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较好写的论文
国际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大灾难,为了能尽量减少灾难中的损失,并从经历的灾难中获得启示,对正在经历的灾难有全面深刻的了解就显得非常重要。下文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金融危机较好写的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金融危机较好写的论文篇1
试谈国际金融危机经济哲学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经济学家和政界要人都在试图从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各个角度解读危机发生的原因，总结和反思此次“经济劫难”的诱发根源，探寻人类未来避免重蹈覆辙的对策良方。但是，这些解释由于缺乏经济哲学的视角，没能揭示这场金融危机的实质和根源。对于分析经济危机的方法论错误，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从经济哲学角度加以剖析，认为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1]马克思生活在西方工业发展的上升时期，资本世界的金融危机问题并没有成为当时社会的突出问题。但是，基于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深刻反思，马克思运用经济哲学的眼光，系统而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遭遇金融危机的必然性。因为在以资本为动力和逻辑的资本世界中，资本拜物教催生财富幻象化，引发资本的自反性，金融危机是虚拟资本的贪婪性和投机性所产生的必然后果。
一、资本拜物教：资本崇拜的本质表达
资本主义社会是以资本为逻辑起点和本质特征的社会。资本按照自己的逻辑原则，运用其强大的统治力量，破坏了一切封建的、宗法的依附关系，像魔法师一样用法术呼唤出一个全新的世界;并且由于开拓了全球资本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具有世界性质。与以往的剥削阶级相比，资产阶级在人类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马克思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在全新而又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世界，资本具有瓦解一切民族国家的统治能力，无情地斩断了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马克思对此进行了一番冷酷而又严谨地剖析，“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的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资本以普照之光的姿态统治着资本世界的一切社会关系，社会生活中的政治、文化，甚至神圣的宗教都以资本为中心而舞动。
资本以普照之光构筑社会底色，并掩盖其他一切色彩，也成了衡量其他现代社会生产关系存在的标准。作为一个有灵性的怪物，资本在它所取得统治地位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史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其统治的最终结果让资本世界摇身一变成为“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最终构筑了一个以资本逻辑为基质的“无形之网”和“无底黑洞”，开始发挥其“同一化”魔力，并兴妖作怪，颠倒世界、控制一切。资本统治的世界是一个“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世界，彻底扭转了传统社会中人对自然的依赖性，把整个社会生活都纳入到资本的运行逻辑之中。“人与人”的传统社会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虚幻取代，马克思借鉴宗教世界中的神灵崇拜现象，形象将其比喻为“资本拜物教”。①“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具有特殊躯体的、同人发生关系并彼此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
