涵、机制建构和内容要求等理论和实践问题，以推动和实现网络社会生活的有序运行和网络社会文明的健康发展，就成为当前学界及相关职能部门的研究者急需承担起来的一大职责。
一、网络社会治理的逻辑起点
电脑和互联网络，是当代信息化发展进程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标志符号。就我国互联网络发展的情况而言，可以说，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我国互联网络就已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影响甚微到影响巨大的快速转变。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统计报告中提供的相关数据，可以较为直观地感知到我国互联网络快速发展的态势，以及它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日益增强的影响。2014 年7 月发布的第34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4 年6 月，中国网民规模已经达到6. 32亿，互联网络的普及率为46. 9%，网站总数为273万， CN 下的网站数为127 万。同时，我国手机作为第一大上网终端设备的地位也得到进一步巩固，手机网民的规模已达到5. 27 亿，手机上网者占总网民比例的83. 4%，首次超越传统PC ( 个人电脑)80. 9%的整体使用率。
从根本上来看，互联网络所蕴涵的革命性意义在于，它在解决了人类信息之高效快速和即时瞬时传播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为人类社会生活铺陈了一个构建于电子网络世界里的跨域平台。人们不仅可以自由进出，而且还能够即时互动和实时在场，这也进一步实现了人类行为活动空间的网络拓展、地理跨越和共时呈现。身处世界各地的人们，依托于互联网络，不但可以传递、交流和分享各类信息、知识与观点，而且还可以在交流互动的过程中凝聚并整合起来，在社会生活中形成影响和改变个人、群体乃至社会公共生活的现实推动力量。最为突出的是，在行为主体层面，人们已经开始逐渐享有和践行自主、平等、多元、包容、互动、共享等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而这样的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同样也会进一步贯穿和融汇进人们网络社会生活以及网下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和不同侧面。并且，这样的社会巨变过程，仍旧处在一个持续发展的进程之中。“网络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技术进步，更是人类社会全面而深远的变革，它正在导致包括生存方式、交往方式、组织方式、思维方式在内的人类整个存在方式的全面变革。对于网络这一综合性现象必须进行综合性研究。……信息网络时代的现实发展呼唤着全面而深入的理论思考。”
当代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使互联网络越来越普遍地走进人类社会生活，并且全面而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与人类其他重大技术发明成果不同，互联网络作为当代信息技术革命和信息化发展的直接产物，对人类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所产生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各类“技术手段”的“工具性意蕴”。一种全新的社会生活形态——网络社会生活，悄然展现在当今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历程之中，“网络社会”就此开启了人类社会生活新的篇章。美国计算机网络专家尼葛洛庞帝在其那本名为《数字化生存》的论著中，曾经富于前瞻性地断言说，“计算机不再只和计算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庞大的中央计算机——所谓‘主机’( mainframe) ——几乎在全球各地，都向个人电脑俯首称臣。我们看到计算机离开了有空调的大房子，挪进了书房，放到了办公桌上，现在又跑到了我们的膝盖上和衣兜里。不过，还没完。”事实上，即便是在该书面世接近20 年后的当下来看，其当初针对计算机和互联网络之社会影响所阐述的这段话，依然可以显现出这一断言的预见性、精准性和确当性。
