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考古的天津大学论文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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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考古的天津大学论文模板篇一
考古遗址谁在看
摘要：基于问卷调查的数据统计分析表明，公众在参观文化遗产景点时，对各类项目的兴趣程度从文物本体到周边产品、娱乐消费项目依次降低。文化资本对一个人的考占遗址认知程度影响最大，印教育程度越高，越喜欢读书、旅游的人认知程度越高，收入水平则与遗址认知程度之间没有显著关联。同时，对于“公众”概念本身，通过因子分析进行兴趣类型的细化具体分成新兴技术、感触互动、宣传解说、娱乐消费四类，各类公众体现出不同特征，有助于今后考古遗址阐释与展示更具针对性。
关键词：考古遗址;公众;认知;态度;数据分析
一、背景与方法
公众考古近年来逐渐成为文化遗产领域热点课题。具体而言，公众考古涉及两个核心概念之间的关系，即公众与考古的关联。在实践层面，公众参观、参与考古的活动逐步开展，各类微信平台纷纷建立，甚至诞生了不少以通俗甚至娱乐化的语言介绍考古知识的媒介。这类实践遵循一个基本预设：公众对考古的认知程度并不高，但有足够的兴趣，需要创造通俗易懂的信息，通过各类媒介――如新媒体平台、参与考古活动、讲座等，满足其兴趣，提升其对考古的关注度与认知水平。
不过，这条预设并没有对一个核心概念――“公众”进行详细辨析。公众，并非泛指“所有人”，而应认识为具有不同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的群体。这些不同的背景，同时反过来影响着他们与考古之间的关系。例如，不同群体对考古的兴趣程度、兴趣点、认知程度、展示阐释方式的需求等等，都可能不尽相同。“娱乐化”、“萌化”的语言是否真的可以引起人的足够兴趣和重视?甚至可以说，在现有状态下，是不能指望某些群体对考古产生兴趣的。因此，有必要对“公众”进行细分，并对影响其考古兴趣、认知以及需求的要素进行考察，才能更有效的制定公众考古的具体策略，避免想当然的“专家视角”。
本项调查的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遗址保护跟踪研究”所发放的公众调查问卷，问卷主要考察公众对“大遗址”概念的认知与态度，其中多组变量可进行深入分析，帮助我们理解公众的具体细分群体，及其对考古和考古遗址认知与兴趣的关系。
问卷于2013年6月至9月通过网络和实地发放，共回收有效问卷1592份，其中网络调查所占比例为44.7%，实地调查地点包括北京(东城区和丰台区)、陕西西安、山西太原、河南郑州、云南昆明和山东东营。问卷发放同时采用入户调查和街头访问两种方式。数据分析通过统计软件SPSS19进行。受访者基本信息如下：
二、公众的考古认知及其影响因素
首先，针对公众的考古认知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这项分析中，笔者将从事“文博行业”的受访者暂时筛除，以确定分析对象为纯粹意义的“公众”，之后会将文博行业从业者与普通公众进行对比分析。
1.考古遗址认知程度
为测量受访者对考古遗址的认知程度，问卷设计若干问题，包括对“考古”、“遗址”等几个概念是否听说过，是否能准确判断出哪些是考古遗址。问卷同时设计了一些关于文化遗产和自然保护领域的其他概念，作为参考对比选项。结果表明，大多数受访者(94.4%)听说过“考古”的概念，并能够准确说出考古工作的内容――通过研究古代社会遗存来研究人类历史。
在18个相关概念中，大多数概念的认知程度普遍较高，但“考古遗址公园”的认知率(73%)比“自然保护区”(96.4%)和“国家森林公园”(94.9%)的认知率低了二十多个百分点，文化遗产日的认知水平也一般(68.5%)，认知率最低的则是“大遗址”，只有34.7%的人听说过这个概念。
