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社会学的语言学转向与语文教育改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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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俊松1由 分享
三、对当前语文教育的反思
在最普遍的意义上,生活先在性地规定了语文教育。我们关注语文教育,努力实施语文教育,如果无视生活的要求和变化,其效果将令人怀疑。但令人遗憾的是,现实中语文教育确实不同程度地存在脱离生活的弊端,在内容和表达方式上给人以空洞、突兀、生硬之感。在谈到训练儿童说话能力时,叶圣陶认为最好的途径是“与儿童一起生活”,“这里所谓一起生活,并不只是住在一处地方的意思,正是要接触他们的内心,而且完全了解,而且他自己差不多融和在里头。”也就是前文所说的,交往中我们不能把对方语言单纯看作客观现象去把握,而是要进入交流、沟通,设身处地去体验和领悟,最终实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
在这方面,民国时期的语文教材可以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民国时期的三种教材《商务国语教科书》《开明国语课本》《世界书局国语课本》,几年前由上海出版界重新影印出版,在教育界以至更大的社会层面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刮起了一阵“怀旧风”。民国时期教育家、文学家重视对基本教材尤其是对初级学生课本的编写,语文教育家王森然曾说:“国文教得不好,学得不好,学校教育,怎样还说得改进·”这些民国大家愿意在“红花开,白花开,红花白花朵朵开”“太阳,太阳,你起来得早。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睡觉”这样浅白的课文编写中倾注才华,下水磨功夫。如此白话诗般的语言,让长期生活在单调的教科书语言和新爆的网络语言环境中的人们感到陌生、新奇、优美。
对老课本的怀旧在一定程度上出于对现行语文教材的不满。现行语文教材承载了过多的道德责任,其结果往往道彰而文伤。民国老课本并非不讲以文载道,但其传导的是一种普世的价值观,以“立人”为宗旨,“做人”为准则,在传导方法上,注重循循善诱,“搀着学生向前走”。《老师很喜欢我》的原文是:“弟弟放学回来,母亲问他说,老师喜欢你吗·弟弟说,老师喜欢我,他搀了我的手,叫我小朋友。”对应着“搀”字,现行的教材可用一个“牵”字来概括。“你看,你看,满树盛开的小花,那是我们的笑脸,感谢你时时把我们牵挂。夜深了,星星困得眨眼,老师,快放下手中的教案吧,让花香飘进你的梦里。”这种将老师形象定型化的文字,以及其他极富意识形态色彩的“金水桥”“大典”“检阅”“神州”“腾飞”等词汇与学生心理脱节太远。
“语言—日常生活—社会”这一认识链是社会学的语言学转向带给我们的启示,通过认识语言去认识日常生活,进而认识社会,但语言与日常生活之间是否一致不是绝对的。泰州学派的基本理念是“百姓日用即道”。课文中涉及的内容应该都是学生身边事、家中事、学堂事和经常接触的自然现象,用浅显的方法说明人伦之理、孝亲之道、自然之象,以及人际往来所必须具备的品德、素质和知识。这样的生活化语文教育才算是处理好了语言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也才有助于学生认识社会和人生。这是语文教育改革中应当重视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刘少杰.社会学的语言学转向[J]社会学研究,1999,4.
[2]叶圣陶.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C]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
[3]罗时进.作为一面镜子的民国教材[J].社会科学报,2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