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1949年以来国内对日据时期台湾政治与涉外关系史论文

　　台湾日据时代为1895年至1945年之间台湾被日本殖民统治的时期，基于各种不同的观点，也有人称为日治时期、日本时代、日本统治时期或是日本殖民时期。以下是学习啦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解密1949 年以来国内对日据时期台湾政治与涉外关系史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解密1949 年以来国内对日据时期台湾政治与涉外关系史全文如下：

　　一、日本对台湾的占据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由于原始资料难以获得，意识形态与政治宣传对学术的影响较大，加上日据时期台湾官方使用日语，日据台湾史研究成果数量与学术水准受到限制。随着学术交流与精通外语的史学工作者的增多，状况日益改善。2005 年，陈小冲的专书《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成为国内日据台湾史研究的一个代表作。该书在日据时期台湾史的系统性研究方面为大陆学界做出贡献，而具体问题的深入研究和史料的开拓方面还有待加强。在推进系统性研究的同时，资料的发掘也取得进展，如对载有丰富日据初期海峡两岸关系史料的泽村繁太郎所著《对岸事情》一书价值的新发现。

　　日本据台初期，曾遭遇台民反抗、治理困难等重重困境，日本朝野上下曾有“台湾卖却论”，但终未付诸行动。1898 年后藤新平就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后，实施改革，使弃台言论逐渐销声匿迹; 同时，中国因连年战争，国力衰退，加之支付巨额的战争赔款，债台高筑，即使当时日本有意售台，清廷也因国库将罄而无能为力。

　　1897 年后，台湾总督以陆海军大将充任，除拥有立法、行政及司法全权外，可兼任台湾军司令官。1918年及1920 年，日台当局两度修订官制，“台湾施行律令须以内地法则为原则”，但总督之律令权依然如故。台湾总督名义上受日本主管大臣管制，权力不及朝鲜总督，但在台湾岛内却是“土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20 世纪40 年代，台湾即有人指出，这不过是“由外暴之奴化政策而转为内诈之同化政策”。近年来大陆学者对于台湾总督府的文官制度等具体问题又有更为深入的研究，认为台湾总督府虽沿袭日本本土的文官制度，并深受日本本土政治影响，但同时又派生出独有的官僚体系。台湾总督府官僚不但与日本本土官僚享有同样官等，在薪金、住宿、服饰等方面比本土官僚还有更为优越的特权。此间，台湾政治社会是“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政治构造。在频繁的官制修订中，台湾总督府陷入了官僚人数膨胀和集团“惰性化”的怪圈。

　　台湾警察是权力的化身，在日本所有领土和殖民地中，台湾地区的警察密度最高。对于日据时期的警察制度，大陆研究者在大量日文原始资料基础上出版了专书。作者认为，日据台湾50 年的殖民统治，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警察政治”。日本警察在台湾“番地”的前20 年，是征服“番地”的讨伐者，而后30 年，则扮演着“番地”文明进程的监督者，及原生态文化野蛮破坏者的双重身份。有人指出，日本在台警察制度的运作极有效率。它没有简单移植日本国内的警察制度，而是结合当时台湾的社会经济生活现实，有效加以改进。保甲制度的完善可说是这种改进的一个典型例证。日本当局对其在台警察的监督“恩威并施”，大致说来并没有让在台警察“为所欲为”。

　　“同化”与“皇民化”是日本在台殖民统治的重要途径。在研究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和殖民扩张主义政策时，如何认识“同化政策”是个重要问题，但对于这一问题，学者们各执己见。例如君岛和彦认为: “皇民化政策的特征，就是完全无视当地的历史和文化，将其纳入日本的版图并强制推行日本化，不仅进行经济方面的掠夺，而且推行拥戴天皇，抹杀民族的皇民化政策。这就是日本殖民统治的特征。”黄新宪认为“皇民化是帝国主义时代所特有的历史现象，是一种同化运动”，皇民化在同化的基础上形成，可被视为同化的一种“深入形态”。而冯玮指出，将“皇民化政策”等同于同化政策，并将其视为“日本殖民统治的特征”，不仅客观上使日本殖民统治政策及其形式抽象化、空洞化，使我们难以认清日本殖民统治的实态，更使我们难以认清日本殖民扩张主义的隐蔽性和欺骗性本质。

　　日本推行同化政策的真实目的是竭力利用“当地的历史和文化”并寻求某种“共同性”，以维护特权，建立霸权，这也是日本整个殖民统治和扩张的特点。在另一篇文章中，冯玮指出政治“存异”，即强调日本和台湾政治地位的不平等，以及文化“求同”，即通过灌输“皇道主义”精神培养台湾民众对日本的“认同意识”，是日本在台湾推行的殖民统治政策的本质特征。这种特征是漫长的日本“西学”历程的政治结论，同时也是日本在朝鲜和“满洲国”推行的殖民统治政策的前导。

