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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记忆与历史镜像
摘要：对于经历过“”的中国当代作家来说，““””已经成为他们的记忆，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叙事资源和想象空间，并且影响到他们的写作姿态与写作方式。贾平凹把自己对于故乡的““””个人记忆写出来，通过“古炉”这个小山村““””的爆发过程揭示了““””之火是怎样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燃起的。小说《古炉》的““””叙述突破了对““””单一政治批判的叙述框架，促使人们思考自己的责任。
关键词：贾平凹;《古炉》;历史记忆;历史镜像;“”叙事
中图分类号：I24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1?0213?05
对于经历过“”的中国当代作家来说， ““””已经成为他们的永恒记忆，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叙事资源和想象空间，并且影响到他们的写作姿态与写作方式。新时期文学是以““””书写为肇始的，并且创造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的黄金十年。伤痕小说、反思小说等书写个体在““””中的遭遇，揭露了极左政治给个人、民族、国家带来的巨大灾难，在““””结束之后呈现了““””镜像，与国家意识形态对““””的政治批判达到了同构，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不能否认的是，“它们都写得过 于表象，又多形成了程式”。[1](613)往往把““””的责任归结为极左政治及其在基层的实践者，并对这些实践者做了漫画式的处理。“我们在《绿化树》、《灵与肉》等小说中看到的‘“”’记忆与《班主任》、《伤痕》、《芙蓉镇》等小说中的‘“”’记忆并没有什么本质差别，小说依然没有突破对‘“”’的政治批判和对苦难岁月的情感倾诉这一创作思维模式。”[2]贾平凹把自己对于故乡的““””个人记忆写出来，通过古炉这个小山村““””的爆发过程揭示了““””之火是怎样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燃起的。“我的观察，来自于我自以为的很深的生活中，构成了我的记忆。”[1](604)作家一方面在记忆的基础上着力描绘真实的历史场景以表现历史的真实，同时对历史进行自由的想象与诗意的建构。小说《古炉》的““””叙述突破了对““””单一政治批判的叙述框架，呈现了不同于以往““””叙事的历史镜像。
一
初读《古炉》，感觉非常的芜杂、混乱，一开头就是十几个人物蜂拥而至，没有中心人物，也没有中心事件，好像是信笔写来，把一个个生活片段不加选择地塞进小说中去。小说中充斥了各种各样的生活细流，读者可以在小说中感觉到古炉村的一丝风、一滴雨、一个声响，可以听到鸡叫、狗咬、蛙鸣、昂吃鱼的喊声，可以领略古炉村的田间劳作、耕耘收割、邻里矛盾、男女情爱、基层矛盾等。慢慢读下去，却又感到小说的情调不同凡响，感到小说生活的无穷韵味。贾平凹从个体生命方式、用写实的手法写出自己对农村生活的记忆，按照农村生活节奏、农民的生活方式对农村日常生活琐事进行精细描写，抓住农村生活细节的神韵，把这些细节写得有声有色、饶有趣味，展示出一串串平静、琐碎的生活流，营造出风俗画、风景画的艺术氛围。
小说一开头写主人公狗尿苔去闻气味，不小心把油瓶子碰掉摔碎了，因为瓶子很贵重，婆拿扫帚打他;狗尿苔跑出家门来到杜仲树下，看到一群人在树下，旁边护院老婆在和行运吵架，还有唤狗的声音;树下的人无事可做，在那里昏昏欲睡，跑来了狗尿苔，立马快活起来，秃子金开始拿狗尿苔逗乐。小说中描述的古炉村村民的生活状态，使我们想到鲁迅的小说，
收稿日期：2012?04?16;修回日期：2012?08?30
作者简介：张文诺(1976?)，男，山东阳谷人，陇东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由此看来，贾平凹对于故乡乡村的态度走出了以前的那种膜拜，开始露出批判的锋芒。村民之间的几声争吵，或者是一声狗叫，都能牵动村中人的神经;即使是一缕炊烟，都能引起他们的兴致。村民们的生活一样的贫穷、单调、无聊、沉闷，不得不以作践弱小者为乐，为灰色的生活增添调味品。