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这可以叫做拜物教。”[5]在资本为逻辑运行规则的社会中，资本拜物教以抽象化和形式化的本质，成为一种世界性、普遍扩张的精神力量。资本拜物教是资本世界“现实的颠倒借以表现的形式”，冲破了血缘、地域、民族、国家、语言和宗教文化等界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此入木三分地刻画：“收入的形式和收入的源泉以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表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外表上表现出来的存在。[6]利润成为资本生产的直接目的，增值再增值在资本主义日常生活中就变成一种起绝对支配作用的观念力量。资本崇拜的最终结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生产关系和它的历史社会性质直接合而为一的现象是已经完成了。这是一个荒.唐的、颠倒的、倒立的世界。”[7]在一般商品交换中，拥有某种商品只意味着拥有某种使用价值，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一旦拥有“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的资本就等于潜在地拥有一切商品的使用价值。
马克思告诉我们：“流通成了巨大的社会蒸馏器，一切东西抛到里面去，再出来时都成为货币的结晶。连圣徒的遗骨也不能抗拒这种炼金术，更不用说那些人间交易范围之外的不那么粗陋的圣物了。”[8]货币的基本性质是特殊的一般等价物，但是在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中，作为平均主义的激进分子，商品的一切质的差别都被消解得烟消云散。所以，人们习惯于把货币作为万能的神来崇拜，从而受到社会的普遍崇拜，资本崇拜的社会根源和心理根源也就由此产生，“谁能买到勇气，谁就是勇敢的，即使他是胆小鬼……货币能使冰炭化为胶漆，能迫使仇敌互相亲吻。”作为一种颠倒黑白的力量，货币可以把高尚变成庸俗，把庸俗变成高尚，把善良变成邪恶，把邪恶变成善良。资本拜物教的基本逻辑是：只要能够用货币购买，那么它就具有价值，只要我支付了货币，一切都属于我所有。“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10]以货币为基础和尺度构建的市场法则具有摧枯拉朽般的强大统治力量，一切社会关系在其主宰下都被压倒并且被夷平。
二、资本崇拜的无限性与狂热化
作为“现实的颠倒借以表现的形式”，资本拜物教最典型最集中地体现在生息资本中，因为资本流通的基本公式是G—W—G’。但是在资本崇拜者眼里，本来完备的交换形式被颠倒成没有实际意义的一般公式G—G’。正是在这个G—G’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最深刻特征和宗教性质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在生息资本运行过程中，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资本竟然能够自行增殖，较少的货币经过一番变换会生出更多货币，并且越变越多，所以让人感到分外神秘。“钱能生钱”的假象掩盖了剩余价值产生的任何痕迹，使司空见惯的货币资本变成一种非常神秘的社会存在物，资本拜物教最具保护色的神秘面纱终于露出了其真实面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而又细致地揭示了资本的贪婪本性：“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
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了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11]如果资本家欲实现资本增殖，那么生产过程就是不可或缺的中间媒介。但是，几乎所有的资本持有者都患有一种增殖狂想病，做梦都想着绕过生产过程而赚到更多的钱。正是这种对资本无限度地增殖的贪婪追求，使资本家大大超出所拥有的流动资金许可的范围来过度生产，并疯狂扩张驱动虚拟资本降临到世间。在以资本增值为核心的交换体系中，资本家挖空心思地转道货币流通领域，伺机在生产过程之外寻找发财的新门路.
但是，避开生产过程绕过商品资本并且能够疯狂赚钱的最佳渠道就是实现资本虚拟化。虚拟资本是随着借贷资本的出现而产生，在借贷资本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特殊的投资领域。马克思在谈到虚拟资本的增殖过程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以实在货币为起点和终点的G—G′，最明白地表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12]虚拟资本的唯一目的就是不断实现自身增殖，这一点决定了它不断膨胀、骚动和扩张。对于虚拟资本的增殖效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给出了详细的计算结果：“假如平均利息率是一年5%，如果500镑的金额转化为生息资本，一年就生出25镑。因此，每一笔固定的25镑的年收入都可以看作500镑利息。但是，这总是一种纯粹幻想的观念。”为了获取高额利润，资本家必须进行疯狂扩张，甚至不惜超出流动资金必要的限度，增值再增殖、扩张再扩张构成了资本逻辑的核心要义及其神圣使命。