　　关于日本对台“同化政策”的效果，1990 年代初，有论者指出在台湾人民的强烈抗拒下，该政策“无疑遭到了根本的失败”。绝大多数台湾人民虽吸收了部分日本文化的优秀成分，譬如守法、敬业、卫生、礼貌等等，并不能证明某些学者所称台湾人已经日本化，或所谓日据时代台湾文化已与大陆形成差异性。也有观点认为日本对台湾民众的同化不可忽视。有论者以雾峰林家为例，指出二战时期在日本高压之下，部分台湾民众不得不改变前期刚性角色，逐步地、被动地沦为日本体制内顺从的“皇民”。

　　在当时历史背景下，这样的妥协不能被简单地视为变节; 强权迫使下的屈从，并不意味着对固有民族和文化传统的背叛。然而，它却确乎是一道深刻的伤痕。有论者指出，日本的统治措施破坏了一部分台湾同胞的信仰和生活习惯，造成了他们对祖国文化传统的误解和偏见。经几十年的同化，民众心理的变化是复杂的，有对固有文化的坚持，也有对异族文化或多或少的接受或认同，更有对祖国情形的疏离感。国民党政权在1945 年接收台湾之前，对台宣传并未充分考虑到经过长期的同化后，台湾民众的心理与思想已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有效宣传的缺失是导致台湾光复后很快就浮现出种种危机的一个内在原因。

　　大陆学术界的早期研究认为，所谓“皇民化运动”，既是以暴力为主、欺骗为辅的手段强迫台湾同胞同化于日本，同时又是在“内台如一”的幌子下对台湾工农大众加紧奴役与掠夺。后来的研究则更为细致，认识到皇民化运动在不同时期侧重点的不同。1895 年日本殖民当局采取渐进措施，对台湾人进行“皇民”意识的培养; 1937 年中日战争爆发后，他们以激进措施，企图在强化台湾人“皇民”意识基础上向其灌输“皇民奉公”观念，使台湾彻底成为日本帝国的南进基地。1941 年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湾成立“皇民奉公会”，为将台湾人民训练成“皇民”，以使台湾不但在物资上成为日军南进基地，而且在人文上成为日军南进的支撑点和人才养成所。该会受到台湾民众普遍抵制。但也有部分人逐渐变成亲日情结相当浓厚的“皇民世家”。这批人以日本为奥援，谋取种种特权与好处。光复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没有采取妥当措施处理“皇民世家”问题，此成为光复初期岛内政局不稳、社会动荡的一大因素。

　　有学者将“皇民奉公会”作为“皇民化运动”正式开始的阶段。有人提出异议，指出正式提出“皇民化”目标的，是海军上将小林跻造。1936 年9 月，小林被任命为台湾第十七任“总督”，上任伊始就提出“皇民化、工业化、南进基地化”三大统治目标。到“皇民奉公会”成立时，“皇民化运动”已历经5 年余。“皇民奉公会”仅标示着“皇民化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 从目标看，前一阶段重在文化改造，后一阶段重在社会动员; 从实施手法看，前一阶段主要采取威逼高压手段，后一阶段改以强制与笼络、软化相结合; 从运作机制来看，前一阶段“皇民化”业务分解于各类不同行政系统，后一阶段则有专责机构与人员; 从作用对象看，前一阶段只针对台湾本土社会，后一阶段则强调“内台一如”，要求居住于台湾的日本人也要介入。

　　美国华裔学者荆子馨( Leo Ching) 认为，皇民化之下，“不当日本人是不行的”感觉成为压倒性的存在焦虑与政治欲望。因此，“‘皇民化’在日本殖民主义的一般倾向中，既不是‘同化’的逻辑延伸，也不是突如其来的强化”。对于皇民化运动的效果，大陆学者则认为，在日本殖民者的欺骗宣传下，确曾有一小部分人受到皇民化运动的影响，甚或成为日本殖民统治的“从犯”。但从根本上来说，这个运动是以失败告终的，台湾同胞以坚韧不拔的中华民族精神有力地抵制了日本殖民者的皇民化运动。“多数台湾人无论从表面的生活方式，还是从内在的文化思想上都没有变成‘皇民’，始终还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人”。

　　台湾人民能顽强抵制“皇民化”运动有深刻的文化上的原因: “台湾人民与中华传统文化有一种牢不可解的文化情结”。当然，皇民化的影响还是有的，并且延续到现当代。大陆研究者对此亦有充分认识，认为“皇民化运动”虽然从总体上讲是失败的，然而也确实造就出一批心甘情愿充当“皇民”的人，其共同特点是以“皇民”自居，且以此为荣。“对日本感恩戴德的亲日情绪使他们心中有一个永难解开的‘日本结’，从而造成他们与普通台湾民众之间存在一条难以填平的沟壑。”

　　有关皇民化的研究主要是对皇民化运动的概念解读和框架展示。陈小冲利用总督府临时情报部《部报》资料，展示了某些皇民化的具体面貌和实施细节，发现皇民化运动几乎囊括了人生从生老病死到居住、衣着、丧葬、信仰、仪式、娱乐等所有方面。在皇民化运动中，一切“都处于殖民主义同化政策的操弄下，是以将台湾人改造成为大日本帝国臣民作为其终极目标的，即便是讲究卫生等等行为，也不能不染上殖民同化的浓厚色彩，因为在日本殖民者的眼中，这就是台湾人在向日本靠拢，是台湾人日本化的具体体现”。但有论者认为殖民政府利用行政权力建立天皇制政治意识的目的，只是想让台湾人遵循天皇至上、日主台从、日尊台卑的礼治秩序而已，并非真要让台湾人同化成日本人，提高台湾人身份，让台湾人平等地分享属于日本帝国“国民”应有的种种权益。

