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孙中山的中国近代史论文(2)
浅谈孙中山的中国近代史论文
浅谈孙中山的中国近代史论文篇二
《试论孙中山的教育思想》
摘要：教育思想是孙中山思想体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教育思想。
关键词：孙中山，教育思想，中国近代教育
教育思想是孙中山思想体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他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里，一直对发展中国教育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教育思想。
一、孙中山对封建教育的批判
封建教育是封建专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为封建的政治、经济制度服务的。孙中山主要对封建科举制度进行了批判，他认为，科举制度具有祸国害民的两大流弊：第一，是“所试科目不合时用”。[1](P445)在唐朝科举取士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上、明法、明算、一史、三史、五经、三经等五十余种，绝大部分是围绕“经史”而设。至明清，则只设进士一科。孙中山认为，近代的中国面临强邻环列、瓜分豆剖的民族危机，而近代的世界更早已进入实力较量和科技竞争的时代，中国必须使“农、工、商皆有学问”，“非此不足与世界相角胜”。[3](P345)。但是封建科举制取士科目的设置，却丝毫无益于“农、工、商皆有学问”，无益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振兴。
第二，是“惟文是务”的士林风气造成了“废弃百艺”的恶果，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很早就形成一种“士为四民之首”，士比农、工、商贾要高出一等的思想。随之而来的，是“以文为尚”的社会风气。隋朝废九品中正制，改行科举制度，至明清两朝，科举考试专以《四书》、《五经》的文句为题，文章格式规定为八股文，所论内容则必须按照朱熹的《四书集注》等书。只有熟读经书，精通八股者，才可能金榜题名，获取功名利禄。这样，科举制度使“以文为尚”的风气更为盛行，以至于有才之士，“惟文是务”。孙中山指出：“中国数千年来，以文为尚。上自帝王，下逮黎庶，乃至山贼海盗，无不羡仰文艺。其弊也，乃至以能文为万能。多数才俊之士，废弃百艺”，[3](P332)则必然导致科学技术的落后，进而造成国势的衰弱和民族经济事业的不能发展。因此，他十分明确地指出，昔日科举制度的“考试材料不良”。如果审视一下中国几千年来科学技术发展变化的趋势，我们就会发现孙中山的上述批判，确实切中时弊。
孙中山认为，“考试本是中国一个很好的制度”[4](P439)，“是我中国固有的两大优良制度”之一[1](P320)。没有考试的制度，就会埋没人才;没有考试的制度，就不能使“有才”、“有德的人”成为人民的“公仆”;没有考试的制度，就不能“敛抑”“群趋于官”的“幸进心”，也不能正确任用有“所学”的人。他说：“没有考试，虽有奇才之士，具飞天的本领，我们亦无法可以晓得，正不知天下埋没了多少的人才呢!”[4](P495)相反，如果有了考试的制度，有才之士就可以通过考试把自己的才能展现出来。他又说，当“求差事的人很多”，而“政府正要用人，又没有人用”时，却“不知哪个有才干，哪个没有才干”，“这个缘因，就是没有考试的弊病”。相反，如果“有了考试，那末必要有才、有德的人，终能当我们的公仆。”[2](P347)
孙中山指出，采用考试制度选拔人才，对国家的振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认为，国家能不能振兴，关键在政治能不能改良，“政治良则国可得而治也”。如果实现了政治改良，那么“凡政治范围内诸大端，如教育、实业、交通等，亦从而振起之”。怎样才能实现政治改良呢?他说：“真才出则政治良”。[8](P151)也就是说，政治改良的关键，在于能不能选拔出真正的人才。孙中山认为，要选择真人才，必须实行考试制度。
