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历史地理论文(2)
历史地貌过程研究以河流地貌、湖沼地貌、海岸地貌、沙漠与黄土地貌等方面的研究较为突出，富有成果。在历史河流地貌方面，研究较多的有长江、黄河、珠江、海河、塔里木河等③，其中尤以黄河最为深入，论著也枚不胜举。如岑仲勉的《黄河变迁史》④、黄河水利委员会的《黄河水利史述要》⑤以及黄盛璋《论黄河河源问题》⑥和《再论黄河河源问题》⑦、史念海《论<禹贡>的导河和春秋战国时期的黄河》⑧、谭其骧《<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和《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⑨、纽仲勋等《历史时期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图》⑩等，为现今黄河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在历史湖沼地貌方面，研究较为集中的有西北地区的居延海、罗布泊、青海湖等，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大陆泽、宁晋泊、白洋淀、文安洼、七里海等，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云梦泽、洞庭湖、鄱阳湖、太湖等⑾。通过数十年来的研究，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和资料。在历史海岸线变迁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发现随着末次冰期的结束，海平面迅速回升，海岸线大幅度向内陆推进，沿海地区因海面升高而广泛受到海侵的影响，全新世暖期和历史时期的中世纪暖期我国存在高海面，沿海地区受海面上升影响强烈⑿，为估计未来海平面变化及可能带来的影响奠定了基础。在沙漠与黄土地貌方面，侯仁之、史念海及其后的王守春、朱士光等分别在沙漠变迁与黄土地貌演变方面做了大量开拓性的研究工作⒀，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深入地探讨了人类活动对沙漠化和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影响。
①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0年。
②曾昭璇、曾宪珊：《历史地貌学浅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年。
③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0年;朱士光：《中国历史自然地理学的回顾与前瞻》，《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年;张修桂：《十年来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新进展》，《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年。
④岑仲勉：《黄河变迁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
⑤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史述要》编写组：《黄河水利史述要》，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84年。
⑥黄盛璋：《论黄河河源问题》，《地理学报》，1955年第3期。
⑦黄盛璋：《再论黄河河源问题》，《地理学报》，1956年第1期。
⑧史念海：《论<禹贡>的导河和春秋战国时期的黄河》，《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
⑨谭其骧：《<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中华文史论丛(第七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谭其骧：《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历史地理(创刊号)》，1981年。
⑩纽仲勋等：《历史时期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图》，北京：测绘出版社，1994年。
⑾奚国金：《罗布泊迁移过程中一个关键湖群的发现及其相关问题》，《历史地理(第五辑)》，1987年;邹逸麟：《历史时期华北大平原湖沼变迁述略》，《历史地理(第五辑)》，1987年;王会昌：《河北平原的古代湖泊》，《地理集刊(18号)》，1987年;张修桂：《洞庭湖演变的历史过程》，《历史地理(创刊号)》，1981年;谭其骧、张修桂：《鄱阳湖演变的历史过程》，《复旦学报》，1982年第2期;陈桥驿：《我国古代湖泊的湮废及其经验教训》，《历史地理(第二辑)》，1982年。
⑿侯仁之：《历史时期渤海湾西岸海岸线变迁》，《地理学资料》，1957年第1期;施雅风、孔昭宸：《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北京：海洋出版社，1992年，第1—211页;满志敏：《两宋时期海平面上升及其影响》，《灾害学》，1988年第2期，第71—78页;谢志仁：《2000年来百年尺度海面波动及其影响的征兆》，张兰生主编：《中国生存环境历史演变规律研究(一)》，北京：海洋出版社，1993年，第67—83页。
⒀侯仁之：《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文物》，1973年第1期;史念海：《历史时期黄土高原沟壑的演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年第2期;王守春：《历史时期我国沙漠变迁研究与历史地理学》，《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3期;朱士光：《论我国黄土高原地区生态环境特点与可持续发展对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3期。