贾平凹十分注重对日常生活的精细描写，他不但展示了陕南农村一带的婆媳矛盾、父子冲突、夫妻不和、邻里纷争、情感纠葛、农业生产，也展示了他们的饮食穿着、丧葬习俗，而且还刻画了具有神秘色彩的巫术活动。像看星妈与看星媳妇的矛盾，面鱼与自己养子的冲突，秃子金与半香的不和，戴花对长宽的不忠，行运与护院老婆的争吵，霸槽与杏开的情感纠葛等，似乎有点琐碎，却也真实，仿佛在自己身边发生一样。作者按照人物的活动把这些生活画面展示在读者面前，这是未经过滤的生活，复杂、纷繁、混乱。小说对古炉村的丧葬习俗描写得尤其细腻、真实。小说通过马勺他妈、队长满盆的死描绘了古炉村的丧葬习俗，如在马勺他妈死后，古炉村的人们不分同姓异性，都来祭奠帮忙;灵桌上要摆上虚腾腾但不能开裂的大馄饨馒头，献祭的面片、面果子都有要求;给亡人洗身子、梳头、化妆、穿老衣，老衣穿几件、扣几颗扣子等都有规程;抬棺材出门还要唱开路歌;回来还要请客。除了丧葬习俗之外，作者还写了在农村广为流行的巫术活动，例如染布需要敬仙，否则就常常染得不匀;守灯在土里用刀割天布家的藤萝跟，诅咒天布家断子绝孙;盖房子，后边的应稍高于前边的，天布家的房子高于牛铃家的，牛铃的娘害病死了;牛铃的大把屋脊加高一尺五寸并在脊正中嵌了一面镜子，以照着天布家让其倒霉;天布痛恨霸槽就在霸槽的大的坟上钉木橛子以让霸槽断子绝孙;霸槽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便请善人为自己禳治。这些细节为小说增添了浓重的神秘气氛与文化意味，具有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的价值，是小说中最有魅力的部分。作者描写这些生活细节并非是烘托自己故乡的神秘色彩，而是展示了小说中人物活动的文化环境，挖掘他们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贾平凹描绘了古炉村文化习俗与文化景观，既表现了文化传统在规范人们行为方面的积极的一面，也表现了这种文化传统对人的精神压抑的一面，有时可以化解人们的矛盾，有时又是矛盾的源头，正是因为天布的大不遵从农村盖房子的习俗，双方不得不竞相增加房子的高度，牛铃家编嵌镜子来抵挡可能到来的厄运，引起了天布家与牛铃家的矛盾，以至于双方两败俱伤。农民都认为自己的房子比别人盖得高，自己家的时运就强过别人，因而拼命地偷偷摸摸地暗暗地增加自己房子的高度。这是一种典型的损人利己的心理，这没有什么科学根据，就是这种毫无根据的习俗导致了两家矛盾的逐步升级。 贾平凹展示了古炉村流动的生活细节，表达了作家对这块土地及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既爱又恨的情感，他不像京派作家那样把乡村想象成古风犹存、热情好客的世外桃源、人生乐土，也没有像知青作家那样把农村叙述为落后、愚昧、藏污纳垢的肮脏之地。贾平凹既写出了古炉村的优美诗情，也写出其丑陋闭塞;它是幸福的，又是痛苦的，饱受怪病、贫穷的折磨;既有繁文缛节，又能灵活处理。“从农民的角度 说，由于普遍的赤贫，人们对于权力压迫的忍受力下降得很多，人们开始对生活比他们好的人产生了普遍的敌视，整个农村社会，只要稍有一点火星就可能燃成熊熊大火。”[3](52)古炉村的人们生活古朴，他们还保留有古老的风俗、习惯，并按照习俗处理自己的日常事务，这样的生活安定、和谐但也闭塞、落后。在古炉村这样古朴的山村，人们之间并不像沈从文的《边城》所描写的那样人心向善、与世无争，也有勾心斗角之徒，常见尔虞我诈之辈，在古炉村，村民之间有说不清、道不明的矛盾。“人人病病恹恹，使强用狠，惊惊恐恐，争吵不休。”[1](604)他们之间的矛盾不能通过正常渠道解决，便积在心里，但是这些矛盾往往成为“燎原之火”的“火星”，一旦时机成熟，它很容易成为社会动乱的导火索。
二
