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学生运动区位分析论文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学生运动区位分析论文
学生运动是与学生为主体的、具有一定的诉求的群体性活动，发源于南宋时期，在近代达到高潮。提及学生运动史，一般都从“五四”说起。其实，学生运动的历史可前溯到古代社会，而且不乏先例，至有规模、势超过“五四”者。以下是学习啦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学生运动区位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学生运动区位分析全文如下：
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是以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运动为先锋和主体的爱国民主运动。1945 - 1947 年，也就是从争取和平民主到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两年间，国统区进步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三次全国性的斗争高潮，即一二·一运动、抗暴运动、五·二〇运动。前两次斗争的最初发生，分别在昆明、北平，第三次则以南京、上海和北平、天津为主要的发生和高潮地区。随着第二条战线的形成，进步学生运动遍及全国，而以南京、上海为主的华东城市，以北平、天津为主的华北城市，以重庆、昆明为主的西南城市，始终是学生运动的主要聚集区和斗争的主要战场。
作为第二条战线的主要构成，国统区学生运动的发生、发展及其重要意义和历史影响，无论华北、华东、西南以及其他地区，具有相同的内在联系。由于主客观条件的不同，不同地区的斗争呈现出不同的态势、不同的过程，甚至出现不同的结果。以毛泽东关于第二条战线的阐述为基础，成为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研究战后中国城市学生运动的主流。然而对于学生运动主体自身的研究，对于学生运动发生时空的探查，对于学生运动客观区域的比较，已有成果尚未显现出足够的重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1]( P731)通过对同一性内部差异的分析，比较三大区域学生运动中的异同，对于考察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策略，总结历史经验，深化共性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三大区域的历史成因
对于解放战争时期学生运动三大区域的研究，要立足于区域的形成。而区域的形成则受制于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体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社会性质。即所谓历史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 P668)如果仅就前一个历史时期而论，重庆 ( 西南区) 、南京 ( 华东区) 、北平 ( 华北区) 在抗日战争中充当了不同的角色。三座城市中，一座是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一座是汪伪中央政权所在地，一座是地方伪政府的治所。战后学生运动在这三个区域迅猛爆发，并且先后成为运动的中心，必然有其相同的内涵。
1. 社会经济和城市发展不平衡，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突出特点。近代以来，“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 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情形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条件和可能。[2]( P626)毛泽东所言，对于理解近代中国城市的发展，以及城乡间、城市间的发展不平衡，予以了深刻的揭示。
近代中国城市的发展，以外国资本的入侵和民族资本的增长为主要动因。外国资本入侵的巨大影响，沿海、沿江、沿边地带首当其冲。辛亥革命之前，上海及周边的南京、宁波、杭州，天津及邻近的秦皇岛，西南诸省的昆明、重庆，已被开为通商口岸和商埠。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倚重于轻工业，尤以纺织、面粉加工等业地位显着。这些不需要大量矿产原料的产业，在交通运输发达的中心城市形成规模，促进东南、华北、西南地区的城市形成群落。至抗日战争胜利时，人口 100 万以上的行政院直辖市有 5 个，依次为上 海 ( 430 万 ) 、 天 津 ( 170. 7 万 ) 、 北 平( 167. 2 万) 、南 京 ( 103 万) 、重 庆 ( 100. 2万) .[3]( P215 -216)北平、南京、重庆曾先后被作为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所在地，上海、天津则是这一时段中国工商业城市之伯仲。这些城市是“五四”以来中国最重要的城市，成为全国或者区域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倚借现代交通、工商贸易、文化传播的影响，这些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日益显着，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区域化格局。