马克思说，“货币现在害了‘相思病’只要它被贷放出去无论是睡着还是醒着，是在家里还是在旅途中，利息都会日夜长到它身上来。”[14]用最小限度的预付资本获取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以较小的资本投入获得最大的社会收益，这才是资本拜物教最引入注目的宗教本质。虚拟资本主要以股票、证券等有价形式存在，是相对独立于实际资本的一种资本存在形式。通常情况下，虚拟资本的价格总额并不等于所代表的真实资本的账面价格。
由于资本家企图绕过生产过程而赚取更多的钱，虚拟资本在流通、转移和交易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带有赌博的性质，于是社会上大量出现利用资本的虚拟化过程赌博交易和投机交易，投机分子甚至不惜代价以各种方式进行投资冒险，从而造成金融市场虚假繁荣。“因为同一货币可以连续进行许多次的贷款，正像可以用来进行许多次的购买一样。这样，一切资本好像可以增加一倍和两倍”。[15]事实上，资本投机的结果会导致资本家根本没有准备资本，或者没有任何资本而完全依赖货币信用进行投机，甚至还会导致虽然股票、期货和有价证券等属于社会公共财产，但是资本家把社会公共资金看作是私有财产，当做个人资本进行投资冒险。“因而，使少数人越来越具有纯粹冒险家的性质，在这种赌博中，小鱼为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16]这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行深刻揭露、体现资本生产关系本质的“钱袋骑士”和“信用骑士”。其实，资本崇拜的价值理想是一种虚假幻象和无根承诺，因为资本泡沫的“普照之光”实质上是一种充满投机性、赌博性和垄断性的虚假繁荣。虚拟资本本身具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而强大的投机心理和赌博游戏更加大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风险性。
三、虚拟资本的投机性与资本崇拜的幻象化
为了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加快资本积累的速度就成了资本家首要的选择。在一般条件下，完成资本积累主要依靠扩大再生产，靠实体经济投扩大投资形成规模经济。现代规模化生产需要众多个别资本投资于共同经济活动，这就需要完善而发达的信用制度，就要求资本家通过发放投资证券来分割未来收益，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由此应运而生。商业信用通过发行期票、汇票、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广泛吸收社会闲散资本，实体资产由此转换成银行券、股票、债券等证券形式。为了最大限度地积聚资本，在“资本信用化”基础上，这些证券化资产不断的“再证券化”，于是创造出了长短不一、种类繁多的金融产品，解决了资本家依靠自身力量增殖乏力的问题。
个体资本虽然通过资本信用化获得额外收益，但是也发生了深刻的自我异化，更加深了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内在矛盾。由此可见，资本主义信用化存在与生俱来的内在矛盾性，通过资本再虚拟化，在实现资本增值的同时，也延伸和加剧了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风险系数。因为资本的趋利效应风靡整个市场，一旦作为金融杠杆发生变动，社会上大量游资就会迅速买进或者退出，创造了金融流动的“羊群效应”。为了追逐更大的利润，在宗教般狂热推动下，资本及其创造物必然扩张和增殖，资本家为了使自己的虚拟资本有更多的剩余价值，完全成了一个投机者，企图通过资本投机一夜暴富。社会一旦全面陷入这种投机状态，一切就变得不确定了，因为一个高度不确定的社会也就是一个投机盛行的社会。在金融业疯狂投机的影响下，实体经济也不得不过分地关注短期收益，正是这种谋取短期效益的经营理念，构成了实体企业发展的巨大障碍。虚拟资本的高流动、高风险、高收益吸引着大批资金滞留于证券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投资者。当越来越多的实体经济脱离生产过程伺机资本投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开始畸形发展，资本市场的虚假繁荣越来越像投机和赌博。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形象描述的那样，“赌博已经代替劳动，并且也代替了直接的暴力，而表现为夺取资本财产的原始方法。”金融业竞争激化的背景下，华尔街对金融管制开始放松，以逃避管制、规避利率、汇率等市场风险为初衷的金融制度创新蓬勃发展，出现了形形色色、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结果是期货、股票、货币互换等金融创新交易大大超过现金交易。五花八门的金融产品派生出众多金融工具，创造出一种形式各异的资本市场，造成一种经济领域全面资本化的假象。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社会价值应该由实体经济的生产劳动创造，并且可以通过商品交换实现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的转化。但是，在缺乏金融监管的条件下，为了高额利润，大批金融机构将各种贷款和次贷“证券化”，创造出五花八门的融资产品。虚拟资本在本质上只是价值符号，不具有价值也不能创造财富，但是资本“证券化”的结果给人以“钱能生钱”的虚幻，似乎通过金融创新产生衍生工具，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占有大量社会财富。