对遗址的判断，问卷选择了10个遗产地，要求受访者判断其“是否属于遗址”。这些遗产地中，属于遗址的包括北京圆明园、西安兵马俑、安阳殷墟、西安大明宫、北京周口店，不属于遗址的包括西安大雁塔、北京故宫、龙门石窟、平遥古城、拉萨布达拉官。错误答案中选择是考古遗址比例最高的是龙门石窟(66.9%的人将其认为是遗址)，略高于正确答案中选择率最低的大明宫(65.6%的人认为其是遗址)。我们可以推测，回答问卷的受访者在其拿不准时，往往倾向于选择“是遗址”，这也是造成将非遗址选为遗址的比率高于相反情况的原因。另外，问卷还提供了一个“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的选项，结果表明，殷墟、大明宫是“名气”最小的两个遗址，分别有12%和8.9%的受访者表示没有听说过;而圆明园和故宫则几乎是满分。这与我们平日中的印象相吻合。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通过将每一道题的回答赋值的方式，计算每个个案在考古遗址认知程度上的得分。这个得分的计算方式如下：
A：考古概念(听说过1分/没听说过0分);
B：正确认知考古内容(选择正确选项一选择的错误选项数量)，即最高分1分，最低分为一3;
C：大遗址、考古遗址、遗址博物馆、考古遗址公园4个概念(每听说过1个得1分)
D：遗址判断(判断正确1分/错误0分)，即最高分为10，最低分为0。
最终，考古遗址认知程度总分=A+B+C+D，最高分为16，最低分为-3，
下面两张图表，上图是普通公众的考古认知得分，下图是作为对比的文博行业从业者认知得分。对比而言，文博行业的平均分(11.59)比普通公众(9.71)高约两分，文博行业有效的151个案例中，有13人完全回答对了所有问题，比例大大高于普通公众(1352个案中有10人)。这也能够表明，本调查对考古认知程度的测算符合客观情况。
具体看普通公众的得分情况，有10位受访者完全答对了关于考古遗址知识认知的所有问题，最差的受访者得了2分。大多数受访者的得分集中在9分到11分之间，其分布符合正态分布，测量结果是可靠有效。
总体而言，如果将遗址认知总分的满分设为100分的话，那么众多受访者对于考古遗址的认识程度处于及格分数线周围，他们大都属于听说过考古，能够正确认识考古，听说过部分与考古相关的概念，不太了解大遗址，而且对考古遗址的判断能力一般。 根据上述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即普通公众对于和考古遗址相关的概念，至少从“听说”的角度而言还是比较高的。无论是通过广播电视还是其他渠道，说明这些词汇在信息传播中得到了比较好的传递。但是，对一个概念是否认知其内涵和意义则是另一个情况。许多公众仅知其一、不知其二，甚至对考古和遗址有偏见和误解。比如有些人可能通过电影、电视的渠道听说过“大明宫”这个词，但完全不了解这个词究竟指的是什么内容。同时，尽管“听说”率较高，但相对其他一些概念而言，遗址博物馆、考古遗址公园、文化遗产日等近年来新出现的概念的认知度明显低于其他相似的概念，说明公众接受新知识新概念尚需要一个过程。
2.影响考古认知的因素
测量哪些因素对受访者的遗址认知水平构成影响，需要运用相关分析的手段。需要说明的是，在社会现象之中，相关关系不一定等于因果关系，A与B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相关，不意味着A是B的原因。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很多，第一，可能B是A的原因;第二，也可能是另外一个元素C对A和B同时构成影响，造成了A变化B也同时发生变化，后一种情况我们称为“虚假关系”。所以，在进行相关分析时，不仅要分辨不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关联，还要判断是否其关系是一种虚假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引入越多的控制变量，会让其关系越发清晰。如果A和B在第一层分析中呈显著相关，但在引入变量C之后，其相关关系消失了，便可推断其为虚假关系。