近代城市的发展和外来文化的影响，冲击着本土文化，也促进了文化间的交流。从地域上讲，平津、沪宁、成渝分属燕赵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有着历史形成的社会传统和生活方式。近代社会对传统文化颠覆的初期过程，产生了双重作用。一方面，加大了区域内的文化交流，使地方文化内涵的体现更加集中。另一方面，增进了区域间的文化交流，使现代社会的思想和信息更快传播。接受现代文化的青年学生，思想观念上的影响尤为明显。文化交流的结果，是社会整体思想观念的进步，区域文化的现代性增强，而区域内的文化个性日渐消弱。作为地域与观念的结合体，文化区域在社会生活和近代思潮的变迁中继续显现。
2. 近代以来的中国教育事业，显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中国自与欧美各国以及日本接触以来，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生破天荒的大变，教育不得不随着大变”.[4]( P2)一方面，近代学校教育制度在中国出现和形成，成为中国社会与文化变革的重要培基; 另一方面，社会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也使得学校教育制度推进缓慢，加剧了中国教育的发展不平衡。
20 世纪初叶，中国开始大学教育的规模发展，形成以大学堂、高等学堂及大学预备科、专门学堂为主的大学类别。 “高等学堂及预备科，定各省城设置一所”,后发展到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省治城市。据 1909 年清政府统计，直隶以19 所、四川以 10 所、江宁以 9 所的大学数量，居全国前三位。[4]( P117 -125)私立大学始于上海中国公学，而后有复旦公学等; 教会大学较多分布在口岸城市，以及外国势力进入较早的华北、东南、西南地区。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中国大学的分布格局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抗战中的大迁徙，保存和发展了 “流亡大学”,也促进了西南地区的教育。1945 年与 1937 年相比，高等学校由 108 所增加到 141 所，在校学生由 41922 人增加到 83498 人。1946 年大学复员时，国民政府虽对西北、西南高等教育有所扶持，但全国的教育分布格局并未改变。教育部长朱家骅坦言，“我国大学集中京沪平津之不合理，尽人皆知”.[5]
1948 年，国统区有高等学校 218 所。在59 所 国立、私 立大学中，上海 10 所，北平 8所，天津、南京、成都、武汉各 3 所，超过半数; 在全部专科以上学校中，上海 36 所，广东17 所，四川 16 所，北平 14 所，重庆 12 所，南京、江苏各 11 所，分列前六位。[6]( P582 -587)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平衡，是学生运动区域形成的自然环境。
教育发展不平衡性也体现在城市的发展与分布上。城际联系是斗争联盟的载体，也是形成区域性斗争规模的重要因素。1948 年的省会以上城市高等学校数量，依序为上海、北平、广州、重庆、南京、天津、武汉、成都、福州、南昌、西安等。不仅这些城市大中学校的数量和规模都在国内前列，而且平津、沪宁、成渝分别与其周边城市的大中学校形成群落，成为城际斗争结盟的优厚条件。武汉、广州、福州、南昌和西安的进步学生，亦曾踊跃投身第二条战线，武汉大学六一惨案震惊全国。但其所处的中南、西北等地区，城市规模或城市群落的发展有限，文化信息的传播相对滞后，城际间的力量聚合也相对薄弱，因而难于同比。
3. 中心城市是中国共产党在白区工作的重点区域
中心城市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革命斗争资源的积累雄厚。中国现代爱国主义运动的第一把火在北平点燃，中国工人阶级在上海首次登上政治舞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先后在这些城市设立代表机构中央局或中央分局，直接领导革命斗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在白区尚未系统形成科学的工作方针与斗争策略，中心城市的工作几经挫折。抗日战争爆发后，平津、宁沪相继失守，中共中央及其地方组织积极领导开展沦陷区的斗争。1940 年 9 月，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的通知》 ( 第一号) ,决定成立敌后工作委员会，领导与推动整个敌后城市工作。中央强调，“全党同志应把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视为党的最重要的任务”.[7]( P492 -493)中央提出的 “依靠乡村打入城市积极的开展城市工作”的方针，逐渐完善的城市工作领导机构和工作部门，[8]( P319)为解放战争时期城市斗争准备了思想与组织基础。