这种“钱能生钱”的证券交易的虚幻假象给人造成财富分配的误解，似乎虚拟资本交易能够创造物质财富。在虚拟资本的疯狂操纵下，实体经济金融化和金融市场的投机现象愈演愈烈，也日益成为部分投资基金盈利的重要来源。虚拟资本规模的急剧膨胀造成与实体资本出现严重的不对称。[18]面对金融机构的疯狂扩张，非金融机构在资本的回报率驱使下，愈益偏重于进行金融资产的投资和投机，由此引致其实体资产比重不断下降。就连美国总统奥巴马都惊呼：“是华尔街的贪婪与不负责任才造成今天这样的被动局面。与此同时，在文化传播界，对投机贪婪现象的大肆渲染和纵容美化，更为金融资本拼命逐利的恶行大开绿灯。”[19]所以，资本崇拜的荒谬性暴露了资本逻辑的自由运行，必然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带入完全失控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并且让资本运行的牢固基石彻底归于虚无和破灭。
四、资本崇拜的自我否定与自我瓦解
在正常资本交易中，投资与收益具有正相关性，投资的风险越大获得的利润越高。但是在资本崇拜演绎的悖论之下，资本风险始终只是被转移，而不能被彻底消除，只能使资本逻辑以更加惊心动魄的形式爆发出来。实体经济借助“证券化”制度，衍生出一个凌驾其上的社会虚拟金融关系，支配实体经济运行并分割其剩余价值。当虚拟资本渗透于资本生产各个角落，就形成了无坚不摧的控制力量。在虚拟金融过度泛滥的情况下，资本虚拟化过程变得更加复杂多变，在不断扩大资本生存空间的同时，也不断积累危机爆发的能量与风险。以资本扩张悖论为主线的资本崇拜，通过资本虚拟化过程，获得瞬息万变的表现形态，通过扩大资本流动性而开拓更加广阔的资本扩张空间，但同时也为金融危机爆发埋下伏笔。
虚拟资本被商品化后，所滋生的经济泡沫就越堆越大，具有杠杆效应的金融衍生工具一旦出现风吹草动，就会在整个资本市场的任何一个环节上出现连锁反应，并且最终被成倍地放大而表现出来。随着金融资本的纵深发展和向全球扩张，资本虚拟化过程也变得越来越隐蔽，一旦资本信用关系被破坏，“倒金字塔式”的整个金融产品市场的风险就越来越大。当虚拟资本膨胀超出必要限度，资本链条断裂的风险和几率也迅速加大，从而会引发整个资本市场的全面危机。虚拟资本本来只是作为实体经济发展的“蓄水池”，通过发行股票、期货、债券、土地所有证等形式，吸纳过剩资本以调节货币流量，从而开拓实体经济的资本发展空间。
但是，当全部资本被虚拟化之后，实体资本的市场价值就变化不定，使得资本市场上的虚拟资本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货币资本也具有很大的预期性和投机性。因为在一般生产过程中，实体经济如果需要进行资本扩张，便会吸收社会闲散资本进行融资。但是，实体经济受制于产业发展或者市场投资受阻时，大量货币又通过资本市场滋生出一整套靠虚拟投机的交换活动。可见，资本崇拜的宗教性具有无限膨胀、骚动不安的本性，使资本创造与资本破坏不断地陷于二律背反的困境。资本创造与资本破坏的悖谬逻辑充分体现了资本崇拜中所蕴含的毁灭性因素，同时也暴露出其反价值和反文明的真实本质。吉布森•格雷汉姆在《资产阶级的终结》一书中，形象地将资本的毁灭力量比作病毒的侵蚀力：“资本是抽象的病毒。……它是一种具有两面性的病毒形态。它将每一个定性的和特殊的关系转变成一个定量的和普遍的关系。”资本无孔不入地进入社会关系内部，并且破坏这些社会关系，资本创新带来了贬值和破坏，贬值和破坏又推动了资本创新，如此充满悖论的恶性循环，构成了资本逻辑特有的存在和运动方式。
在2008年华尔街金融风暴中，许多金融创新为谋取更大的利润，避开了总是相对滞后的政府金融监管，大众资本成为投资风险的吸纳器。在虚拟资本的加速扩张中，金融机构片面追求增殖业绩、制造出形形色色的金融创新工具，如债券、股票、期权等有价证券。在高额利润驱使下，华尔街的许多投资银行和证券公司不断放大增值的目标，追求高回报率，不断涉足金融工具创新。与之相伴随的还有华尔街整个资本市场中不合理的高薪激励、财务报表的弄虚作假、哄抬股价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当金融泡沫过度膨胀发展，甚至出现虚拟价格严重背离其所代表的现实价值时，银根必然发生紧缩，虚拟资金链变得异常脆弱，资本扩张悖论引致的金融风险就日益显现，不可避免地直接引爆金融危机。
当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出现资金链条断裂，许多投资银行缺乏必要的的资本注入，大量金融机构纷纷破产或者申请破产保护，金融风险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开始发挥威力，危机席卷全球资本市场，巨大的投资风险被转嫁到全社会，许多家庭财富一夜间灰飞烟灭。美国金融机构制造了控制全社会命运的金融网络体系，西方发达国家的许多金融机构和投资基金都不同程度陷入冒险投资泥淖。从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角度来讲，资本世界正用破坏生产力的方式发展生产力，亲手创造出社会巨额财富而又亲手将其付之一炬。可见，资本在运动中创造了自己被超越的条件，资本的自我增殖必将导致资本逻辑的自我否定和自我瓦解。
