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高等教育毕业论文

关于中国高等教育毕业论文

　　高等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组成,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作用。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到来,其规模的扩大为更多的人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下文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中国高等教育毕业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关于中国高等教育毕业论文篇1

　　试谈中国高等教育历史演变

　　高等教育哲学，顾名思义，就是应从哲学角度认识、理解、解释高等教育。布鲁贝克在《高等教育哲学》中指出：“在20世纪，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即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是以政治论为基础。”纵观中国大学百年历史，便正是在这两种高等教育哲学交替助推下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本文试图以两种高等教育哲学来审视中国大学百年发展历程，希望探索出有益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某些哲学启示。

　　一、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的顺承

　　中国大学滥觞至今的历史是百年，还是千年?尽管对中国大学起源存在很大争议，但就现实而言，中国近代最早官办大学应当是北洋大学堂(1895年天津中西学堂改办)，如此算来，中国大学的历史应该是百年，而非千年。中国近代大学从创立之初就是建立在坚实的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观基础之上。历史总是惊人的巧合，甲午战争失败的这年正是北洋大学堂成立的那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国人对不过是个蛮夷小小岛国的日本开始刮目相看。中国的仁人志士为此苦苦思索日本强盛的根源，发现原来光有西方的船坚炮利、声光化电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像日本一样学习西方制度。于是，在吸取了洋务学堂教训的基础上，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京师大学堂等一批新式资本主义学堂相继纷纷，其建立目的不只是培养“西文”、“西艺”人才，还要培养真正懂得西学、学贯中西的通才。

　　新式资本主义学堂广兴之时，便是清朝旧式与科举取士制度相配套的书院教育制度淡出历史舞台之日。书院改制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近代大学初期发展在政策和制度上有了推行的可能，由此正式拉开了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序幕。1905年废科举、兴学堂可以说是一条划时代的分界线，它标志着中国近代人才培养与选报制度的根本变革。科举制的废止使学堂和学生数量的迅猛增长、对教育行政体制改革产生关键性影响、对清末大学教育培养目标发生了深刻变化、为留学教育扫清了障碍，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近代大学的发展。

　　二、认识论：高等教育哲学的迸发

　　认识论高等教育哲学观揭示了高等教育自身发展规律中两个最重要的元素，一是学术的自主性，即蔡元培在北大改革过程中提倡的“学术自由”;二是学术的平等性，即蔡元培在北大改革过程中提倡的“兼容并包”。

　　反观1916年蔡元培掌权北大至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这段历史，不能不承认这段历史是北大和西南联大最自由的时候，但同时也是北大和西南联大最缺乏资源的时候，更是在认识论高等教育哲学强势迸发、反弹的张力下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观黯然淡出的时候。这段历史时期北大、西南联大之所以最自由，在于北洋军阀忙于争权夺利没有太多心思去关注北大，抗日战争如火如荼地进行，国民政府无暇顾及西南联大。北大自由之程度可以从其网络众家，连宣扬具有革命性质的、意在推翻半封建、半殖民北洋军阀政府统治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陈独秀、李大钊都敢容纳。1939年秋至1940年春夏之交，陈立夫以教育部部长的身份曾三度训令西南联大务需遵守教育部核定应设的课程，统一全国院校教材，举行统一考试等新规定，由于此训令的目的显然是加强蒋政权对高等教育及高知的思想统治，联大教务会议以致函联大会的方式，愤然抵抗驳斥陈立夫的三度训令，拒不执行，仅仅此例足见西南联大学术自由程度之高。

　　正是在认识论高等教育哲学观所揭示的高等教育自身发展规律两大重要元素“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观念影响下，北大在蔡元培的领导下一改往日“师法堕落，学术消沉”的旧面貌，由一个官僚养成所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名师荟萃，各学派、学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精华免遭毁灭，北大、清华、南开三所著名的高等学府于1938年4月迁至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后，汇集了一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师资充实，人才济济。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严谨的治学态度，树立优良学风，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著名高等学府，虽然三所名校联合后各自独特的经历和各自的教学作风在冲击、碰撞、交汇中不断变革、更新、转换，但三校对于认识论高等教育哲学观所蕴含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观念却都是始终如一地认同、奉行、维护。

　　三、两种高等教育哲学的交织

　　正如布氏所言：“尽管对高等教育来说，以德国研究大学为榜样的价值自由的认识论的逻辑非常具有吸引力，然而历史看起来明显有利于高等教育的政治论哲学。”新中国成立后，以明确的培养目标、严密的教学计划和既定计划规范下的教学活动为主要内容的专门人才培养体系，优先考虑的是为国家培养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建设的急需人才。在1952年按照前苏联的大学模式对我国大学教育体系进行院系调整之后，我国的大学教育发展一下子再次被推上了以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观为主的轨道。1956年制定的《高等学校章程草案》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的基本任务，是适应着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培养具有一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实际工作所必需的基本知识、掌握科学和技术的最新成就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并且身体健康、忠实于国家、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和准备着随时保卫祖国的高级专门人材。”1961年制定的《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开头即为：“高等学校的基本任务，是贯彻执行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培养为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各种专门人才。”从以上两条不同时期的政策文件、法律法令中，我们均可以看到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观的影响和体现。

