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前后的张学良与杨虎城

　　关于西安事变前后的张学良与杨虎城，欢迎观赏。

　　张学良，曾统帅中国当时装备最精良的东北军，中国海陆空三军副总司令，军事实力仅次于蒋介石。周恩来对张学良将军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十分尊崇，称其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而张学良却因为“西安事变”彻底改变了人生轨迹，从陆军上将跌至阶下囚。历史的发展总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结合，笔者试图从张学良发动事变的动机和他自身的遭遇来看他在这场政治斗争中的得与失。

　　杨虎城，从反清、反袁、反内战直到“扣蒋兵谏”,无一不透露出他“除暴安良，护家卫国”的革命精神。在“西安事变”中他绽放了军旅生涯最绚烂的一刻，与张学良共同主导的这场“兵谏”加速了中国各民族团结抗日的进程，但绚烂之后的寂灭却成为他的遭遇。杨虎城是政治场上的老手，对于“兵谏”后的政治角逐如何能够效果最大化，他有着自身独到的考虑。

　　一、“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杨虎城面临的困境局面

　　1936 年冬，张、杨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面临的各方面困境要着手解决：与中共商议的“西北大联合”困难、苏联摇摆不定的态度，蒋介石的督战压力，东北军、西北军内部的主战压力等。对此，他不得不竭力做到不露迹象，等待中共方面的时机或苏联方面的指示，亦或者期待蒋介石能将其调入抗日战场，以走出眼下的困境。

　　(一)张、杨的爱国思想为“事变”埋下伏笔。从张学良自身来说，强烈的爱国之心同其指挥的内战形势相矛盾，内心备受煎熬。张学良是一名拥有强烈爱国之心的军事将领，其内心最期盼的是蒋介石执行联俄联共抵抗日本的战略方针，以期打回东北，收复失地，对于同红军作战丝毫没有积极性，这使得军命在身的张学良处于煎熬之中。东北军中下层将士也对驻守西北不满，强烈要求打回东北。随着绥远抗日战争的爆发，从东北军内部来说，中下层将士力主抗日报国，不愿意“中国人打中国人”,这给张学良增添了自下而上的压力。为此他在 11月 27 日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战中写道：“今前锋即接(绥远抗战)，大战将临，就战略言，自应厚集兵力，一鼓而挫敌气，则调遣良部北上，似已其时。”[1](P108)但此时的蒋介石是绝不会调走军队给红军留下任何喘息机会的，对于张学良这份请战书，他当然予以否决。

　　杨虎城出身贫贱，知识水平不高，爱国思想是在其自身的革命实践与进步思想的影响中逐步形成的。在经历了“劫富济贫”的反清革命到“除暴安良”的反军阀革命，直至自己成为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后，其才转变为“保家卫国”的爱国思想。1925 年“五卅惨案”后，他给友人于右任的信中写道：“我要以毕生的精力，把兵练好，和日本军国主义者拼个你死我活，将日本在华的势力扫除尽净，竖军旗于长白山之巅，饮战马于日本海之滨。”强烈的爱国之情和民族正义感跃然于纸上。绥远抗战爆发后，国土却日益沦丧，而蒋却一味地要求其内战消耗，这是杨虎城所不能接受的。

　　(二)明里剿共，暗中护共。陕北红军在国民党军联合围剿下，以共产党为主导，张学良、杨虎城为核心的“西北三位一体”政治军事格局已危在旦夕。11 月下旬，随着中共西路军的受挫，陕北红军已被迫压缩至甘北一角，处于汤恩伯与胡宗南军队的东西挤压之中，中共中央不得不准备实施“南进计划”,放弃陕北根据地。[2](P263)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西北三位一体”的合作关系，张学良既要暗中配合红军，又要加紧进剿红军，无奈之中他不得不一面将其每天的军事计划和进军情况电告中共，一面又将亦真亦假的战况上报给蒋。但是即便如此，陕北红军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杨虎城同中共的合作一波三折。早在 1923 年杨就与陕西共产党元老魏野畴进行过多次接触，魏对杨进步思想的萌芽起了重大影响。在北伐、土地革命期间，杨不仅大量任命共产党人为重要军事干部，而且在多次浪潮中保护共产党员，但是由于后来中共自身的“左倾”错误，对杨虎城进行了错误的判断，以至于影响了二者的合作关系。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以后，及时调整了对杨虎城的政策，密切了二者之间的关系，随后杨虎城认同了“西北大联合”的设想并加入其中。

