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认知:具体语境与规约性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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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丹1由 分享
内容摘要:文学认知研究者一般探讨作品中的语言提示和其唤起的规约性认知草案或认知框架的作用,但我们从“语境决定的反讽”可以看到,在有的情况下,对主题意义的正确阐释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文本提示对规约性认知框架和认知期待的激发,而是具体文本中的特定语境因素。本文通过对肖邦“一小时的故事”中“语境决定的反讽”的分析,来说明这一观点。从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到,在有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特别关注具体文本语境所呼唤的特定认知框架,这种认知框架与文本提示本身所激发的规约性认知框架形成对照,并起颠覆作用。
关键词:文学认知 语境决定的反讽 具体语境 规约性语境 对照与颠覆
文学认知研究者十分关注文本提示和这种提示所唤起的规约性认知草案或认知框架的作用,近来有的研究者也较为关注语境对认知的影响。认知叙事学家戴维,赫尔曼在《故事逻辑》的第九章中,就以“语境化定位”(contextual-dnchoring)为题,探讨了第二人称叙述中“你”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作用。赫尔曼系统区分了第二人称叙述中五种不同的“你”:一是具有普遍性的非人格化的“你”(如谚语、格言中的“你”);二是虚构指涉(指涉第二人称叙述者/主人公/叙述接受者——在第二人称叙述中,这三者往往同为一个“你”);三是“横向”虚构称呼(故事内人物之间的称呼);四是“纵向”现实称呼(称呼故事外的读者);五是双重指示性的“你”,同时指涉故事里的人物和故事外的读者(Herman 340-45;Toolan-28 29;Gavins)。在赫尔曼看来,“叙事理解过程是以文本提示和这些提示引起的推断为基础的(重新)建构故事世界的过程”(Herman 6)。赫尔曼所说的文本提示指的是具体语言特征,而他所说的语境也是文类规约性语境(如由谚语和格言所构成的修辞语境,或由第二人称叙述所构成的文类语境),这种语境有别于具体文本的特定语境。后者在文学认知研究中,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将聚焦于这种特定语境。
本文将首先探讨一种由特定语境所决定的文学现象:“语境决定的反讽”。然后通过分析凯特·肖邦(Kate Chopin)的“一小时的故事”(1894)中的这种反讽,来说明这种反讽涉及的具体语境中的认知框架与规约性认知框架的对照和冲突,揭示文本的深层意义如何呼唤前者对后者的颠覆。
语境决定的反讽
西方学者通常区分两种最基本的反讽:“文字反讽”和“情景反讽”,前者涉及文字和其所表达的意义之间的不协调,后者则涉及行动和其结果之间的不协调(Cuddon 335—340;Fowler 101-112;Booth;Muecke;Colebrook)。本文所说的“语境决定的反讽”与这两种反讽有本质区别:文字与其所表达的意义协调一致,行为本身也不产生反讽意义,但这些文字和行为在特定的语境中则具有反讽性(Shen 115-30)。也许有人会说,反讽都涉及语境,都是语境中的反讽。但我们若仔细考察,则会发现通常的反讽即便跟语境相关,也并非由语境所决定。就“文字反讽”而言,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字的字面意义和说话者意在表达的意义之间的差异(如面对一篇写得很糟糕的文章,有人用“这篇文章真有水平!”来表达对其不满);就“情景反讽”而言,起决定作用的也是一个事件与其自身出乎意料或令人失望的结果之间的差异,譬如在莎士比亚的《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美好的言论和宏大的想法没有带来任何结果;又如在《李尔王》中,李尔王赶走了最爱自己的女儿,造成悲剧性的情景反讽(Cuddon 337)。让我们再看看下面这两个属于情景反讽的例子:
(1)当约翰·欣克利试图暗杀里根总统时,他先射出的子弹都没有打中总统,但有一颗子弹射到总统豪华轿车的防弹玻璃上后,反弹过来,击中了里根的肺部。
(2)爱尔兰模仿她最为憎恨的国家(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924)。
不难看出,在所谓“情景反讽”中,我们通常理解的“情景”或语境并不起什么作用。在例(1)中,虽然存在时间状语分句“当……时”,反讽却在于子弹与防弹玻璃接触后反而导致了伤害,这种反讽在任何语境中都会存在。同样,在例(2)中,反讽源于行为与爱憎的不协调,这种反讽也不受语境的影响。上面涉及莎士比亚剧作的反讽,也是同样的情况,譬如,无论是什么语境,只要父亲赶走最爱自己的女儿,就会产生“情景反讽”。由于“情景”(situa—tion)与“语境”(context)经常是可以互换的同义词,因此“情景反讽”很容易被误解为在特定环境中产生的反讽。实际上,“情景反讽”中的“情景”一词并不涉及事件的背景,而是涉及事件本身的性质。D.c.米克把这种反讽称为“事件反讽”,这与“文字反讽”形成了很好的对应(Muecke 11)。
与这些批评界业已区分的反讽类型相对照,有一种真正由语境决定的反讽。让我们看看凯特·肖邦“一小时的故事”中的下面这一段:“她能看到房前场地上洋溢着新春活力的轻轻摇曳着的树梢。空气里充满了阵雨的芳香。下面街上有个小贩在吆喝着他的货色。远处传来了什么人的微弱歌声;屋檐下,数不清的麻雀在嘁嘁喳喳地叫”(1)。这段文字如实描述了女主人公马拉德夫人对窗外景色的观察和感知,因此不存在文字上的反讽。这种观察和感知本身也没有反讽性,在通常情况下不会产生任何反讽效果。但是,在“一小时的故事”的特定语境中,这种观察和感知则产生了较强的反讽性,因为马夫人的丈夫刚刚在铁路事故中不幸遇难,这种语境使读者期待马夫人心情悲伤,感官迟钝,而她却出人意料地能感受到树梢的“活力”、阵雨的“芳香”和“远处”的“微弱”歌声。不难看出,马夫人对美妙春色的敏锐感知与丈夫刚刚遇难的语境产生了不协调,这种不协调导致反讽效果的产生。假如这段描写出现在马先生去世的几周之后,或哪怕几天之后,反讽性就会大大减弱,甚至完全消失,因为在不同的语境中,读者的阅读期待也会相应变化。
尽管西方学者对反讽进行了各种分类,但忽略了这种真正由语境决定的反讽。在颇具权威性的《反讽与反讽的》一书中,米克区分了十五种不同的反讽种类,包括修辞增强型反讽、模拟谦虚型反讽、类比型反讽、戏剧性反讽、无意中的反讽、双重反讽、非文字型反讽等等,但没有一种真正是由语境决定的。区分“由语境决定的反讽”,不仅使我们能更全面地认识反讽这种修辞手段的运作机制——如何通过打破读者的阐释期待来产生,而且能使我们从一个特定角度看到具体文本语境在文学认知中的重要作用。
从“一小时的故事”中的反讽看具体语境中的认知
肖邦的“一小时的故事”被当代学界视为女性主义文学的名篇之一。学者们认为这一作品赞赏性地表达了一位女性在得知丈夫遇难的消息后,为摆脱父权制压迫而对自由的追求。作品的结局是:妻子因“自由”而极其兴奋,丈夫却在一小时后意外返家,这导致妻子的猝死。我曾经另文分析了肖邦的这一作品,隐含有作者对女主人公“追求自由”并非持赞赏 态度,而是进行了多重反讽。在先前的探讨中,我分析了众多当代西方学者将这一非女性主义的作品视为女性主义名篇的三种原因:一是对作者的定论,二是选定的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角度,三是当代西方“政治正确”的文化大环境。本文将从另一个角度切人,聚焦于规约性语境与特定文本语境在读者认知过程中的冲突,考察前者如何妨碍读者对文本深层意义的认知,以及读者如何需要颠覆前者来达到对文本深层意义的理解。首先让我们看看作品的开头:“大家都知道马拉德夫人的心脏有毛病,所以在把她丈夫的死讯告诉她时,是小心翼翼,极为注意方式方法的。是她的姐姐朱赛芬告诉她的,话都没说成句;吞吞吐吐、遮遮掩掩地暗示着”(1)。
