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文学

英美文学

　　美国女权主义者贝蒂·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一书中指出：“在我们作为女人的生活现实和我们要努力去与之相符的那种角色之间，存在着奇怪的差异”，女性面临着“精神分裂症一般的人格分裂。”贝蒂·弗里丹认为生儿育女、操持家务、取悦夫君和不断重复的家务劳动成为扼杀女性生存质量的杀手，这种无限循环的生活使女性陷入个性的压抑之中，使女性的精神生活处于空白之中。而生活于60年代的英国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对贝蒂·弗里丹的这一说法十分赞同，她以敏锐的目光发现存在于女性生活中的问题，并以小说的形式向社会提出疑问：“我发现许多妇女正经历完全相同的过程，它令我惊奇：妇女的工作自由和生儿育女，使她们同时充当两个角色而精疲力竭。”很显然，德拉布尔所说的女性的“精疲力竭”是指女性精神上的而不是身体上的疲倦感。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西方社会人文思想更加普及，女性在社会上享有了更多的权利，因此在政治、经济、教育方面有了更大的空间。随着西方受教育的女性人数的增多，知识女性对于男权社会做了更大程度的反拨和对抗，同时也使知识女性的生存危机感更加突出，德拉布尔的小说正是在这一语境下诞生的，她致力于知识女性这一特殊群体的描写，努力地表现知识女性心灵中的隐秘和精神成长过程，描写她们在自我实现道路进行的种种尝试和尴尬处境，突出了这一群体在男权社会中感受的生存困惑。

　　尽管在六七十年代的西方知识女性已赢得一定的社会地位，但她们的现状仍然是处于男权社会的阴影之下，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所面临的仍然是结婚、生子、料理家务和丧失独立人格成为丈夫的附属品的生存状态，这样的现实与她们曾经受过的完美教育、曾经有过的高尚理想有着巨大的落差。在简单苍白的日子里，知识女性心里涌动着对婚姻价值的困惑、对女性生活角色的困惑、对未来出路的困惑，而这些困惑构成了知识女性对前景的迷惘与不安，德拉布尔正是植根于现实主义的土壤之中，借助于自己对知识女性生活的熟悉，通过小说中的女性人物来表现这种困惑与不安，以完成对知识女性成长之路的探索。

　　一、对于婚姻的困惑

　　德拉布尔曾说过：“从自然性别而言，女性被禁止承担积极的角色，她们很少有自主权。”毕业于剑桥大学、曾有过婚变的德拉布尔在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清醒地认识到，社会所造成的男女不平等使女性在婚姻中一定会处于弱势，而女性的生理特征更会使其在婚后陷入儿女缠身的境地，从而无法与男性抗争。基于这一点，德拉布尔认为女性在婚姻中的失败几乎是必然的，所以女性不应当抱着盲目和不切实际的浪漫去幻想婚姻，而应当抱着清醒而理智的态度去对待婚姻。也因此，德拉布尔更关注处于婚姻的矛盾心理中的知识女性，并一直都把小说里的婚姻写得矛盾重重。