五、马克思资本批判的当代价值
面对席卷全球的华尔街金融风暴，各国政要和经济学家们把根本原因归结于美国金融机构管理部门的监管缺位、政策低估和信用缺失等问题，显然还只是停留于金融危机的外在表象。在马克思看来，“这些先生们想用金融市场的危机来解释一切，而这种危机本身多半只是一种征兆。”[21]早在19世纪中期，马克思恩格斯就已经敏锐地觉察到，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呈现出的金融危机问题，不仅是资本崇拜的外在表现，同时也是资本崇拜的必然结果。因为在以“资本逻辑”为理论基础和构建原则的资本主义社会，最大限度实现资本增殖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遗传基因，其中蕴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生长、开花、结果的全班奥秘，只有通过对资本崇拜的本质及其运行逻辑的分析，才能真正解决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因此，“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界限，……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22]“资本证券化”使资本家利用金融衍生工具等经济杠杆创造虚拟财富取得飞速发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实体经济融资不足问题，成为现代世界经济腾飞鹊起的重要一翼。
但是，在“资本证券化”与“金融危机”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永远也剔除不掉的天然联系。所以，从资本拜物教的角度透视资本运行逻辑，从资本崇拜的宗教化出发来探讨金融危机的深层根源，是剖析当前金融危机最有效最恰当的认知工具。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只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存在，爆发危机的条件没有被彻底根除，就不要幻想消除资本主义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书中论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时指出，经济危机“就象慧星一样有规律地反复出现，在我们这里现在是平均每五年到七年发生一次。”[23]马克思也认为，虽然目前无法将经济危机发生的周期给出精确计算，但是爆发周期将逐步缩短是历史必然趋势。“这种周期的延续时间是十年或十一年，但绝不应该把这个数字看作是固定不变的。相反，……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数字是可变的。而且周期的时间将逐渐缩短。”
当然，马克思对资本逻辑带来的金融危机给予了无情批判，但是并没有全盘否定资本逻辑蕴含的合理价值。根据资本主义生产规律，只有彻底扬弃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清除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治之症，才能为更高社会形态顺利诞生开辟道路。对此，马克思明确断言：“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25]马克思清楚地看到，资本崇拜的结果必然形成与资本崇拜相伴而生的生产桎梏，并最终葬送资本主义世界。尽管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所取代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尽管这个过程必然会遭遇波折，但是资本主义终将被社会主义取代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走向。
金融危机较好写的论文篇2
谈金融危机中政府流动性援助与存款保险
摘要：本文从四个方面就金融危机中政府流动性援助与存款保险进行了阐述:一是最后贷款人流动性援助。二是显性存款保险制度。三是最后贷款人流动性援助与存款保险。四是对我国建立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一些思考。
关键词：危机 金融 贷款
自2007年2月开始，美国抵押贷款风险开始浮出水面，逐渐演变为一场“次贷危机”，瞬间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形成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