中央在 “第一号通知”中明确，以上海、北平、天津等中心城市及有关根据地为据点，以重庆为推进整个南方敌后城市工作的中心，以延安为推进整个北方工作的中心。中央、中央( 分) 局和各根据地都成立了相关部门和机构，开展城市工作。在中央的部署和领导下，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的秘密工作取得显着成效。一是领导和组织机构逐步系统建立，发挥了城市斗争的核心作用; 二是 “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思想日臻完善，成为指导秘密斗争的科学的工作方针; 三是对于党员的思想、气节和斗争策略教育的不断开展，促进了革命斗争的坚定性和科学性; 四是积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适度的斗争运动，推进了城市民众对共产党的认识和了解。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中心城市 “以适当的方法建立广泛的社会统一战线，适当的进行群众工作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使党能得到社会掩护真正的埋藏于广大群众中”,[9]( P72)为第二条战线积蓄了力量。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城市工作中采取了不同的方针与策略。中共南方中央局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卓越贡献。不仅如此，南方局在中心城市的工作，对爱国民主运动和第二条战线的形成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首先，推动和持续民主运动的开展，极大地强化了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其次，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为日后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准备了基础。再次，学校工作的持续开展，促成了爱国民主运动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格局形成。最后，形成了一套适合白区环境和特点的斗争策略与斗争形式，为第二条战线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二、三大区域的格局形成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爆发的爱国民主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但就三次大规模的学生运动高潮而言，则有着不同的背景环境、发生过程、主体目标、斗争方式，以及特点和意义。列宁认为，“针对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的具体特点，把问题的不同重点和不同方面提到首位并加以强调”,是唯物辩证法的科学观点。[10]( P710)从这个角度考察 1945 -1947 年间的学生运动，三大区域的形成及其对三次斗争高潮的影响更加清晰。
1. 西南区域
西南区域泛指四川、云南、贵州等西南地区省份大中城市的学生运动，以重庆、昆明、成都的大中学校学生斗争为主要力量。以一二·一运动为标志，西南区域掀起了全国爱国学生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以 “反对内战，争取自由”为主题的一二·一运动发生在大后方，有着深厚的社会背景。抗日战争胜利后，大后方处于和平与内战、民主与独裁、爱国与卖国的矛盾焦点。持续八年的第二次国共合作，使共产党的办事机关合法存在。共产党的思想主张和方针政策，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到群众中。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不仅进一步加重了共产党在大后方民众中的位置，更增进了社会对共产党关于战后和平建设主张的了解。因此，西南地区既是国民党在体制上统治最为严密的地方，又是国统区民众对共产党了解最多的地方。
举国上下正为争取实现国内和平奔走呼号之际，在全国政治中心的所在区域，各种政治力量聚集的地方，矛盾爆发自然首当其冲。1945 年 11 月19 日，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在重庆集会，成立各界反内战联合会，在国统区发出民主运动的先声。
悠久的中国历史，把西南造就成一个民族与文化特色鲜明的区域。而鲜明的特色又对近代社会，对中国革命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20 世纪30 年代，工农红军转战川、黔、滇，以疲惫之师冲破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胜利北上。除去战争双方的政治立场，南京国民政府和西南地方政权，蒋介石的中央军系统和西南军阀的复杂关系，乃至地域、民族、风俗的种种差异，都成为影响国共角逐力量对比的因素。云南作为抗战大后方的前线，与太平洋战场的结合部和唯一的国际通道，更加形成独特的历史环境。抗战胜利前夕， “由于地方政权之没有和中央政府清一色，自由的民族主义者能够得到机会在云南和四川西部都 发 行 报 纸，相 当 进 步 的 批 评 中 央 政策”.[11]( P19)战后龙云彝族统治集团在云南处于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汉民与边民、党团与军队、政府与学校等多重矛盾之中，成为民主运动发生的客观条件。