在历史地表过程研究中，历史生物过程也是历史地理学长期致力的一个重要领域，包括自然植被的演变和动物种群的变迁过程。在自然植被演变方面，历史地理学主要关注历史时期植被的空间分布、演变过程及驱动因素，气候变化与人类生产、生活活动被认为是导致植被面积不断缩减的主要原因，如文焕然等《中国森林资源分布的历史概况》①、陈桥驿《古代绍兴地区天然森林的破坏及其对农业的影响》②、史念海等《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③、王守春《古代黄土高原植被的地域分异及其变迁》④等。在动物种群变迁方面，以文焕然、何业恒为主的一批学者，结合历史时期气候、植被等自然因素的变化和区域开发中人类活动的影响，论述了历史时期我国境内野生动物种群及其在地域分布上的变化，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涉及野象、马来鳄、扬子鳄、长臂猿、犀牛、亚洲象、大熊猫等20余种野生动物⑤，研究发现这些动物不但在分布界限上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在种群与数量上也发生明显变化，部分物种或已成为濒危动物，或已灭绝。
当然，由于历史时期地表过程研究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而不同研究者所关注的视角也不同，因此对许多问题的认识仍存在较大的争议。如历史时期黄土高原原始天然植被的问题，史念海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认为古代黄土高原上存有很多森林，同时也有很多草原⑥;而此前和此后均有学者持不同的观点，一些研究者认为古代黄土高原的植被是草原植被，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是森林草原植被，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是疏林灌丛草原⑦.又如黄河自东汉以后为何出现长达数百年的安流局面，其原因究竟是什么，学术界也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以谭其骧为代表)：东汉以后，黄土高原大部分地区被游牧民族所控制，牧业取代了先前的农业，植被得到恢复，土壤侵蚀减弱，进入黄河的泥沙减少⑧;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主要原因是王景治河的成功。由于上述这些观点的分歧，进而引发了对历史时期黄河泥沙含量是否有过较大变化的讨论，因其结论的科学与否对今后黄河治理的决策有着重大的影响。
四 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研究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现代田野考古学刚刚起步，周口店北京猿人的出土和安阳殷墟遗址的发掘震惊了国际学术界。新中国建立50多年来，考古工作在全国各地蓬勃展开，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及其所取得的成果，极大推动了历史地理学对史前文明研究的进程。特别是20世纪末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跨越了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鸿沟，通过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古文献学、古文字学、天文学、测年科学等多学科的交叉，以及传统与现代科技手段的集成，不但解决了夏、商、周的年代学问题，理清了当时中华文明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发展脉络，而且也为追寻中华文明的源头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同时还为今后的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路与方法借鉴⑨。
在文明起源与农业起源的认知方面，一直是考古学、历史学和历史地理学关注的热点。许多问题虽然尚未解决，歧见也依然存在，但随着大量考古发现与发掘工作的展开，文明起源与农业起源的研究工作取得了显著进展，认识得到不断深化.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历史发展连绵不绝，源远流长，华夏文明具有“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统一实体”⑩;中华文明绵延不绝，这与其举世无双的“多元
①文焕然、何业恒：《中国森林资源分布的历史概况》，《自然资源》，1979年第2期，第72—85页。
②陈桥驿：《古代绍兴地区天然森林的破坏及其对农业的影响》，《地理学报》，1955年第2期。
③史念海、朱士光：《历史时期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④王守春：《古代黄土高原植被的地域分异及其变迁》，《黄河流域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文集(第三集)》，北京：地质出版社，1992年。
⑤朱士光：《中国历史自然地理学的回顾与前瞻》，《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年。
⑥史念海、朱士光：《历史时期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⑦王守春：《历史时期黄土高原植被变迁、人文要素变化与黄河水沙关系研究进展》，《黄河流域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文集(第五集)》，北京：海洋出版社，1993年。
⑧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
⑨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⑩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一体结构”特征紧密相连，这种“多元一体结构”特征的形成，则得益于“中华文化拥有一个较之其他古文化更为辽阔的发展基地”①;华夏文明对东亚文明产生过重要影响，对世界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世界诸文明古国中，唯有华夏文明从古到今，不仅保留下来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也累积了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中国也是世界上一个重要的农作物栽培起源区，至少在距今8500年前，黄河流域粟黍的栽培农业已初具规模，在长江和淮河流域，至少在距今9000年左右就有了水稻种植，并逐渐向北扩散;新石器晚期，黄河中下游地区有少量的水稻种植，最西已可影响到甘肃东部;青铜时代，水稻的栽培区已扩展到我国东北南部②。