　　(三)蒋亲自指挥剿共，张、杨被动。蒋介石亲自指挥中央军入陕，坐镇指挥督战。蒋介石率领军政大员亲临西安，一方面是要督促西北军与东北军围剿红军，另一方面则是准备将中央军势力深入西北。12 月 4 日，蒋介石到西安后便开始调兵遣将，把陈诚、卫立煌、朱绍良等重要军事将领悉数调往西安，另有十几个中央军滚滚西进。12月 8 日，蒋介石在给阎锡山的信中写道：“(拟)调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司令，俾剿赤工作得负专责……命蒋铭三(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暂驻平凉。”[2](P284)如果照此实施，就等于剥夺了张学良的军权。

　　此时，杨虎城与蒋介石的矛盾逐渐激化。1930 年杨虎城因讨伐冯玉祥有功，任陕西省府主席，随后兼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但是，蒋介石此后不断削弱杨虎城实力，不仅政治上限制其扩张，军事上甚至挑拨其部下叛变。1933 年，蒋介石罢免其省府主席职位，同年，杨虎城亲赴石家庄面蒋，请缨抗日，反被蒋讥为多事。1936 年，蒋介石借“剿共”之名，一面督促杨虎城拼命进攻红军，一面不断派遣中央军入陕控制战略要点。蒋的这些做法，激起了杨虎城的极度不满。随着蒋介石 12 月 4 日到达西安督战，带来大批军警和特务，十七路军与东北军、红军的秘密关系有被曝光的可能，张、杨将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

　　(四)张、杨策划实行“兵谏”.12 月 9 日，西安学生举行示威游行，蒋命军警开枪阻拦，这极大地刺激了张学良的爱国之情。他当场向学生表示一周内以实际行动进行答复。这种承诺绝不是政客狡黠的托辞，而是一名爱国军人的真情流露，只是谁也没想到这个实际行动竟然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 1936 年的局势逼迫下，张学良、杨虎城任何一方被蒋介石瓦解掉，另一方必将步入后尘，张学良所承受的压力与困境，杨虎城同样要承担，反之亦然。在以上事态的逼迫下，张、杨必须迅速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那就是用一切办法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在“诤谏”和“哭谏”都无济于事的情况下，他们携手选择了“兵谏”.

　　二“、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杨虎城的遭遇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张学良为了表明自己发动此次事变是爱国心切，不存在任何争权夺利的念头，也为了维护和巩固蒋介石的政治地位，选择了亲送蒋介石回南京的妥协方式，却遭到蒋介石的软禁。随着张学良的一去不复返，杨虎城成为支撑西北局面的主心骨，但他在处理后续事务时却失误连连。其一，确信蒋介石能信守承诺，在张学良尚未回归之际，释放中央军 50 多架战斗机和扣留的军政大员。其二，张学良被扣后，东北军形成以王以哲为核心的领导层，但杨虎城未能处理好其与东北军新领导层的关系，反而形成了隔阂。其三，未能有力地保护东北军核心王以哲的安全，致使其被杀后，东北军内乱不息。其四，在与中央军的对峙中战和不定，让中共和东北军及第三方力量无以适从，给蒋介石留出了“得以以政治手段解决之”的空间。

　　随后，杨虎城在政治、军事的压力之下被迫辞去职务，放弃兵权出国考察。随着杨虎城的出走，蒋介石将十七路军划分到各个抗战区域，分崩离析。杨虎城在国外考察期间时刻关注国内抗战，不断发表关于联合抗日的文章，寻找机会回国抗日，但在误判形势回国后被蒋杀害。“西安事变”发生后张、杨发布了“八项主张”,政治上要求“改组南京政府，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

　　在某种程度上说，这场事变的直接目的是为了保存东北军和西北军实力，将二者带离内战的泥潭，宁可在对日作战中为国捐躯，也决不枉死在内战的争斗中。从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来看，一个欲带领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愿望因为自己的软禁而没能实现，一个欲在内战中保存实力转而投身抗日战场的愿望，也因为军队瓦解没能实现。从这个角度来说，张、杨失败了，但“西安事变”惊醒国人，迫使蒋介石转变内外政策，使东北军、西北军得以在抗日的大环境中以零散的个体保家卫国、守疆卫土，从这个方面说张、杨又是成功的。可以说张学良、杨虎城及其所统帅的部队是燃烧了自己的政治、军事地位，催化了蒋介石内外政策的转变，点亮了中国抗战的光明前途。

　　三、结语

　　张学良以“戴罪之身”亲送蒋回南京，使蒋的威望非但没有降低，反而更具号召力，自此全国地方实力派及红军，不论抗战何由，都只能在蒋氏的旗号下进行。对于中国共产党，由于蒋停止了大规模内战，使红军得以在陕北继续发展。正因为如此，共产党人一直对张学良和杨虎城怀有尊重和感激之情，毛泽东也承认：“西安事变把我们从牢狱之灾中救了出来。”[3](P75)“西安事变”促使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使中国尽早的转入“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的全民抗战进程中。

　　[参考文献]

　　[1]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2]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3]陈铁键。听之而已 信则未必[J].百年潮，200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