一二·一运动肇始于 “民主运动的堡垒”昆明。抗日战争时期，由南迁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聚集了一大批具有民主思想的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在南方局关于 “勤学、勤业、勤交友”[12]( P58)的方针指导下，进步力量从思想到队伍形成强大的阵营。自八一五日本正式宣布投降当日，西南联大举行 “从胜利到和平”时事晚会起，昆明的民主和平活动接连不断。而此时的重庆位于国共谈判的中心，国民党对大中学校的控制甚为严密。
蒋介石尚处在内战的准备之中，对学生的欺骗与利用仍在发挥作用。共产党为争取实现和平民主，在谈判桌内外努力避免矛盾激化。民主同盟和各进步团体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采取一致策略。成都、贵阳等城市，以青年学生为主的进步力量相对薄弱，成为斗争的主要参加者和响应者。“以昆明罢课为标志”[13]( P1177)的民主运动爆发后，重庆各界率先行动起来，抗议反动派暴行，声援爱国学生。成都、乐山、贵阳、遵义进步力量纷纷响应，形成了西南地区民主运动的区域规模。
2. 华北区域
华北区域指北平、天津及其周边保定、唐山等城市的学生运动，以平津大中学校学生斗争为主要力量。华北区域的初步形成，以抗暴运动为标志，掀起了全国爱国学生运动的第二次高潮。19 世纪末，北平是中国封建势力的最后营垒; 20 世纪初，北平又是先进文化的聚合地。
新旧势力的针锋相对，爱国与卖国的矛盾尖锐激化，使这座文化古城成为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的发生地。20 世纪中期，这里又成为社会矛盾的聚焦点。与华东地区相比，共产党在华北敌后的力量更加强大，平津地区与大后方的距离更远，苏联进军中国东北后的影响也更甚。美国政府从其全球战略出发，以及与蒋介石出于制衡苏联、抢占东北的格局考虑，使华北地区成为美军最先进入也是驻兵最多的地方。从 1945 年 9 月30 日第一支美军部队登陆塘沽时起，3 个月内华北地区美军已超过 5 万，接近同期也是驻华美军总数最多时的 11. 3 万的一半。[14]( P330)美军控制北宁铁路山海关内沿线之后，不断侵入解放区，其挑衅滋事行径一再遭到共产党方面的揭露。
虽然在 19 世纪 20 年代后期，北平作为政治中心已然不复存在，文化中心却未被取代，继续着主流和上层文化。在历史的转折时期，这里既能够形成引导民众的思想潮流，掀起社会变革的风暴，也能够造就学术大家和意见领袖，推进民主运动的开展。由于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和贡献，中国社会曾经普遍给予好感。知识层面高度评价美国的民主，甚至以之作为在中国实现民主和自由的楷模。于是在 1946 年 2 月英美苏同时公布雅尔塔协定时，国统区发生了只针对苏联的抗议游行，北平亦在其中。但从抗战胜利时起的短短一年间，这个阶层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看来，民族与民主并不矛盾，气节比自由更加重要。毛泽东在延安向美军观察组说，我们不害怕美国的民主影响。每一个在华 的 美 国 士 兵 都 应 该 是 一 个 民 主 的 活 广告。[15]( P224 -228)美国士兵没有做好这个广告，而是 “把坦克、装甲车开过王府井”. [16]( P7)美国式的民主与其所扮演的和平角色，开始在中国内战的危机中被否定。
北平的教育和文化事业在城市发展的影响举足轻重。着名高校成为学生运动的堡垒，北大、清华、燕京甚至被称作 “小解放区”,统治当局则叹其 “形同租界”.[17]( P168)北平解放前夕，全市3300 多名中共地下党员中，“学委所属党员约为其半”;[18]而 “小解放区”的党员及党的外围组织成员，已 “占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左右”.[19]( P140)由于学校多、学生多，报纸 “都特别注重学校的消息，往往专辟一栏刊载”.[20]( P14)1946 年大中学校的陆续复原，更增加了文化与教育界对社会的影响力。
12 月 24 日美军暴行发生后，北平市警察局即告知中央社机构，要求各报不得报道这一事件。首获消息的亚光通讯社和一些报社，还被要求到警察局具结承诺执行。26日，消息仍在北平见报，中央社阻挠刊登的电令甚至被编成新闻，迅即激起抗议浪潮。北京大学48 位教授联名致函美驻华大事司徒雷登抗议，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主持北大、清华、燕京三校联席会议，决定对游行学生不加阻止，并请求有关机关保护。抗暴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形成声势浩大的学运高潮。
3. 东南区域
东南区域泛指宁沪与江苏、浙江等东南地区省份大中城市的学生运动，以南京、上海、杭州的大中学校学生斗争为主要力量。东南区域的学生运动，自 1946 年高校复员后形成规模，在五·二〇运动中，构成全国爱国学生运动的第三次高潮。