在危机面前，银行家只管领取高额薪酬拂袖而去，反正其背后有国家掏包买单，大众收拾残局，这让人们不禁感觉又回到了罗宾•汉劫贫济富的时代。各国政府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对金融机构频频伸出援助之手的行为让人们产生这样一些疑问:政府是否应该出手救助那些陷于流动性困难的银行等金融机构?如此等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在我国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即将推出之际或许能引起些许思考。
金融业在现代经济社会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有鉴于此，各国政府都把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防止系统危机或崩溃的发生作为根本目标。从历史上的银行危机看，引发系统危机的关键因素有两个:对银行的“挤兑”即银行的流动性危机和公众对银行信心不足所导致的悲观预期。针对这两方面原因，政府通常运用最后贷款人援助(紧急救助)和存款保险制度(风险补偿机制)建立起金融安全网。关于最后贷款人、存款保险各自的运行机制已经有大量的研究文献，而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似乎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本轮金融危机中政府对金融机构的大规模援助为研究两者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契机。
一、最后贷款人流动性援助
“最后贷款人”一词的出现可以追溯到19世纪。沃尔特•巴格霍特(Waller Bagehot)在其经典著作《伦巴第街》中论证了政府赋予英格兰银行垄断银行券发行的特权，排他性地拥有政府的收支余额，是导致该银行转化成中央银行的关键，并且由于具有这些优势。于是“所有其他银行围绕它运转，并且将它们的(黄金)储备寄存在它那里”。这表明了中央银行作为银行的银行也是与生俱来的、自然的特征。而最为经典的论述，是巴格霍特基于这些职能而提出的“最后贷款人”原则，“无论哪家或哪些银行持有国家的最终储备，都必须在出现恐慌时最慷慨地贷出这些储备”。这一原则被后来的银行家和经济学家广泛引用，成为对中央银行行为的一种规定。
最初的最后贷款人原则，显然是出于银行监管的考虑。现在，“最后贷款人”通常被解释为一国货币管理当局为化解银行风险，向暂时出现流动性困难的银行提供紧急流动性援助的一种制度安排。一国货币管理当局作为最后贷款人向可能发生或已经发生流动性危机的银行提供流动性援助是世界各国的一种普遍做法。
在具体操作中，中央银行从事的3类活动都可能会被视为最后贷款人援助。首先是在即时支付结算系统下提供的即日流动资金，或通过贴现窗口提供的隔夜流动资金。它们的主要目的都是确保银行同业支付系统运作畅顺，是属于按日提供的短暂支援;其次是当一家银行很可能已经无力偿债，而其倒闭将会影响整个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时，中央银行便会伸出援手，提供较长期的流动资金援助或资本援助。第三类援助介于这两者之间，援助那些基本上仍具还债能力，但正面对暂时性资金困难的银行。这种援助的作用，是为遇到短期资金问题的金融机构提供喘息的空间，以便采取纠正措施。
但是，中央银行提供紧急救助的资金是有成本的。如果所提供的救助资金不能收回，那么，就等于中央银行凭空发行了一笔基础货币，随之而来的货币存款创造实际上是对以货币表现的整个社会财富作了相应摊派。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央银行所提供的救助资金实际上是社会的公共资金。作为负有社会性责任的机构，中央银行必须权衡公共资金使用的成本和效益，注意防范救助行动可能对货币稳定目标带来的消极影响，以及可能产生的严重道德风险问题，决不能不加区别地对所有陷入流动性困难的金融机构提供紧急救助。
二、显性存款保险制度
显性存款保险，是指由经营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按照所吸收存款的一定比例，向特定的保险机构缴纳保险金，当投保机构破产倒闭，不能偿还存款人的款项时，由存款保险机构进行赔偿。
显性存款保险的目的是保护存款者的利益，维护正常的信用秩序。其功能主要体现在:第一，保护小存款者。小存款者在投资技能、信息获得和监督成本方面的弱势，使其成为最容易挤兑的群体，因而也是存款保险首先考虑的保护对象。第二，保护某些陷入流动性困难的个体银行。第三，促进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公平竞争。