文明作为一种文化体现，其载体是人以及由人构成的社会团体。人类在其生存空间上所创造的人文景观的演变及其地域差异，从一个方面体现了华夏文明发展过程及其在空间分布上的特征。历史地理学广泛涉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谭其骧先生的极力倡导下，得到了蓬勃发展，研究领域涵盖了包括疆域政区、人口、城镇聚落、农业、农田水利、交通、文化、民族、军事、医学等方方面面。主要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邹逸麟主编的《中国历史人文地理》一书③。
中国历史人口近十年来研究较多，全国性、区域性、通论性及断代研究，成果颇丰。全国性通论如王育民的《中国人口史》④、葛剑雄等合著的《中国移民史》⑤和《中国人口史》⑥等;区域性通论如韩光辉《北京历史人口地理》⑦、薛平拴《陕西历史人口地理》⑧等;断代研究如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⑨、费省《唐代人口地理》⑩等;这些成果集中反映了作者对历史人口数据研究的认识，并给出了相应的校正方法和数字。中华文明是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文明，因而历史农业地理的研究成果蔚然可观，韩茂莉《宋代农业地理》⑾和《辽金农业地理》⑿、吴宏岐《元代农业地理》⒀、王社教《苏皖浙赣地区明代农业地理研究》⒁等一大批论著，从不同时空角度探讨了自然环境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人口、土地与农业的关系以及主要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等。从侯仁之先生开创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历史城市地理始，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日趋成熟，马正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⒂以及唐晓峰在《中国历史人文地理》一书中有关历史城市地理的研究，是近年这一研究领域的总结性成果;古都作为特殊类型的城市，既是一个历史积淀综合体，又是一个有复杂空间结构的地域综合体，历史上古都的迁移是文明中心转移的重要表现。从20世纪20年代的五大古都(西安、洛阳、北京、开封、南京)，到30年代的六大古都和80年代初的七大古都说(包括杭州和安阳)，在我国掀起一场古都研究热，成立了古都学会，取得了可喜的成绩⒃。历史文化地理研究近
①冯天瑜：《中华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②严文明：《中国农业和畜养业的起源》，《辽海文物学刊》，1989年第2期，严文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82年第1—2期;张文绪、王辉：“甘肃庆阳遗址古稻的研究”打印稿，2000年。
③邹逸麟：《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
④王育民;《中国人口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⑤葛剑雄、吴松弟、曹树基：《中国移民史(六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⑥葛剑雄等：《中国人口史(六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⑦韩光辉：《北京历史人口地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⑧薛平拴：《陕西历史人口地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⑨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⑩费省：《唐代人口地理》，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⑾韩茂莉：《宋代农业地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
⑿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⒀吴宏岐：《元代农业地理》，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7年。
⒁王社教：《苏皖浙赣地区明代农业地理研究》，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⒂马正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
⒃邹逸麟：《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
年来发展迅速，成绩斐然，1997年出版的周振鹤主编的《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一书①，颇具文化深度，为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作出了示范②。
五 区域综合与重大事件研究