要而言之，当代信息化与互联网络发展之所以能对当今人类社会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现实促进作用，最终还是要归结于互联网络为人类社会生活拓展出了一片前所未有的“自主性空间”，而藉由网络空间这片“新的天地”，人类社会生活诸多活动领域中的秩序、架构和行动规则，都开始经历了一个全新的“结构化”甚或“再结构化”的过程。在此社会条件和文化背景下，“网络社会”这样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开始逐步得以生成。“互联网不仅是技术、是媒体，更关系到政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类能够通过计算机网络进行活动，其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一场科学技术革命以及对生产力发展的极大促进; 更重要的是，“它为人类存在和开展其他活动提供了新的空间，形成了一种新的人类生存方式和社会存在形式。”而“虚拟社会”这个概念，则“从纵横两个方面把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把人类新的社会存在形式和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联结在一起”，既突出了互联网的技术特点，也揭示了互联网带来的人文意义，“成为我们从社会哲学视角研究在计算机网络科学技术发展基础上形成的人类社会新的存在形式的基本范畴。”可以说，在现代人类历史上，互联网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那么，网络社会又是如何得以形构的呢? 本文认为，分析网络社会的形成，主要应讨论两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物质层面的外在条件因素; 二是社会层面的内在生成因素。前者成为网络社会形成的物质技术条件，后者则是网络社会形成的社会文化条件。就物质技术条件而言，互联网络的建构，首先要依赖于一台台个人电脑与各种大型服务器以及数据库的连接和贯通这一基础条件，是个人电脑同各类服务器和数据库等网络设备一道共同成为互联网络的有机组成部分。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则为它们之间的连接和贯通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技术保障条件。互联网络在得到充分普及和广泛应用的过程中，人类日常的许多行为活动，包括经济活动、政治活动、文化活动、社会交往活动以至于休闲娱乐活动等等，都可以顺利地“移师其上”。依托于互联网络而建构起来的虚拟电子空间，已成为人类展开其行为活动时可以自由出入的一个新的、特殊的“场域”或“平台”。显然，没有互联网络所营造的虚拟电子空间，人类的行为活动场域就无法得以扩展，自然也就无从提及依托于其上的“网络社会的形成”问题。由此，可以认为，互联网络作为“网络社会”借以立足的物质基础元素对于“网络社会的形成”而言，堪称最为直接的外在促成因素。
就网络社会的内在生成因素来看，则有必要回溯并分析一下“社会”一词的本质内涵。我们知道，“社会”这一范畴所蕴含和呈现的，是人类行为活动共同体的一种状态。社会作为人们交往互动的产物和结果，其本质在于，它是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一种群体性的内在关联。就此而言，在当下的信息网络时代，人类依托于互联网络和电子网络空间所建构的社会生活样态，其实同人类在电脑和互联网络没有诞生面世的“前网络时代”里所展开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来讲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差异。静态意义上的网络社会，其实就是指一种实时在线的人类生活共同体的特定形态。