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理治领导下陕甘宁边区银行的变化与发展论文

朱理治领导下陕甘宁边区银行的变化与发展论文

　　陕甘宁边区是1937年至1949年之间，在中华民国内的一个行政区域，包括陕西北部，甘肃东部和宁夏的部分区域，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抗战时期是国民政府行政院的直辖行政区，解放战争开始后被蒋介石政府宣布为非法叛乱区域。。以下是学习啦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朱理治领导下陕甘宁边区银行的变化与发展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朱理治领导下陕甘宁边区银行的变化与发展全文如下：

　　在中共革命金融事业方面，朱理治①曾发挥过重要作用。长期以来，朱理治的革命活动，虽已被学者关注②，但仍存很大的学术空间。特别是其担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期间③，正是边区财政经济由依靠外援走向独立自主的重要时期，如能梳理此时期银行工作④，对于认识边区如何应对外援断绝、恢复和发展经济，应是一很好的学术载体。另外，学界对于边区银行的研究，主要侧重于银行的整体工作、边币发行等问题⑤，就朱理治领导下银行的变化、银行工作在边区引发的争议等，论述犹未充分。本文结合当事人回忆录、日记、银行工作报告等史料，通过梳理上述问题，希冀展示外援断绝后边区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复杂性。

　　一 临危受命：朱理治就任边区银行行长

　　1941年3月5日，朱理治被任命为边区银行行长⑥。为何会被任命?据其回忆：外援断绝后，财政发生困难，“边区银行只好靠发行来接济，造成边币贬值，物价飞涨，群情大哗，追究责任，中央撤了曹菊如同志的行长职务，决定由我接任行长”①。另据曹菊如回忆：“所发行的货币，大多数用于非生产性的财政支出，拨付机关部队的经费等，再加上发行数额过多，以致不久边、法币比价由一比一逐渐出现了差价，而且越来越大。”②也就是说，外援断绝后，银行未能处理好边币发行与物价稳定工作，应是中央撤换行长的主要原因。

　　银行为何不能处理好边币发行与物价问题?有研究认为边区银行“一时间因缺乏准备，难以适应调剂财政，投资生产，扶助公私经济，周转贸易，稳定物价，代理金库，经理公债，支持抗战的要求，仓促间大量发行钞票”③。这一解释未能注意到边区就银行工作如何服务于经济，已形成初步认识。如边区中央局指示：银行业务方式要加以改善，能调剂边区金融④;曹菊如注意到银行任务应是投资、放款、存款、汇兑、营商、代理金库、发行辅币⑤;林伯渠认为银行业务应大量吸收存款，对工业、农业、对外贸易三项积极放款及投资，并多设分行及代办处，健全汇兑网⑥。至于这些认识为何不能影响银行工作以避免金融与物价问题，须分析当时的财政经济环境。

　　其一，未能建立统一的财政体系，财政问题突出。1940年，毛泽东致信彭德怀，提到“根据地工作最差最无秩序最未上轨道的是财政经济工作，许多重要工作都接受了苏维埃时期的教训，独财经工作至今没有接受过去的教训，如不速加注意，必遭破产之祸”⑦。在毛泽东看来，当前的财经工作须加以改善。有研究也表明1940年前后，边区才设想建立正规的财税制度⑧。意识到财经工作的重要，主要在于1939年 以 来 财 政 问 题 的 突 出。为 增 强 防 务，1939年 回 调 的 军 队 占 边 区 部 队 总 数 的50.63%⑨，加上“后方学生仍继续来延安学习”,以致脱离生产的机关部队人员由1937年的“不过三万”增至到1939年的“四万多人”⑩ .人员的增加，“虽有外来一点经费补助，已经分配不过来，我们处在财政供给问题的严重威胁下”.1940年5月，曹菊如指出“财政应做到自给自足，但现在还是入不敷出，每月需要十七万元，尚差四万多元”;11月，又说“财政今天遇到了一个严重的难关”.说明到1940年年底，边区财政问题已相当严重。