在新时期的““””叙事中，叙述主体往往把““””的责任指向“极左政治”及其代表，的确，如果没有他们的推波助澜，““””是很难发动的，但是 ““””又不仅仅是他们的责任，如果仅仅归结为他们的责任，那就把““””简单化、模式化了。“这些小说的一个共同点是，总是简单而直接地把‘_’确定为历史的罪魁祸首，从而使一代作家获得重写历史和批判历史的权力。”[4](244)在这类小说中，叙述主体没有反思我们每个人在““””中的责任，这实质上是一种推卸责任、逃避审判的怯懦行为，把我们从道德的审判席上解放了出来。叙述者“面对劫难始终缺乏一种忏悔意识，个体始终没有把自己看成是罪恶与劫难的一部分，很少意识到在这场民族浩劫中，自己作为民族的一分子也有一份责任。”[5](411)这类小说在揭示““””苦难时，总是激情有余，反思不足，控诉多于自省，影响了小说的思想深度。灾难过去了，“总要人负责吧?怎么办?好了，有个生还者指控了几个人，那就让这几个人来接受审判吧。——这样的审判本身就是在推卸责任。”[6]当一场灾难结束后，总要寻找责任人进行审判，这是必须做的也是最容易做的，但是如果要根本上避免灾难的再次发生，我们每个现代主体必须进行哲学与历史的反思。
伤痕小说、反思小说等““””叙事，在人物设置方面常常表现为一种二元对立的模式，总是把““””在基层的执行者设置为有道德缺陷、心理扭曲的恶魔化人物。像长篇小说《芙蓉镇》，作家古华把王秋赦、李国香二人刻画成品质恶劣、灵魂肮脏、好吃懒做的天生的坏人，没有去挖掘这二人变坏的根源。把责任归到坏人头上，可以减轻甚至消解我们内心的对于““””的愧疚感与犯罪感。这样的人物设置有其合理性与真实性，呼应了新时期之初的主流政治批判极左思潮的要求，可以取得轰动性的效应。这样的叙事固然酣畅淋漓，但也流露出一种自怜心态，缺乏反省意识。“由于‘伤痕’、‘反思’小说的反‘左’话语主要是对极‘左’思潮所导致的社会政治实践进行批判，所以，它未能够深入反思极‘左’思潮在‘十七年’和‘“”’时期得以形成的复杂原因，亦未能够深刻探讨它和人类所固有的乌托邦冲动以及它和本世纪以来中国‘左翼’力量现代性追求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样，它对极‘左’思潮的批评便只停留于简单否定的层次，从而，这也在一个方面限制了其历史反思的深度。”[7](126)新历史主义小说《故乡天下黄花》对““””的荒谬解释得非常深刻，揭示了权力斗争的残酷，但也消解了正义，小说成为对新历史主义创作方法的注解。贾平凹在小说《古炉》中突破了二元对立的人物设置框架，他没有把造反派头目夜霸槽、朱天布等当作品质卑劣、十恶不赦的坏人来写，而是写出了他们性格的复杂性、多维性。在小说中除蚕婆、郭善人、狗尿苔、麻子黑、黄生生、水皮、马部长外，对其他人物并没有作简单的好人/坏人、正面/反面的区分。
古炉村“”的发起者夜霸槽，并不是一个千夫所指的简单的造反派首领。他是古炉村最俊朗的“帅哥”，他吸引了古炉村漂亮女人半香、戴花等的目光，然而他只钟情于守灯的姐姐及队长满盆的女儿杏开。他有正义感，不欺软怕硬，从不欺凌狗尿苔，没有把狗尿苔看作是低人一等的四类分子。他有文化，是古炉村知识最丰富的人，能把县志上关于古炉村的那段描写一字不漏地背下来。他父母早亡，单身一人，无牵无挂，所以敢于挑战支书朱大柜、队长满盆的权威，他钉鞋不给生产队交提成，而生产队却毫无办法;他不安现状，古炉村的农活拴不住他，他羡慕城里人的生活，也想做一个城里人。霸槽本是想通过““””实现自己的梦想，推翻朱大柜、满盆等人对古炉村的控制，进而去洛镇、县城。他不同于一般的造反派，他有自己的目标，他也能领导古炉村进行生产生活;他斗争支书并非仅仅为了个人私仇，他查出支书贪污事件后把支书投进学习班，并没有对支书下杀手。夜霸槽是一个不安现状、追求现代文明但没有找到正确人生道路的有梦想的农村青年形象，是那个时代的“高加林”，是古炉村的“于连”。夜霸槽一旦被卷入到造反的大潮中去，他就被运动裹挟着不能自已。随着运动的开展，他不得不和对手作斗争，也要和自己作斗争，他不得不逐渐地丢弃自己心灵中美好的但是不合乎斗争的一面，使强用狠。他的悲剧既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他也是““””的牺牲品。杏开是队长满盆的女儿，是古炉村的美女，在狗尿苔的眼中，她是美丽、纯洁的化身;她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为了和霸槽保持关系，不惜与自己的父亲争吵，与自己的族人对抗;为了爱，她可以走进霸槽的小木屋，她可以毫无顾忌地坐在霸槽的自行车上，摔伤了也毫不后悔;她有半香、戴花般的美丽，却有半香所没有的纯洁，戴花所没有的勇敢。她感受到了自身的生命力量并沉醉在这生命之中，为了获取这种力量带来的幸福与快乐，她可以无畏地面对一切、承受一切。 