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从张学良口述史论其抗日爱国思想演变论文
抗日战争是1931年9月至1945年8月，中国人民进行的14年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也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这场战争是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有社会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华侨同胞广泛参加的全民族抗战。中国的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取得世界反法西斯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以下是学习啦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探究从张学良口述史论其抗日爱国思想演变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探究从张学良口述史论其抗日爱国思想演变全文如下：
一、东北易帜与对日态度
1927年夏，日本召开了著名的“东方会议”，其用意是将中国东北分裂出去，变成日本的殖民 地。这一决策竟然成为了日本的最高国策。会议之后，日本制造了“满蒙悬案”，强迫张作霖进行“满蒙交涉”，妄图攫取在东北的更多利益，以达到全面地控制东 北地区的目的。但是，令日本意外的是1916年以后，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始终不肯执行《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并且还通过省长或各县知事下达了 一系列《东北官宪排日法令》。于是，日本把张作霖视为日本在满蒙条约上利益受损的阻碍，很是恼火。由于无法容忍，最终采取了极端的手段，制造了震惊中外的 “皇姑屯事件”，将张作霖炸死。此后，张学良继任东北保安总司令，执掌东北军大权。
张学良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声名显赫、富有传奇色彩的 人物。虽然学界对他的研究成果是众说纷纭，但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是张学良先生在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之中却 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自1928年东北易帜到1936年西安事变，张学良将军在对待日本帝国主义的态度上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也正是张学良对日态度的变化，促 成了一系列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历史事件的发生。“近代社会的动荡和变化，激发了张学良高度的民族良知和爱国热情，他决心消除内乱，促进祖国统一。”西安事 变后，他被禁锢了半个世纪，终于在其晚年时，将自己的真实人生讲述了出来。“目前以口头访谈作为访求历史史实的路径，已成为史学界搜寻、运用史料的一个组 成部分，并被纳入学术研究之中，且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近20年来，围绕着张学良口述历史出版了大量的著作。其中，管宁、张友坤、毕万闻、唐德刚等 人著录的《张学良开口说话》《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张学良三次口述历史》等多部学术著作深受关注，这些为张学良及其政治思想的研究提供了充实的史料。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承认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并且通电全国，服从南京国民政府。关于东北易帜的原因，在《张学良口述历史》出版 之前，大多数学者认为是“国难家仇促使张学良决心抗日，但又感到自己的力量不足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并认识到要御外侮，报父仇必须谋求全国的统一，一 致对外。”其实不然。当时，奉系的实力并不软弱，甚至可以说是强于南京的实力。正如张学良的部下卢广绩先生在一次接受外媒采访时曾说过：当时的奉军是30 万人，此外，还有海军、空军，而蒋介石却只有20万陆军。从实力上比较，即使不与蒋介石争雄，也是没有必要服从于南京政府的。从《张学良口述历史》中我们 发现：张学良承认，是父亲的遇害更加坚定了其实行易帜的决心。但在此之前，他一直都主张国内统一，认为中国的统一是国家不被欺辱的根本。可是，日本曾多次 拉拢张学良，要支持他在东北做皇帝，但遭到了张学良的多次回绝。正如他在自述中提到：与林权助的一次交流中，明确表示自己是中国人，是不会受日本人摆布 的。因此，日本人产生了要对付他的企图。