　　其二，财政对银行的依赖性越来越大。1940年前，边区银行“为边区政府的货币金银的出纳管理机关，维护法币的流通，发行少量辅币，解决市场找零之用，便利交易往来之需，别无其他作用”.到1940年，银行放款成为政府解决财政空缺的重要方式。据统计，1938~1940年，财政机关放款占银行放款比例分别为21.6%、18%、69.2%;财政机关放款中，直接财政放款则由8.2%上升到93.1%.也就是说，银行放款中用于财政支出的比例越来越大。就银行而言，增发辅币来满足政府工作需要的趋势愈加明显。如光华代价券的发行累计逐月指数，由1938年下半年的3.2上升至1940年11月的59瑏瑥?。有时增发直接是应上级要求。如1940年11月，边区中央局要求银行增发钞票400万元，交财政厅作生产基金及经费之用瑏瑦?。那么，面临外援的突断和独立经济体系的构建，边区政府只能继续依靠银行增发货币来应对。总之，1941年年初，即使边区内部已意识到银行工作应是调剂金融、促进生产，但因未建立有效的财经工作，面对外援突断，政府不得不依靠银行增发货币来弥补财政缺口，加上经济基础薄弱、生产与消费不平衡等因素，银行也就无法处理好发行货币与物价稳定问题。那么，面对中央的任命，如何调整银行工作来适应形势需要，成为朱理治的主要任务①。

　　二 调整业务与扩充机构

　　朱理治上任时，除稳定物价外，银行还须肩负“解决紧迫的财政困难”“帮助发展生产事业”②。但抗战以来，银行偏重于自营的商业，“不能面向全边区”③。面临当前的金融形势，朱理治是如何调整银行工作来完成肩负的任务呢?

　　1.稳步发行货币、调整银行业务

　　就朱理治与银行业务的改变，虽学者给予认可④，但因问题侧重点不同，并未系统梳理业务的调整。在笔者看来，朱理治是在稳定边币发行的基础上，相应地调整贷款、汇兑、存款三方面业务。就发行业务而言，朱理治认为“在目前革命与战争时期，不发行是不可能的，滥发、随意发也是有害的”⑤。要根据经济、贸易的变动来调整发行工作。如1941年上半年，由于财政支出及投资公营生产的需要，银行增大发行量，仅3月下半月，递增率达71.1%,4月为37.1%,5月为27.2%,6月为18.3%;与此同时，物价与边法币的比价有所变动，以延安为例，物价递增率由3月的12.9%增至6月的26.7%,而比价递增率由6.6%增至14.6%⑥。对此，银行在7、8月间“发行上采取紧缩政策”,7月递增率为7%,8月为8.5%.到9月、10月，因投资盐业生产，发行量又上升，递增率分别为16.9%、13.2%.12月，因“抢购物资，进行农贷，及财政周转”,发行递增率由11月的4.5%变为13.9%⑦。总体来说，发行基本依照朱理治的设想，在保障边区财政、经济发展的同时，尽量控制发行速度。除稳健发行外，朱理治还努力扩大银行资金类型。朱理治、黄亚光向高岗、贺龙等报告，强调“边法比价交换的货币损益，不是银行一般业务之收益所能弥补的”.建议增加边币平准基金与银行业务基金，“以特产作基金，使银行经常保持着三千七百五十斤特产”⑧。大体反映朱理治已形成通过掌握出口物资来增加银行资金、完善发行工作的思路。另外，努力增加资金类型。

　　1941年8月，银行发布公告，在赤金、纹银、现洋等原价的基础上提升价位⑨，以此来吸收民间散余的通货资本。据当年统计，银行资金种类有货币(法、边币)、硬货(金银)，其中货币占96%⑩。为改变这种以货币为主的资金类型状况，银行又设法掌握其他类型。如经调查，发现部分公营工厂“借钱存货不生产”.为此，银行决定采取实物抵押的方式，即放款给工厂，工厂须以产品作为抵押。经努力，到1942年底，银行发行的准备金40%属于“生金银、硬币、法币及银行经过物资局及光华商店所储存之商品”,60%属于“生产事业投资及放款合同，各种有抵押之借据”①。