古炉村红大刀的首领朱天布是古炉村的民兵连长，虽没有霸槽那么英俊，却也个子高大、健壮、有力气;他家庭条件好，不欺负弱小者，很有男子气概;他好色，与半香关系暧昧;他没有霸槽的文化水平高，但却颇有心计，比霸槽更狠，因而能成为红大刀造反派的首领与霸槽对抗，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农村干部形象。磨子的农活非常出色，有很强的领导与组织能力，但是比较急躁粗鲁。支书朱大柜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物形象，他在土改时起家，成为古炉村的管理者，长期的支书地位使他形成了不怒自威的气质;他领导古炉村进行农业生产，为古炉村制定了一些规矩，能成功调解村民之间的矛盾，保持了古炉村的和谐稳 定;他也利用职权低价收购村内公房;给公社张书记送去大量瓷货获得连任，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基层领导者。守灯精通祖上的烧瓷工艺，被错划为地主子弟，长期的压抑环境使他养成了阴险狠毒的性格。其他像灶火强悍异常、麻子黑天性凶狠、半香的风流泼辣等，个性鲜明。小说《古炉》塑造了非常生活化的人物群像，在生活中，并非所有的人都是那么复杂。既有性格复杂的，也有相对单纯的;有的人天性强悍凶狠，有的天性善良;有的软弱，有的坚强。这些人物集中在一起，演出了一幕幕的生活悲喜剧。
小说《古炉》中的人物塑造超越了二元对立的格局，写出了生活中人物的复杂性，写出了人物性格中善恶交织的一面，让我们认识到中国农民文化心理的二极结构。“中国农民是平和的，非常强调社会伦理 关系的和睦融洽，为人处世以‘忍’为上，‘和’为贵，尽可能地避免纷争冲突。然而同是这些农民，在宗族械斗中也会拼命地厮杀，以人命为儿戏。在动乱时期，其破坏性，残忍性能达到极其惊人的地步。”[8](31)如果他们之间有小仇小恨，那么一旦遇到适当的宣泄时 机，他们就会疯狂地报复。每个人在““””中既可能是被迫害者，也可能是迫害者，小说《古炉》把我们每个人都置于道德与人性的审判席上进行拷问，指出我们每个人的历史责任，从而深化了小说的主题。
三
贾平凹在小说《古炉》中通过一个个细节展示了农村的生活流。在古炉村，保留着传统的文化习俗，一些古老的仪式、巫术、传说、神话依然在支配着农民的心理观念、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农村的生活似乎是简单、原始、非理性、神秘的，如天布与牛铃家族矛盾的源起就是农村房屋建筑的惯例习俗，守灯割断天布家藤萝的跟、天布在霸槽大的坟上钉木橛子等和巫术有关。在这样一个传统文化权力依然盛行的农村，政治权力似乎应该受到某种程度的消解、分化，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自从土地改革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完全驱逐了士绅、宗法、民间组织、巫术、宗教的权力，把士绅、宗法、民间组织、巫术、宗教等的权力推到地下，把农民彻底解放出来，让每个农民都具有了民族国家观念，真正实现了对农村的完全意义上的管理，进入了政治权力无限扩张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政治权力还可能利用传统文化权力使自己的地位更为巩固，狗尿苔见了支书总是称呼他为“支书爷”，“支书”因为“爷”显得亲切更具有合法性，“爷”因为“支书”更具有威慑力，这显然暗示了支书不仅拥有政治权力，而且也是宗法权力的代表，是宗法的制定者与执行者，他对古炉村形成了一种无形的控制。
读者在阅读《古炉》时，可能会对支书的出场印象深刻，小说这样描述：
支书还是披着衣服，双手在后背上袖着。他一年四季都是披着衣服，天热了披一件对襟夹袄，天冷了披一件狗毛领大衣，夹袄和狗毛领大衣里迟早是一件或两件粗布衫，但要系着布腰带。这种打扮在州河上下的村子里是支部书记们专有的打扮，而古炉村的支书不同的是还拿着个长干旱烟袋，讲话的时候挥着旱烟袋，走路了，双手后背起，旱烟袋就掖在袖筒里。