而从动态上来看，网络社会呈现出的是，作为网络行为主体的人们置身于电子网络空间，操控数字化电子信号的传输、交换和不停流转，来实现彼此之间的传播沟通和交往互动，并由此而凝聚社会群体、形成社会关系和造就社会文化现象的行为活动过程。可见，网络社会之所以能够形成，最根本的因素就在于人的行为活动在电子网络空间的普遍展开。正是经由人的行为活动，并且恰恰是在人的行为活动过程之中，人们彼此之间才会因为频繁的交往互动而产生复杂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也才会进一步凝结和沉淀下来各类社会关系状态，从而在形态虚拟的电子网络空间内生成网络群体、网络社区等规模不一、类型各异的人的行为活动共同体。同样，也正是依赖于人的网络行为活动，缤纷多姿的网络社会文化现象才得以创造出来。
网络社会的正常运行，离不开一定秩序状态的维系，离不开各类网络行为活动合乎规范地展开。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包括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多方面力量在内的行为主体，共同参与进来并展开协同努力，共同实施网络社会治理的各项行动。所谓网络社会治理，其实也就是针对网络社会共同体生活而实施的一种社会性治理，它指的是以互联网络和网络社会为目标对象，在借鉴并适当沿用现代社会治理的价值理念、制度设计、体制建构和手段方式等的基础上，由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以及个人等多方主体和多种社会力量参与其中，彼此通过协同努力来实施的一种社会治理的实践类型。实施网络社会治理，其根本目的在于形成网络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行状态和群体生活秩序，促进网络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
二、网络社会治理的运作机制
网络社会治理，是基于互联网络及网络社会正常运行的需要而实施的，其在运作中必然涉及网络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同时，由网络社会生活与网下社会生活之间存在的密切关联的客观状态所决定，网络社会治理还必然要涉及网下现实社会生活中诸多领域和诸多方面的社会因素。一句话，网络社会治理，无疑也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有研究者在讨论“互联网规制”( Internet Regulation)问题时，将其区分为“互联网国内规制”( InternetManagement or Regulation) 和“互联网国际规制”( Internet Governance) 两种基本类型。前者由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共同参与和实施，后者( 即互联网国内规制) 则是由各国主管部门在其主权管辖范围内，依法对其互联网进行经济性规制和社会性规制。
其中，经济性规制具体指的是，“对于涉及网络传输有关的技术、市场层面的规制，包括业务运营商的接入、互联、市场准入及业务资费等方面的规制。”与传统的电信规制类似，互联网的经济性规制一般由各国电信主管部门负责。社会性规制则是指，“对于涉及互联网内容传输所带来的社会影响方面的规制，包括对互联网媒体属性的内容及网络交易的规则、网络欺诈、网络色情、网络犯罪以及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进行的规制。”社会性规制一般由各国意识形态、文化、安全等部门负责。也有论者提出，不同于既往“管理型政府”的职能模式，源自于现代社会治理实践的“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可以导向一种“合作治理的格局”，这种模式下的服务型政府，可以充分发挥“引导者和服务者的角色”，培育其他社会治理主体与之一道来共同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另外，“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还具有一种“自觉的属性”，能够着重实现“对人类的主观空间的完善”，在应对社会的复杂性时能够充分发挥其“主动积极性”。因此，这种政府职能模式及其所建构的服务型政府，“完全符合网络世界治理的实践准则”，能够胜任“网络世界有效治理的重任”。