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带来积极效应的同时，也带来难以克服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如果将存款保险看成是一种签约的各方，包括银行、存款人、监管者、政治家及纳税人的多边委托代理合同，存款保险制度必须通过完善的设计和其他制度的配套来控制委托代理框架下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源于存款保险制度的道德风险作用于银行和存款人的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存款保险制度的存在，使得银行不必为投资的额外风险支付更高的利率来补偿存款人，银行为获得高的回报率，就存在选择高风险的投资策略的激励，从而扩大单个银行的风险。第二，对银行本身来说，由于存款保险制度保障了银行在发生流动性危机时的支付，银行自身的内部监管就会相对弱化和滞后，从而扩大了单个银行倒闭的可能性。第三，在存款保险制度的保护下，保险额度内的存款者由于利益受到保护而弱化了对银行的选择和监督。同时，自愿存款保险可能因为逆向选择而难以为继，强制存款保险可能诱使低风险银行承担更高的风险项目，“监管宽容”可能更加泛滥。
三、最后贷款人流动性援助与存款保险
最后贷款人流动性援助主要援助流动性不足但仍有清偿能力的银行，向清偿力不足的银行提供流动性援助反而延长了危机时间，这是由于流动性支持过于宽泛降低了银行审慎经营的激励，延误了恢复健康的调整时机，并形成了额外的损失。但是由于清偿力的状况难以动态把握，这给最后贷款人的操作带来了较大的困难，也可以说最后贷款人具有较大的模糊操作空间。如果最后贷款人给清偿力不足的银行提供流动性援助，就抵消了既有的银行审慎经营的激励框架;如果没有对仍具备清偿力、但流动性不足的银行给予及时的援助，就会增加存款保险的负担。这就涉及到最后贷款人流动性援助和存款保险之间的兼容问题。
由此看来，存款保险的功能仅限于防止银行倒闭的可能性，而中央银行和存款保险机构提供流动性的能力实际已经代替了常规的保险过程。实际上，大多数情况是经营不良的银行在中央银行或存款保险机构的帮助下与其他银行合并或被兼并。对于愿意兼并倒闭银行的合作者，存款保险机构通过提供补贴贷款或购买倒闭银行的不良资产等方式来对兼并者提供流动性(这样做的好处是存款人不止在保险额度内的存款得到偿付，而是全部存款都有了保证)。
恰当的货币政策以及中央银行或财政部的隐性担保也是存款保险的必要补充，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货币政策工具减轻银行系统的流动性压力。例如，中央银行在萧条时期实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购买不良资产或者通过贴现窗口向整个银行体系提供流动性，从而使挤兑的蔓延效应达到最小。这时，存款保险公司只需要关注运转严重不良的某些银行即可。
四、对我国建立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一些思考
中国到底需不需要显性存款保险制度?我国政府从隐性担保的现状改革到存款保险制度是否真的能够为整个金融体系设立一道安全防线?
从以上对最后贷款人流动性援助(隐性保险)和存款保险制度(显性保险)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最后贷款人流动性援助和存款保险制度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在通常情况下，中央银行应当运用货币政策工具维护银行体系的稳定，存款保险公司则援助个别陷入流动性危机的银行;在金融危机时期，中央银行应当提供较长期的流动资金援助或资本援助，以“政府担保”的形式恢复公众对货币金融体系的信心。
安全网的设计并不仅仅局限于对发达国家中发挥作用的一些要件进行简单的复制，而应该结合国内金融合同框架以及其他的制度性缺陷和国别特色进行适当的调整。我国实施显性存款保险制度仍需考虑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
1.金融审慎监管必须有效运行
审慎性监管原则又被称为“结构性的早期干预和解决”方案。银行业实施审慎性监管是存款保险制度低成本、可持续运行的前提条件。此次源起美国的金融危机在金融监管方面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美国银行业的监管机构虽然众多，但是重叠的监管机构不仅没有强化监管，反而纵容了银行越来越多的违规行为。当监管当局认识到“容忍与拖延”导致了更大损失的时候，问题已经积重难返，超过了监管者力所能及。
在不久前召开的G20伦敦峰会上，二十国集团领导人达成加强金融监管的一致意见，将对冲基金和信用评级机构等所有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和市场参与者都置于适当的监管和监督之下。中国应该抓住这次机会，进一步完善审慎性监管规则。
2.存款保险制度运行的基础是市场信息的透明度
在信息披露不足或虚假的情形下，一般存款人缺乏判断银行优劣的依据。故需要更新会计和信息披露规则以改善信息传递。
参考文献
[1]存款保险制度研究——2005年存款保险国际论坛文集.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8-1.
[2]苏宁.存款保险法律制度.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11-1.
[3]金融救助制度中的公共资金援助.
[4]张皑梅.小议中国现行存款保险制度.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