“披着衣服，系着布腰带”就像孔乙己的破长衫一样是支部书记们的身份象征，这身打扮的确让我们回忆起农村支部书记的形象。“披着衣服，背着手”说明了支书的唯我独尊、养尊处优，挥着旱烟袋讲话表现了支书不同凡响的气势。他的打扮、走路的习惯、讲话的姿势隐喻了支部书记在农村的权威、声势，他是古炉村的一号人物，掌握着古炉村所有公共资源的分配权、所有职位的任免权以及婚丧嫁娶的指挥权，无论是日常行政事务，还是求雨这些宗教事务，都不可能绕过支部书记。这显然暗示了政治权力在农村的无限扩张，政治权力把原来的士绅、宗法、巫术、宗教、民间组织对农村的控制压到最小乃至放逐。“共产党已经成功地在根据地的农民心目中确立了自己牢不可破的正统感，等于是瓦解了当时还是正统国家政权的代表者国民党政府的权威，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时，在根据地农民心目中，蒋委员长的地位已经被毛主席完全取代了。更重要的是，落后、分散而且自治力很强的根据地农村，就此被注入了类现代的民族国家意识，甚至建立了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政权的某种崇拜，如果说在此之前，国家政权的强化与下移，乡村组织还可以而且能够组织抵制的话，那么从这以后，再也没有可能了。”[8](207)中国农村进入了政治权利无限扩张的时代。
在农村，政治权力驱逐了诸神之后，一个人完全可以凭借政权的强力支持号召、组织群众迅速掀起一场运动。当霸槽、水皮、秃子金等几个人在古炉村砸四旧时，竟没有一个人出来反对。经历过运动的他们都明白，霸槽的破坏不是个人行为，而是有来头的，这是运动，凡是运动一来，必须顺着走，如同大风来了，所有草木都得匍匐一样。因为要解决黄生生的派饭问题，支书、天布、磨子、灶火等人借用群众的力量驱走了霸槽等人;后来霸槽等人带来了大批援军来到古炉村并游斗公社书记张德章，游斗张书记的目的是告诉支书等人你们的后台已经被革命群众打到了，谁要是镇压群众运动谁就是走资派，在政治上彻底击败了支书等人。斗争张书记的场面非常热闹、火爆，去地里干活的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村联指，再后来需要申请加入，成员都要学会唱歌，把名字在纸上写了，贴在大字报栏上。他们每天都要活动，列队跑步、唱歌、学习毛主席语录，念传单、听霸槽讲话。“个体可以被整合进这个结构，但采用的是这样一个条件：个体会被塑造成一个新形式，并且屈从于一套特定的模式。”[9](286)通过一系列仪式活动，榔头队成员被培养起对“”的忠诚，被灌输这样的观念：“”是保卫毛主席的，谁反对“”，谁就是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主席，谁就失去了政治合法性。霸槽的榔头队在古炉村村民之间取得了合法性，支书被迫交出账本，天布、磨子、灶火等也不敢明目张胆地与之对抗，榔头队队员获得了更多的优势，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榔头队。政治权力在农村的无限扩张使得没有任何力量与之对抗，当霸槽取得县“联指”的支持时，““””在古炉村以不可阻挡之势愈演愈烈了。 对于““””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记忆与民族浩劫，我们可以把它化为档案放到档案室里供后人研究，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民族与国家记忆时时反省，反省我们民族、我们每个个体是否还有““””的基因。贾平凹说他写的是他的个人记忆，“历史是已经发生 的事情，而回忆则是人们相信是发生的事情”。[11](21)把自己的记忆写出来一是让读者分享自己的记忆认同自己对历史的看法，二是为了自己对于难以忘怀的过去的忘却与摆脱以获得心灵的安宁。回忆不是作家的个人记忆的书写，它因为回忆本身就意味着对材料的一种取舍、选择、排列，这种对材料的处理就暗含了一种眼光、一种观点。贾平凹对个人记忆的还原是对历史的一种重写，书写历史不但参与现实社会实践，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预示未来走向。小说《古炉》的““””书写不仅仅是提供真实的““””镜像，而是促使我们思考自己的责任，因为我们不仅是““””的受害者，也是““””的参与者或者是““””参与者的后代，我们是““””的审判者，更是““””的被审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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