1946 年 5 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中国的政治中心迁移，对于国统区民主运动的布局产生重大影响。南京成为五·二〇运动的中心战场，连同沪、杭、苏构成斗争的主要区域，都与此直接相关。首先，作为国民政府所在地，国民党的政令、法规出自南京。反饥饿、反内战成为这次运动的主题，斗争的目标直指统治中国的国民党中央政权。5 月 20 日，宁、沪、杭、苏学生联合在南京游行的目的，就是向国民政府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以及教育部、国民参政会请愿。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三次大会当日开幕，部分参政员提出停止内战、恢复和平的提案。南京政府为“确保首都秩序”,冲突必不可免。其次，国民党的腐败和政府体制的腐败，成为教育发展的极大障碍。行政院长张群在答国民参政员问时承认： “此次学潮，最先发生于二三大学学生关于学校行政、学制与待遇诸问题的请求”.[21]
所指既包括学生反映的共性问题 “待遇”,也包括个性问题 “行政”“学制”.南京报界称，“今天的大学教育正如一个垂危的病人”; “教育极度混乱”的原因，除去内战、物价者外，即为 “党派斗争白热化”和 “学生无书可读”.[22]( P115 -116)五·二〇运动中，各地学生冲破 “不得越级请愿”的禁令，聚集国民政府教育部，提出与自身利益相关的要求。上海 51 所中学应届毕业生反对 “会考”,举行盛大游行送代表到南京请愿。
江浙地区是中国工业的发达地区，上海为民国时期的工业中心。毗邻南京，上海起着双重作用。其一，上海是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剥削中国人民的中心城市，方便于蒋介石在政治和经济上依赖帝国主义。其二，上海拥有庞大的产业工人队伍。“五四”以来的历史表明，进步学生与工人阶级的结合，即先锋与主力的结合，是城市斗争运动推进的重要模式。裴宜理在描述“中国工人的政治影响”时说， “五卅运动中，由于激进派学生的刺激，工人们愤怒抗议日英帝国主义的暴行，要求结束军阀统治”; “20 年后，即 1946 -1948 年的内战时期，上海广大工人和学生充塞于街道，抗议国民党的统治”.[23]( P2 -3)1946 年 6 月 23 日，上海发生 5 万余人反战游行，2 万余名工人成为游行队伍的主力。到五·二〇之前，上海的工会已发展到 400 多个，有组织的职工近 40 万人。
就在国民党当局大肆镇压学生运动时，上海工人阶级发出了 “向伟大的学生运动致敬”的口号。[24]( P462 -472)六·二三运动显示了沪宁地区开始成为民主运动的重心，但青年学生在斗争队伍中的构成有限。1946 年暑期大学复员后，爱国民主阵营的结构出现了变化，青年学生成为斗争的主要力量。抗暴运动后期，领导学生斗争的部分骨干分别由华北等地聚集上海，筹建全国学生抗暴联合总会。在共产党组织和进步团体处于秘密状态的情况下，以普遍性群众团体的名义公开组织斗争成为有效形式。它能使学生运动中的骨干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不仅加大了对学生群体乃至整个社会的号召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统治者的赤裸镇压。五·二〇运动中，南京、上海、浙江等地学生团体和华北学联在上海筹建中国学生联合会，并决定以 “京、沪、平、浙四区学联为大会秘书处”.全国学联第一次理事会的出席者，为“南京区、平津区、浙江区、武汉区、上海区”,主席为南京区，秘书处设上海区。[25]( P362 -366)由此可见宁、沪、杭、苏学生斗争在全国学生运动中的重要影响，以及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区域形成的巨大声势。
三、三大区域的时空比较
三次学生运动的高潮中出现了斗争的三个集中区域，或者说三个核心区域形成了三次斗争运动的高潮。实际上，这是学生运动本身和发生时空的主客观互为作用。毛泽东提出历史研究的“古今中外法”时说，要 “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做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26]( P400)对国统区学生运动进行区位研究，就是考察不同区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及内在联系，是对事物的个性与共性关系的考察。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国统区学生运动、发起第二条战线斗争的历史过程，也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过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成功领导国统区学生运动的一条基本经验。
十六字方针是中共指导白区工作的唯一的科学方针。无论在哪一个区域、哪一个时段、哪一次斗争运动，贯彻和执行十六字方针是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而在领导不同时期、地区，针对不同群体、对象，争取不同目标的具体斗争中，同一方针下可能策略不同，同一策略下可能运用不同。三大斗争区域的形成和三次运动高潮的兴起，正是在不同的时空，坚持正确的工作方针、实施灵活的斗争策略的成功实践。
