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释义与中国实践成果来看执政党领导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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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党制度: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治理的基石
世界近现代史是一部市场经济发展史，更是一部市场经济社会演进变迁史。从14世纪地中海沿岸城市的资本主义萌芽，到16一19世纪西欧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根植于商品经济形态的市场型国家体系在西方世界建立起来。封建君主专制体系瓦解，反映资本主义与工业文明诉求的议会制确立，国家统治开始转向政党政治的轨道，政党作为利益集团的政治代理人，事实上开始扮演起重要的国家管理主体角色。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指出，“党派是团结一致者组成的团体，在共同原则指导下，通过共同努力推动国家利益。;马克思·韦伯( Max Weber)认为，“党派应该叫做基于自由招募党员的社会组织，借以给其领导人及参加者谋求利益机会。;在集团利益与公共利益交汇点上，政党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秩序倡立者，影响遍及公共服务、社会管理、文化精神等各领域。在辉格党人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看来，自由要求有一个繁荣昌盛的关国，(政党制度)通过平衡和管理经济发展，为赢得繁荣创造条件，推进一种所有阶级共享的繁荣。汉密尔顿(Hamilton)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提到，政体优良的检验标准应视其能否有助于治国安邦，联邦党人主导设计了堪称分权制衡典范的复合共和制，推动了关国市场社会的繁荣。罗斯福新政作为民主党人经济干预主义的尝试，离不开政党博弈。约翰·霍普(John Hopper)认为，罗斯福发起的民主党“清洗”运动，保证了新政推行的主体力量。福利国家制度兴衰与党派政治密切相关，如雷弗·莱文(Trevor Levin)所言，多政党通力合作的“瑞典模式”，保证“就业政策”长期实施，开创了福利社会的黄金时代，以“福利基金”议案为导火索的党派关系的破裂，导致了70年代末黄金时代的结束。但是，多党制也产生了派系问题的危害。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告诫“警惕政党精神的有害影响”，如干扰公众会议推仔、削弱行政管理能万、煽动起骚动和叛乱，等。奥斯特罗姆( Vinent Ostrom)提出了西方民主体制基本弊端的“共和病”，即党派之争导致的对权力滥用，危及公共利益。
20世纪70年代后的资本主义经济滞涨时代，西方国家掀起一场重塑“市场化政府”的新公共管理运动(New Public; Management)。效率导向、市场规则、有限政府、民众参与—这场“国家市场化”运动逐渐推动现代国家治理架构的初步形成。20世纪80年代，治理作为新经济革命背景下出现的新的政治现象，旨在改善政治行为，加强社会管理，推进国家政治与社会管理现代化。政党作为新公共根管理运动与国家治理的主导者，在理念引领、体制改革以及政策实践上发挥了决定性作用。“里根经济学”施政成功，反映的是共和党“市场主义”顺应了当时关国经济社会需求。从撒切尔时代保守党的“自由市场与强势政府”思路，到布莱尔上台后工党的“合作政府”计划，两党在治国方略上超越党派偏见，推动新公共管理体制走向成熟。Michael Gonzal-ez描述到“布莱尔侵入到保守党意识形态的生存空间，像当年老工党把自由党挤得无立足之地一样”。
纵观西方各国治理表现，经济平稳发展、社会和谐有序的国家无不是由强有力的执政党或执政联盟领导的，其通过革新执政理念，创新治理机制，满足公众期待，实现了国家治理秩序的动态优化。第一，善于推进社会关注的核心议题，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妥善解决民意关切，促进可持续、包容性发展。如2013年德国联盟党提出了保增长、促就业、谋长远的执政思路，切中实际难题，有效化解了挑战，一举打破西方大国执政党“逢选必败”的怪圈，蝉联议会选举。第二，善于增进内外团结形成广泛合力。不少政党注意通过内部互动促进决策的共识性，提升内部团结。还有一些政党注意利用青年、妇女等外围组织，乃至引导那些理念相似或主张相近的社会组织，扩大宣传和动员，将更多社会力量团结在自身周围。第三，积极倡导共同的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如英国保守党提出，而对别国的发展模式，英国无需临渊羡鱼，只要重新弘扬吃苦耐劳、敢为人先、独立自主、善于创造、乐观至上、重在实干的英国精神，最终可以渡过难关，积极争取治理理念的社会认同。第四，加强作风建设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就善于做群众工作，争取大众理解和支持。该党从1959年上台执政至今、从未间断。通过上次大选认识到民众对该党不注意倾听群众的不满，及时调整政策，积极接近群众、听取群众意见，反映群众诉求，最终得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二、无产阶级政党:人类解放事业与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领导核心
在西方政治制度支撑起资本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同时，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与国家治理实践开创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型之路。1844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无产阶段政党理论的形成。回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理论表明，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获得自身解放的首要条件，无产阶级解放事实上成为现代社会及现代国家治理的本质命题“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民族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它涉及所有存在着现代社会的国家，它的解决有赖于最先进各国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马克思、恩格斯在指导无产阶级政党建党实践中，始终致力于建设一个代表无产阶级及全人类解放共同利益的先进政党。这一政党以科学社会主义为行动指南，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和组织建设，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不仅带领无产阶级及全人类自身解放，而且成为执政党，领导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现代化。列宁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理论观点与实践模式。列宁提出，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党的“总的领导”及党政分工原则，将党从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解决好重大路线方针问题，强化对国家政治上的思想领导权，为国家治理提供政治保障，同时必须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党员干部素质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能否实现“良治”。