　　关于贷款业务。起初，朱理治认为解决金融问题的关键在于生产，特别是各机关生产②。但通过对5月物价猛涨的分析，朱理治致信毛泽东，建议对公营事业放款“需重新配备，设法调剂，如能发展者促其尽量发展，不能发展者则收回放款转移生效最大之处”③。也就是说，朱理治原认为应加大对机关生产的支持，后转变认识，认为银行贷款应着眼于整体经济发展。换言之，对财政“一面是帮助，一面是挤”,银行贷款业务方针应是“发展生产”④。为此，边区银行调整放款对象及各项放款比例。就朱理治任期内银行贷款整体情况，见下表。

从上表可看出，在朱理治的领导下，银行贷款对象发生改变，加大了对农业生产、贸易的放款力度，农业贷款更是从无到有，到1942年，远超过对机关生产的放款。说明贷款工作中心逐渐由支持财政、机关生产转向支持整体经济发展，但1943年朱理治离任后，贷款工作又以支持财政为中心。除贷款对象改变外，放款方式也有所不同。

　　1942年，银行决定农业放款采取实物贷款办法;工业放款采取订货办法，将来以货还本;商业放款，除小型带救济性质贷款外，亦采订货办法⑤。以农贷为例，银行以折实方式发放耕牛、农具等贷款，即按市价将贷款折成实物(粮食或棉花)放出，农民收获后交还等价实物。如1942年发放的400万元农贷，除延安、甘泉、子长等部分地区实行现金放款外，其余基本采用实物贷款;不同地区还采取不同的折实方式。如在志丹、安塞等县，银行用镢头、犁、铧等实物贷出，用农产品收回;在安塞县，青黄不接时放出小米，秋收后仍用小米归还⑥。农贷折实“帮农民解决了困难，促进了生产，给银行保本保值，使农贷得以周转下去，对私对公都是合理的”⑦。关于汇兑业务。汇兑业务在1941年之前主要是汇款，之后则扩展为货币兑换、汇款两种。

　　1941年1月，边区政府宣布边币为唯一流通货币，规定边法币汇率为一比一。自2月起，“边币即与法币发生差价”,且法币“一直在暗中使用”⑧。继而形成法币黑市交易。为保障银行对金融市场的掌控，朱理治建议“由银行来实际管理外汇”,公开创办交换所，“允许法币与边币依公平价格自由兑换，老百姓只要得到边币，就能得到法币”⑨。12月，边区政府发布公告，“授权各地贸易局联合当地商民组织货币交换所”、“除货币交换所外，任何人不得以买卖货币为营业”①。当时由银行参与办理的有三种：银行自办的固定交换所，包括光华商店代办的;银行主办的流动交换所和临时交换所，如在富县收公盐代金时收法币数万，陇东在收公粮代金时，开设10个临时交换所;银行找合作社代办②。创办货币交换所是银行通过市场来调剂边法币比价、稳定金融的重要举措，是银行汇兑业务扩展的重要标志，属“革命根据地金融史上的一个创举”③。

　　另外，朱理治认为，要“稳定外汇，稳定物价，便利出入口商人，制止黑市。当然，单靠管理外汇来达到以上目的是不够的”,还要发展汇款业务④。据统计，1941年307笔，1942年625笔⑤。从业务情况来看，汇款业务明显恢复，且较外援断绝前有所发展。

　　关于存款业务。在1941年前，银行存款业务虽开展，但对象主要是政府机关及公营单位，且银行信誉并未建立起来⑥。正如后来银行总结：1940年前“对发展存款估计不足，主观努力不够，因为没有达到应有的成绩”;1941年后“对存款工作确实下了很大的力量”⑦。该总结注意到1941年之后银行在存款业务方面的努力。朱理治上任后，提议“采用有奖储蓄的办法吸收存款”⑧ .

