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广东咨议局时期的易学清近代史论文

　　咨议局是清朝末年立宪运动中，于1909年9月于各省成立的省级民意机构，咨议局议员选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意代表选举。以下是学习啦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近代史论文范文：探究广东咨议局时期的易学清。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探究广东咨议局时期的易学清全文如下：

　　易学清(1840 -1920)，字兰池，广东鹤山人，晚清和近代著名藏书家、教育家。宣统元年，广东咨议局成立，易学清被推举为议长。在咨议局存在的短短两年时间中，易学清一直躬亲力行、兢兢业业地履行着议长的职责。但是，或许因为易学清风采不如副议长丘逢甲、议员陈炯明等人，学术界对咨议局时期的易学清尚未有相应的关注。易学清为何被推举为咨议局议长，而他对此项工作又如何应对? 带着浓厚传统士绅印记的易学清在这一新式机构中的作用为何不受人注意? 又为何被称为“摇铃议长”? 文章力图通过对史料的爬梳整理，对这些问题进行探析求解，厘清易学清在广东咨议局的作为和地位，也为了解传统知识分子向现代的艰难转型提供认识的视角。

　　一、众望所归: 出任广东咨议局议长

　　光绪三十四年六月，清政府公布《咨议局章程》和《议员选举章程》，要求各省设立咨议局，作为“采取舆论之所，俾其指陈通省利病，筹计地方治安，并为资政院储才之阶。”[1]按照《咨议局章程》的规定，广东设立咨议局筹备处，进行宣讲动员，指导地方初选和复选，最终选出咨议局议员94 人。①宣统元年九月，广东咨议局正式成立。在成立大会开幕前，93 名议员(惠州议员练毓璋因病缺席) 按照规定， “用单记投票法，分次互选”[2]12议长。

　　广东咨议局议长的选举在程序上来说比较符合《咨议局章程》的规定。虽然在广东地方议员的先期选举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各种弊端: “有些选出的议员，根本在个人的能力上是无法执行议员的职务的。选举时似乎有不忠实的现象出现，如错计票数，受贿等。”[3]23 但是，咨议局议长的选举则比较严肃规范: “各执事分给议员选举议长票，各议员乃分班到写票处填写，各自投筒既毕……视票数符合，遂拆视。”[4]结果易学清得票45 张，丘逢甲得票35 张，其余人皆在5 票以下。根据《咨议局章程》，得票必须超过半数，也就是47 张才符合规定。因此又进行第二轮选举，易学清得53 票，丘逢甲以29 票列第二，易学清当选为广东咨议局的议长。

　　在两轮选举中，易学清都以高票领先。推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易学清的身份资历。这是广东咨议局大多数议员之所以将票投给易学清的最直接的原因。《议员选举章程》规定，咨议局的议员必须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或在本省地方办理学务及其他公益事务满3 年以上著有成绩者; 或在本国或外国中学堂及与中学同等或中学以上之学堂毕业得有文凭者;或有举贡生员以上之出身者，或曾任实缺职官文七品、武五品以上未被参革者; 或在本省地方有五千元以上之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者。[2]8 按照这些条件选出的广东咨议局的议员，拥有功名的不在少数在咨议局议员中，进士身份的只有3 位，分别为易学清、丘逢甲和陈念典。易学清为同治七年进士，丘逢甲为光绪十五年进士，而陈念典为光绪二十九年进士。在传统社会中，身份资历是知识分子无法逾越的一道鸿沟。尽管科举考试已于光绪三十二年正式取消，但整个社会对“进士”所代表着的学历与资望的敬仰并没有随之消失。因此，拥有传统功名的议员在行为选择中很容易把票投向功名更高的人士，而易学清无疑是议员中最具有资格的。