　　皇民化运动时期，日本兵中曾有一些台籍“志愿兵”。虽有小部分确是志愿加入，但仍有不少“非志愿”的、被强征的情况。皇民化运动确曾给台湾社会带来一定负面影响。

　　史学研究带有主观性，它很难做到真正的客观真实。原因不仅在于史料的限制，也在于人们从不同角度的解读。日据台湾史就是这样一段历史。近年来，台湾岛内有人片面美化日本殖民统治，称台湾被割让给日本“是台湾人的大幸”等等。据此，有人指出在“内地延长主义”招牌下，日本在台湾推行的其实是民族差别政策和民族歧视待遇。有人以教育为例，指出作为日本“本土中特殊地区”的冲绳与作为“海外殖民地中特殊地区”的台湾在所享受政策上的截然不同。当然，台湾学界也有学者认识到日本政府对日本人与台湾人的差别政策。之所以有不少学者正面评价日据历史，其中一个原因是日本统治台湾的措施确有欺骗性，如鸦片渐禁政策等。

　　日据时期，日本在台湾实行鸦片渐禁政策。此间，当局曾对鸦片瘾者进行过三次调查，公布结果表明，瘾者人数呈递减趋势，日人借此在国际上作文章，宣扬其鸦片“治绩”。时至今日，仍有不明真相者认为日本将台湾视为新领土，视台人为“皇民”，确有诚意实施鸦片禁政。长期以来，大陆学界囿于资料的限制，对此问题的研究较为薄弱。

　　1994 年，连心豪指出，伴随着近代以来两次侵华战争，日本精心策划了一场新的鸦片战争。其流毒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远，并不在英国发起的鸦片战争之下。日本对华贩毒手段狡黠，又为继起的大规模侵华战争的硝烟所遮蔽，因此该问题长期被忽视。日本据台时期，以鸦片专卖制度作为治台重要工具，并以台湾为大本营，向对岸的闽南、潮汕、青岛、大连等地伸张、辐射贩毒网络，这是日本对华鸦片战争之张本。在20 世纪初开始的禁烟运动中，各地军阀成立各种禁烟机构，实际上明查暗纵、明禁暗倡，征收鸦片税捐，大饱私囊，闽南地区也不例外。

　　2000 年，朱庆葆研究指出，鸦片渐禁是出于占领的考虑，使台湾总督府一石二鸟: 日本标榜禁烟，可获国际同情; 出于所谓人道上的考虑，禁而不严，又可获台湾人认可。实际上，该政策早期为财政服务，为开发台湾提供助力; 晚期在战时体制支配下，有力配合了日军全面侵华。这种实行专卖的、宣称以禁绝为目的的鸦片渐禁政策，既能欺骗国际舆论，又可增加财政收入，被日本视为重要的“治台经验”，而将其推广到中国大陆。这与较前台湾著述的看法是一致的。1993 年，台湾出版的《日本过台湾者》一书，即认为鸦片渐禁是“明禁暗放”，渐禁政策表面上日本统治当局强调人道上的考虑，免得吸食者一时受不了禁烟之苦，实则有两项主要考虑因素: 一是如果采严禁措施，势必招来吸食者的抵抗; 二是若采渐禁而专卖制度，年收专卖利益可抵军费等各项开支。

　　徐振伟也认为，因日本不愿放弃鸦片专卖所带来的丰厚收入，后来虽然表面上采取严禁和断禁政策，但暗地里仍实行渐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台湾仍有8500 多注册烟民。直到台湾光复前夕，全岛尚有吸食者2000 多人。如果再加上秘密吸烟的人数，实际数字要远远多于上述数字。同时，他从周边国际因素方面加以考察，指出美国在菲律宾的禁烟给日本带来了巨大压力，迫使日本至少在表面上开始大张旗鼓地禁烟，为国际联合禁烟提供了契机。

　　最近的研究在继续论证、延伸上述观点。此外，李理指出，在日据台湾初期鸦片渐禁政策确立过程中，以水野遵为代表的台湾总督府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六三法”是日本据台初期的基本法，1896 年3 月由日本帝国议会以法律第63 号发布，其最大特点就是确认了委任立法制度，即台湾总督在其管辖区域内，可制定具有与日本法律同等效力的律令，不受日本帝国议会的牵制。“六三法”曾引发日本朝野及学界的热烈争论，也有人为之美化。李理指出，“六三法”争议的真正核心是谁有权来制定台湾的法律。“在整个的争议过程中，台湾人民根本就没有发言权，他们只是被统治的客体”。台湾总督发布的“紧急律令”的事后追认权要由天皇来敕裁，这意味着天皇对台湾的行政权因不受议会监督而更为有效。日本议会围绕“六三法”的争议，是政党势力与军方势力在台湾统治方针问题上的较量。政党所倡导的“以议会为中心主导台湾统治”的方针，不等于否定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更不等同于要把日本宪法实施于台湾。