　　1941年6月25日，边区银行专设储蓄部，办理活期储蓄存款，规定3元以上即可开户，每月结息一次;9月18日，边区银行组成社会服务团，到各县市城镇巡回宣传，随后银行在《解放日报》刊发有奖储蓄广告⑨。到1942年，边区银行共发行两期储蓄奖券，吸收民间存款150万元。有奖储蓄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众对银行“票子”的信任度。

　　如第一期发放50万储蓄券，设立5万奖金，相对于50元的本钱来说，奖金利益相当客观，而且当众开奖的方式，更是刺激着民众。民众议论：“人家命好，得了头彩!”“八路军的‘票子’不骗人”,“得不上，咱的‘票子’不要了。”“不要?还还本钱呢!”瑏瑠?2.扩充银行机构、完善相应制度。调整业务的同时，朱理治也注意银行内部建设，主要体现在扩充机构和完善相应规章制度。机构的扩充，离不开人员的充实。朱理治认为“没有一批政治进步、文化水平较高、好学上进、朝气蓬勃的知识分子充实我们的干部队伍，我们的事业就不可能前进，更不可能有较大较快的发展”.为此，银行与陕北公学、女大等建立“互惠”,由银行为其提供生产资金，作为交换，银行从这些单位中抽调知识分子，共50余名。经努力，银行人员得到充实。

　　1941年前，银行人员“不过五六十人”;人员少，且分布范围广，以1938年为例，当时银行人员共54人，包括职员27人，练习生9人，杂务人员18人，其中3人在保安，2人在安塞，4人在白家坪，2人在绥德，往来延安与西安的有1人，其余42人留在延安瑏瑣?;到1942年，仅在延安总行的干部就有90人，且干部中大学生比例为40%多。

　　机构扩充体现在延安总行和地方分支机构两个层面。延安总行原仅有业务、总务、稽核三个机构，到1942年8月，有业务处、秘书处、金库处等7个机构①。地方分支机构方面，1940年前，银行下设3个分行②;到1942年，共有4个分行，其中三边分行下设2个代办处、陇东分行下设3个办事处、绥德分行下设米脂支行和清涧办事处;在安塞、志丹、延川、固临等9县设有办事处;延安还设有商业代办处、文化沟办事处;增设33个货币交换所③。相比抗战初期，地方分支机构的增设，对边区金融网络系统的构建奠定重要基础。据统计，1940年，负责办理汇出、汇入业务的有三边分行、绥德分行、陇东分行及西安办事处;1942年，则包括三边分行、绥德分行、陇东分行、关中分行、米脂支行、延长办事处、富县办事处、子长办事处④。边区内部汇兑机构由3个增加到8个，增长近2倍，说明银行金融网络有了很大的拓展。另据三边分行工作人员回忆，1942年，分行内部设有会计科、出纳科、兑换所、秘书科、总务科，负责办理部队和行政事业单位的经费存取、办理工商业的往来存款、发放工商业和农业贷款、收兑金银、办理边法币兑换等业务⑤，呈现出业务的规范化和系统化。

　　在扩充机构的同时，朱理治还注重完善相关制度。据不完全统计，朱理治任期内，边区银行制定的存放款、汇兑、现金出境等章程、办法、条例、法令有20多项⑥ .如1941年，银行制定《陕甘宁边区银行汇出汇款暂行章程》，就汇款的方式、汇款申请书的填写内容、取款机构、汇率等内容进行了相应规定⑦;同年，颁布《陕甘宁边区银行战时法币管理办法》，就边区公私商人、机关部队等兑换法币的相关事宜给予规定⑧。章程的制定，代表着银行相关业务的制度化。

　　1942年，朱理治起草《陕甘宁边区银行条例(草案)》，明确银行的任务及工作业务等。如银行业务方面，包括：“经收各种存款及储蓄”;“办理下列各种货款。甲、农贷，如耕牛、农具、植棉、青苗等货款。乙、合作事业，尤其是生产合作。

　　丙、公私工业，如长期投资放款，短期借款。丁、公私事业，如小本商人货款，出入口抵押放款”;“办理边区及其他有通汇条约之各种汇兑”;“办理期票汇票等买卖及贴现”;“办理票据交换及划汇”⑨。该草案虽并未颁布实施，但凸显着朱理治在完善边区银行机构设置、业务范围等方面的努力。

