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1928—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对天津商会的整顿改组论文

　　天津国际商会成立于1988年，是由不同经济类型和不同产业的企业组成的民间商会组织，社团法人。主要任务是以企业为核心，以为企业服务为宗旨，充分利用商会的手段和渠道为企业提供广泛的国际商贸服务，营造一个有利于企业依照国际惯例公平竞争的商业环境，促进企业与国际经济接轨，积极参与国际经贸活动，繁荣天津对外经贸事业。以下是学习啦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探究1928—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对天津商会的整顿改组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探究1928—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对天津商会的整顿改组全文如下：

　　国民党在推定商民运动之初，就对商会持有一种偏激片面的认识，认为商会是由买办等少数人操纵的旧式商会，不仅不支持革命，甚至还勾结军阀与贪官污吏反对革命，必须用严厉的方法加以整顿，希望由新的商人革命组织取代商会。

　　1924年11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设立商民部，并于当年底在广州成立了第一个商民协会。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商民运动决议案》，确立了成立商民协会以取代商会的政策。所以，国民党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以自己成立的组织取代原有商会。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民党将整顿改组商会作为整理民众组织的重点。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国民党成为了执政党，认为原有的民众组织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对所有的民众团体进行整理，1928年6月7日国民党第144次中常会通过《各级民众团体整理委员会组织条例》，开始对包括商会在内的各民众团体进行整顿改组。

　　一

　　政府对商会的改组，导致了工商界与政府的矛盾。同时，南京国民政府完成政治统一后，开始整理财政经济秩序，试图控制经济，强化统治，增加财政收入。然而，晚清以来，商人群体逐渐成长为一支有影响力的社会力量，与国家权力形成了既冲突又合作的关系，伴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商人的势力开始受到挤压。

　　在天津，南京政府为了控制天津的盐税收入，试图通过逮捕天津长芦纲总的暴力方式，削弱商人势力、改组控制旧商会，进而控制天津的工商界及经济命脉。1928年10月19日，国民党当局突然逮捕了天津长芦盐纲公所首席纲总李赞臣、纲总王君直、杨丹忱、郭少岚、李少舫等5人，导致了震惊全国的“长芦五纲总被捕案”。最终，因案件查无实据，在社会各方的重重压力下，南京政府不得不于1931年3月2日对五纲总罚款50万元后释放。但是，案件发生期间，天津工商界的纷扰，为国民政府在天津改组商会、控制商人团体提供了机会。

　　为了进一步整顿改组商会，鮷南京国民政府在业公会法迅速改组，其余无同业公会组织的行业，凡同业商号满7家以上者，均遵照工商同业公会法迅速组织同业公会”，限制各公会一个月内办理完毕并呈报商会转呈政府立案。

　　事实上，改组同业公会的法令执行情况并不理想，1930年1月末，离天津商会规定的期限已过了将近一个月，天津社会局局长鲁荡平还在为旧行业公会改组备案的事情致函催促天津商会。

　　为了进一步促进各同业公会改组，国民政府规定了具体主管改组的政府部门、公会成立后制定章程的期限，甚至连公会的印章图记的尺寸和印文都做了要求。

　　直到1930年12月初，除去天津市银行公会另由财政部约束，尚在等候改组，天津芦纲公所因为特殊情形，暂缓改组，商会所属全部37个行业都已完成改组，天津市商会向市党部呈报了已改组各同业公会名单。

　　二

　　政府改组了同业公会后，又加紧了对商会自治权利的限制，国民政府颁布了《人民团体组织方案》，规定各同业公会在成立或改组前应向党部申请许可，但是各同业公会多在此方案颁布前已完成改组并向政府备案，为此，天津商会派员赴市党务整理委员会请求变通办理，最后委员会决定已备案的公会可以不计，此后新成立公会，都要遵照人民团体组织方案办理，此外，委员会还对帽业等16个行业公会章程逐一进行了修正。

　　两个月后，政府开始直接干涉天津商会选举。天津市党务整理委员会派人前往津商会，以指导选举为由，明令商会呈报选举日期、会员名录。

　　1931年，国民会议将于5月在南京召开，各地提前开始选举代表，国民政府严格限制商人的选举权，采取间接选举办法，导致“津市纱厂每厂工人恒在三四千人，而商以经理主体人并店员代表合计，则有选权者充其量不过仅四五人，不平孰甚。”天津商会主席张仲元就商民选举权事致电中央党部及国民会议选举总事务所，希望采取直接选举制，使同业公会和商店内的所有人员都有选举权。但却遭到了拒绝。