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政党作为先进的政党，始终是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列宁反复强调，苏维埃俄国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与治理，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执政党的领导。政党执政是国家治理基石。政党执政方式和执政能力的现代化决定了一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历程，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明确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把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作为加强党的领导的关键，形成了党领导一切根本原则下的治国理政系统思路，构建了执政党治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三合一”的治理格局。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与时代内涵
我国国家治理实践表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依靠中国共产党这一核心力量。党站在国家治理和自身建设的理论制高点上，从全球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与最新趋势出发，适应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内生需求，探索建立“善治型”执政党领导与国家治理新机制，创造着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势的现代化国家治理新模式。
第一，致力于推动国家现代化。现代化既是人类文明要素的创新、选择、传播和退出交替进行的自然历史过程，又是一国追赶、达到和保持世界先进水平的竞争性发展过程。党对现代化的追求从未停歇过，继上世纪60年代提出“全而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首次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丰富和发展了国家现代化的内涵，是党治国理政思想的重大创新以及审视世情国情、顺应人民期待做出的战略抉择，体现了党未来发展科学决策的政治智慧和战略眼光。毛泽东同志提出“四化”，主要从生产力和物质基础的层而探索现代化;邓小平同志侧重于现代市场经济问题，主要从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经济体制的层而探索现代化;习近平同志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问题，主要从上层建筑和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层而探索现代化。
第二，初步建立起一整套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匹配国家现代化目标、具备内生性的创新活力的“善治型”治理体系。善治(Good Govern-anc;e)即良好的治理，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基于法治与契约精神，通过政党合作、政府与公民合作，政府、市场、社会力量协同治理，实现公众利益最大化和人的现代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开启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征程，表现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市场化体制转型、一个发展中大国现代化道路探索、一个多民族大国法治化秩序建构的实践创新过程。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推动“五位一体”各领域全而改革，标志着我国现代化从追求技术、物的现代化步入向包括制度、人的全而现代化的整体转型新阶段，国家治理状态进入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善治”新境界。党领导形成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基于国情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要求而演化内生的结果，尽管未成熟与定型，但表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与强大的制度定力，未来必将激发出应现代化潮流要求而主动创新、自我完善的内生动力与活力。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
第三，以执政方式与领导体制的改进优化以及党员素质能力的转型提升，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源动力与制度潜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本身内含了党的建设制度与执政能力现代化。、党作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最大优势在于总能站在国家视角、现代化视角、全球视角，自觉调整、主动变革、积极创新，推进自身建设制度改革以提升执政能力，以“党建”激发国家治理体系创新发展的内生活力，传递国家治理能力持续提升的强大动力，使之与国家战略和制度相匹配，与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进程和目标相匹配，与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和长远追求相匹配。
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化与现代化发展的内生需求，通过改进和创新党的领导方式推动的一场国家治理革命，其科学内涵及趋势性特征体现:
其一，传统国家管理向现代国家治理的转型。相比统治或管理(government)，治理(governance)一词强调的是目标相容、权力制衡与利益均衡。根据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1995年的权威定义，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关系综合，是各主体有效协调利益分配的相互作用过程。党领导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本质上是处理社会主义国家运行与发展事务的一整套制度安排，由计划经济体制时代的“党和政府单向统管”，向根植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党领导的多方共治”转型;核心是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政府、市场、社会和群众各方面积极作用，确保经济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其二，法治、市场、行政、道德等多元治理方式的有机融合。波兰尼认为，现代市场经济是理解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治理的关键。从全球比较和时代趋势来看，现代市场经济的主流形态是市场与政府功能藕合的混合经济。混合型市场经济形态决定了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治理方式的多元化，其中，市场配置资源与政府塑建秩序及规制调控结合，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互补，责任激励与权力约束相容，是多元方式融合治理的核心蕴意。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改革思路，预示着中国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渐趋形成，这势必带来国家、市场、社会和私人利益关系与治理格局的重构。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力、社会主义法治与道德、富有活力的市场机制、高效的政府运行，将构成中国现代市场型国家治理的工具集合。