　　综上所述，相对抗战初期，边区银行的工作业务有所调整、分支机构有所扩充、规章制度有所完善。这种局面的形成，朱理治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据工作人员回忆，朱理治主持银行工作期间，“是银行最好的时期之一，困难之大，任务之艰巨，成绩之显著”为所公之人。《解放日报》曾报道：“除加紧建立其分支行、办事处、代办所等金融网外，总行内部机构大加改组，规章也臻完善，计分秘书、业务、金库、调查四处，下设各科，另辖光华印刷厂。并与贸易总局加强联系，辅导人民合作事业，扩大办理农贷事宜，统一并巩固边区金融，促进国民经济之发展，建立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内的五银行(西北农民银行等)通汇，筹备实行外汇允许制度。”整体来说，与朱理治领导下的边区银行发展状况基本吻合。

　　三 边区内部就银行发行工作的争论

　　朱理治上任之初，就注意到边区内部就边币发行存在不同声音。据其回忆，3月，“边区政府希望不发，中央和西北局希望发”①。另据胡乔木回忆，1941年，就经济政策问题，边区政府和中央局之间出现了分歧和争论，涉及银行工作的是边币发行问题②。林伯渠在边区县长联席会议上讲到，为巩固边币，银行应“采取加强准备，限制发行数额的办法”③;6月，毛泽东致信林伯渠：“不必肯定边币只维持一千万，宜作千五百万之打算，较不束缚手足。”④由此可见，争论焦点在于边币的增发与限发。

　　随着物价问题的突出，争论逐渐激烈。朱理治“开始感到了工作难做”④。如朱理治提出边币跌价因贸易的不平衡，但谢觉哉不同意其说法⑤。就当时内部存在的意见，据朱理治回忆，“第一种认为，发行票子，物价就涨，过去发行的不对”;“第二种主张，物价涨了，筹码不够，票子发得少，以后要继续发”;第三种意见是“边币发得太快了，事先缺少宣传准备”⑥ .谢觉哉也记述了各种说法：“一、饱和点说;二、筹码不够说，停止法币行使，发行公债，没有资本;三、政治保证说;四、输出入不平衡以致边币跌价说;五、商店黑市说;六、作生产资金说;七、法币跌值说;八、和法币数量比较说;九、边币不能脱离法币说。”对此，谢觉哉认为“都有一方面理由，但不是货币的基本原则，不能拿副道理来代正道理。用纸币济财政的急，不是不可以，但应认清这是苦水，不是甘露”⑦。

　　总的来说，此次争论中，就边币发行方面，谢觉哉等认为银行要限制性发行;部分人坚持有政府的支持，边币可继续增发;朱理治则“一方面要反对那种害怕发行边币，限制与束缚边区生产发展的倾向;另一方面也要反对无限制的过多的发行边币”⑧。就边币跌价的起因，朱理治认为是出入口贸易不平衡;有的认为“由于纸币发行多了”⑨。就此次争论，作为决策中心的代表，毛泽东也表达了意见。

　　7月31日，毛泽东致信林伯渠、谢觉哉：“我现在不能断定纸币与运盐不失败，我同二兄谈过，如弄得不好，也许要失败的。但我现在还不能同意停止现行政策，采取另一政策，因为另一政策也许要失败的，或失败得更大。”

　　8月6日，毛泽东致信谢觉哉：“今后必须停止公业投资，发动私业投资，即大放农贷与合作社贷款，兼放畜牧贷款与私商贷款”,“出入口问题一解决，则物价、币价两个问题即解决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总结边区财政经济主要矛盾应在于生产的人民与消费的人员矛盾、出入口不平衡的矛盾瑏瑡?，基本认同朱理治的观点，支持银行的发行政策。如此一来，争论暂告一段落。