　　此类论文还有许多，此处不赘。

　　对于日本在台湾的统治效果，不但日本方面多有美化，台湾地区也有不少美化倾向。譬如认为台湾的现代化是日本所奠基，日本人的“改良”使台湾在20 世纪初期逐渐由“化外之地”迈入“现代化”。简立欣撰文指出，沈葆桢、丁日昌、刘铭传都对台湾的现代化做出了贡献，不能刻意忽略清朝在台湾的洋务运动对于日本殖民地经营的影响。台湾洋务运动虽未完全成功，但也为台湾社会及经济奠定了基础。

　　关于日据时期的少数民族政策，即“理番政策”，是日本为维护殖民统治，掠夺山地资源，而对山地少数民族实行“剿抚兼施”的统治政策。概因少数民族语言问题，有关研究较少。研究主要集中在“理番政策”的残酷性与台湾少数民族的反映方面。殖民者对原住民在经济上残酷压榨，在精神与文化上严重摧残，激起民众激烈反抗。“雾社事件”后，虽然总督府对“理番政策”进行了调整，但其对山地的经济掠夺本质没有变化。日本的殖民掠夺与清代政府对原住民的经济保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着本质的不同。在半个世纪的殖民过程中，日本对台湾的“理番政策”根据情势变化有所侧重，以图达到培育“日本情结”，使台湾民众甘愿做日本“顺民”之目的。在日本“理番政策”作用下，台湾少数民族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及社会文化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反映了台湾少数民族传统社会的调适与反应。

　　1945 年台湾光复后，台湾学者主导了台湾原住民的调查研究。1949 年以来，两岸隔绝，客观上限制了内地学者对台湾原住民的系统调查。在此问题上厦门大学林惠祥开创了大陆地区的台湾原住民研究，其学生陈国强著述亦丰。从成果的形式看，皆属整体、宏观概括，这是大陆学者在台湾原住民研究方面的一个特点。近年来，台湾学者出现了片面强调台湾原住民与南岛语族的区域文化关系的错误倾向。大陆学者呼吁“以最新的民族志调查研究为基础，通过多学科整合研究，重建台湾原住民的民族起源、历史与现状、族群关系与国家认同等重要课题，是新时期大陆学者责无旁贷的历史任务。”

　　二、台湾民众的反抗及_运动

　　早期武装抗日的史料方面，1970 年代，台湾文献委员会开始对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档案进行整理翻译出版的工作，相继出版一系列档案史料，包括《台湾前期武装抗日运动有关档案》与《台湾北部前期抗日运动档案》等。前书收录了1895—1915 年台湾民族运动的前期———武装抗日部分除罗福星案与余清芳案以外的台民抗日史料档案。后书主要收录了1898 年、1999 年台湾北部前期的抗日运动档案。

　　日据初期，台湾抗日武装斗争之所以得以坚持和发展，是与它同福建省的密切联系及来自对岸的支持分不开的。台湾总督认识到: “欲收岛民统治之全功，其着眼点不唯在岛内之镇压与民心之收揽，必采取如下方针，即注意对岸福建省特别是厦门的民心，察其趋向，反过来谋求岛民之安堵，以达统治之目的。”这引发了总督府“对岸经营”的政策导向。

　　面对台湾人民的反抗，日本殖民者采取了镇压与招降等多种手段。对台湾抗日武装的安抚、诱降早在桂太郎、乃木希典总督时代已出现，那时是小范围试探性的实施。儿玉源太郎时期，在民政长官后藤新平主持下，招降规模扩大。日本殖民统治初期台湾人民武装抗日斗争虽为台湾史研究焦点之一，但盖为维护抗日义军的形象，早期抗日斗争中抗日武装集团的“归顺”问题在较长时期内被研究者忽略。

　　2002 年，有研究指出，大规模招降的实施主要是因为日本殖民当局的暴力镇压并未收到多大成效，它不但激起台湾人民的加倍反抗，也引起国际社会的谴责，导致日本国内对台湾总督府治台政策及相关官员能力的质疑。因此，儿玉、后藤面对台湾抗日武装集团提出的苛刻的归顺条件，也能照单全收。但这种让步并不意味着日本殖民者的损失，经历“归顺”后抗日武装内部情况被暴露，武装力量削弱。日本殖民者利用时机重新部署兵力，对“归顺”后的武装力量进行讨伐。1902 年林少猫被害，日据初期台湾人民抗日武装斗争告一段落。

　　辛亥革命准备时期台湾人民与大陆人民在爱国与革命运动中遥相呼应、互相支持，但同时亦应注意到，革命党人不敢公开反对帝国主义，且对统治台湾的日本殖民者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辛亥革命前台湾与大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关系，明显地带有个别的自发的性质。不论是兴中会或同盟会，都没有认真考虑过在台湾开展革命活动的计划。革命党人对台胞的抗日虽十分同情，但不敢公开支持，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的具体表现。