　　德拉布尔于1963年出版的第一部带有强烈自传色彩的小说《夏日鸟笼》所反映的正是她本人在大学毕业后初涉人世的心态。德拉布尔本人曾说过：“我写第一部小说是因为我发现现实生活与读书生活之间大的差异……我想证明我感到突然失去的身份。”小说中的主人公萨拉毕业于牛津大学之后，面临着一种对未来生活的抉择：结婚或者不结婚。她徘徊于“嫁个学究还是做个学究”的两难境地里。萨拉是个理性的学者型的女子，所以她首先总结了自己身边的两类女性，并对她们的生活进行比对，这两类女性中的一类是萨拉已婚的姐姐路易丝和萨拉的同学吉尔;一类是未婚的历史教师达芙妮，而这两类人物的状况在萨拉的眼里都是不完美的：姐姐路易丝虽然嫁入富裕人家，得到了豪宅和华丽的服饰，但她一直生活在没有感情的婚姻里，成为丈夫的一个附属品或“家庭秘书”，爱情的缺失使路易丝只能靠隐秘的婚外恋来支撑自己的感情生活，但最终私情败露而被丈夫赶出家门，这让萨拉心里感到了婚姻的不可靠。而同学吉尔虽然经历了花前月下海誓山盟的浪漫恋情，但在实质性的婚姻到来之后，也最终因为丈夫的大男子主义而宣告破产。两个已婚女子的不幸给萨拉造成了心理上的恐慌，并使她对婚姻的本质产生了质疑。萨拉认为在称女性为“第二性”的社会环境里，女性在婚姻上一定是个劣败者，很难有美满幸福可言。小说中不嫁人的历史教师达芙妮的生活同样不幸：她虽然有了自己想要的生活上的独立，但因相貌平平、反应迟钝、生活里没有一点激情，而倍受世人的白眼，致使萨拉每一次看到她，都会“情绪低落到了极点”。从达芙妮的经历上，萨拉看到的是女性跻身于知识群体里的障碍：“你不能当一个性感的教授，如果你是一个男人，博学多才又相貌出众，那无关紧要;如果你是一个女人，这就是一个过错。”所以，身为美丽女子的萨拉无法实现自己的学者之梦，也无法顺利地走进婚姻，她只能当一个婚姻的审视者和社会生活里的“他者”，在“嫁一个学究还是做一个学究”的犹豫之间徘徊，正如王贤所言：“‘嫁个学究还是当个学究’的追问，就如哈姆雷特‘生存还是毁灭’的苦苦追问一样，德拉布尔为女性的处境而烦恼，为自身价值的难以实现而焦虑，并以自身的切身感受和特有的笔触刻画了一系列以各种形式寻求自我身份的女性，道出了女性在这个世界上的困惑和不幸。”

　　二、对女性生活角色的困惑

　　德拉布尔曾说过：“我们不想与过去的妇女相似，但是我们的未来又在何方?……在风俗习惯和伦理道德方面，我们是生活在一直不确定的未知世界里，我们必须在我们的前进方向里确定我们的道德规范。”这种对往昔女性生活的否定和对未来的迷惘，造成了生活于男权社会和女权运动的激烈摩擦之中的英国知识女性对自我身份的困惑，她们不知道受过高等教育之后的女性该如何在新的社会氛围里确定自己的身份，是否还要承担往昔女性所承担的传统的义务等。

　　德拉布尔的寓言式小说《磨砺》中的女博士罗莎蒙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罗莎蒙德是一位拒绝婚姻和性爱的全新女性，她独居于一套父母留下的大房子里，对性爱十分淡薄，将事业和博士论文看成是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不允许男性插足或主导自己的情感和生活，她认为，“爱情对于男人来说，是他的身外之物，而对女人来说，却是她生命的全部，这是拜伦的见解，可我不以为然。”生活中的罗莎蒙德是一个精神上始终摇摆于传统和现代之间的知识女性，在她放荡的外表下掩盖着坚守贞操的决心，她绝对不允许男人来主宰她的生活和感情。为了保持贞操，她故意同时与两个男人来往，好让对方都误认为她是另一个男人的情侣，这其实是罗莎蒙德的“双重护卫系统”，她靠着这种误会保护着她的贞操。但命运却给罗莎蒙德设下了一道难题：一次偶然的机会里她与关系极为疏淡的乔治发生了偶合，竟使她意外怀孕。

　　在经历了是否自杀、是否做母亲的痛苦挣扎之后，罗莎蒙德选择把孩子生下来而不告诉孩子父亲的做法，这样就会“排除了日后需要维护关系的麻烦”，同时也可以捍卫自己人格的独立与尊严。小说中的未婚母亲罗莎蒙德放弃了夫妻共同抚养儿女的甜蜜与幸福，独自经历怀孕、分娩和抚养女儿的全过程，同时，她还要撰写博士论文，承担所有的生活重担，她这样做的原因是怕落入传统女性的家庭牢笼之中，变成庸庸碌碌的家庭妇女中的一员。因此在小说临近结尾处，当乔治又来到罗莎蒙德的寓所，并见到了她的孩子时，罗莎蒙德有了选择与孩子的父亲共同抚养女儿的机会。此时，罗莎蒙德的感情上极度矛盾，她既渴望乔治留下来又不想陷入旧式女性的生活圈套里，决定不去“企求他的爱，他的容忍，他的怜悯，企求他能留在我身边，使我能不再独自一人面对那些税单，不再因没有他而那么痛苦”，最终也没有泄漏孩子的秘密，她决定独自忍受极度的孤独寂寞，架空“丈夫”与“家”的概念，将男性处于虚幻的他者地位上。罗莎蒙德的这种唯我主义者的作法使其远离了现实和人性，甚至远离了女性的本能需求，陷入到一种新的内心的困惑与彷徨之中。