　　第二，易学清的态度倾向。咨议局虽然是新设立的独立于行政衙门之外的机构，用以筹办宪政，办理自治。但是在咨议局中工作的议员依然以拥有传统功名的占多数，占据了咨议局议员数的80. 6%，如上表所示。接受新式学堂或者法政教育的毕竟只是少数。在这些议员看来，易学清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无疑与他们是一致的。在选举议长时得票位居第二的丘逢甲，时也颇有名声，且受过传统教育与新式法政教育，无疑是议长的理想人选。但是，丘逢甲刚过不惑之年，年富力强，并逐渐有走向革命的苗头。这种多样发展的可能性，对于态度趋向保守的广东咨议局议员们来说，不如选择易学清来得稳妥保险。

　　第三，易学清的人际交往。易学清在近代声名颇显的原因为其藏书家的身份。易学清“家存先世遗书，厅壁楼槅皆贮满”[5]，喜欢搜罗古籍，金石书画甚丰。易学清的藏书之地名为“有是楼”，爱好藏书的知识分子往往与易学清在此相谈甚欢，他也因此结识了大批文人雅客。但是，易学清人脉广泛更主要的原因是其曾经主讲端溪书院与羊城书院20 余年，门下弟子无数。这些人脉资源使得易学清轻而易举间便可与广东地方的各种组织、机构取得联系。如光绪三十四年广东新教育总会成立，“公推易学清先生主席”。[6]118 广东自治研究社成立后，易学清为骨干成员; 广东咨议局筹备处成立后，易学清为“议绅”之一。[7]在这些组织机构中的工作经验和阅历资望，无疑是易学清被推举为咨议局议长的重要原因。

　　二、躬身力行: 在广东咨议局的作为

　　清政府制定的《咨议局章程》，只是笼统地规定了各省咨议局议长的主要职责为“全局事务”。[2]13 广东咨议局在《章程》的基础上制定了《广东咨议局议事细则》，详细规定了议长在议案的提出、讨论、审查、修正、表决中的具体职责和要求。[8]尽管是德高望重的前辈，易学清也不可能对督抚、议员等提出的涉及整顿武备、改良吏治、兴办实业、清理财政等各方面的议案都有全盘了解，即便是成就比较出色的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也不可能做到。易学清在广东咨议局的作为主要集中于常规工作事项以及禁赌、勘界、家庭工艺厂等重要议案上。

　　第一，主持咨议局三次常年会议与两次临时会议。广东咨议局存在的两年时间中，易学清主持召开了广东咨议局三次常年会议和两次临时会议。按照《咨议局章程》，常年会议会期从九月初一日至十月十一日，为期40 天，必要时可延长10 天。临时会议会期最长为20 天。每逢开会，易学清需“临席报告一切书函，然后宣告开会”;[8]在会议讨论激烈时，有权制止纠纷; 有权宣布议案的表决以及会议的中止等等。根据现有资料，易学清在三次常年会议中，只因事缺席宣统元年十月十八日第十四次的议事。[9]295 相较于一般咨议局开会，少则数个、多则二三十人缺席的状况来说，易学清对待工作的态度无疑更为端正。临时会议是为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而召开的。比如广东咨议局第一次临时会议为解决禁赌问题，“议长暨常驻议员等均以非开临时会会议不足以维持全局”，[10]308故而向两广总督袁树勋申请召开。在非会议期，易学清亦有相应职守，“不得不常川到局，以免旷废之弊”[2]14。

　　第二，设立特别审查会和研究会。广东咨议局特别审查会的设立是在宣统元年九月三十日的第三次议事会议上由易学清提出的，为解决“联合教育会劝学所”和“调查公款支配学费”这两件“关系重大”的议案。[9]266 经过议员表决之后，特别审查会的成员由易学清选派组成，分为法律审查会、财政审查会、庶政审查会、请议审查会、资格审查会，审查提交咨议局的相应的重大议案。广东咨议局研究会以“增进议员智识为宗旨”，易学清充任该研究会的会长。在易学清的规划下，研究会搜集各方提交的议案和议员发表的意见，而后“分派众议员互用研究，为将来议案之预备。”[11]同时，易学清还须“审定认为应行编辑者，按月呈送”[3]22给两广总督备案。