　　在注重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观的影响下，认识论高等教育哲学观被淡化，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这一历史时期的我国高等教育与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中国大学史上最辉煌的建国前北大、西南联大相比，的确是无法望其项背，何况“”期间我国高等教育还出现了一段时间停滞不前的时期。但建国后至“”这一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对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建设的发展，对实现中国近代科技本土化确实做出了许多不可否认的贡献。

　　改革开放，高校迎来了春天。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在突破过去三十年形成的苏式体制同时也在向欧美高等教育发展模式靠拢，即由过分注重一元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观逐渐向并重二元的政治论、认识论高等教育哲学观过渡，在过渡过程中碰到了诸多问题。这些问题集中表现在：如大学合并引发高等教育发展趋同导致我国高等教育办学缺乏特色;大学扩招引发高等教育整体教育质量严重下滑和大学生社会就业压力增大;大学城的竞相涌现引发众多高校债务剧增;过分注重学术定量指标的大学排名标准引发学术垃圾的猛增等等，这些问题中尤以大学扩招最为突出。

　　四、高等教育哲学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哲学启示

　　现在摆在中国高等教育面前最备受关注、同时也是最重要的问题莫过于如何满足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一迫切的需求。究竟是应重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观还是应该重认识论高等教育呢?布鲁贝克在总结高等教育哲学时说：“我不打算为所有的学术机构提出一种共同的哲学。我更不会相信会有一种可以通过共同捍卫其纯洁性而永世可靠的、单一的、不变的、理想的大学教育‘观念’。当今的大学和学院，为变革中的人民的多种多样的利益服务。在这里，关键的哲学问题并不是寻求各种答案的共同基点，而是寻求各种问题的共同基点”。同时，他还指出：“我们确实在某些时候是从某一方面取得高等教育的合法地位，而在另一些时候是从另一方面做到这一点的”。的确，不同的哲学观点侧重于高等教育的不同功能，所以我们应该让高等教育发挥多元化功能。哲学的多元化应该是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选择。“哲学必定是世界顶尖大学上悬挂的一颗巨星。”中国大学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在对待两种高等教育哲学观这个问题上，要摒弃非此即彼、二者择一的价值选择和思维方式，从高等教育哲学政治论、认识论都是为了推动高等教育向前、向上发展这一共同最终作用结果来看，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对立。“两者全都要，而且都要最好的”，将“政治论”、“认识论”二者中只要有利于高等教育向前、向上发展的部分就把他们融合起来。在融合的过程中，我们应根据我国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实际，以及各个大学自身不同的发展历史和发展背景，建立多元化发展观。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高等教育的发展既要考虑其外在的需求动力，也要考虑到其内在的发展逻辑;既要重视文化功能，又要重视社会功能;既需要精英教育，又要发展大众化教育。

　　参考文献：

　　[1]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2]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关于中国高等教育毕业论文篇2

　　浅谈中国高等教育的核心价值

　　2011年10月18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会突出强调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性，并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和战略高度，提出了在国民教育等多个领域，在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各方面，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总体目标和任务，实现建设文化强国的宏大愿望。

　　要建设文化强国，教育负有不可推卸的光荣使命和责任。教育是科技进步的基础，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是社会和谐的酵母，而最重要的，恰如胡锦涛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上所说：“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文化传承和创新离不开高质量的人才培养，这使我想起了龚定庵之《才难》和钱学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2]的世纪之问。有识之士忧国忧民之情跃然纸上，令人钦佩;振聋发聩之音雷霆万钧，耳畔回荡。叨前贤之警示，乘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东风，笔者旨在从一个教师的角度谈谈自己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孔之见。

　　对钱老之问，许多博学鸿儒提出过种种解决办法，都是金石之言掷地有声，但近些年教育界频频遭人非议也是事实。半个多世纪以来，新中国的教育取得巨大进展，为社会、为国家贡献良多，然而在根本使命的问题上，高等教育出现了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功利、浮躁之风严重，“去行政化”叫得山响，招生各自为阵，互相攻讦，几欲“谋动干戈于邦内”，世人莫不有祸害“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之忧。人们在痛心之余不禁质疑：大楼有了，精神哪去了?要想扭转这种局面，必须在教育界，在学校主管，尤其是大学校长们心中重塑中国教育的“核心价值观”。

　　什么是“教育的核心价值”?一般来说，人们的价值观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持久性，但是，社会形态不同，社会主流思想各异，“教育的核心价值”以及“教育的核心价值观”也随之不断更新、优化，这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理论的。但不管内容、任务、方法和组织形式如何变化，“教育的核心价值”就是教育的根本使命，它关乎教育最本质、最重要的部分，是教育的灵魂，其核心是“人学”，是培养人的艺术和科学，在新世纪条件下，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教育还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其“核心价值”除了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整体要求之外，至少还应包含以下3个方面：