　　1931年11月，天津发生了便衣队暴动，天津商会为了安全起见，搬入意租界临时办事处，暂借席业公会会所办公。虽然商会负责人员曾一度辞职，但是经会议议决，除主席张仲元请假休养外，其余一概挽留，一切会务正常进行。但是，天津党务整理委员会却乘机挑动商会内部矛盾，怂恿茶食业同业公会告发商会“内部复杂，新旧不能一致，故屡次发生风潮。近者各执委又均纷纷辞职，所有各同业公会事项，该会以负责无人不能受理为辞，因之各业痛苦无人解除……”，茶食同业公会又在委员会授意下提出商会已名存实亡，影响地方商业“为解除各业痛苦，便利商人运动，计拟依据工商部颁布新商会法第八条之规定，由津市各同业公会联合呈请设立天津市商会分事务所，以资拥护党务进行，振兴党国精神。”可见，天津党务整理委员会希望趁机解散天津商会，重新设立由自己控制的天津商会分事务所。天津商会终于忍无可忍，予以回击，声明“本会内部复杂，新旧不能一致各节，悉属摭拾浮言，并非真相…… 现在一切会务进行如常，毫无停顿”。并将事实一一陈述，同时指责茶食公会不尽义务：“自加入商会后从未缴纳会费、出席会员大会及其他会员所应尽之义务云云……”最后依据商会法驳斥“该同业公会等所拟组织商会分事务所之程序，与商会法之规定显有不合，前已签呈在案”。最终，在天津商会的据理力争下，政府未能如愿解散商会。

　　政府虽未能解散商会，却依然对商会严加控制，一直明令天津各同业公会将章程呈报天津市党部市党部、社会局备案，而且章程必详细写明公会名称、经营内容、地址、会员条件、公会职员姓名、公会经费来源及征收办法……此外，各公会于“每年年度终了时，造具预算决算清册，并连同主要会务办理情形编印报告，分发会员公布，并呈报天津特别市党部、天津社会局备案。”以便控制各同业公会的所有活动。

　　三

　　伴随着对各同业公会活动的控制，政府开始对各同业公会逐步改组，将旧有的同业公会逐一重新选举并成立，从1933年5月11日至1934年5月27日，天津各同业公会都进行了重组，并向政府呈报了选举情况。所有同业公会完成改组以后，政府认为已经完全控制了各同业公会，天津商会不满权利被架空，就宣布暂停会务，并将“所有本会各部分已办、未办事项，一律暂行封锁，仍由各该原任人员妥慎负责保管，听候核办。”以示抗议。

　　政府也不甘示弱，随即授意新组成的各同业公会发表宣言，指责商会“结党营私、把持会务、蒙蔽官府、宰割会员，各业商人久已积愤难伸、怨声载道……”又召开联席会议，提出不信任案，要求“中央及党、政当局依法令饬该会职员即日停职，另由各同业公会根本选举负责职员，组织健全天津市商会……”天津商会和政府相持不下，双方矛盾达到白热化。

　　从1934年7月初直到9月末，矛盾持续两个多月，商会一直暂停活动，导致商人和政府都深受其害。会务停顿后，“芝加哥赛会征品以及签证海外贸易、辅助法院调查，并证明国货输运国产等事，均已尽行辍废……”更严重的问题是，当时营业税由商会代征。因商会停顿会务，政府改为直接派人征收，调查征收情况时“又未能依法由商会协助办理，以致税方之调查员等不谙商情，诛求估计”，结果“商民既感苦痛，官方亦觉掣肘。”最终，天津银行同业公会等致函河北省政府、天津市政府、天津市党部、天津市社会局希望迅速解决商会改选纠纷。

　　迫于压力，政府有所让步，承认了天津商会的合法性，允许其继续行使职责，但对商会选举加以限制，规定“公会委员任期，依法均为4年，惟工年应改选半数，不得连任。”试图通过频繁的人员更迭，使商会和同业公会失去实际作用。导致从1935年年初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期间，天津商会及各同业公会人员变动频繁。1935年1月末，商会委员第二次选举完毕，当选委员名册被呈报给政府，其中“年光垚，职务：执行委员，年龄37岁，籍贯：保定，新选为旅栈业同业公会代表”;“蒋志林，职务：候补监察委员，年龄49岁，籍贯：天津，新选为转运业同业公会代表……”很多委员都是新人，共计选举：主席委员1人，常务委员4人，执行委员10人，监察委员7人，候补执行委员7人，候补监察委员3人，人员换了一半。1935年3月至1941年10月，各同业公会陆续进行改选补选，从《天津市各业同业公会选举改选补选情况简表》来看，情况与1935年1月的商会委员选举一样。

　　大部分同业公会反对过于频繁的人员更迭，1936年10月14日天津市社会局抄发训令，处理逾期未改选的各同业公会，认为“兹查历经依法改选者固有之，然逾期改选者实居多数。本局前曾迭经令饬从速改选去后，迄未遵办，似此故意延宕，殊属非是。更查现在会务停顿，负责无人，以及曾经令饬停止现无恢复工作之必要者，亦属不少，亟应彻底整顿，以资解决，而期健全……”，最终决定，市内共80个同业公会，除去银行业、保险业、轮船业、旅栈业、胶皮车业已经依法改选;酒业、棉业已经全部改选;报关业正在筹备改选;报馆业、胰皂化妆品业未到改选之期;电料业、磁业已经另案办理外，其余各业都彻底整顿：一、席业、麻袋业、叫卖业、洗衣业……等9业。会务无形停顿、负责无人、曾经停止活动，一律予以解散。二、转运业、兑换业、商栈业……等5业。成立后已满四年未曾改选一次者，一律予以解散。三、药业、米业、干鲜果品业……等45业。成立已满四年，曾经改选一次或二次，现又逾期未改选，一律停止行使职权，重新全部改选。四、茶食业、房产业、货栈业、玻璃镜业……等9业。成立未满四年，未进行第一次改选，一律停止行使职权，重新全部改选。这样一来，80个公会中有68个都要解散或重新全部改选。