比如在我们的分析中，如果单独计算个人收入和“考古认知程度”的关系，会发现其结果为显著相关(0.221)。但是，如果引入“学历”作为控制变量，前面的相关关系便消失了(0.048)，而学历成为了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0.79)。如下表显示，可以看出，学历比收入对个人考古认知程度更具决定性。
假设有若干种个人的背景因素对其考古认知程度会造成影响，这些因素包括：
1.生理因素(性别、年龄)
2.经济社会因素(学历、收入、是否为文博行业)
3.生活兴趣因素(业余时间的活动)
我们预设一个人的经济、社会背景对其考古认知程度具有重要影响，所以，首先引入学历、收入、是否为文博行业三个变量(模型1);其次，个人在业余时间的兴趣也与其考古认知程度相关，增加7个兴趣变量(模型2);最后，增加性别和年龄两个生理变量(模型3)，作为控制变量。因此，整个回归分析为三个层次。
分析结果如下：对“遗址认知程度”构成主要影响的因素包括经济社会因素中的学历、文博行业，兴趣因素中的读书、旅游，以及生理因素中的性别。
1.学历越高，认知程度越高。学历每增加一个层次，认知程度增加0.6分;
2.文博行业认知程度高于非文博行业，控制住其他相关变量后，文博行业比非文博行业的认知度得分高1.3分;
3.热爱读书、旅游的受访者比不热爱这两项的受访者，认知程度高0.92分和0.58分;
4.男性认知程度高于女性，平均高出0.42分。
除此之外，无论是个人收入、年龄，还是其他业余时间的兴趣，均对其遗址认知程度不构成显著影响。
由此可见，在控制了相关变量之后，我们发现：一个受访者是否是文博行业从业者，对其的遗址认知程度具有最决定性的影响;教育水平具有显著的正面相关性，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对遗址的认知程度也越高。进一步分析发现，虽然教育水平与收入水半旱正相关趋势，但收入水平对一个人的遗址认知程度不构成影响。即：同样收入水平下的两个人，学历高者，考古认知水平高于学历低者;同样学历水平的两个人，收入高者，考古认知水平与收入低者没有差异。对于读书和旅游对遗址认知具有正面显著影响，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对一个人的个人知识素养的塑造是正面的，因此对其认识历史遗产也具有正面效果。
如何解读上述影响因素?每个个体具有三种主要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是指个人所处的社会位置为其带来的资源;文化资本是其获得的文化知识和资源。根据布迪厄的理论，文化资本是影响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一个人的文化资本的获得首先是通过教育，其次是通过各种文化活动的参与得以提升。可以认为，一个人对考古遗址的认知程度，是其个人文化素养的一个重要表征，而决定其认知程度的，则是他所具有的文化资本。根据上述统计分析，很明显，教育水平、读书、旅游三个变量构成了获得文化资本的主要内容。而其所处的行业，是否是文博行业，从某种程度起到了社会资本的功能。而经济资本不具备任何相关性。
但是，当我们把文博行业、学历作为影响因素，把收入水平作为受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我们发现，尽管总体上文博行业与其收入没有显著相关，但在控制了学历变量后，文博行业的收入显著低于同学历的其他行业。具体回归表格如下，当不考虑学历时，文博行业人员比非文博行业工作人员收入水平低0.19个单位(1个单位=一个学历层次) (见模型1);而当引入学历作为控制变量后，在同一学历水平上，文博行业的收入比非文博行业收入低0.44个单位(见模型2)。
另外，通过检验，文博行业变量与学历、读书、旅游均成正相关关系，即文博行业的人具有更高学历(0.27)，更喜欢读书(0.14)和旅游(0.07)。
因此，通过对上述关系的判断，我们可以进一步将一个人对遗址认知程度的影响因素化约为如下的关系图：
三、公众对展示阐释方式的兴趣与态度
1.对展示手段的兴趣
公众在参观文物景点时，对哪些项目感兴趣，不仅涉及考古遗址的展示与阐释，同时也关系到文物利用的相关事项。首先看受访者对展示手段的兴趣度。问卷在列出项目后，给受访者3个选择：“感兴趣”，“无所谓”，“不感兴趣”，分别赋值为2、1、0。下表列出的是全体受访者在各个项目上的兴趣得分：