随着现代地理学区域综合集成研究的不断深入，历史地理学相应也开展一些区域性或地域性的综合研究，并成为近年来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从地域上看，研究较为深入的有黄河流域、黄土高原、西北地区、黄淮海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等，主要成果有吴祥定等著的《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环境演变与水沙变化》③、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④、邹逸麟《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⑤、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⑥、孙进己《东北历史地理》⑦和蓝勇《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⑧等。与区域综合研究相对应，历史地理学对中国历史上发生的极端环境事件、重大历史事件及其相互关系，近年来开展了不少工作，如于希贤的《近四千年来中国地理环境几次突发变异及其后果的初步研究》⑨、郑景云等的《气候突变：史实与意义》⑩以及满志敏、刘仁团等分别对发生在光绪初年的“丁戊奇荒”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进行分析⑾;同时，通过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地理学研究也表明，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与环境异常有着不谋而合之妙，如历史上著名的“永嘉之乱”、“安史之乱”等均发生于气候寒冷期，北魏平城迁都、元朝中叶岭北地区移民、明初兀良哈三卫南迁等历史事件也发生在气候变冷变干时期⑿。
对我国古代重大建筑工程和水利工程的专题研究，在历史地理学中也蔚然成风，最为突出的如长城、运河与都江堰等。不同时期的古长城遗址在我国北方留存不少，作为一种军事防御工程有着悠久的历史，战国时已初具规模，秦统一后，筑起东起辽东，西至临洮的万里长城，成为宝贵的世界文化遗产。大量研究表明：长城是中国北方一条重要的文化界限，是自然和人文的混合产物，是定居农业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的分野⒀。中国运河的发展经历三个阶段，即先秦鸿沟运河系统、隋唐南北大运河和元明清京杭大运河;现今依然蜿蜒于中华大地之上的京杭运河，是可与万里长城相媲美的伟大历史工程，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与文化交流曾发挥着重要的作用⒁。都江堰是我国历史早期众多水利工程中最著名的一个综合性水利工程，始建于秦昭王51年(公元前256年)，都江堰的名字是宋代确定的，就其工程设计与技术水平而言，已达到相当完善的程度，至今还发挥作用⒂。
①周振鹤：《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②华林甫：《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成就》，《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③吴祥定、纽仲勋、王守春：《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环境演变与水沙变化》，北京：气象出版社，1994年。
④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
⑤邹逸麟：《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
⑥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⑦孙进已：《东北历史地理》，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
⑧蓝勇：《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
⑨于希贤：《近四千年来中国地理环境几次突发变异及其后果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2期。
⑩郑景云、葛全胜、张丕远：《气候突变：史实与意义》，《地球科学进展》，1999年第14卷第2期。
⑾满志敏：《光绪三年(1877)北方大旱灾气候背景研究》，《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结构》，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刘仁团：《“丁戊奇荒”对山西人口的影响》，《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结构》，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⑿张丕远：《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
⒀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
⒁常征、于德源：《中国运河史》，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
⒂姚汉源：《中国水利史纲要》，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
六 历史时期人地关系与适应模式研究
历史时期人地关系问题一直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但由于研究对象的多变性和复杂性，至今为止对这一命题的综合性与理论性研究尚不多见。绝大多数学者依然仅就具体事件的个例开展讨论，以至于1998年邹逸麟教授专门撰文呼吁应加强对人地关系的历史研究①。就当前研究成果看，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探讨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变化的影响与自然环境演变对人类文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前者研究更为广泛而深入，出现了许多有益于国家经济建设和学科建设的研究成果，如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②、侯仁之《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③、史念海《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④、陈桥驿《古代绍兴地区天然森林的破坏及其对农业的影响》⑤以及纽仲勋等《清代狩猎区木兰围场的兴衰和自然资源的保护与破坏》⑥等。后者研究工作开展得相对较迟，近年来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如邹逸麟《灾害与社会研究刍议》⑦、张丕远《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对农业影响的讨论》⑧、满志敏等《气候变化对历史上农牧过渡带影响的个例研究》⑨、韩茂莉《2000年来我国人类活动与环境适应以及科学启示》⑩、方修琦等《从农业气候条件看我国北方原始农业的衰落与农牧交错带的形成》⑾以及葛全胜等《人口压力、气候变化与太平天国运动》⑿等。