如此看来，张学良易帜并非是因为自身实力不足而联合南京国民政府，而是出于爱国情怀。 日本对东北乃至整个中国的觊觎，深深触动了张学良的爱国之心，易帜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全国统一抗日。唐德刚先生对这一事件评价是：“学良于1928年底的 易帜，与中国内战史上的‘势穷来归’或‘变节起义’是截然不同的，在三千年的国史上也鲜有先例。”223
在民族危急关头，张学良把民族 大义置于眼前，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而进行易帜，维护了祖国统一。从此，张学良的思想由军阀割据进入了军阀分治的爱国统一阶段。由此，东北易帜“这一行动挫 败了日本企图分裂中国的阴谋，维护了国家领土的完整，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爱国行动，是张学良对中国历史的一大贡献”。换而言之，张学良一腔爱国热血及其 政治家的节操与风范是东北易帜的根本原因。
“东北易帜这一历史事件的基本性质是爱国的、进步的，其主要作用是积极的。”
二、“九·一八”事变与张学良的思想变化
张学良拥蒋、助蒋统一，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既危害到日本的利益，也促使东北地区的防务变得松弛。这时，日本趁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意图明确，要占 领东北全境，这对张学良来说是致命打击。按常理推断，实力雄厚的东北军在事变发生之后，应该全面对敌。但事实上，张学良非但未带领东北军进行抵抗，反而放 弃东北退守关内。在一些文章中，有的学者谈及到：对中村事件处理时，蒋介石曾向张学良训示—东北军面对日军在东北的任何挑衅均要采取不予抵抗的政策以避免 冲突，并要求这一政策在东北军中得到贯彻。多年以来，每当谈到“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之所以不抵抗，根源就是蒋介石给张学良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然而， 张学良在其自述中却多次强调：“九·一八”事变不抵抗的原因在于他自己，并非蒋介石和国民中央政府。在1990年，日本广播协会到“台湾”采访张学良，当 他谈到“九·一八”事变时说：“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 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中央政府 下达过不抵抗指示。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后来，很多学者曾经推测，张学良之所以将东北沦陷的责任揽于自己身 上，是因为自西安事变以后，张学良的处境决定了其言论，张学良的说法并非本意。直到张学良在迁居美国之后，依然坚持他当时的判断，认为日本人不会占领中 国。所以，为了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下了不予抵抗的命令。这与张学良在台湾时期的说法是一致的。另外，他还在多次的访谈中对坊间 传闻的一些事情做了澄清和更正。例如，在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记录与张学良的一段谈话中，张学良对不抵抗的事情进行了郑重的声明：很多书中一些人所说的 国民中央政府下令不抵抗是不实的，那个命令是他本人下的。他还说，因为以往处理日本的挑衅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处理方式，没有预计到日本人会有如此心 思。作为封疆大吏，历史的责任在他。但在其口述历史中，又为其自己辩解，他的不抵抗并非是内心上的不抵抗，而是对时局的判断错误。张学良在自我反省的同 时，也为自己辩护：既承认“判断错误”，却又否认“不抵抗”。