　　限令大部分同业公会解散和重新选举后，天津市社会局又严格拟定了同业公会会员等级和各等级会员会费缴纳数额，会员定级为：“甲、公会会员：特等1000元以上按照1000万元以上者如银行公会。甲等一级1000元按照500万元以上者如钱业公会，二级900元。乙等一级800元，二级700元。丙等一级600元，二级500元。丁等一级400元，二级300元，三级250元。戊等一级200元，二级150元，三级100元。”;“乙、商店会员：特等100元以上，按照5万元以上者。甲等一级100元按照4万元以上者，二级90元。乙等一级80元，二级70元。丙等一级50元，二级40元，三级15元。戊等一级10元，二级8元，三级6元，四级4元。”会员会费数目：“丁种一级轮船业公会规定会费额400元，二级旅栈业公会300元……”，“戊种一级转运业公会200元……”，“戊种二级商栈业公会100元，货栈公会100元……”。

　　对于政府解散和重新选举公会、强行制定会员会费等级的行为，各公会会员采取了消极抵制。抵制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拒绝加入政府授意新成立的同业公会。导致公会会员锐减，从天津市各行业同业公会成立组织及备案情况表上可知一斑，“货栈业同业公会，民国23年1月(1934年1月)成立，会员家数17，于民国24年1月(1935年)在市党部、社会局、实业部立案”。天津市的货栈数量很多，可是加入公会的只有17家。二是拒绝缴纳商会会费。

　　1934年至1936年，各行业公会普遍出现了会员欠缴会费的情况，例如：“商栈公会会费原定额200元，转运业公会会费原定额500元，旅栈业公会会费原定额500元。23年、24年、25年均未缴纳会费”其他没加入公会的商人，也是这种情况。以货栈行业为例，很多商人在1936年10月政府解散旧的同业公会后，就没有加入新成立的公会：“晋记货栈会费原定额8元23年未缴费，24年缴费8元，25年未缴费。退会未能准。”，“同华茂棉花栈，会费原定额24元，23年未缴，24年缴费24元，25年未缴”。

　　对于商户消极抵制的行为，政府于1937年5月28日发出训令决定制裁不加入同业公会的公司和商号，强令各业商店均应依法加入本业同业公会，倘若于限期内仍不加入，即报由主管官署执行罚办，罚办后仍不入会者，请勒令停业。各商号听后惶恐万分，只好迎合政府说“查现代社会无论若何事业，苟无相当团结，恐难图存，”被迫请求恢复同业公会，还将准备加入公会的商号名称、负责人姓名、商号地址开列清单一份，转交社会局备案，请求社会局指定人员成立筹备委员会。

　　四

　　国民政府于1936年5月5日先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1937年7月公布了《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并开始国大代表选举。1937年6月28日根据修正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施行细则，天津特别市市长张自忠请津商会详细申报登记各同业公会会员以便参加国大代表选举，并于5日内登记完毕。

　　但是对于政府的要求，“各业公会对于填造表册多持观望”，这一方面是因为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局紧张，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政府一直对同业公会采取限制政策。直至7月8日上午仍未办理完毕，商会主席、亲赴市政府请示办法。得到指示，希望商会依然按照限期申报。几天以后，津商会汇总呈送各同业公会及商店会员登记表册至国民大会天津市代表选举事务所，表册上共等级有绸布棉纱呢绒业等54同业公会及永利化学公司等14商店的会员及职员名册。但是原定进行的中华民国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终因当时东北和华北沦陷区代表选举困难而搁浅。同时由于抗战的全面爆发，此事最后不了了之。

　　五

　　总之，南京国民政府在1928年至1937年期间，对工商界和商会的实际情况缺乏了解，没有认识到商会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上的重要影响与作用，对商会采取了比较偏激的举措。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以后，开始对商会进行种种限制，具体做法有：

　　1、颁布法令，控制商会及各同业公会的活动。

　　2、限制商人参加政治活动。

　　3、挑拨商会及各同业公会的矛盾，以便趁机插手商会内部工作，解散商会。

　　4、通过改组商会及各同业公会来架空商会，导致商会会务停顿。

　　5、干涉商会、同业公会内部选举，使其内部人员更迭过于频繁，从而使其不能顺利行使职能。

　　对于政府的种种干涉，商会及同业公会采取消极抵制的做法，具体说：

　　1、暂停会务，以示抗议。2、拒绝加入政府控制的同业公会，导致公会会员锐减。3、拒绝缴纳商会会费。

　　在商会及各同业公会的不断抗争下，整顿改组后的商会并未完全丧失作为民间商人社团的独立性和自主权，与政府还是既有合作又有对抗。而南京国民政府因为在限制商会的实际操作中遭遇了困难，不得不稍微采取了一点缓和措施，但是商会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因此而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