单看这一描述本身,看不出任何反讽意义。丈夫的死讯一般会对妻子造成重大打击,何况是心脏有毛病的妻子。根据通常情况来看,众人的小心翼翼是完全有必要的。也就是说,就文本提示唤起的规约性语境或规约性认知框架而言,这种描述不会产生任何反讽。但在“一小时的故事”的特定语境中,众人的担心则成了一种多余,因为马夫人得知消息时并没有像觉醒描述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自然现象”,因而说明马夫人自己的“天性”要求她走向觉醒(Lanser 258—59)。这种看法在女性主义学者中很有代表性,而我们在作品中看到的则恰恰相反:“她开始认出那正在向她逼近、就要占有她的东西,她挣扎着,决心把它打回去”(2)。兰瑟是造诣很高的国际知名学者,为什么对这种白底黑字会产生误解呢?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规约性认知框架的巨大力量,兰瑟的阐释符合通常女性主义文学作品中的描述,这种通常的认知框架可以导致很有水平的读者忽略具体作品的文字和语境所呼唤的特定认知框架。
为了加强对马夫人这位不安分的寡妇的反讽,肖邦还把马先生描述成非常亲切体贴的丈夫,并且把马先生描写成为了马夫人而活着的男人。让我们比较一下下面三个版本(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3)在那即将到来的岁月里,没有人会为了她而活着(There would be no one to livefor her during those coming years.)。
(4)马夫人相信她现在可以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丈夫而活着,但肖邦未说明马夫人会怎么安排自己的生活。
(5)“一小时的故事”挑战了这样的观念:作为妻子为了丈夫而活着也就是为了自己而活着。
例(3)中的“在那即将到来的岁月里,没有人会为了她而活着”(3)取自原文,它像是用自由间接的方式表达的马夫人的内心想法,也像是叙述者的评论,体现了两者的一致看法。例(4)是国际著名肖邦研究专家博·塞耶斯台(Per Seyersted)对作品这段文字的评论(Sey-ersted 111)。例(5)则是苏珊·兰瑟的评论(Lanser 251)。在用着重号标出的部分,例(4)和例(5)都跟原文呈现出相反走向。这是规约性的认知框架在起作用。在包括肖邦笔下的《觉醒》在内的各种女性主义作品中,婚姻束缚往往象征父权制的压迫,强调的是妻子所受的压迫(是丈夫的私有财产,为丈夫和孩子而活着),从而产生了一种规约性的认知框架。Seyersted和兰瑟这两位知名学者对肖邦笔下一目了然的文字的完全误解正是因为受到这种规约性认知框架的束缚。在此我们可以看到规约性认知框架如何压制特定文本所呼唤的认知框架。规约性认知框架之所以能产生这种压制作用,导致对文本的误读,就是因为规约性认知框架与通常对肖邦的看法和女性主义的批评模式相一致,而具体文本所呼唤的认知框架则呈现相反走向。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当规约性的认知框架与文本特定语境所呼唤的认知框架发生冲突时,前者往往会占上风,导致对后者的压制和对作者旨在表达意义的误解。这在“语境决定的反讽”和其阐释中表现得比较突出。在这种反讽中,通常不带反讽意义的言语(如“自由,自由,自由”)、行为(如对身体不好的丧夫妻子的格外小心)或者物体(如蓝天)在文本的特定语境中产生了反讽意义。这是作者对规约性语境的有意偏离,由此产生的意义属于文本的深层意义或“潜藏文本”,它呼唤读者颠覆规约性的认知框架,用符合具体文本语境的认知框架来加以取代。也就是说,若要把握这种深层意义,首先需要摆脱阐释定见的束缚,避免戴着有色眼镜先入为主地看文本。在此前提下,我们不仅需要全面仔细地考察作品本身,而且需要考察这一作品与相关作品的互文关联,以及作者的特定经历或创作环境。只有这样,才能在作者有意偏离规约性语境时,不会落入规约性认知框架所构成的阐释陷阱,才能发现文本深层的“潜藏文本”。
注 解
①See http://en.wikipeida.org/wiki/Irony(2010年2月23日)。