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考察“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根本原因，张学良的自 述给我们提供了有利的依据。虽受时局影响，但其心可鉴。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背井离乡，非其所愿。他认为政府与国联的力量是可以解决日本动武这一 问题的，所以放弃了抵抗。对此，他在口述历史中谈到日本奉还家产的问题时说：“要还，你把东三省还给国家”。也就是说，张学良当时认为，政府出面解决相关 问题，通过国际会议或者其他交涉，东北是要“还的”。在“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应该是本着维护国家统一，认为面对日本的“挑衅”要上升至国家层面来解 决。正如他“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表示，日本“绝非我一人及东北一隅所能应付”，中央政府才是有能力解决事情的。这一时期的张学良在思想上已经完全超越了 军阀分治统一的爱国阶段。张学良应该是经受军阀割据思想与政治统一思想的碰撞的煎熬的，既想收复东北，又想要谋求国家的统一。尤其是热河抗战失败以后，张 学良辞职放弃东北军的领导权，更加说明了他的政治思想已经告别了易帜时期的爱国合作分治思想。
三、张学良的思想转变与西安事变的爆发
张学良辞职之后，赴欧洲考察，受到欧洲各国政治军事局势重要影响。他对国际局势进行了分析，认为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虽然欧洲各国反战情绪高涨，但大 战依然迫在眉睫。他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东北问题依靠国联是不可能解决的，国民政府所提出的对日作战“准备期”是“无限期”。恰恰在此时，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 进一步侵略与扩张，利用经济、政治、外交、军事，甚至于文化等各种手段对中国进行绑架。于是，张学良对时局进行了认真而深入地分析，确定了立即对日作战的 思想。此时的张学良，认为国内统一是抗日的必备条件，主要的想法还是与蒋介石趋于一致的。在归国后，他回答上海记者提问时明确地表示：“本人之意，惟望国 内和平统一，方能救中国。”2“张学良的落脚点始终是希望蒋介石能够统一救国，励精图治，收复被日寇占领的东北失地”。同时，张学良同意“攘外必先安 内”，并且主张实行法西斯主义。也就是说，虽然张学良在这一时期已经逐渐认识到了不抵抗政策的失误，但是，他所希望的还是以国家的统一作为收复东北的前 提，将国家的统一与自己的抱负联系在一起。
直到1934年3月，张学良在武汉就任西北剿匪副司令，调集旧部开赴西北地区与十七路军协同 作战，剿灭“匪患”。这也是张学良这一时期主流思想的具体体现。他坚信国家统一才是抗日的基础，“不安内，便不能攘外，要安内，必先剿灭赤匪，只有在扑灭 赤匪以后，全国上下才能结成一致的对外战线，才能收复失地。所以，为着我们民族国家的利益，我们必须以剿灭赤匪为当前最紧要的任务。”此后，张学良带领东 北军围追堵截红军，希望通过剿共胜利以取得蒋介石的信任，并扩充自身实力。但在三个月的战事中，张学良非但没有得到任何利益，反而损兵折将，这给张学良以 极大的打击。此外，最让张学良难以接受的是蒋介石想要削弱自己，其意图明显，如减发军饷、取消被歼部队番号等，这些令张学良悲愤不已。“这个事实再次教育 了张学良，使他不仅看穿了蒋介石驱使东北军进攻红军的险恶用心，在于使其两败俱伤，而且认识到内战不已，抗日无从谈起。”由于剿匪的结果与张学良的初衷相 悖，所以，张学良的爱国统一思想与安内攘外的政治主张开始出现了激烈的碰撞。张学良在其自述中谈到：他与蒋介石的冲突就在于前者主张攘外安内，而后者主张 安内攘外，两人的争吵的根源也在于此。在国民党“五大”期间，张学良就已经开始谋划新的出路。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张学良在抗日爱国的思想驱使下，对蒋的 态度开始发生变化。他已经开始认识到蒋介石思想的守旧与反动，他决定要挑战“领袖的权威”。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 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议精神，以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同时，在国内公开发表，呼吁“停止 内战”“抗日救国”，即“八一宣言”。宣言的主体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张学良也由此看到了共产党的对日主张。