其三，党的领导方式、国家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的系统化、联动性变革。国家治理作为各类权力配置、使用及相互制衡的运行过程，服从一定的治理结构与治理体制机制。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的现代化，意味着执政党、政府、经济社会组织以及公众对治理权力的合理分享、对治理责任事项的科学界分，以及运行协作方式的改进优化，在当前中国表现为强化党的总揽、统领地位，明确政府、社会和公众在社会治理中的责任权限，寻求党的领导与政府主导多元共治在体制机制运行层而的无缝链接与协同藕合，以满足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制度需求。通过贯穿各领域的治理机制系统化、联动性变革，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国家机构履职能力，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和自身事务的能力，把各方面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的实际效能，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水平。
其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五大领域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综合覆盖和协同贯连。这反映了党领导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广度、层次及衔接性。这是一种总体布局的治理现代化，涉及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部领域和各个层次。习近平同志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
其五，兼容现代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义的治理价值体系。党领导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烙守民主、法治、科学的治理标准，追求效率、公平、民生的治理价值，既符合多元、制衡、透明的国家治理现代一般趋势，又凸显统筹、公平、分享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四、国家治理现代化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新任务与新要求
治国先治党，治党靠制度。基于对党领导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涵、特征、趋势以及党执政规律的科学认知，从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党建制度改革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出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着眼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生需求，全方位改进党的执政理念与执政方式以实现党的执政能力现代化，这要通过全方位、系统化、深入性地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来实现。这对新时期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提出新任务、新要求。
第一，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经济、社会治理现代化、文化与人的现代化的藕合，是治理机制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统一，这为党建制度改革提供了目标与需求基准。现代化是党建的目标基点，能否科学把握治理现代化的内涵与任务，决定了能否切实找准党执政能力提升与党建制度改革的方向和重点。经济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基础和支柱，没有经济的繁荣和发展，现代化将是一句空话。但现代化不只是物质经济的现代化，而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人的素质在内的整体性社会变革。进行党建制度改革必须认识到，全而深化改革阶段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以经济治理体系现代化为根基，关键在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以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为支撑，致力于社会治理转型与创新;以文化和人的现代化为核心，推进治理主体现代化;最终靠治理机制的现代化来实现。
第二，国家治理现代化有赖于党的执政方式与执政能力的现代化，后者依存于党的组织建设、党的队伍建设、党的领导方式与治国机制建设的现代化。党的执政方式与执政能力的现代化，要落地生根，即渗透于党的成员、组织、领导体系等各个层次，体现为党建各个领域现代化因素的累积。习近平同志指出，只有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尽快把我们各级干部、各方面管理者的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工作本领都提高起来，尽快把党和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的工作能力提高起来，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更加有效运转。
第三，能否推进党的执政能力现代化及其依存因素的现代化，根本上取决于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有无成效。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具有调整党内关系、规范党员行为、集中党的意志等功能，关系到整个国家治理制度安排的基本方向、运转方式和总体效能。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成效如何、进展如何，直接关系着党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加强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党的制度建设改革思路，即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以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推进党领导的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处理好几个关系:
一是，市场经济国家治理现代化道路探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模式创新的关系。一方面，中国作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要遵循全球国家治理现代化一般规律和趋势，秉承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共同本质和标准。党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要善于学习西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和优秀做法。比如，政党制度化，党政关系合理化，政党执政方式的科学化、民主化与法治化。另一方面，我国国家治理的制度根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有制度自信但不能固步自封，体现国情和民族特色但要有国际视野。通过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提升党的执政能力，革除不利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党政运行体制机制弊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才能成功推进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
二是，加强党的领导与坚持依法治国的关系。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坚持的原则。第一，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把全国人民的力量和意志凝聚起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核心在于坚持党的领导。第二，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特征。我国的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管理社会事务和经济文化事业，保障自己当家做主的各项民主权利，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法治保障。依法治国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执政地位。党领导人民通过国家权力机关制定宪法和各项法律，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严格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实现了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
三是，精英治理和发挥群众主体作用的关系。一方面广纳人才，注重“精英”治理。精英治理，是指选拔出专业能力出众的人才来治理国家事务，基础是文官体系严格的考核、选拔、培训与奖惩机制。西方实行代议制民主，实质是民主政治为表，精英政治为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精英治国趋势越来越明显，硕士、博士学位者在政府官员、公务员队伍中越来越多，国外深造归来进入国家管理岗位的也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强化群众主体作用的发挥。国家治理的各项政策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如果缺乏约束和制衡，精英治理可能形成阻碍社会自然更新的固化利益集团，甚至滑向寡头制和极权制。在国家治理的各项事务中建立精英内部的共识和民众与精英之间的共识，才能凝聚起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的合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既要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建设一个领导事业发展强大的党，建设一支强大的执政骨干力量，发挥好精英治理的积极作用;又要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形成奔康逐梦的强大合力。
四是，加强顶层设计和尊重基层实践创新的关系。坚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改革思路结合、加强顶层设计与尊重地方基层实践创新结合，是确保党建制度改革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方向正确、进展有序的重要方法。一方面，注重顶层设计，确立深化改革与国家治理的正确方向和科学路径，可有效防出现全局性、颠覆性错误，或造成范围较大的不良后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形成并运用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的改革思路，取得了世人瞩口的成就。当前改革己进入深水区，国家治理任务更为复杂多变，而对的问题大都是“硬骨头”，必须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实施。中央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总目标，是最大、最重要的顶层设计，围绕这一方向，加强党建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提高决策的科学性、系统性。另一方面，要夯实底部基础，尊重基层实践创新和群众首创。要把工作精力和注意力多放在基层，把人力、物力、财力多投到基层，夯实基层组织、整合基层资源、强化基础工作，尊重基层群众的治理权利，发挥基层治理实践创新的积极性，提高基层治理水平，完善基层群众团体和自治组织职能，为国家治理奠定坚实基础。
五是，从严治吏和激发党员干部内生活力的关系。现代化人才治理，激励与约束同等重要。党员干部既是社会人，更是国家治理的主体，既要从严管理，更要做好激励。一方面，从严治吏，规避党员干部在国家治理中的“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从严治党管好干部是关键。一些党员干部马列主义信念不坚定，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盛行;一些干部习惯于“懒、散、庸、拖”，等等，听之任之将严重败坏党和政府及干部队伍的形象。完善党员干部经常教育机制，建立健全强化预防、及时发现、严肃纠正的工作机制，形成多层次、多渠道的党员干部监督约束体系，确保党员干部“能干事”，且“不出事”。另一方面，关心党员干部成长，激发内生工作活力，形成国家治理的人才“红利”。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保护作风正派、锐意进取的干部，调动广大干部积极，提升工作精气神。党组织对待干部，既要严格管理，又要热情关心，把那些想干事、能干事、敢担当、善作为的优秀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班子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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