②本文中“一小时的故事”的引文均取自葛林译“一小时的故事”,载朱虹主编:《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笔者对有的文字进行了改动。以下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加注。
③参见申丹:《叙事、文体与潜文本——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九章。这一章以申丹在《外国文学评论》2004年第1期上发表的“叙事文本与意识形态”一文为基础写成。但这些讨论都没有涉及“语境中的反讽”,也没有探讨规约性认知框架与特定文本语境呼唤的认知框架之间的对照和冲突。
关键词:文学认知 语境决定的反讽 具体语境 规约性语境 对照与颠覆
文学认知研究者十分关注文本提示和这种提示所唤起的规约性认知草案或认知框架的作用,近来有的研究者也较为关注语境对认知的影响。认知叙事学家戴维,赫尔曼在《故事逻辑》的第九章中,就以“语境化定位”(contextual-dnchoring)为题,探讨了第二人称叙述中“你”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作用。赫尔曼系统区分了第二人称叙述中五种不同的“你”:一是具有普遍性的非人格化的“你”(如谚语、格言中的“你”);二是虚构指涉(指涉第二人称叙述者/主人公/叙述接受者——在第二人称叙述中,这三者往往同为一个“你”);三是“横向”虚构称呼(故事内人物之间的称呼);四是“纵向”现实称呼(称呼故事外的读者);五是双重指示性的“你”,同时指涉故事里的人物和故事外的读者(Herman 340-45;Toolan-28 29;Gavins)。在赫尔曼看来,“叙事理解过程是以文本提示和这些提示引起的推断为基础的(重新)建构故事世界的过程”(Herman 6)。赫尔曼所说的文本提示指的是具体语言特征,而他所说的语境也是文类规约性语境(如由谚语和格言所构成的修辞语境,或由第二人称叙述所构成的文类语境),这种语境有别于具体文本的特定语境。后者在文学认知研究中,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将聚焦于这种特定语境。
本文将首先探讨一种由特定语境所决定的文学现象:“语境决定的反讽”。然后通过分析凯特·肖邦(Kate Chopin)的“一小时的故事”(1894)中的这种反讽,来说明这种反讽涉及的具体语境中的认知框架与规约性认知框架的对照和冲突,揭示文本的深层意义如何呼唤前者对后者的颠覆。
语境决定的反讽
西方学者通常区分两种最基本的反讽:“文字反讽”和“情景反讽”,前者涉及文字和其所表达的意义之间的不协调,后者则涉及行动和其结果之间的不协调(Cuddon 335—340;Fowler 101-112;Booth;Muecke;Colebrook)。本文所说的“语境决定的反讽”与这两种反讽有本质区别:文字与其所表达的意义协调一致,行为本身也不产生反讽意义,但这些文字和行为在特定的语境中则具有反讽性(Shen 115-30)。也许有人会说,反讽都涉及语境,都是语境中的反讽。但我们若仔细考察,则会发现通常的反讽即便跟语境相关,也并非由语境所决定。就“文字反讽”而言,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字的字面意义和说话者意在表达的意义之间的差异(如面对一篇写得很糟糕的文章,有人用“这篇文章真有水平!”来表达对其不满);就“情景反讽”而言,起决定作用的也是一个事件与其自身出乎意料或令人失望的结果之间的差异,譬如在莎士比亚的《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美好的言论和宏大的想法没有带来任何结果;又如在《李尔王》中,李尔王赶走了最爱自己的女儿,造成悲剧性的情景反讽(Cuddon 337)。让我们再看看下面这两个属于情景反讽的例子:
(1)当约翰·欣克利试图暗杀里根总统时,他先射出的子弹都没有打中总统,但有一颗子弹射到总统豪华轿车的防弹玻璃上后,反弹过来,击中了里根的肺部。
(2)爱尔兰模仿她最为憎恨的国家(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924)。