1. 紧紧抓住斗争主题，在不同的时期确定不同的斗争目标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一目标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最终实现。但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不同阶段，斗争的任务不同，提出的口号不同，实施的策略也不同。形成于不同时段的国统区学生运动三大区域，其间最大的区别也在于此。一二·一运动缘于国民党在签订 “双十协定”的同时大举进攻解放区，始于国民党施暴昆明大学校园，“反对内战，争取自由”遂成为学生斗争的基本口号。[27]( P123)抗暴运动缘于美国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和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政策，始于驻华美军在北平的暴行，中共中央立即提出 “美军全部撤离中国，反对美国干涉内政”的斗争要求。[28]( P3)五·二〇运动缘于国民党内战政策导致的国统区经济危机和教育危机，始于宁沪平津等地学生请愿游行被蒋介石斥为 “恣肆暴戾”的 “越轨行动”,[22]( P236 -237)斗争的中心口号便由最初的 “反饥饿、反内战，挽救教育危机”,发展成为 “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
围绕不同时段的中心工作和斗争目标，中共各级组织在不同时段和不同地区运用了不同的斗争策略。一二·一时期利用蒋介石尚未摘下“和谈”面具，以及西南地方势力的反蒋情绪，争取更多的民主力量加入阵营。抗暴运动则是以青年学生为现身说法，把美军暴行与美国对华政策直接联系起来，动员起平津地区全部大中学校学生，最大限度地激发国统区群众的民族自尊心。五·二〇时期的斗争策略，是 “从生活斗争的不断发展中来突破”, “使每个生活斗争成为另一面的政治斗争”.学生们 “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的三个要求，也就成为斗争不断深入、目标不断提高的三步过程。五·二〇运动之后，随着军事战场的不断受挫，蒋介石“撕破民主伪装的最后残余，实行疯狂的法西斯独裁的最后挣扎”.[30]( P310)针对这种形势，学生运动主要与自身的直接利益相关，如浙江于子三运动、上海一·二九运动、北平助学运动，到反美扶日运动掀起新的高潮。各地在斗争策略上都做了调整。一是不与反动当局做碰硬的较量; 二是斗争要求较多的关注经济与社会层面; 三是群众运动组织性更加严密。
2. 灵活掌握斗争策略，在不同的环境中形成不同的斗争模式
解放战争时期，南京、北平、昆明均是国统区中心城市，但所处区位不同。抗战胜利时，蒋介石对南京的接收策略是，必须在解除日军武装的同时 “即能完全掌握之，以期构成受降及恢复治安之有利态势”.国民政府还都后，更进一步强化对南京的政治控制。北平为国民党在华北的政治军事中心，却临近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后国民党依靠美军帮助进入北平，“因受共军之牵制，故进行较为迟滞”.[31]( P3 -7)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名义上管辖 2 个战区、3 个直辖市和 5个省，实则政令不出，故而自嘲 “上不沾天，下不着地”.[32]( P601)昆明是战时国际交通线的联络站，又是大后方的一个战略支撑点。战后西南成为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争控的焦点，云南首当其冲。昆明行营主任龙云为阻止蒋介石势力，一定程度上开放和支持云南民主运动。如闻一多所言，“抗战末期，昆明是民主运动的先锋”.[33]( P355)昆明事变后，云南当局压制民主的措施，无疑成为一把双刃剑。
战后初期，成规模的学生运动最先出现于收复区南京、北平，而不是民主力量最强、国共交锋最直接的后方重庆、昆明。1945 年 9 月萌起的反甄审运动，由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特定的群体引发，直接涉及收复区以公立大中学校师生为主的利益。反甄审运动并未形成全国性的高潮，既是受争取和平重建大势的影响，也在于利益群体的相对有限，加之国民党调整了相关的政策。尽管如此，这场斗争由沦陷时期建立的中央大学、北京大学率先行动，斗争从东南、华北兴起，波及到整个收复区，区域间的不平衡依然可见。
与反甄审运动并行的争取和平民主运动在昆明出现高潮，是种种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首先，作为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两种势力、两个命运和前途的较量无处不在。其次，更多的社会问题聚焦昆明。蒋介石集团强势解决地方势力，以枪炮迫使主政 18 年的云南王龙云就范，新的当局崇信武力的心理一再膨胀。而中央军势力的大举进驻，一蹴而就的集权控制与久已形成的民主氛围，形成了表面与深层的矛盾，也就是之后的 “开会”与 “开枪”的尖锐对立。进步师生抵制当局的禁令，成功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不熟悉环境的特务们，由于自己割断电线而无法行动，使关麟征 “因为这些人的愚蠢而大发脾气”.[27]( P463)即令在时事晚会上讲演的教授一半为国民党员，即令美国领事也认为教授们的讲话只不过 “温和地批评了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即令学生所提关于美军撤离中国的要求“还看不出有反美情绪”,当局仍对学生 “采取如此野蛮的无法无天的手段”.