得分最高的是“真文物”，其次依次是“参观/参与考古活动”、“说明牌”和“导游员解说”。这四项名列前茅，说明大部分公众参观文物景点时的主要兴趣点还是在本身与考古和文物密切相关的项目上。微缩模型、宣传片、文史讲座、数字模拟、宣传册等项目得分接近一半，而最不受欢迎的则是“身着古装拍照”和“购买纪念品”。 如果做些简单的归类，我们可以看出，公众对文物景点的兴趣以文物本身为核心，形成一个从文物到展示阐释再到附带项目的层次格局。其兴趣随着项目距离文物实际的距离拉大而减小。即使近年来新技术和宣传手段不断推陈出新，但真正承载一个考古遗址对于公众的吸引力的，还是具有足够价值的“干货”。
2.因子分析――公众兴趣的细分
对公众的分类研究，有助于我们判断不同人的类型和需求。上文呈现的公众兴趣的程度，只是从宏观角度列出了不同项目受总体游客青睐的程度。而具体的公众类别分析，则要借助于统计学的因子分析。简而言之，因子分析是将若干变量经过计算，化约为少数几个具有相同特质变量的过程。如果我们将上述14类项目视为14个产品的话，某类公众对其中几项产品的兴趣度，可能具有一致性。换句话说，某类人喜欢A产品，其同时喜欢C、D、G产品的可能性也很大。通过因子分析，我们可以将不同类型的公众根据其对不同产品的青睐度做出区分。
通过分析得出如下表格，兴趣选项被依次归为4类，并且得出各自的因子数值。然而，因子分析只是我们化约变量的一步，更重要的是如何分析得出的类别，归为一类的具体项目有什么共同特征?这是对新产生的类别命名的关键。根据仔细比对，我们将其分别命名为：
组1：新兴技术类：包括互动触摸屏、微缩模型、历史场景数字模拟、自助导游器;
组2：感触互动类：包括真文物、文史讲座、参观/参与考古文物;
组3：宣传解说类：包括导游员解说、经典宣传册、宣传片;
组4：娱乐消费类：包括身着古装拍照、购买纪念品、文化演出。
这四个类别分别对应着游客的四种倾向，由于其分值之间不具相关性，所以以其分值为基础，进行进一步的回归分析，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游客的背景与其兴趣度之间的相互关系。不过，值得提出的是，“说明牌”在统计分析后，并没有被划分为任何一个类别，属于相对独立的一类。
3.兴趣影响因素
下面将通过回归分析的方式，对这四个类别的影响因素进行解读。我们以这四个类别分别获得的公因子得分为因变量，以体现受访者个人背景的因素作为自变量，具体结果如下：
对四类兴趣因子产生显著影响的要素包括(如无具体标注，则为正相关)：
组1：新兴技术――学历、年龄(负相关)、舞台演出、遗址认知;
组2：感触互动――行业、读书、音乐、旅游、遗址认知;
组3：宣传解说――收入、年龄、运动、志愿、游戏(负);
组4：娱乐消费――学历(负)、收入(负)、年龄(负)、读书(负)、舞台演出、遗址认知(负)。
将以上结果汇总在下表中，能够清晰看出各因素和兴趣因子的关系，红色表示正相关，绿色表示负相关。
有几点需要进行分析。一是各类兴趣因子所受影响的因素并不一致，比如学历高低只对新兴技术兴趣具有正面影响，收入高低只对宣传解说兴趣有正面影响，而遗址认知程度高低则与是否喜欢宣传解说类项目无关。
第二是除了喜欢观看舞台演出的受访者更可能喜欢娱乐消费类项目之外，娱乐消费类项目与学历、收入、年龄、读书、遗址认知呈显著负相关。即学历越高、收入越高、年龄越大、读书越多、遗址认知程度越高的受访者，越不会喜欢娱乐消费类的项目。或换言之，这类人参观考古遗址的目的和需求并非娱乐消费，而是其他项目。
第三是我们可通过这个表格对具体的展示、阐释方式提供建议。比如，新兴技术类的展示、阐释项目的吸引力针对的是学历高、遗址认知度高而年龄相对年轻的游客，那么其设计便可以根据这个结果，提升内容的知识性，针对年轻人的心理进行文本的撰写，避免过度说教。另外如宣传解说类项目对收入高、年龄高且更愿意参加运动和志愿活动的人更有吸引力，这类人应是社会地位较高的一类人，在设计这类项目时，便可以考虑在解说词中加入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社会责任、社会参与等方面内容，以鼓励其积极参加，并通过自身的资源带动周围人参加这类活动。
4.对遗址展示设施的态度