不难看出,在所谓“情景反讽”中,我们通常理解的“情景”或语境并不起什么作用。在例(1)中,虽然存在时间状语分句“当……时”,反讽却在于子弹与防弹玻璃接触后反而导致了伤害,这种反讽在任何语境中都会存在。同样,在例(2)中,反讽源于行为与爱憎的不协调,这种反讽也不受语境的影响。上面涉及莎士比亚剧作的反讽,也是同样的情况,譬如,无论是什么语境,只要父亲赶走最爱自己的女儿,就会产生“情景反讽”。由于“情景”(situa—tion)与“语境”(context)经常是可以互换的同义词,因此“情景反讽”很容易被误解为在特定环境中产生的反讽。实际上,“情景反讽”中的“情景”一词并不涉及事件的背景,而是涉及事件本身的性质。D.c.米克把这种反讽称为“事件反讽”,这与“文字反讽”形成了很好的对应(Muecke 11)。
与这些批评界业已区分的反讽类型相对照,有一种真正由语境决定的反讽。让我们看看凯特·肖邦“一小时的故事”中的下面这一段:“她能看到房前场地上洋溢着新春活力的轻轻摇曳着的树梢。空气里充满了阵雨的芳香。下面街上有个小贩在吆喝着他的货色。远处传来了什么人的微弱歌声;屋檐下,数不清的麻雀在嘁嘁喳喳地叫”(1)。这段文字如实描述了女主人公马拉德夫人对窗外景色的观察和感知,因此不存在文字上的反讽。这种观察和感知本身也没有反讽性,在通常情况下不会产生任何反讽效果。但是,在“一小时的故事”的特定语境中,这种观察和感知则产生了较强的反讽性,因为马夫人的丈夫刚刚在铁路事故中不幸遇难,这种语境使读者期待马夫人心情悲伤,感官迟钝,而她却出人意料地能感受到树梢的“活力”、阵雨的“芳香”和“远处”的“微弱”歌声。不难看出,马夫人对美妙春色的敏锐感知与丈夫刚刚遇难的语境产生了不协调,这种不协调导致反讽效果的产生。假如这段描写出现在马先生去世的几周之后,或哪怕几天之后,反讽性就会大大减弱,甚至完全消失,因为在不同的语境中,读者的阅读期待也会相应变化。
尽管西方学者对反讽进行了各种分类,但忽略了这种真正由语境决定的反讽。在颇具权威性的《反讽与反讽的》一书中,米克区分了十五种不同的反讽种类,包括修辞增强型反讽、模拟谦虚型反讽、类比型反讽、戏剧性反讽、无意中的反讽、双重反讽、非文字型反讽等等,但没有一种真正是由语境决定的。区分“由语境决定的反讽”,不仅使我们能更全面地认识反讽这种修辞手段的运作机制——如何通过打破读者的阐释期待来产生,而且能使我们从一个特定角度看到具体文本语境在文学认知中的重要作用。
从“一小时的故事”中的反讽看具体语境中的认知
肖邦的“一小时的故事”被当代学界视为女性主义文学的名篇之一。学者们认为这一作品赞赏性地表达了一位女性在得知丈夫遇难的消息后,为摆脱父权制压迫而对自由的追求。作品的结局是:妻子因“自由”而极其兴奋,丈夫却在一小时后意外返家,这导致妻子的猝死。我曾经另文分析了肖邦的这一作品,隐含有作者对女主人公“追求自由”并非持赞赏 态度,而是进行了多重反讽。在先前的探讨中,我分析了众多当代西方学者将这一非女性主义的作品视为女性主义名篇的三种原因:一是对作者的定论,二是选定的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角度,三是当代西方“政治正确”的文化大环境。本文将从另一个角度切人,聚焦于规约性语境与特定文本语境在读者认知过程中的冲突,考察前者如何妨碍读者对文本深层意义的认知,以及读者如何需要颠覆前者来达到对文本深层意义的理解。首先让我们看看作品的开头:“大家都知道马拉德夫人的心脏有毛病,所以在把她丈夫的死讯告诉她时,是小心翼翼,极为注意方式方法的。是她的姐姐朱赛芬告诉她的,话都没说成句;吞吞吐吐、遮遮掩掩地暗示着”(1)。
单看这一描述本身,看不出任何反讽意义。丈夫的死讯一般会对妻子造成重大打击,何况是心脏有毛病的妻子。根据通常情况来看,众人的小心翼翼是完全有必要的。也就是说,就文本提示唤起的规约性语境或规约性认知框架而言,这种描述不会产生任何反讽。但在“一小时的故事”的特定语境中,众人的担心则成了一种多余,因为马夫人得知消息时并没有像觉醒描述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自然现象”,因而说明马夫人自己的“天性”要求她走向觉醒(Lanser 258—59)。这种看法在女性主义学者中很有代表性,而我们在作品中看到的则恰恰相反:“她开始认出那正在向她逼近、就要占有她的东西,她挣扎着,决心把它打回去”(2)。兰瑟是造诣很高的国际知名学者,为什么对这种白底黑字会产生误解呢?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规约性认知框架的巨大力量,兰瑟的阐释符合通常女性主义文学作品中的描述,这种通常的认知框架可以导致很有水平的读者忽略具体作品的文字和语境所呼唤的特定认知框架。