　　最后一次争论是在1942年下半年，焦点集中在边币、法币比价问题上。就边区财政经济建设，西北局认为应“开展拥护边币的运动，开展储蓄运动，严禁黑市，实行进出口商业的兑换制，禁止法币在边区市场的流通，加强各地方银行业务”.中央财经委员会拟出“1942年原则上不发票子”,朱理治认为当前银行中心任务是推行边币，边币“不得已才能发行，尽可能不发行”瑏?瑣 .也就是说，此时边区内部在推行边币、稳定物价的认识上基本一致。因从1942年3月起，边币不断贬值。2月到5月，边币、法币的比价分别是2.58∶1、2.91∶1、3.00∶1、3.50∶1瑏瑤?。6月，朱理治决定收缩通货，也得到南汉宸、林伯渠等人的支持。

　　7月4日，为争取“边币提高到与法币3比1”,银行发出紧缩通货、提高边币的决定。但随后朱理治就否定了该决定。因经过对边区内外贸易变动的分析，特别是6月以来日伪、国民党的抢货行动，朱理治意识到“金融贸易问题基本上是抢物资”,而银行工作应配合政府抢购物资，“发行一些票子到外面买货，以货换货，使物价稍微提高”.对此，王震、高岗等表示支持边币对法币的斗争，但“都不愿提高物价”.即使在边区整顿财政会议上，朱理治再次强调“边币提高有利于推行边币，抢购物资。提高后这两点是达到了，基本上是好的。另外，物价虽然没有低，但也没有涨。其次，票子购买力好了，将来紧急时，可再发，对口岸也有好处”①。但“大家”仍不同意其观点。另据曹菊如回忆，“对边币究竟是稳定在边、法币比价上，还是稳定在物价上，又成为财经工作者的议论中心，意见纷纭，其说不一”②。也就是说，此次争论中，朱理治希望通过稳定汇价以利于抢购物资，即使客观上会造成物价一定程度的涨幅。但大多数人从稳定物价角度出发，仍然反对朱理治的提议。

　　此次争论的结果，应是朱理治被否定。因为，其一，以延安为例，从1942年8月到12月，物价逐月递增率为14.8%、-1.8%、4%、6.5%、-1%③，物价得到了稳定;再加上从10月起，银行开始由黄亚光实际负责④。这说明从10月起，银行应是执行了政府“稳定物价”的方针。其二，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高岗提出要清算陕北历史，朱理治受到批判，其银行工作思路被定为“金融本位主义”.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即1943年1月15日，朱理治即被免去银行行长职务。也就是说，不但朱理治的意见未能被采用，而且他还被撤职了。

　　至于朱理治为何会被撤职，据银行工作人员回忆，因高岗就陕北肃反问题问难朱理治，加之高的哥哥因做黑市买卖被银行工作人员扣起，高便“指责朱理治对西北局闹独立性”“说朱理治的金融政策是错误的”⑤;在朱理治的回忆中，被任命之初，“因高岗负责西北局工作，怕人事问题搞不好，不愿意接受”.虽未提起自己为何会被撤职，但提到高岗及其哥哥，并强调“历史证明，高岗的做法是不行的……我离开银行以后不到一年……边区金融市场混乱，影响整个经济生产不能正常进行”⑥;1944年银行工作总结提到“在发行方针上，×××自然是保守的、消极的，与党的财政工作总方针-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总方针之精神是相反的”;“在发行问题上，他又是由金融本位主义出发，他不是从边区财经工作的总方针上，不是从财经政策上，来处理发行问题，而是孤立的来求金融稳定”⑦。这样来看，因在当年陕北肃反中与高岗产生个人恩怨，加上朱理治力主通过稳定边币、法币比价，与中央稳定物价的目标发生冲突，致使其被撤职。

　　其实，无论边币发行问题，还是边法币比价问题，争论实质应是银行的定位问题。在谢觉哉看来，银行“主要任务是发展国民经济”⑧。朱理治认为银行任务“首先是发展公私经济，其次是周转财政，第三是发行并调剂货币”⑨。贺龙认为银行“主要任务是发行边币，调济金融支持财政”.谢觉哉是从政府角度出发，认为银行应配合政府开展经济建设;贺龙强调银行应服从当前革命需要;朱理治从银行角度出发，强调工作应具相对独立性，不应被财政所拖累，要在支持经济的同时构建起稳定的金融体系。现在来看，各方均有促进经济发展、保障革命继续的考虑，只是侧重点不同。相对来说，朱理治的观点更符合经济规律，应给予肯定。但就朱理治而言，在中央要求稳定物价的前提下就任银行行长，为何此时会提出与中央相左的意见呢?要理解朱理治这看似有悖逻辑的行为，须考察当时边区银行的工作环境。