　　辛亥革命后，台湾以农民为主体的“驱逐日人”、“光复台湾”武装斗争的新高潮，是在大陆资产阶级革命影响下促成。而罗福星起义，则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直接领导的反抗运动。这与过去单纯自发的农民反抗斗争，已有所区别，是属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早期国民党人中，除了孙中山外，还有人长期参加和关注台湾革命，但学界未予公正的研究。陈在正指出，林森在台十余年，并两次参加台湾的抗日活动，这段经历，对其以后的思想、行动都产生很大影响。

　　一战期间及以后，关于台湾同化会和议会设置运动，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研究主要侧重于阶级角度。有学者认为，随着经济力的增长，地主资产阶级开始以改良主义者面貌出现，这是台湾近代历史上的第一次。林献堂是其代表。初期台湾地主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主要在他领导下展开。

　　对于台湾同化会，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长期流行，如认为: 板垣退助是殖民同化运动的元凶，台湾士绅参与同化会是一味附合日人，同化会是一个只会向日本殖民者磕头作揖的团体等等。对此，陈小冲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板垣倡导的同化是: 在使台湾人靠向日本的同时，也应当给予他们相应的权利和待遇，这种观点并不为总督府所接受。板垣的同化论没有在台湾发生作用，说他是台湾同化运动的元凶并不符合实际。林献堂参加同化会目的是“希望日本政府对台人松弛压力，能放宽束缚，俾台人得减轻痛苦”。以林献堂等人为代表的部分台湾士绅及青年学生所追求的目标则与板垣大相径庭，这种“同床异梦”导致同化会很快被总督府所分化。

　　仅一个多月时间，总督府便寻借口将其解散。但1914 年末至1915 年初昙花一现的同化会开创了以合法手段争取政治权利的新的斗争方式，并诞生了台湾民族运动的新的领导者和骨干力量，为日后台湾民族运动做了组织上的准备。同时，它促成了台湾民族运动总目标的确立。同化会的失败，使台湾士绅和青年知识分子意识到，总督专制统治和日本人对政治经济资源的垄断是台湾人受压迫的症结所在，而总督专制统治的法律依据即“六三法”，使台湾人丧失发言权。由此开始了以撤废“六三法”为近期目标，以设立“台湾议会”为长远目标的斗争。这些是同化会积极的影响。

　　在1927 年分裂前夕，台湾文化协会领导层内部大体分化为三种力量: 右翼以林献堂、蔡培火等地主资产阶级分子为代表，站在改良主义立场，幻想在日本统治下实现其所谓“地方自治”; 左翼以连温卿、王敏川等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为代表，主张进行阶级斗争，以彻底推翻日本统治; 以蒋渭水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介于两者之间，主张以当时实行农工政策的中国国民党为榜样，进行以农工阶级为基础的民族运动，其分裂不可避免。但陈小冲认为，文化协会的分裂并不是一两个人阴谋或篡权行为所导致，而是内部路线斗争的结果。

　　1927 年成立的台湾民众党是台湾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性质的政党，它曾经历一次大分裂，导致日本殖民者乘机将其取缔，使台湾民族运动受挫。陈小冲认为分裂原因，除日本殖民当局的镇压策略外，最根本的还在于民族运动的内部矛盾，尤其是围绕台湾民族运动中要不要开展阶级斗争这一问题。该党成立之初主张阶级调和，但在台湾工农运动推动下，党的政策逐渐左倾，转而主张在民族运动中同时开展阶级斗争，与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党内稳健派产生根本性冲突，最终导致分裂。

　　王晓波也指出，民众党成立后，中央委员会认为党纲不明确，易遭任意解释而在运动中造成紊乱，于是有“党纲解释案”和“关于阶级问题的态度”之提出。但蒋渭水与彭华英的解释案对阶级问题的态度有根本立场的不同。蒋案认为民众党虽非农工阶级党但却是农工阶级的“代表”，彭案则认为民众党并不代表农工阶级但可“考虑”农工之利益。民众党最后通过了彭案。蒋渭水派为内部团结而在“解释案”上让步，但民众党的运动路线还是在蒋指导下蓬勃发展。此点不能见容于士绅地主阶级，彭为此而辞职，再次显示了林献堂派与蒋渭水派的路线矛盾。

　　台湾民众党主要人物———蒋渭水信奉中山学说，同时也受到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他的成长与抗争的历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台湾民族运动的历程，他舍弃富足生活，挺身领导救亡运动，并为之献身的经历验证了这样的历史: 参加民族运动的台湾各阶层人士无论出身、经历、思想有何不同，都在为摆脱日本殖民统治而探寻出路。这一时期为“日本统治确立后的_运动”，与此前“传统领袖领导下的地方性斗争”不同，这时台湾渐次出现新型领导人物，堪称是“进行整体台湾人民的斗争”。民众党曾展开鸦片反对运动，并通过各种途径使国际社会关注台湾的鸦片之害，国际联盟调查委员会甚至为此派员到台湾调查，使台湾总督府不敢再一味因循消极放任态度，开始采取一些积极的矫正和治疗措施。