为了加强对马夫人这位不安分的寡妇的反讽,肖邦还把马先生描述成非常亲切体贴的丈夫,并且把马先生描写成为了马夫人而活着的男人。让我们比较一下下面三个版本(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3)在那即将到来的岁月里,没有人会为了她而活着(There would be no one to livefor her during those coming years.)。
(4)马夫人相信她现在可以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丈夫而活着,但肖邦未说明马夫人会怎么安排自己的生活。
(5)“一小时的故事”挑战了这样的观念:作为妻子为了丈夫而活着也就是为了自己而活着。
例(3)中的“在那即将到来的岁月里,没有人会为了她而活着”(3)取自原文,它像是用自由间接的方式表达的马夫人的内心想法,也像是叙述者的评论,体现了两者的一致看法。例(4)是国际著名肖邦研究专家博·塞耶斯台(Per Seyersted)对作品这段文字的评论(Sey-ersted 111)。例(5)则是苏珊·兰瑟的评论(Lanser 251)。在用着重号标出的部分,例(4)和例(5)都跟原文呈现出相反走向。这是规约性的认知框架在起作用。在包括肖邦笔下的《觉醒》在内的各种女性主义作品中,婚姻束缚往往象征父权制的压迫,强调的是妻子所受的压迫(是丈夫的私有财产,为丈夫和孩子而活着),从而产生了一种规约性的认知框架。Seyersted和兰瑟这两位知名学者对肖邦笔下一目了然的文字的完全误解正是因为受到这种规约性认知框架的束缚。在此我们可以看到规约性认知框架如何压制特定文本所呼唤的认知框架。规约性认知框架之所以能产生这种压制作用,导致对文本的误读,就是因为规约性认知框架与通常对肖邦的看法和女性主义的批评模式相一致,而具体文本所呼唤的认知框架则呈现相反走向。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当规约性的认知框架与文本特定语境所呼唤的认知框架发生冲突时,前者往往会占上风,导致对后者的压制和对作者旨在表达意义的误解。这在“语境决定的反讽”和其阐释中表现得比较突出。在这种反讽中,通常不带反讽意义的言语(如“自由,自由,自由”)、行为(如对身体不好的丧夫妻子的格外小心)或者物体(如蓝天)在文本的特定语境中产生了反讽意义。这是作者对规约性语境的有意偏离,由此产生的意义属于文本的深层意义或“潜藏文本”,它呼唤读者颠覆规约性的认知框架,用符合具体文本语境的认知框架来加以取代。也就是说,若要把握这种深层意义,首先需要摆脱阐释定见的束缚,避免戴着有色眼镜先入为主地看文本。在此前提下,我们不仅需要全面仔细地考察作品本身,而且需要考察这一作品与相关作品的互文关联,以及作者的特定经历或创作环境。只有这样,才能在作者有意偏离规约性语境时,不会落入规约性认知框架所构成的阐释陷阱,才能发现文本深层的“潜藏文本”。
注 解
①See http://en.wikipeida.org/wiki/Irony(2010年2月23日)。
②本文中“一小时的故事”的引文均取自葛林译“一小时的故事”,载朱虹主编:《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笔者对有的文字进行了改动。以下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加注。
③参见申丹:《叙事、文体与潜文本——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九章。这一章以申丹在《外国文学评论》2004年第1期上发表的“叙事文本与意识形态”一文为基础写成。但这些讨论都没有涉及“语境中的反讽”,也没有探讨规约性认知框架与特定文本语境呼唤的认知框架之间的对照和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