适应模式研究近年来随着全球变化研究的不断深入而为国际学术界所重视。我国历史地理学界的部分学者也已开始关注这一新的研究领域，虽然具有显示度的研究成果尚属鲜见，但这一研究领域所带来的广阔前景及其对今后历史地理学发展的推动作用，是勿庸置疑的。
七 基础资料的积累与新技术应用
中国历史地理学历经数十年发展所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就是积累了大量的基础资料，包括历史文字资料、自然记录资料、文物考古资料以及数据库等。历史文献资料如中国科学院地理所气候变化研究组及其合作伙伴从古代文献(经、史、子、集)、明清方志、清民档案、报纸及其相关文献中收集整理的中国历史时期环境变化资料，中国气象科学院从各朝史书及方志中收集整理的中国3000年气候记录总集以及各省市区气候及其相关研究部门整理与编辑的自然灾害史料，卜凯主编的《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⒀，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亩地、田赋统计》⒁，徐近之《黄淮平原气候历史记载的初步整理》⒂、《黄河中游地区历史上的大水和大早》⒃，中国科学院《中国地震资料年表》⒄，沈怡《黄河年
①邹逸麟：《关于加强对人地关系历史研究的思考》，《光明日报》，1998年11月6日。
②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
③侯仁之：《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文物》，1973年第1期。
④史念海：《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河山集(二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
⑤陈桥驿：《古代绍兴地区天然森林的破坏及其对农业的影响》，《地理学报》，1955年第2期。
⑥纽仲勋等：《清代狩猎区木兰围场的兴衰和自然资源的保护与破坏》，《自然资源》，1983年第1期。
⑦邹逸麟：《灾害与社会研究刍议》，《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结构》，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⑧张丕远：《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对农业影响的讨论》，《竺可桢逝世十周年纪念会议论文报告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258—263页。
⑨满志敏、葛全胜、张丕远：《气候变化对历史上农牧过渡带影响的个例研究》，《地理研究》，2000年第19卷第2期。
⑩韩茂莉：《2000年来我国人类活动与环境适应以及科学启示》，《地理研究》，2000年第19卷第3期，第324—331页。
⑾方修琦：《从农业气候条件看我国北方原始农业的衰落与农牧交错带的形成》，《自然资源学报》，1999年第14卷第3期。
⑿葛全胜、王维强：《人口压力、气候变化与太平天国运动》，《地理研究》，1995年第14卷第4期，第32—40页。
⒀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
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⒂徐近之：《黄淮平原气候历史记载的初步整理》，《地理学报》，1955年第2期。
⒃徐近之：《黄河中游地区历史上的大水和大早》，《地理学资料》，1957年第1期。
⒄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历史组：《中国地震资料年表》，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
表》①，武同举《淮系年表全编》②，以及各朝代人口统计资料与各种地图资料等。自然记录资料如地层剖面、地层年表、树轮数据资料、冰芯分析资料、孢粉分析资料以及各类综合考察所形成的资料汇编等。文物考古资料以1956和1981年进行的全国性大规模文物普查的资料最为详尽，并在此基础上编纂出版《中国文物地图集》②这套大型的工具书。上述所积累的资料为今后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近20年来，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和数据库、GIS等新技术的普遍推广，为历史资料整理与保存提供新途径，一批以历史资料为主体的数据库如历史时期环境变化数据库④、中国历史地震数据库⑤、历史地图数据库⑥等先后建立了起来。这些数据库的建设不但减少了人工处理与保护资料的工作量，实现了资料的永久性保存，而且也为多种资料的对比分析和相互校核提供了重要基础。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将信息技术引入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也得到了迅速发展⑦。复旦大学与美国哈佛大学等机构合作研制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业已启动，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为我国历史地理信息平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⑧。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历史地理学在定量化、信息化研究方面，与地理学其它分支学科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大部分研究成果依然还停滞在定性描述之中，从而造成了许多很有见地的研究结果因缺乏量化指标，很难与相邻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对比、衔接，不能在更广泛的领域里凸现其重要的科学价值，进而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承认、应用与推广，为国家经济、文化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⑨。