以至于西南联大国民党和三青团的负责人、历史系教授姚从吾说，“风潮的扩大，全是由于军人的盲目泄愤”,李宗黄、关麟征 “热情有余，见识太差”.此前力主在收复区实行甄审的傅斯年，受蒋介石之命调停昆明学潮，也认为 “地方当局荒谬绝伦，李宗黄该杀，邱清泉该杀”.[27]( P409 -410)在西南联大，国民党籍教职员占了很大比例，教授中的党员甚至可能接近半数。就是这样一所大学，被关麟征称作 “共产主义的温床”,有的教授被指为“穿着国民党外衣的共产党”.[27]( P479)然而，在对云南当局的谴责上，无论是坚持民主正义，还是出于义愤激情，或者为统治者出谋献策，西南联大乃至云南知识界的公开态度都是一致的。
从抗暴斗争到五·二〇大游行，国民党内的派系矛盾，中央与地方处置民主运动的差异，以及北平当局与知识界的联系，都在影响着北平学生运动的外部环境。李宗仁说 “我在平三年，与北方教授们揖让往还，相处甚得，这也是我平生殊可引以自慰的事”.[32]( P606)北京大学校长胡适认为蒋介石 “整饬学风”的文告 “不很公道”,学生干预政治起因是政治不上轨道。[34]( P350)由于李宗仁、胡适以及北平市长何思源的立场，加之民主人士对他们和社会的影响，北平的政治氛围与李宗黄、关麟征、邱清泉控制下的昆明，与蒋介石的 “首善之区”、汤恩伯任职卫戍司令的南京，有着很大的不同。一二·一事件被比作1926 年段祺瑞政府制造的三·一八惨案，使国民党在和平特使马歇尔面前十分被动。蒋介石表白 “不打算重蹈 ‘段祺瑞’的覆辙”,并曾一天5 次与关麟征通电话， “明确下令不能再在学校发生流血事件”.[27]( P484)国民党策略的调整，对之后由北平发起的抗暴运动迅速推向全国，产生了一定客观影响。
与一二·一运动和抗暴运动不同，五·二〇运动在南京形成高潮，有一个较长的过程。五·二〇运动主题的形成，显示了斗争规模由小到大、斗争目标由低向高的发展。1947 年 4 月 28日，中共上海中央分局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分析，5 月将是新的高潮开始， “这一高潮不像抗暴带有突然性”, “是此起彼伏、连绵不绝、分散的生活斗争，是生活斗争与政治相互协通到一定时机又汇合成为全面性的政治斗争”.[29]( P365)五·二〇运动的源头，一说为中央大学教授会要求提高教育经费改善教员待遇的 “五六宣言”,一说为学生抗议副食费降低的 “吃光运动”.有此二说，恰恰体现了五·二〇运动酝酿过程中，斗争阵营的不断壮大。五·二〇前夕的口号是反对饥饿，斗争目标局限于经济和教育方面。
五四纪念活动之后，北平学生较早把 “反内战”与 “反饥饿”的口号直接联系起来，5 月 18 日即已向社会广泛发起反饥饿、反内战的宣传。而同一天，中央大学新民主主义青年社方研究决定，在斗争中增加 “反内战”的口号。19 日，中央大学第八次系科代表大会以 102 票对 10 票，通过在宣 言 和 标 语 中 加 入 “反 对 内 战 ” 的 原则。[35]( P95 -96)在斗争口号中增加新的内容，显示了运动在向更深层面发展。5 月 18 日 《中央日报》刊登三青团骨干的 《复课宣言》中说，“我们尤其反对请愿的目的中途变质”.南京提出“反内战”较晚，有利于更加广泛的争取社会群众，也避免出现时机不成熟的交锋，不失为成功的斗争策略。1945 - 1947 年，是中国城市学生运动的一个特殊时段，三个区域和三次高潮均形成于此。
自 1947 年下半年起，国共对于城市民主潮流的方针策略都作了较大调整，使得学生运动的区位特点开始淡化。国民党在中心城市加大镇压力度，全面实施白色恐怖，边远地区的氛围相对宽松。共产党则不再强调反对内战的口号，这与人民解放军发起战略进攻同步，也表明进步学生把希望寄托于革命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讲，三个区域和三次高潮促进了第二条战线的形成; 而第二条战线的形成，为学生运动开辟了新的斗争模式与更加广阔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