其进一步在理论层面上分析认为，就网络社会治理而言，在“前互联网时期”，人类需要面对的是自然界和社会这“两个世界”，在改造“自然空间”为“社会空间”的过程中，人类并未单独创造出“适应于改造自然界的政府职能及其模式”和“适应于社会进步的政府职能及其模式”。进入互联网络时代以后，人类需要“穿梭于自然界、社会和虚拟界三个世界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其所运用的政府公共职能及相应模式，将依然是一种“总体性的存在”，在人类实现由“客观空间”向“主观空间”的转化过程中，“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将会在不断完善中发挥作用。在实践层面，中国政府运用“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来治理网络世界的实践，已经给出了某种“清晰的回答”，这主要表现在: 注重培育和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网络世界治理，注重引导网络舆论走向，以及注重合理运用网络媒介以加强信息公开和增强回应性等几个方面。
此外，还有论者提出，由于网络社会的治理“是一个还远未形成共识的领域”，因此，只能勾勒出“大的治理格局与框架”，建立一种“引导—协商—立法—自治”的网络社会综合治理体系。这种“四位一体”的综合体系，“既是一个完整的治理体系，也是逐步完善网络社会治理体系的过程。”
本文认为，网络社会治理，指的是在借鉴并适当沿用现代社会治理的价值理念、制度设计、体制建构和手段方式等的基础上，以互联网络和网络社会为主要指涉对象，由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以及个人等多方主体和多种社会力量参与其中，彼此通过协同努力来实施的社会治理的一种现实实践类型。网络社会治理的目的，在于形成网络社会生活的群体生活秩序和正常运行状态，促进网络社会文明的健康持续发展。基于这种理解，本文在此提出建构和完善网络社会治理运行机制的框架性思路。我们认为，理想形态且相对完整的网络社会治理的运行机制，是一种基于“主体——方式( 手段) ——客体”之整体框架的动态调适结构，其要充分发挥各类网络行为主体以及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因素的影响与作用，借助多种不同的治理方式和具体手段，实现互联网络内外的有效联动，以促进和实现网络行为活动的合法合规与有序良性展开。
网络社会治理的主体、客体和方式与手段，共同构成了网络社会治理运行机制中的“三大要素”。网络社会治理的主体，既包括作为网络行为活动主体的网络组织机构和个人，也包括承担网络公共秩序维护和网络公共安全保障的公共职能部门，还包括参与网络社会生活的一些社会组织和团体机构。网络社会治理的客体，尽管要涵盖那些支撑互联网络运行的网络基础设施和软硬件设备，但在这些“物的因素”的背后，真正起作用的还是人或组织机构的网络行为活动，因此，各类网络行为主体的网络行为活动，也就理所当然地要列为网络社会治理的客体和目标对象，而整个网络社会治理的运行机制，就要针对并围绕各类网络行为活动加以建构和不断完善。网络社会治理的方式和手段，是连接和贯通治理主体与治理客体的中介要素。行政监管、行业规约、社会自治和主体自律，构成网络社会治理的四大基本运行方式，其可依托的具体手段则包括法律、道德、行政和技术等不同领域的社会因素。
应当说，在上述分析中，我们着重是从理论概括和学理分析的角度，在整体意义上就网络社会治理所呈现出来的基本行动框架来展开讨论的。在具体的实践运作层面，即要真正使网络社会治理得以推展和实施，则还需要实现三大基本要素之间的紧密贯通和持续互动，需要在借助并通过一定的方式手段，实现主体和对象客体之“有效对接”的前提下，将网络社会治理的目标要求转化成为网络社会治理的行动内容，最终达成网络行为主体之网络行为活动的有益改变和网络社会生活状态的质量提升。
三、网络社会治理的界域指向
这里所谓的“网络社会治理的界域指向”指的是，假如我们从最为根本的意义上来分析的话，网络社会治理究竟要针对和围绕哪些对象内容来具体展开。
应当说，在实际运作层面，网络社会治理的推行和实施，要针对的是网络组织机构和个人的网络行为活动，这即是说，网络社会治理的终极指涉对象，不是虚拟电子网络空间内的“物的要素”和“技术的要素”，而是使用和操控“物”或“技术”的那些作为网络行为活动主体的人，尤其是其所展开的网络行为活动。