　　三、对未来出路的困惑

　　王佐良先生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中指出：“比她(多丽丝·莱辛)年轻的德拉布尔在《金色的耶路撒冷》等小说里专写受大学教育或在大学教书的青年妇女所面临的恋爱、婚姻、职业等问题，用细腻的文笔描绘了20世纪60年代英国妇女的神态风貌。”这说明德拉布尔的小说里不仅表现出知识女性在婚姻生活中的困惑，更包含了她们在职业选择和个人出路上的困惑。她的小说中的人物生活于正值西方社会社会变革的时期，传统的价值观念被解构，而新的人生价值还在不确定之中，于是年轻的知识女性们解脱了传统的负荷，却陷入到精神上的无所适从。年轻的德拉布尔正是在这种社会语境当中，产生了反映女性生存境况的想法，她对千百年来传统女性仅仅充当家庭里的角色深感不满，认为这样的做法使女性的个性受到压抑，于是在她的作品里便出现了走出家庭围城、在新环境里寻求个人价值的知识女性。

　　小说《针眼》里富裕的女主人公罗斯受过良好的教育，过着养尊处优、整天无所事事的生活。结婚后的她为摆脱平庸的生活，求得精神上的充实而把大笔财产奉献到非洲一所小学，兴办起了自己的学校。但不幸的是，学校在战争中被大火焚毁，罗斯谋求自我生命超越的希望破灭，也导致婚姻破裂，生活贫苦。罗斯赖以寄托理想的实体被烧毁，她的新生活之路也就此中断，于是心灰意冷的罗斯只得放弃了出走之路而回归于家庭，继续过她那苍白的日子。“针眼”一词取自《圣经》中的“富人进天堂比骆驼过针眼还要难”的名言，也暗示着女性寻求新生活的艰辛。同样的女性寻求自我救赎之路的故事还表现在德拉布尔的另一个长篇《金色的耶路撒冷》之中，小说的主人公克拉拉也是对未来抱着强烈向往的人。这个清贫而美丽的外省少女克拉拉，不愿像自己的母亲那样在偏远的角落里度过默默无闻的一生，于是她选择了逃离家乡来到大都市伦敦，寻找理想的圣地——金色的耶路撒冷。克拉拉凭借着自己女性的魅力认识了青年富人、已婚的加布里埃尔，并成为他的情人，见识了“美丽的宅邸，美丽的人说着美丽的语言”的生活，她仿佛找到了梦想中的耶路撒冷。但好景不长，随着克拉拉与加布里埃尔的婚外恋情的中止，克拉拉失掉了她的社会根基，也失去了生活的来源，只能重返家乡，重演母亲的命运。这说明克拉拉脱离的只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她并未能逃离无处不在的男权世界，她的“金色的耶路撒冷”只是一个虚无飘渺的幻景，这个幻景仍然是建立在男性对女性的驾驭之上，建立在女性以性别魅力取悦于男性的前提之下，所以它根本不是展示女性才能的平台。

　　美国女权主义者贝尔·胡克斯指出：“性别歧视暴政下妇女的遭遇是一种所有妇女共同的东西”，这说明女性不管属于何种阶层，她所要面对的都是男权社会对于女性话语权的剥夺，都是女性在社会中被边缘化的现实。因此德拉布尔小说中知识女性的心灵困惑，既是属于女性的，更是属于知识女性的，而这些女性个体生命的体验构成了德拉布尔对女性生命价值的拷问，表现出那些刚刚摆脱了传统的束缚、又要面对茫然未来的女性生存状态。德拉布尔对于小说中女主人公命运的安排，正是要唤起人们的思考：女性的自强和独立是否一定要以牺牲婚姻为代价，是否一定要以女性的自我封闭和对男性的虚化为前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