此外，孙中山对封建制度下陈旧的教学内容也给予了批判，认为那些教学内容与科学相差甚远。他指出，封建教学的内容，主要是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由中国历代圣贤明哲“授受相传”的“古人的经传”。在专制时代，“士人当束发受书之后，所诵习者不外乎四书五经及其笺注之文字。”[1](P51)今日“科学的知识”远远胜过昔日“古人的经传”。在“科学昌明”的今日应该把“科学的知识”作为教育的内容。他说：“人类的知识，是天天进步的。今日人类的知识，和古时大不相同。今日人类的知识，多是科学的知识。古时人类的知识，多是宗教的感觉”，“宗教的感觉，专是服从古人的经传”，就这两者比较起来，“科学自然较优”。他还指出，当今是“科学昌明之世”，而孔孟只是“古人圣人也，非今之科学家也”。因此，决不应再以历代圣贤“授受相传”的“古人的经传”来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孙中山提出：“凡天地万物之理，人生日用之事”，都应该列于教学的内容，尤其要注重学习科学知识。他认为，西方物质文明的发达，“都是由于科学昌明而来的”，要使中国物质文明发达，就要学习科学知识。因此他强调：“我们现在要学欧洲，是要学中国没有的东西，中国没有的东西是科学。”[10](P107)
二、教育为立国之本，振兴之道，不可稍减
现代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推动经济增长和国力强大的主要因素，已经由劳动力转向科技实力。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增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科学技术知识的发达是通过教育实现的。孙中山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敏锐地意识到发展教育对振兴国家的重要作用。
在孙中山看来，整个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取决于人类科学知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学问的不断增长。而前人和今人所创造和积累起来的知识和学问的传播，主要是靠教育来实现的。早在1912年，孙中山在《北京湖广会馆学界欢迎会的演说》中指出：“世界进化，随学问为转移。自有人类以来，必有专门名家发明各种专门学说，然后有各种政治、实业之天然进化。”[2](P423)1922年，他又《在桂林学界欢迎的演说》中指出：“诸君是学界中人，要知道人类为什么缘故要求学呢?求学的意思便是求知识。因为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很多的道理，都是我们不知道的。又因为世界的文明，要有知识才有进步;有了知识，那个进步才来得快。我们人类是求文明进步的，所以人类便要求知识”，“诸君都知道，世界上文明的发达，是在近来二百多年，最快的是近来五六十年。网。以后人类知识越发多，文明的进步便越发快。”[10](P770)孙中山在《地方自治实在性》中还指出：“学校之目的”，主要在于“读书、识字”，在于求“学问、智识”。所以说，“学校者，文明进步之泉源也。”[4] (P224)大家知道，马克思曾经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12](P211)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
要使中国由弱变强，由穷变富，成为繁荣昌盛的富强国家，就必须振兴教育，并且必须把发展教育、开发智力放在首位。早在1894年，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就提出把教育放在首位的思想。他认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这“四大端”乃是“富强之大径，治国之大本”，而“首在陶冶人才”。[10](P559)1895年他在《香港兴中会章程》中指出，兴中会的宗旨就是要“联络中外有志华人，讲求富强之学，以振兴中华”。而在兴中会“拟办之事”中就有“立学校以有人才”。[10](P928)1912年他又指出，“学者，国之本也”，若对于“教育机关”“不从速设法修旧起废，鼓舞而振兴之，何以有人才而培国脉”。因此，“凡有教育，应予提倡，乃足以启文明而速进化”。[10](P928)同年，他《在广州岭南学堂的演说》中又说：“凡国强弱，以学生程度为差”，“以后建设，万端待理，(负责)何人，则学生是也。”[10](P692)《在北京湖广会馆学界欢迎会的演说》中，他还强调：“盖学问为立国根本，东西各国之文明，皆由学问购来”。[2](P423)总之，孙中山在他的有关著作中反复强调：“教育为立国根本、振兴之道， 不可稍缓。”[13](P429)各国的历史实践特别是许多发达国家的历史实践表明，孙中山关于教育和“学问”是立国之根本，振兴中华之道在于振兴教育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许多发达国家一直把发展教育、开发智力放在优先地位。