　　四 银行工作的制约因素

　　朱理治认为导致边区经济困难的因素主要在于：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财政收支的矛盾、出入口的不平衡以及金融的紊乱①。要解决这些问题，生产“应向着私人经济与农业方面发展”;“财政上能够不靠发票子来维持开支”,机关努力实现自给;“对外贸易必须要有相当的管理，并要逐渐统一公家的对外买卖”;银行“必须严格管理外汇(法币)”,发展业务“首先要采用有奖储蓄的办法吸收存款。其次，是建立金融网，发展汇兑贴现等等事业”② .

　　对于朱理治的金融构想，毛泽东及边区政府曾给予支持。其一，毛泽东在边币发行的争论中，支持朱理治及银行工作，特别肯定了朱理治对经济问题的分析“很有价值”,建议作为西北局“起草财经纲领的参考”③。其二，边区政府给予朱理治工作上的支持，如任命朱理治兼管贸易局;发布命令，要求各党政机关领导的公营商店，严格遵守贸易政策④;支持朱理治建立货币交换所等。照一般逻辑来说，在这样的环境下，银行应能充分发挥作用。事实并非如此，银行在工作开展过程中，存在着内、外两种因素的制约。

　　银行内部，存在干部工作意识不强、业务开展不充分等问题。朱理治注意到“多数干部对银行和贸易局的基本任务还不太了解，如有的干部觉得没有事做;有的分行只知道赚钱做买卖;有的干部认为银行是一个财政出纳机关;有的干部认为自己是建设的会计科”;“各分行、贸易局对政府的金融政策宣传解释得不够，对于一部分群众对边币的错误观点和不正确的主张，没有给以纠正和反驳”⑤。

　　这些问题的存在，减弱了银行工作的效能。如1942年，陇东分行在环县发放农贷，但因“县区政府配合不够，边行又只派去一人”,导致全县7个区46乡中，仅有3个区9乡的农民能借到钱及麦种，“其他各区乡因未登记，致不能放款”⑥。该材料在点明县区政府配合不当的同时，强调银行“仅派1人”,或许因工作人员不够，或许银行对此次贷款并未给予重视。再如1942年的农贷，存在“放款尚未做到及时放出;在乡间对农贷的宣传与解释，也做得不够，以致乡上居民有的不敢借;延安县某乡，曾发生普遍散放现象，每人三元至十元不等”⑦。结合前述朱理治所注意到的不足，说明银行因自身问题，影响到农贷未能及时、充分地发挥作用。银行外部，作为边区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机关部队的自给生产，与银行的边币流通、贸易统一工作发生冲突。

　　朱理治在分析边币为何未能独占内部流通市场时，指出政治上是“由于政府关于严禁法币在边区内行使的法令，尚没有能够贯彻实行”,“首先是机关部队，没有严格执行”⑧。据习仲勋报告，关中地区“公营商业机关部队不能很好地提高与巩固边币的信用”,“八团在东区叫炭厂子及炭井上若友区来驮炭的，一律要法币，不要边币，边区脚户驮炭的也得法币边币各半，才予卖给”;“新正工委三区政府的染房给群众染了布，群众给边币他们不要”⑨。类似现象到1942年年底仍存在，据陇东分行报告，“这次分区各机关要集中300~400万元法币去晋西北买货，在各地交换所兑换出50~60万元;在部队中还要集中法币;他们卖盐还全部收法币;在延安留守处，由陇东分区拨给他们粮食1150石，派了粮秣科王同志来卖粮，每斗60元法币。他们不要边币，影响了边币的推行”①。