　　关于1920 初至1930 年代中期的议会设置请愿运动，钟安西指出，林献堂提议摒弃台湾自治的口号，而争取民族自治的实质内容———台湾议会的设置，真实意图是: “以停止撤废六三法来阻绝内地延长，以设置议会来削夺总督权力，在不刺激日本政府下，取得实际民族自治，含着意在言外，绵里藏针的意思”。因感于时势多艰，所期目标难以一蹴而就，须留有进退余地，不便在时机没有成熟时率尔托出真意，招致当局扼杀。请愿者仅在第八次请愿后某些比较有利的时机在舆论上明确提出要求设置独立的自治议会，其余时候均隐约其辞，带有弹性。此次台湾民众在特殊环境下以特殊方式反抗日本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自治的爱国运动虽终告失败，却产生了不可抹杀的意义。

　　该运动从根本上说是殖民地台湾的知识分子和部分上层人士要求实行民族自决、削弱以至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_运动，最终实现台湾民众回归祖国的愿望，“从一开始就蕴含了必定要失败的结局”。有人不认同该运动民族自决的目标，认为该运动从本质上说，属于改良主义运动，即使他们的愿望实现，台湾人民仍摆脱不了受压迫的殖民地“二等公民”地位，充其量如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与真正的民族自治，还相距甚远。

　　有台湾学者分析参加议会设置请愿的签名问题，对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群众基础提出怀疑。陈小冲提出不同见解，认为仅摘取几个孤立数字去判断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群众基础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要看社会上广大群众的响应程度和群众对这项运动支持的“持续性”如何。

　　20 世纪20 年代社会主义在中国大陆与日本大为流行，台湾受此影响，在社会文化界研究谈论社会主义之风亦盛，并进而影响社会与_运动的发展。1926 年至1931 年间以《台湾民报》及《台湾新民报》为战场，文化人陈逢源代表右派，求学大陆的许乃昌、蔡孝乾及台湾社会文化运动健将蒋渭水( 先右后左) 代表左派，在中国未来应该走社会主义抑或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有过延续数年的辩论。

　　1928 年4 月15 日，台湾共产党在上海成立，成为台湾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件大事，但在相当时期内学界对于台共的研究并不深入。台共正式名称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由于台湾当时是日本的殖民地，共产国际决定台共在组织上隶属于日共，接受日共领导。但因日共党组织屡遭日本政府破坏，台共和日共关系中断，台共实际上更多是在共产国际东方局和中共指导下开展活动的。不仅台共的成立、起落受到中共影响，其瓦解亦然。

　　1931 年，在陷于“左”倾机会主义的中共影响下，台共开始犯“左”倾冒险主义和盲动主义的错误，羽毛未丰就过早地暴露，最终导致台共的瓦解。台共领导岛内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本质上是中华民族反帝反封民族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台共与中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有研究进一步指出，台共解体固然受中共影响，而中共又受到共产国际在1930 年代急剧左倾的影响，如此链条作用促成台共斗争的失败。台共曾在政治大纲中提出“台湾民族”、“台湾独立”、“建立台湾共和国”等焦点问题，这些问题成为争论焦点和敏感问题。宋帮强指出，台共政治纲领中的“台湾民族论”并不能成立，它是日共忽视了台湾的特殊性而生搬硬套列宁的民族殖民地理论的产物。台共政治纲领中的“台湾独立”的真实内涵是指台湾摆脱日本统治的“独立”，先自我解放，然后再回归祖国。

　　台湾共产党的成立，适应了台湾人民反日抗殖斗争不断发展的形势和时代的要求，也是台湾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形成的必然结果。虽然台共在台湾存续的时间短，但台共领导的斗争历史，使台湾经历了共产主义思想和运动的洗礼，一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经受了锻炼，对台湾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台籍精英不断寻求摆脱日本殖民统治之途，曾谋求有限的台湾自治，而未能如愿。抗日战争爆发后，部分台籍精英投身祖国抗战，认识到台湾解放的出路在于回归祖国，因而发起复省运动，有文章探讨了其中的探索与转变过程。

　　关于台湾共产党，近20 年有不少著作问世，如陈芳明《谢雪红评传: 落土不凋的雨夜花》，卢修一《日据时代台湾共产党史》等。此类著作以传记、口述类较多，且多集中在对领导人物谢雪红、翁泽生等人的评述方面。大陆学者也有新研究，认为蔡孝乾与台共的关系尽管只维持了几个月，却影响到谢雪红与翁泽生的关系，加深了翁、谢之间在建党初期就已存在的误解和矛盾，是造成台共内讧的因素之一。1949 年以后，这些内斗严重影响了台盟的发展，伤害了在大陆的台湾同乡之间的感情，造成了长久难以弥合的心理鸿沟。

　　与台湾民主国相似，日据时期部分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活动曾为“先独立，后回归”而提出“台湾独立”的主张。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台独”理论者出于意识形态需要，对反抗运动史进行片面的解读，认为台湾人追求“独立”的历史可追溯到20 世纪20 年代。他们认为日据时期台湾人与祖国的关系建立在想象的基础上，荆子馨进而提出: “台湾与中国的关系不是想象的( imagined) 共同体而是幻想( imaginary) 的共同体”。对于此类论断，大陆学界提出不同看法。陈小冲指出，日据时期台湾人开展所谓“台湾独立”运动实际上是“殖民地人民反抗和谋求摆脱殖民宗主国统治的正义斗争”，是针对日本殖民者的，并且所谓的“台湾独立”仅仅是“走向与祖国相结合的一个步骤”而已。