除上述几个方面的进展外，20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在其它方面也取得了许多重要进展⑩，并在与相关学科的相互融合与渗透过程中，建立了一套独具特色的研究方法，构筑了较为完善的学科体系，并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学术继承人和学科带头人。其中在研究方法方面，历史地理工作者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献考据法的基础上，成功引入了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和地理学的野外考察法，并积极借鉴和应用在现代地理学中广泛运用的分析手段(如孢粉分析、沉积物分析、14C年代测定、航片卫片判读及遥感等)和信息技术手段(如GIS等)，从而提高了研究结果的科学性，推动了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在学科建设方面，通过几代学者的严谨开拓，形成了以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为主要构架的两大研究领域，涵盖了历史气候、历史地貌、历史植被、历史动物、历史河湖水系、历史海岸、历史沙漠与黄土以及疆域政区、历史人口地理、历史城市地理、历史农业地理、历史交通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历史社会地理、历史民族地理、历史政治地理、历史医学地理等，构建了当前这样“枝繁叶茂”的学科体系。在队伍建设方面，每一代历史地理学家都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不断发展，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队伍也不断扩大，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在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的带领下走上学术舞台，成为各分支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基本已形成一支老中青相结合、以中青年为主体、结构相对合理、门类较为齐全的研究队伍。这些进展不但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进一步发展，也为未来中国历史地理学作为一个重要学科参与国际全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①沈怡：《黄河年表》，军事委员会资料委员会，1935年。
②武同举：《淮系年表全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
③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2年。
④郑景云、郝志新、狄小春：《历史环境变化数据库建设与应用研究》，《地理研究》，2002年第21卷第2期，第146—154页。
⑤周成虎、裴韬、李全林等：《近500年来中国及邻区强震空间格局及迁移模式初步分析》，《地球科学一一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第306—314页。
⑥满志敏：《关于CHGIS第二阶段数据模型的定义问题》，《历史地理(第十九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⑦王均、陈向东：《历史地理学信息化若干问题的探讨》，《地理科学进展》，2001年第2期，第131—136页;王均、陈向东：《历史地理数据的GIS应用处理—以清时期的陕西为例》，《地球信息科学》，2003年第1期，第58—61页。
⑧葛剑雄：《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基础与前景》，《东南学术》，2002年第4期。
⑨葛全胜、何凡能、郑景云、满志敏、方修琦：《21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思考》，《地理研究》，2004年第23卷第3期，第374—384页。
⑩葛剑雄、华林甫：《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拥有辽阔的疆域和极其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它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中国拥有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历史地理学者，并孜孜不倦地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明天奋斗着。结合当今地球系统科学、地理科学的发展趋势以及国际全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最新动向，我们认为①：新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应以探寻当今人类适应环境变化模式的历史证据为目标，以文献分析、野外调查、考古发掘等传统方法与现代实验技术、空间信息技术的集成为手段，以编制5000年来华夏故土嬗变与文明演进的历史图谱为主要平台。将学科发展融合到国际全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不难预见，只要学界同仁瞄准方向，共同努力，中国历史地理学必定能在不久的将来，为国际全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做出具有重大显示度的贡献。
(后记：张丕远、纽仲勋先生审阅了本文的初稿，并提出了宝贵意见。2003年10月在杭州举行的“21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暨两浙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研讨会”上，多数与会代表为本文的修改贡献了自己的思想和建议。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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