但如果我们再将问题讨论向前深入一步，就不难发现，在本质上讲，对于各类网络行为活动主体之网络行为活动所实施的网络社会治理，其最为核心的对象内容和目标要求，则是将这种社会治理过程具体贯穿和落实在不同层面的“界域指向”上面，它们构成了网络社会治理直接指涉的“对象物”。概括而言，网络社会治理的“界域指向”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身份审核备案。
身份审核备案，就是要确证联网电脑或移动终端设备的“网络户口”，网络使用者的真实身份及其“网络身份”，以及各类网络行为主体从事网络行为活动的资格与权限。其内容主要包括: 对各类网络设备和连接互联网络的电脑及上网终端设备进行“身份登记”，并将它们的“身份信息”列入数据库信息保存的范围;
对各类网络用户的真实身份进行登记备案，比如人们要在网上申请网络购物和网络支付服务，开通个人博客或微博，创办网络虚拟机构等，均需要服务提供者进行严格的身份核查，对用户的实名信息等做后台保管备案; 各类正式的网络机构，包括那些没有实体性存在而纯粹隐身于电子网络空间的“虚拟组织机构”，也包括将自己的某些运作内容转移到互联网络之上的那些“实体组织”，都应按照合法的程序进行注册和身份登记，以此来确认其从事网络经营服务和展开各类网络行为活动的主体身份与法定资格。
依托于网络行为主体的身份备案，就可以建立起身份验证、信息流监控以及证据保存与追踪的机制，不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证“虚拟身份”行为人与“真实身份”行为人的身份一致性，同时也可以将网络行为主体的行为活动、自由权利，同其对于网络行为活动之结果的责任承担结合起来。
2、行为权限配置。
不同机构或个人，其在电子网络空间里的行为活动，其实都有不同的行为活动权限。对于一般的网络行为活动而言，其行为活动的权限范围都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上。而对于一些特定的网络行为活动而言，其要得以展开，就必须获得合法的正式授权，在符合约定条件的前提下再经过法定的程序，在相应的权限范围内展开网络行为活动。
通俗言之就是，不同类型的网络行为活动在得以展开之前，都不能离开必要的主体资格审查和身份密码验证。这种以主体资格审查和身份密码验证为主要内容的行为授权管理，必须借助于成熟而可靠的网络加密技术手段才能得以推行。以网络金融服务为例，在金融机构的网络页面上，一般的互联网络用户可以浏览一些服务介绍、业务流程之类的“外围信息”，如果要想进入更为核心的操作层次，比如进行账目查询甚至是划拨款项，则必定需要操作者输入自己已获授权的账户及密码信息。
在人们使用智能手机，通过移动互联网络平台进行支付时，有时还会通过手机短信来获取动态的密码信息，以此来强化对操作主体的身份确认，提高安全系数。即便在网络社区讨论等较为一般的网络服务活动中，网站运营亦有明确的管理权限划分: 网站管理者或某一网络论坛的“坛主”，会拥有删帖乃至封号的权限; 一般的注册用户，可以拥有发帖、回帖的权限;而偶尔造访的非注册用户，则只能进行一般的信息浏览而无从发言和讨论了。网络社会生活中的行为权限配置，是管理和调控不同网络行为主体之网络行为活动的有效方式。获得了合法授权的网络行为活动，才属于正当的网络行为活动; 否则，其就不具备行为的正当性而应当予以约制或禁止。
3、信息内容管理。
由互联网络这一富含海量信息的数据资源库和信息便捷传播平台的性质所决定，网络信息内容管理无疑构成了网络社会治理最为常态和最为基础的工作事项。网络社会治理范畴中的网络信息管理，主要涉及常态信息数据管理和异态信息内容监管两个层面的内容。常态信息数据管理，指的是各类网络行为活动主体，都需要对其网络信息资源进行日常的“打理”，这包括信息数据的收集整理、加工制作、传播发布、保管存储和垃圾清理等。
对网络空间中存在的大量虚假信息、重复性信息和失去时效性的冗余信息的妥当处置，尤其值得关注。尽管互联网络作为一个信息资源库可以不断地实现“扩容”，但虚假信息、重复信息以及冗余信息等的存在，毕竟会增加人们正常获取信息时的时间与精力方面的“成本”，同时也是一种网络资源占用上的浪费。异态信息内容的监管，则是指要对那些不良的甚至是有害的网络信息内容，施以必要的审查、隔离和钳制，以防止其肆意传播和扩散，进而净化互联网络上的社会文化空间。这一点是所有网络组织机构和个人的责任，更是监管职能部门的法定职责。在监管手段的运用上，技术封杀和屏蔽是必要的，但必须依法而行，不可滥用。