“日本人从明治维新就开始注意科技，注意教育，花了很大力量。”[14](P37)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国民经济凋敝，仍然把教育放在首位，千方百计发展教育事业，培育科技人才，终于换得了新的经济起飞，成为经济超级强国。当今世界，大凡搞现代化建设的国家和地区，无不重视教育、重视人才培养，说明孙中山当年所说的教育是“振兴之道”，“富强之国”等等，至今依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三、大学教育应传授世界日新之学理、技术
孙中山认为，教育必须传授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只有如此，教育才能承担起发展中国实业的大任。
1824年8月，孙中山以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的名义，命令公布了《大学条例》。该条例的第一条就规定：大学的旨趣之一，是“灌输、讨究”“世界日新之学理、技术”。[9](P10)也就是说，在大学教育中，教育所传授的应该是最新的科学文化知识。
孙中山历来就强调在学习中要“取法乎上”，要注重学习最新的东西。例如他在论及向外国学习时，就指出“我们要学外国，是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着他”。所谓“迎头赶上去”，就是指不要去学外国的“旧东西”，而“要学他们的最新发明”。[8](P252)像外国的政治思想，“和二千多年以前的思想根本上还没有大变动”，就不是“最新发明”，而是“旧东西”。因而，孙中山认为中国决不能像学习外国的物质科学那样去学习外国的政治思想。他坚持反对在改革政治上一味地盲从附和，完全仿效欧美，认为那样“对于国计民生是很有大害的”，相反，他指出，如果我们专学外国的最新发明，就能“后来者居上”，就能大大加快中国的发展速度。他说：“譬如学科学，迎头赶上去，便可以减少两百多年的光阴。”[8](P252)例如，中国和日本都在交通上学习欧美，修筑铁路。网。虽然日本走在中国的前面，铁轨都很宽，车也很大。“为什么中国建筑铁路在日本之后，所做的车和轨还是比日本的宽大呢?”孙中山回答说：“就是因为中国所学的是欧美的新发明，日本所学的是欧美的旧东西。”正因为中国建筑铁路不是学日本那样不便利的旧东西，而是“学欧美很便利的新发明”，“所以中国现在的铁路好过日本”。这就是“后来者居上”。[9](P342)
显而易见，孙中山认为学校在进行教育的过程中，应该向受教育者传授世界最新的知识，而且只有学习和掌握世界最新的科学文化知识，才能使中国迎头赶上，后来居上，这是正确的。他确定大学的宗旨之一是灌输世界日新之学理和技术，正是他的这一认识在其教育思想中的反映。同时，他把灌输世界日新之学理和技术确定为“大学”教育的旨趣，也是合理的。众所周知，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主要任务是传授科学文化的基础知识。作为受教育者来讲，也只有很好地掌握了科学文化的基础知识，才可能进一步去学习和掌握科学文化知识的“最新发明”。还有一点也值得指出，那就是在孙中山看来，“人类的知识，是天天进步的”。这就意味着，大学中的教育工作中要很好地实验“灌输、讲究”“世界日新之学理、技术”这一宗旨，还必须密切注视世界科学文化知识发展的新潮流，必须不断地更新知识。孙中山的这些思想，对我们今天的大学教育仍然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建立中国的能够推动科技进步的教育制度
孙中山的教育科学思想最终体现在他关于中国教育制度的设想和实施的措施上。他认为，中国的教育制度必须能够体现国民受教育权力的公平性，无论那个阶层的人民及其子女都有权力接受现代教育，而且中国政府应该对教育经费全额负担，实施普遍地义务教育制，也就是让所有的人都能够上起学。孙中山非常重视高等学校和职业教育的发展，他认为，高等学校是科学技术发展的摇篮，职业学校是培养专业技能的基地。中国科技的大发展，必须在教育制度中大力发展观点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
1、中国应借鉴西方国家先进的教育制度