　　在台湾历史上，曾出现过主张“台湾独立”、“台湾自决”的日据时期抗日自救运动，也产生了战后海外“台独”运动。鉴于历史和现实原因及海外“台独”运动的有意混淆，有些人对两者关系产生模糊认识。研究者指出，日据时期台湾抗日自救运动是台湾人民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祖国无力援救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主张台湾“独立”、“自决”的正义解放运动。虽以“独立”、“自决”、“自治”为斗争目标，但始终坚持“中华民族主义”。“台独”运动虽借用抗日自救运动提出的“台湾独立”、“台湾解放”、“自立”、“自决”、“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等口号，但其谋求台湾脱离于祖国之外的意图是与日据时期抗日自救有着本质区别的，两者也没有一脉相承的关系。许维勤亦指出，台胞在大陆所倡导的“台湾独立”的抗日理念，严格地说是限定于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争取独立，而不是抽象的; 这种独立是与争取回归祖国相并列的，二者不可割裂。

　　另外一些通论性论文也佐证了上述观点，陈在正对台湾人民为摆脱日本殖民统治、争取台湾回归祖国的英勇斗争进行了系统梳理。季云飞认为，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形式和内容，随着台湾岛内对敌斗争形势变化而变化，同时也受制于祖国大陆革命形势变化而变化。台湾人民的反抗日本殖民统治斗争的成败与大陆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的成败休戚相关。

　　台湾民众抗日史的通论方面，1987 年向山宽夫用日文写成《日本统治下における台湾民族运动史》，20世纪90 年代末由杨鸿儒等人翻译出版。该书认为虽然台湾的民族运动无法最终胜利，但“日本在台湾的统治之为殖民地统治，台湾人抗日民族运动之为殖民地民族运动，两者皆值得给予极高的评价”。大陆学者安然2005 年在台湾出版了《台湾民众抗日史》一书，继1990 年代薛军力、徐鲁航的《台湾人民抗日斗争史》①之后，再次全景式地展现了台湾民众“孤悬海外”的艰苦岁月，苦守“汉节”的赤子之心。它充分注意到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时刻与祖国命运连在一起，把回归祖国视为历史的必然归宿，这与此前成果的观点是一致的。

　　它认为日本侵略中国有深刻的历史原因，根源是日本的军国主义野心，日本对台湾的觊觎与其侵略扩张史同步，故该书上限始于14 世纪末，日本形成倭寇、侵扰中国沿海之时。下限为二战后台湾民众与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做斗争为止。虽然该书主体为日据时期台湾民众的反抗，但前后追溯达四百余年，从较高视野展现出日本侵台、台湾民众抗日等历史问题的历史背景和脉络。并对战后“保钓”运动、“慰安妇”索赔等台胞反抗日本的活动进行了论述。1992 年厦门出版的《李万居评传》是大陆研究抗战时期在大陆的台籍人物的代表性著作。此外，也有一些通论方面的文章。

　　三、台湾籍民及台湾义勇队

　　由于地缘与历史传统关系，闽粤移民台湾的历史绵延数百年。1895 年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台湾住民被认定为所谓“日本国民”。该年日本颁布《清国人入境台湾条例》，传统闽粤移民渡台的历史进程遭致中挫，台湾社会历史进入以内生性发展为主的新阶段。“日本对台湾的占领及伴随而来的台湾与大陆之被强制分离，很大程度上构成为台湾历史特殊性的原点。”

　　日据时期在大陆居留的日本籍台湾人，即台湾籍民。这些人大批移居福建，其类型主要有原台湾居民、“归化”籍民与新编入台籍者。关于台湾籍民，日本与台湾学者较早展开了研究，如中村孝志、梁华璜、戴国辉、林满红、后藤乾一等人。他们主要利用日本外交史料馆所藏《外务省记录》及台湾方面档案。大陆相关研究的展开则相对迟缓。

　　由于台湾籍民除少数散居粤、沪、浙、香港等地外，90%以上都在福建居住、经商，台湾籍民问题是日据时期长期困扰闽台当局的棘手问题。日籍台民作为日本臣民，有别于原本即是日本人的所谓“内地人”，处于“二等公民”地位。但在中国大陆，他们享有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权利，得到日本领事馆的保护，拥有特权。这不但诱发了部分台湾人在大陆的不良行为，还引起闽地不肖子弟的羡慕，千方百计去获取台湾籍，出现一批“假冒日籍台民”。

　　除了以非法途径取得的台湾籍民身份外，当然还有不少合法的“归化”者。光绪二十九年外务部档存有几则关于“归化”的史料，1992 年，这些史料被台湾史的研究者所发现和利用。当时，“归化”台湾籍民问题已相当严重，不能不引起福建当局高度重视。福建方面想要对光绪二十三年以来所有“归化”者进行清理，并透过中日交涉，确定此后该问题的原则。然而日方坚持独立处置权，对福建当局的建议，大多敷衍了事或干脆拒绝。当时的清政府危机四伏、软弱无力，对于因福建“归化”台湾籍民这种“交涉细事”只得“从缓商酌”。