最后，问卷针对遗址的展示设施外观设置了一个问题：“设想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处古代遗址，您可以去参观，您希望它是什么样子的?”由于大部分作答者没有考‘占学专业背景，其态度可反映普通公众在参观考古遗址时的喜好和倾向。结果显示，公众对考古遗址修建任何形式的保护棚都比较不认可，获得支持最多的选项是“挖掘出来什么样就保持什么样”;另外“用图片或文字等说明牌在遗址旁介绍它的情况”和“通过推测，把遗址的大小、范围、形状、空间、结构、材质等用其他方法模拟出来”也获得了一半左右的支持。与之相反，修建简易棚、古代样式或现代样式的房屋作为保护棚的方式都不到四分之一的人表示支持，甚至不如完全复原获得的支持率高。
这个结果说明公众对遗址的态度是，对遗址本身，倾向于让其保持一种遗址的“残缺状态”，通过模拟等方式对其进行展示，并最大程度希望获得能够激发其“想象力”的遗址外观。一个普遍的倾向是拒绝“新建筑”，哪怕是对遗址保护具有重要作用的简单的保护棚，从心理上也难以接受。
将这个结果与上面所述的参观者对不同项目兴趣的结果可以对照着分析。我们可以将游客的兴趣和其对考古遗址外观的倾向分别分为三个层次：
因此，数据已经明确告诉我们，公众对遗址的看重程度存在着一个直观接触一精神感悟一休闲娱乐三个层次的差别。这也提醒着遗址展示和阐释的工作者，在关注进行旅游开发之前，应该先对遗址本体的价值及其展示阐释的方法进行仔细考量。换句话说，如果遗址本身可看的、可触摸和理解感悟的信息非常有限，即使娱乐设施和方案做的再精彩，对于潜在游客来说，也是不具备任何吸引力的。
四、结论
1.公众对考古、遗址、大遗址等概念的认知水平及格。其中，对除大遗址外大部分概念的听说程度较高，但对遗址的真正含义理解不够。大遗址作为一个概念，知晓率偏低。
2.对文物景点的项目兴趣从文物到周边产品依次降低。去文物景点，公众主要还是对与文物本体相关的内容最感兴趣，对与文物本身的互动和知识兴趣浓厚，对采用新技术新方法进行展示和阐释的方式接受度一般，对导游、宣传册等讲解宣传方式兴趣度一般，对最外围的娱乐休闲要素兴趣度最低。文博行业与非文博行业存在显著差异，前者认知度更高，对新兴技术和感触互动类项目兴趣度更高。
3.公众对遗址外观的倾向性明显，基本上呈现对简单的外观倾向性高于复杂的外观。在公众意识中，遗址本体动的越少越好，模拟展示和说明牌属于简单的阐释方式，能够激发一定想象力;而大部分公众对在遗址本体上修建任何类型的建筑均不太能够接受。
这对遗址的展示和阐释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需要进一步提问，如果大部分人都倾向于对遗址进行简单的展示和阐释，而不是进行大规模保护建筑的建设，那么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的建设是否对促进遗址的展示有实质意义?诚然，公众对遗址保护中保护棚的重要功能可能理解不够，仅从视觉观感的角度去进行判断。但即使如此，简单的保护棚，加上有效的模拟展示以及说明牌的引导，是否足够达到对遗址进行展示和阐释的效果?
4.文化资本要素对认知程度具有影响，经济资本影响不大。一个人所掌握的文化资本越高，其对遗址的认知程度越高;但一个人是否有钱，对其认知遗址的程度没有任何影响。同时，文化资本背景对受访者对娱乐休闲类的项目具有负相关性。即一个人文化程度越高(教育水平高、爱读书、爱旅游，遗址认知程度高)，其越不会喜爱文物景点的娱乐休闲类项目。
这一点给我们很多启示，可以进一步追问：这些人对休闲娱乐类项目不感兴趣，是因为其发自内心地排斥这些项目，还是因为目前国内文物旅游的休闲娱乐类项目太过庸俗，导致其观感不佳?如果是前者，那么开展遗址旅游的周边休闲项目面临的困境会很大，将难以避免只能吸引文化层次较低游客的局限性。而如果是后者，那么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激发这些文化层次较高的人去进行消费?消费什么样的产品?这都是需要进一步考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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