　　第三，关注重点议案。广东咨议局作为由民众选举出的办理地方宪政的机构，成为表达舆情的重要平台，其议案涉及整顿吏治、财政税收、教育实业、公共事业等各个方面。作为议长的易学清，在讨论一般议案时，往往只是例行会议流程，但是对禁赌、勘界、工艺厂等他关心的重点问题，则投入了相当精力。

　　关于禁赌议案。禁赌议案是广东咨议局影响最为广泛且深远的议案，是常年会议讨论的重点内容。广东赌风向炽，赌馆遍设，对民生经济影响巨大。但因赌饷是广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故屡禁无成效。咨议局成立后，禁赌提上日程，咨议局也成为禁赌的核心力量。易学清为此特地联合其他常驻议员上书两广总督，要求召开临时会议讨论。“安荣公司案”②后，负责登记投票的书记邹鲁和书记长古应芬先后辞职，身为议长的易学清先是居中调节， “极力挽留”，[12]但不久“可议员”集体辞职。易学清也领衔上电资政院，表示“粤赌害大势难缓禁，疆吏部臣必借筹款抵以宕期，殊不可解”，“学清等四十余人辞职理由原系查照九月十日议案办理，业经呈报在案。至议请禁安荣变相山票一事，其否决议员自为舆论所不容，非学清等各存意见所至。是非不明，天下大乱，君子所谓痛心也。”[6]154时隔两日，易学清又上电: “学清等原为禁赌无期，查照议案辞职，苟非得有确禁期限，亦未便遽行入局。”[13]可见易学清支持禁赌的决心。对广东咨议局集体辞职的举动，资政院表示“禁赌问题业经本院提议昨为议案，俟议决后即行电知。所有议长、议员勿得各持意见，相率辞职。请饬望即照常入局任事，同维大局”[14]。

　　关于勘界的议案。澳门勘界议案是由香山勘界维持会提交于宣统元年十月初四日的第五次议事会上。因《光绪中葡条约》未曾明确“澳门属地”的大致范围与“现时情形”，葡澳当局屡次越界侵权，引起界务纠纷。为解决问题，宣统元年中葡双方在香港举行澳门勘界会议。勘界议案就是对这一会议主题的舆论表达。从事情的性质而言，勘界案“本属外交，不在本局议事范围之内”。[10]336 但是有议员提出，这一议案“安有不成为议案之理? 盖外交全恃民气。舆论者，民气之发生，而咨议局则舆论之代表也。此事不认为议案，是失代表舆论之责任。”[9]273易学清也深有感触，直接宣布赞成这一说法的议员起立，得到全体议员的认可。易学清也是广东勘界维持总会的重要成员，曾先后几次致电澳门勘界大臣高而谦，表示“澳地关系全粤门户，万难割弃”，[15]并集采“粤人之公意，论列勘界三办法”[16]与高而谦商榷。在召开咨议局第一次临时会议中，易学清再次提出澳门勘界问题，并具呈两广总督。鉴于咨议局对此问题锲而不舍的关注，两广总督也答复道: “此事葡人无理，大损我国主权”[17]。

　　关于举办家族工艺厂的议案。这一议案最早为两广总督所提出，即“酌提尝产，举办家族工艺厂”的议案。③ 对于这一议案，咨议局议员意见纷呈，各不相让。易学清对此总结认为: “提拨祖尝一节，人多不任”，[9]264但对于设立家族工艺厂的提议，觉得有助于达到“国无游民，而人知自爱”[9]262的目的，故而将举办工艺厂的议案提交给审查会。不仅如此，易学清还与前湖北按察使、在籍士绅梁鼎芬联名，由两广总督张人骏代为上奏，提出要“振兴工艺局厂，现就增步制造旧厂，改建工艺局。并办家族工艺厂，附设该局之内”[18]788，“以化游惰而浚利源”。[18]308 在宣统二年的第二次常年会议上，易学清又主导拟定了家族工艺传习所学则。除此此外，易学清还关注粤汉铁路、振兴女子小学的议案等等，不一而足。