　　1990 年代，林真对抗战时期福建的台湾籍民情况，闽台当局的措施、态度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认为在抗战前夕，厦门的台湾籍民人数为13，000 人左右，福州约2，000 人，加上漳泉地区数百人，全省台湾籍民在2 万—2. 1 万人左右。其中未登记者7，000 - 8，000 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日成为交战国，作为“敌国国民”的日本籍台湾人在战争中究竟站在哪一边，引起了关注。出于某种程度的不信任，这些往日特权人物成了日谍嫌疑，被押往内地监视居住。赵国辉《日据时期在厦台湾籍民的司法管辖》一文，指出由于日本从中国获取了领事裁判权，并在甲午战后将其改写成单方权利，加之中国在法制建设方面的缺失，日据时期厦门对籍民的司法权完全操控于日本股掌之中。

　　1937 年以前，由于有治外法权的保护，在福建的台湾籍民确有不少为非作歹者，给人们带来不良的印象。以来自崇安的台湾籍民为主组成的台湾义勇队，在李友邦领导下，开展一系列的宜传解释工作。有论者称“人们改变了对大陆台湾籍民的看法”，“使人们对台胞刮目相看，并冰释误会”; 也有论者称“抱持此看法的人究竟有多少，不无疑问”。陈小冲折中了前述两种观点，认为台湾义勇队的工作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台湾籍民的形象。但也应看到，台湾义勇队的活动仅限于浙东、赣南、闽北及闽西，其发行的刊物和丛书传播范围也不广，其影响力有限，尤其是台湾浪人活动最猖獗的厦门、福州地区，基本未能触及。

　　林真指出，造成台湾籍民整体不良形象的政治因素，实乃日本侵略手段产生的效果。台湾总督府为隔断台民与祖国的联系，蓄意制造闽、台人之间的矛盾，使之处于对立地位。抗战爆发后，日本“以华制华”，强征台民当兵，并充当前锋，将厦门华人产业强行拨给台民经营，按日、台、华三等分配口粮等等，这些都在客观上加剧了闽、台人的矛盾，引起当地人民的恶感和仇恨，使大多数台湾籍民成为“中日矛盾中首当其冲的替罪羊”。

　　总之，台湾籍民问题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台湾期间的畸形产物。虽然有些不法之徒在福建从事非法活动，但绝大多数的台胞与福建人民和睦相处。即使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严密监视下，他们中的许多人仍与祖国人民一起进行抗日救亡斗争，台湾义勇队即为例证。

　　台湾义勇队由李友邦集结散居于大陆的台胞组成，可被视为台湾籍民的一个特殊组织形式。大陆学界对于台湾义勇队的研究比较多，但多偏于通俗性论述，深度还有待挖掘。史料方面，《台湾义勇队档案》2007 年由福建档案馆整理出版。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处关于义勇队的资料亦有陆续发表。1939 年2 月，以台胞领袖李友邦为队长的台湾义勇队在浙江金华誓师。义勇队具有正规军编制，以“保卫祖国，收复台湾”为宗旨，转战浙、皖、闽各省，是直接参加祖国抗战、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台胞抗日队伍。① 台湾义勇队在各地区的活动以及与朝鲜义勇队的关系亦有相关论述。

　　抗日义勇队一开始就受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导与政治上的帮助。李友邦本人始终拥护这一政策，接受中共帮助。中共浙江省委派遣党员在其内部落实党的指示，使中国共产党与台湾抗日义勇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国民党当局对台湾义勇队的态度则是抱有戒心因而摇摆不定: 政治需要时，便予以支持; 否则便弃之不管，甚至取缔。

　　对抗战时期在大陆的其他台胞抗日团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台湾少年团、台湾革命同盟会②等组织。对其他组织，如台湾工作团、粤东工作团、闽台协会、国民党中央设计局台湾调查委员会等，则很少涉及。日据时期旅居海外的台湾人国籍问题错综复杂。台湾总督府原本规定，1895 年5 月8 日至1897 年5 月8 日的国籍选择期限后，未离开台湾的台湾住民拥有日本国籍，离开者等于放弃日本国籍。但事实上情况极为复杂，如1898 年10 月28 日，台湾总督发布内训第49 号《有关台湾住民户籍处理案》，表明对于情节有“可斟酌之余地”者，可让其入籍。自此开启以漏籍名目申请入台湾籍的方便法门。

　　2008 年，《日治时期籍民与国籍史料汇编》由台湾文献馆组织翻译出版，为该项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日据时期台湾史研究往往受制于文字，因此时档案多以古式日文书写，明治、大正时期不少档案还是以毛笔行草书写，不易辨别理解，令研究止于表面。台湾文献馆为发掘整理更多档案，以利于学界，特拟计划，从1991 年甄选专人从事“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的翻译研究工作，到1996 年出版中译本11 册后，鉴于总督府档案浩瀚，难期竟功，决定选择专题翻译研究的方式，分为教育、涉外关系、邮政、原住民、官制、宗教、殖产、卫生等八项专题。《日治时期籍民与国籍史料汇编》即为总督府档案专题翻译中的一部，是《籍民与南进》之后的第二辑，收录了“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中有关籍民及国籍的史料，其中漏籍问题是其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