孙中山建立中国教育制度的一个基本思路就是要“仿英美之法”[2](P376)。他相当赞赏英、美、法、日等国的教育，认为这些国家实施强迫教育，由“国家设校以教之”，是一种进步的表现。[7](P649)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使孙中山对俄国的教育制度颇为关注。在孙中山看来，十月革命后迅速发展的俄国，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将比欧美各国进步， 而且在教育上也比欧美发达的国家“更进步”。[7](P349)他说：“俄国人民所享国家的利益，……从小孩子初生的时候讲起，……譬如一个穷人家生了小孩子，父母不能养活，报告到政府，国家便有抚育费，发给到父母去养活他。到了年纪稍大，可以入学校的时候，国家便办得有很完全的幼稚园、小学、中学以及大学，照他的年龄的长进，可以依次进学校，受很完全的教育，国家不收费用。若是父母有不教子女进学校的，政府便要惩罚父母，强迫子女读书。此所谓强迫教育，要全国的青年，人人都可以读书，人人都受国家栽培，不要父母担忧”，“像这样好的国家，就是我要造成的新世界。”[8](P505)这些论述，表明了他要在教育等各个方面“追踪俄国”、学习俄国的强烈愿望。除开主张向英美和俄国学习外，孙中山还结合当时中国实际的国情以及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结合其社会政治理想，在国民教育制度方面提出了不少其他颇有价值的见解。
关于学校教育制度。孙中山认为，学校教育主要是通过幼稚园、小学、中学和大学这四级教育机构来完成的。他说：“学校之等级，由幼稚园而小学而中学，当陆续按级而登，以至大学而后已。”[4](P223)他认为，这四级教育机构是学校教育系统的主干，还应该发展师范学校、女子学校、军事学校，以及农、工、商等各种专门学校，在他看来，这些专门学校都是学校教育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孙中山对高等学校和职业教育的论述非常多。
2、多种形式办学，中国要有几百所大学，造就几百万好学生
在孙中山看来，高等专门学校是造就各种专门人才的地方。中国民主主义的革命和建设都需要大量的人才，要满足这种需要，就要有一定数量的好大学。1923年12月他在广州岭南大学演说时就指出：要使中国变得富强，“必须要有很多的人才，大家同心做去，那才容易。要有很多的人才，那么，造就人才的好学校，不可只是一个岭南大学。广东省必要几十个岭南大学，中国必要几百个岭南大学，造成几十万或几百万好学生，那才于中国有大利益。”[10](P899)正由于大学是造就各种专门人才的地方，所以孙中山认为，办好大学要有两个条件：其一是要“有很多的好先生”，其二是要有“合格的学生”。[5](P74)没有很好的师资，大学就不能培养造就出各种专门人才，有好的师资，但没有合格的学生，大学也难以培养造就出各种专门人才。此外，孙中山认为大学除由国家直接兴办，即发展国立大学之外，也可以允许兴办各种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1924年8月，由孙中山命令公布的《大学条例》规定：“大学除国立外，并许公立及私立。”[9](P530)
《大学条例》对大学的任务作了如下规定：“大学之旨趣，以灌输及讲究世界日新之学理、技术为主，而因应国情，力图推广其应用，以促社会道义之长进，物力之发展到之。”[9](P530)就是说，大学有三个任务。网。一是向受教育者灌输即传授世界的新学理、新技术，并要以此“为主”。所谓“为主”，其涵义是指大学教育虽然必须向受教育者传授某专门学科的基础知识，但更主要的任务则是要使受教育者掌握与专业有关的最新的科学技术文化知识。二是“讨究”即研究和发明世界的新学理、新技术。与此相适应，该条例规定：“大学得设研究院”。[9](P530)显而易见，高等专门学校及其研究院“讨究”新学理、新技术，是服务于“灌输”新学理、新技术的。此外，从该条例也可看出，孙中山认为大学对新学理、新技术的“讨究”，还应该直接服务于社会。孙中山的这种观点在其他地方也有所表现。例如，他对当时广东岭南大学用科学方法来改良蚕种就颇为赞赏，称赞该大学用科学方法把蚕种改良后，“所得丝的收成是很多，所出丝的品质也是很好”。[8](P417)该条例将科学研究视为大学“为主”的“旨趣”，并把科研与教学相提并论，这是值得注意的。三是大学还应该根据中国国情的需要，积极推广和应用各种新学理、新技术。“求知”是为了“实行”，是孙中山一贯的观点，在他看来，大学“讨究”和“灌输”新学理、新技术，最终都是为了要推广和应用新学理、新技术，以促进社会“心性文明”的长进和物质文明的发展。早在1920年，孙中山就已经提出了这一思想。他说：学校的目的不仅仅是传授学问、培养“智识”，“精益求精”的制造各种“能助双手生产之机械”，以求实业的发达，“此亦学校所有事业”。[4](P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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