更为重要的是，网络信息的管理需要激活各类网络行为主体的行动自觉，使其能够理性地和有意识地远离和抵制各类不良的和有害的网络信息，减轻其可能造成的负面社会影响。当然，相关职能部门的依法监管需要加以强化，其要根据各自职责范围的不同，按照法定的授权范围和运作程序，对互联网络上流通和呈现的信息内容实施动态监管。
4、网络安全保障。
在内容上，网络安全保障主要涉及网络信息数据的安全管理，网络硬件设备、应用软件的安全管理及其运行的安全管理，网络机构尤其是“纯粹虚拟的”网络机构之存在和运营的安全管理等。所有这些，都需要强大的技术手段予以支撑。依托于互联网络的大量信息数据，其安全性得以保障的表现主要在于存在的稳定与可靠，传输( 以及保存和提取) 的私密与真实，数据变动的权限设定与不可否认等方面。相应地，这一领域的安全管理，就要落实在网络信息数据的不被损毁，以及在正常传输和更改时的不受非法干预等上面。
网络硬件设备、应用软件本身及其运行的安全，首先需要依赖于硬件设备本身性能的稳定，这是对其物理性能的要求，但也的确是一种最为基本的支撑。其次需要依赖于各种应用软件在其运行中保持较高的稳定性，而这就要求这些应用软件在设计时应当尽可能地避免出现漏洞和瑕疵。因为以物理方式相连接的各种硬件设备，需要各种应用软件对其施以驱动、协调和控制，应用软件的漏洞和瑕疵会更容易给各种有益或无意的非法操作留下“钻空子”的可能。
与此相应，这方面的安全监管，就应体现在硬件设备的维护与更新以及应用软件的检测与升级上面。而包括“纯粹虚拟的”网络机构在内的各类网络机构，其在网上之存在和运营的安全需要，则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支撑其存在和运营的主机和服务器等硬件设备的不受损坏，以及标志其“虚拟存在”的网站或网页和大量数据信息的安全性得到保障; 二是网络机构展开的正常的“网上行为活动”，能够顺畅地且不受干扰地进行。在这些方面，技术的和非技术的管理手段都是必要的。
网络安全保障的主要力量来源，是专门负责网络信息安全的职能部门，以及那些接受委托而从事此类网络服务的企业机构。网络安全保障的实施，需要依赖于强大的专业技术力量和更为成熟的网络技术手段。只有不断加强网络信息安全监管的专业队伍建设，才能更加有效地防范和侦破那些破坏网络安全的行为活动和危害性事件，才能有效打击各类网络违法犯罪，也才能有效发挥其对于网络信息安全的支撑作用，从而在整体上基本实现和有效维护互联网络的正常运行。
各类互联网络用户都应建立和完善网络安全管理制度，积极采取网络安全管理措施，做好必要的网络安全防护和信息安全保障工作。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则可以考虑建立互联网络信息安全的“公共预警机制”，即由公安系统的网络安全监察部门与网络信息安全的权威技术部门合作，对网络病毒疫情和潜在网络风险实施有效的侦测和防控，同时向全社会通报网络安全情况的权威信息，提请社会各界及时予以关注和了解，事先采取必要的防范应对措施，减少和避免病毒发作或网络攻击等可能带来的危害和灾难。
5、电子印迹留存。
电子印迹留存主要是指互联网络的接入服务机构以及信息服务机构，要对各类网络行为主体在网上的“电子活动踪迹”( 即电子信号的流通与信息数据的存留) 进行必要的记录和保存，以便于以后的追踪与核查。有了电子印迹的留存，相关的职能部门与监管监测机构，就可以对各类网络行为主体的“网上虚拟行为”依法进行监测和监控，以便及时发现不良的网络行为活动，并对恶意的攻击和破坏行为给予警告或实施管制。当然，这在物理意义上，实际上是表现为对数字化的电子信号及其流通流转的实时的监测或事后的追踪。
承担网络安全保障职责的公安部门的网络警察，可在其法定的权限以内有针对性地监测一些网络行为活动的运作过程，及时发现一些非法网站的不当运营行为以及个人的不良网络行为，为更加有效地防范和打击网络违法犯罪行为铺垫基础。通过法定的授权和履行法定的程序，有关监管职能部门和受托机构也可以借助于网络监测技术，对电子网络空间内电子数据信息的传输和流转，实施必要的审查审核，过滤或拦截那些具有社会危害或存在潜在危害的网络信息数据，以更好地维护各类网络行为主体的网络信息权益，在整体上保障网络信息的安全。
应当说，网络社会治理所关涉的上述五个方面的“界域指向”，非常紧密地将“物”、“技术”和“人”这三个方面的因素关联在一起，是网络社会运行和网络生活得以正常展开的基础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