　　三、被曲解的“摇铃议长”

　　丘复在《愿丰楼杂记》中谈及“广东可议员”时曾说: “正议长易学清为老翰林，有‘摇铃议长’之号。”[19] “摇铃”是广东咨议局会议开始和结束的标志，在议员争执不下时，也可以“摇铃”制止。丘复此语表示易学清在咨议局期间无所事事，只充当了“摇铃”的功能。这一看法颇值得商榷。易学清任职广东咨议局议长期间，工作虽然不是很出色，但确实也兢兢业业、恪职尽守。易学清之所以给人以“摇铃议长”的印象，原因可以从主客观两方面探究。

　　第一，从主观方面而言，易学清任职咨议局议长时，年近七旬。作为已“垂垂老矣”的议长，在议员讨论议案时，易学清并不轻易表达自己的态度和看法，而更多地起着引导和居中调节的作用，在众说纷纭中选择倾向性意见，进行表决。这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广东咨议局议事细则》对其职责的要求。

　　第二，从客观方面而言，作为咨议局副议长的丘逢甲更有魄力，抢占了不少属于易学清的光芒。丘逢甲41 岁当选为副议长，正年轻有为，无论是切中时弊的议案还是纠举官吏的作为，都得到了舆论的不少褒扬。与丘逢甲相较，易学清不免显得有些逊色，这是其一。其二，咨议局的成立初衷虽然是以地方自治相标榜，但在很大程度上仍受两广总督的制约。即便是咨议局已经讨论决定可行的事项，易学清也力图有所作为，但如果得不到掌握实权的两广总督的支持，也只能流于空想。

　　尽管如此，不能因之否认易学清在广东咨议局任职议长期间所作的努力。除咨议局常规工作之外，对时政要事，易学清并没有置身事外。轰轰烈烈的国会请愿运动，易学清限于年龄问题，来往奔波不便，便推选丘逢甲、陈炯明、沈秉仁3 人前往上海参加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宣统三年，易学清参与张謇发起的倡议，联名致电军机处，表示“国事危迫，天下汹汹，缩千万语为两要言，哀吁钧处代奏: 俄旧约万不可徇，东锡督万不可更。救亡大计，乞先决定。”[20]即便局势发展至宣统三年十月二十二日第三次常年会议之期时，武昌之役已经爆发，社会动荡不安，易学清依旧准时参加。虽然“登台仅对众一言曰: 今日开局。”[3]60但也表现出其对咨议局议长职责的重视。易学清有一点为人所诟病的是，在广东宣布独立时，由咨议局召开的九善堂、七十二行商总商会等各界参加的大会，易学清“称病不出”。其实，用后来者眼光来审视处于传统转型中的易学清，不免有点苛责。

　　易学清出生于鸦片战争发生之年，正逢社会开始转型之时。但易学清仍按照传统惯性，接受正统教育，取得进士功名，而这些无疑奠定了其一生基本的思想倾向和行为操守。虽然相对于传统知识分子而言，易学清已经功德圆满，身退之后安享作为在籍士绅的优越生活，但是，时代的变革毕竟留下了印记。易学清参加了广东新教育总会、地方自治研究社、咨议局等新式机构，并努力践行作为其中一分子的作用。这说明，作为社会精英分子的易学清，一直践行着修身治国平天下的信念。

　　在这些机构中的作为，或许在易学清看来，是其以士绅身份领导地方民众的另一种方式。但是，这种“领导”毕竟是有限度的。在温和的不改变现有政权基础、不损失既得利益的变革中，作为士绅的易学清可以赞同，可以作为表率。但是，当激烈的变革，如武昌起义所引起的连锁反应发生时，则无论从年龄上、情感上，还是心理上，他已经失去了面对这一变革的应对能力，或者不愿应对。在无所适从中选择逃避，也只是在时代鼎革之际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无奈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