1936年1月，张学良秘密到上海找到了进 步人士杜重远，开始与中共取得联系。中国共产党得知张学良抗日的想法之后，决定团结张学良及东北军。1936年1月25日，中共方面以毛泽东、周恩来、彭 德怀等名义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肯定了东北军大多数是爱国的，红军愿意与东北军互不侵犯，合作抗日。1936年3月， 张学良通过上海地下党李杜认识了刘鼎，进一步加深了相互之间的了解。4月6日，毛泽东、彭德怀密电张学良，确定肤施会谈中共代表为周恩来，并将会谈要点电 告张学良，希望张学良也提出自己的建议与真实想法。最终，张学良与周恩来在肤施会谈上对停止内战问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问题、红军集中到河北抗日问 题、派代表赴苏联问题、通商问题等，初步达成了协议。这次会谈对张学良抗日爱国思想转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从张学良对周恩来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到张学良 对联共抗日的期待。他说“中国现代人物，我最佩服是周恩来，我最佩服他。”“可以说我们俩一见面，我当时我答应了周恩来。”155由此可见，张学良已经坚 定抗日救国的决心，那么，西安事变也就成了历史必然。
当时，张学良的思想变化是由内外两个因素促成的。一是，张学良为了不再无故损耗东 北军的实力，不想再与红军正面冲突，产生了以和平代替武力的方式来解决国共之间问题的想法;二是，中共在张学良举棋不定的时候，采取了积极的态度来促进他 的思想转变，进一步动摇了张学良剿灭共产党的意志。到了1936年的下半年，张学良多次劝谏蒋介石“内战的结果，无论谁胜谁败，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自我消 耗，无异在客观上帮助了民族的敌人”1。这些说明，此时的张学良已由原本的先安内后攘外思想转换到全民族抗日上来了。特别是华北沦陷，更加让他看到，不仅 是沦亡的东北难以从日本人手中收复，而且整个中华民族都面临着被日本人灭亡的危机。于是，张学良便开始梳理自己的思路，调整了先“救亡”而后“救国”的思 维次序，逐渐抛弃了原有的“统一抗日的爱国思想”，从而转变为“全民族抗日的爱国思想”。这也正是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思想根源。唐德刚教授在采访张学良 时问到西安事变的是是非非时，张学良说：“历史如走回头路的话，西安事变他还是要发动的。”1这充分说明了张学良这一时期思想变化的深刻性与坚定性。
四、口述历史中张学良抗日爱国思想的演变分析
口述历史，是一种很有价值的记述历史的方法，是一种可以更真实、更深刻、更具体地反映历史的方法，可以为历史研究提供其他史料所不能提及的一手资料。对 于口述历史的研究，学者们也是众说纷纭。对于张学良口述历史的真实性及其价值，学术界也是褒贬不一。中国人民大学张同新教授认为：“张学良的口述历史基本 上没有记述者、著述者个人的格外加工、修饰，能够完整地保留了张学良口述的原意。它的优点在于给史学工作者提供了原原本本的历史资料，给持有不同观点、不 同学术风格、从不同角度研究张学良的学者留下了广阔的空间。”温州大学教授王海晨则说：张学良口述历史已经有几个版本在坊间流传，学术界对此褒贬不一。有 的说，价值不大，没什么新东西;有的说，乱七八糟。王教授认为：张学良这百年人生中，老人“锁嘴”半世，90高龄之时，“竟然还有勇气将他一生的经历、感 受，用生动的语言娓娓道来，已经非常难得了! 而史家所需的正是这半个多世纪前的‘老观点’。”当然，对于口述历史的真实性，很多人也都提出了质疑。尤其是张学良口述历史的发起者主要是哥伦比亚大学的 部分学者，能否克服晚年的张学良浓重的东北话口音以及嗓音不清等问题、美国学者是否真正了解东北的近代历史，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我们必须看到，张 学良在多次公开访谈、口述纪实以及应哥伦比亚大学学者之约口述历史中，其主流思想的演变是没有任何可以质疑的。也就是说，利用张学良口述历史研究其自 1928年到1936年间的抗日爱国思想的演变，依据充分，翔实可靠。
张学良说过：“人的思想永远是随着时间或空间变迁……只有随时随地把自己的思想记载下来，才能充分的了解自己，而且由于前后印证才能找出本人思想变迁的痕迹。”270我们研究张学良在中国近代的抗日爱国思想变化时，发现张学良思想的变化是具有稳定的思维逻辑关系的。
(一)张学良的爱国情怀