　　机关部队“喜爱”法币、拒用边币，是因“法币在边区里可以买到东西，在友区也可以买到东西。而边币则只能在边区内买到东西，到友区就不行了”②。为保证本单位生产自给，各机关“不惜在生产上作无原则的竞争，妨碍了财政政策的贯彻执行”③，导致本应作为边币流通基础的公家，却“领导着人民来贬边钞的价”④。在民众看来，“公家出边币，公家都不信任了，完全是骗老百姓哩!”⑤这样一来，边币的流通信誉便可想而知。以庆阳为例，“表面上不许使用法币，实际上拿边币买不进东西。商家普通用暗号，要买货先问是大的还是小的(大的代表法币，小的代表边钞)。若是大的，货多价低;若是小的;货无价高”⑥。

　　流通信誉未建立，边币也就无法如朱理治所预想的那样，统占边区内部经济贸易市场。直至1942年，法币至少占据“一半以上的市场”⑦ .进而影响到边法币比价问题，不利于金融稳定和贸易正常发展。如1941年，“6月时，延安边币跌落，盐务处拒用边币收法币，因此，三边沿路都不用边币了，延安去驮盐的也买不进盐，老百姓有把边币撕掉的。以后，边币渐渐集中延安，到7月，延安边币跌到2元顶法币1元了。延安物价飞涨，虽然不拒用边币，但大家买卖非用法币不可。投向各机关的生产资本，也有转向商业(如各种商店的建立)作投机买卖的”⑧。银行利用金融调剂经济、贸易之目的也就无法实现。

　　另外，朱理治提出的贸易统一之设想，在实际中仍受机关部队自给生产的影响。因在对外贸易中，存在着诸如359旅根据自给原则要取消盐公司，自己专卖。陇东驻军曾不同意取消军事附加，强拉盐客，架走贸易站长，因部队需要而低价倾销食盐。因陇东关中特产存积太多，发生竞卖及乱卖现象，使价格大跌，贸易局虽要求各机关停止送货，但有些单位不能很好地遵守法令，执行贸易政策，只顾本部门需要而使整个贸易工作受了不少损失等现象⑨。总之，边区贸易处于“想管理而又怕管理，决定管理又管理不了，特产与食盐决定统销而又统销不了的基本形势”.

　　贸易未能有效统一，直接影响银行利用贸易来稳定金融的计划。因为实现贸易发展与银行工作的互动，贸易局可采取订立合同或嘱咐等方式来联系行商运入必需品;贸易局联络坐商，组织买卖行商所输入的货物。如遇到行商不愿即时出售货物或坐商现款不足时，可将货物押在光华商店，由贸易局发给其押货栈单，而银行对持单的商人进行抵押放款以作周转。贸易局帮助行商售出输入品后，即时鼓励其购运土产出境，多余的现款可通过汇兑的方式汇出。

　　银行通过贸易来掌握物资和法币，“在边币流通量多、物价上涨的情况下，各地银行应将商店存货及法币有计划地抛出;边币流通量少，物价陡跌，外汇上涨时，银行应用买货和汇兑等方法，将边币抛到市场上去”.这一系列互动实现的前提，是银行能切实掌握贸易的统制权。但事与愿违，“盐和特货未统一起来，法币到不了自己手里，金融发生波动，是无力来维持的”瑏瑣? .另据谢觉哉分析，1943年边法币比价突高的原因，在于贸易产品“统销不密，致银行不能掌握全部或大部外汇，加以破坏分子作祟所致”①。印证了银行未能掌控贸易对金融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总之，机关部队的自给生产利于增加机关部队的物质基础、保障革命的继续，如从银行角度出发，其与边币流通、贸易统制相冲突，加上银行自身存在的问题，制约着朱理治金融构想的实现。对朱理治而言，一方面利用金融调剂经济、财政、贸易的理想难以实现，另一方面面对边区外部抢购物资的形势，因此，不得不从当时能够掌控的边币发行入手，来提高边法币比价、抢购物资。但边区政府从稳定物价角度出发，未能支持朱理治这一设想，也就凸显出金融问题在革命进程中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