张学良的爱国情怀是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具有时代和个人特色的。由于所处地位的特殊性，张学良认为自身具有充分的资本去爱国，他将封建军阀的地方主 义与忠君爱国相结合，形成了合作分治的爱国思想。日本占领东北以后，张学良丧失了地理空间上的支持，他的爱国思想转变为统一爱国思想，力图以全国地域的统 一换取东北地域的收复。但是，事实与张学良的设想产生了极大的反差。随着国际与国内形势的恶化，张学良所谋求的全国统一环境下的抗日局势难以形成。于是， 张学良只得顺应历史潮流，成为了爱国统一战线的拥护者。同样，迁居美国后的张学良，在90岁高龄时还依然心念国家，愿意为国家、为人民尽其力量，依然保持 着青年时代的情怀。纵向考察张学良政治思想的发展历程，通过对张学良口述历史的研究，我们发现在其一生中，爱国情怀是其思想中的主线。张学良是忠诚的爱国 者，正如其所说，“我不敢用‘爱国者’三个字，我倒是愿意接受”502。也正是这种无私的爱国情怀，促成了历史变革时期重大事件的发生，改变了中国历史的 发展方向，造就了一个中国历史上千古不朽的人物。
(二)张学良的仇日情节
张学良的仇日情节，没有他人的灌输，也非书 本中所学。他自幼就目睹了日本在东北的暴行，特别是成人以后遭受了多次打击，使得他更加憎恨日本。众所周知：父亲张作霖、儿子张闾琪都是死在日本人的手 中，他所管辖的东北沦为日本殖民地，他本人也因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背上了“不抵抗”的罪名。面对这些，张学良曾说：“我自己的整个毁灭是出于日 本。”因而，我们可以看出张学良从小就有仇日情节，他在骨子里对日本就是憎恨的，尤其是再加上杀父之仇、夺家之恨，张学良对日本的憎恨已经激化为不共戴天 的仇恨。“打击与抵抗日本侵略者”便成为了1928年以后的张学良政治思想与活动的重要核心内容，也是其一切政治与军事活动的主要目的。在1990年日本 媒体采访张学良时，张学良曾反问日本记者：日本为什么将东条等人作为英雄而不是罪人?一位笃信基督半世纪耄耋老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可以看得出来他并没有宽 恕日本，无法释怀心中的仇恨。由此可见，1928年之后的张学良政治思想中的仇日情节有多么浓厚、影响又有多么的重大。东北易帜是为求得统一，打破日本对 其威逼利诱;西北“剿匪”是为安内而后攘外，收复东北，匡复河山。但是国力不足、难以助其实现匡复东北以报国恨家仇，再加之“仇日情结”的不断升级，最终 产生了联苏联共发动事变的想法。换而言之，西安事变的根本原因是张学良抗日爱国与政治现实之间矛盾的集中体现。由此看出，张学良对日本的仇视态度影响了他 在诸多事件中的决策。
(三)张学良的本性使然
张学良的思想理念和政治行动均是以“良心”为基本原则的。张学良在其自 述中以及诸多的电文演说中，经常强调人的本性应该是善的，人要讲良心。在他看来，“良心”是每个人区分善恶的能力，有良心者为善，去勇敢地做正确的事情。 张学良就是这样“本良心做事，为社会服务”182。同样，在东北治理方面他也是秉承良心，维护东北安宁，保护东北民众。在张学良的人生哲学中，良心是本性 使然，凡是符合本性要求的要尽量去做;反之，则要尽力克制。张学良本性根源于其成长时期的教育与实践，在不知不觉中把儒家忠孝仁义的道德标准与____普世 救人的实践观结合起来。在不断地磨砺中，他形成了以“忠孝仁义”为内核、以“普世救人”为目的、以“豪侠豁达”为外在表现的性格特点。这也是其本性的基本 要求和思维逻辑中的良心准则，这对张学良其他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导向性的作用。
综上而言，张学良政治思想体系是以良心准则为基础、爱国主 义为核心、仇日情结为发展动力的。日本学者西村成雄曾称赞张学良是“典型的集建设近代国民国家(救国)和救中华民族(救亡)双重课题于一身的政治家”。同 时，在张学良口述历史中，我们也可以明显地看到在双重变奏的历史环境下，其任何行动并非其冲动而为，都是在历史客观因素的推进下引起其主观思维变化。也正 是基于这样的原因，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张学良的行动决策虽然判若两人，但其抗日爱国思想基础是一脉相通的。“少帅要求抗日，要求与共产党合作 却不是出于个人私利，而是出自爱国的动机。”准确地说，张学良所采取的行动，都是其抗日爱国思想的集中体现，一颗赤子心，滔滔中华情。张学良以伟大的牺牲 精神，换取了国内的和平，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改变历史的伟大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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