　　1.教育意味着对人的心灵启蒙。

　　启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那么新世纪的今天，启蒙意味着什么?还有没有存在的意义?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潘光旦曾痛陈教育的误区，认为近代以来所谓新教育，有许多对不起青年与国家的地方，总括起来说就是，教育没能使受教育的人做一个“人”、做一个“士”，忽略了自己的根本使命。“我们的教育有没有赋予受教育者以法理意义上的‘公民素养’，伦理意义上的‘道德底线’，文化意义上的‘道德情怀’和心灵意义上的‘爱的能力’?有没有告诉学生如何寻找‘人何以为人’的答案”?有没有告诉学生 “四千万”身价和中国命脉所维系孰轻孰重的道理?河北大学校园内的“李刚”事件、西安某大学学生撞人后8刀致其死亡、某高校“奥迪生”打死清洁工等耸人听闻的惨剧时有耳闻;绿领巾、红校服、三色作业本、让差生去医院测智商等一系列“有色”的校园冷暴力，无不一次次向我们敲响了关于人性、人权、尊严、生命的启蒙教育的重要性与紧迫性的警钟。南京“彭宇案”引发热议，有人认为中国正常伦理观念遭受了毁灭性的重创，有日渐衰微之虞。因此，重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下的教育核心价值观、建构新道德、改造提高国民素养应该是目前启蒙的重要主题，是去除“文化地沟油”、绿化“心灵沙漠”、清扫“垃圾生”的首要任务。启蒙的根本途径应该是教育—文化的、道德的、制度的教育，藉此培养合格的公民，建设和谐社会。

　　2.教育意味着塑造人格、提升境界而后自我完善。

　　教育以塑造人格为基础，其起点与底蕴是“修身”，它是“修齐治平”的前提。“君子修己以敬”，小者“止于至善”，大者则“修己以安人”[4]。这就要求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让学生掌握某种专门知识、具备专业的工具理性层面，更重要的是将工具理性上升到价值理性，增长判断力、培养正确的价值观、提升精神境界。大学以精神为最上，有精神，则有境界，则自成气象，自成高格，然后人才辈出。这样的人才定会“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定能肩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定能具备“处庙堂之高则忧其

　　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的博大情怀，最终成为 文化强国的擎天柱。所以温家宝说：“中国需要 教育，更需要有理想、有本领、勇于献身的青年，这是中国命脉之所在。”

　　3.教育意味着人的和谐发展。

　　经过启蒙和人格升华后，人和谐发展的主要内容在于：一是约束规范自己的行为，与 社会群 体的整体规则、制度相协调并促进其发展，即“君子和而不同”“古之学者读书为己”之谓。二是培养自己的内在品性，即对构成文化模式的价值、信仰、 语言和其他符号形成认同而主动性地创造，是把社会的文化价值系统所蕴含的美好道德“内化”为自我品性，并通过个人努力与“忠恕”的观念，推己及人，把文化价值系统社会化、具体化、体制化，并为社会整体的维护与发展提供整合力量，即“以人弘道，非以道弘人”之旨。内在品性的培养及其“外化”是求仁，外在行为的约束与规范及其“内化”是循礼。内外互动显示了既非自我封闭，亦非自我扩张。它是以“仁”为整体象征的文化价值系统与以“礼”为整体象征的社会化规范系统在此相衔结并相互影响与推动，从而构成自成体系的和谐人格系统，成为推进文化与社会共同发展的内在动力。提供、引领社会赏识、崇尚高尚的人文精神，让社会风气朝健康的方向发展正是大学的责任所在，是学者的责任所在。

　　中国是礼仪之邦，儒雅之风泽被亚洲，影响世界，教育思想源远流长。自孔、孟到朱熹以降的整个漫长历史进程中，教育的“核心价值”都是通过与时俱进的“仁”的道德约束和符合时代要求的“礼”的修身方法来培养“治国平天下”的“至善”之“君子”(或成人、士)。所以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礼之所见惠者深潜。

　　中国近代社会由于积贫积弱，饱受外国列强的欺侮蹂躏，有识之士以民国四大教育家张伯苓、大学教育家蔡元培、实行平民教育开启千万国人心智的晏阳初和儿童教育家陈鹤琴为代表，在借鉴外国教育理念的基础上，以“教育救国”作为文化图强的途径。被毛泽东誉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的陶行知先生对现代中国教育思想影响最为深远。陶先生把生活教育当作改造中国教育、社会的唯一出路。

　　后来，我们的教育出现了一些异常，或与“思想 政治教育”简单地划等号，或粗暴地认为教育就是“阶级斗争工具”“专政工具”，以及“教育商品化、市场化、产业化”等。老实说，这些观念，尤其是“三化”理论混淆了教育核心价值观，造成教育领域的思想迷茫，导致科学研究前进缓慢、学术至上受阻等多种不良影响至今犹在，以至于教育的核心价值在人们的心目中模糊淡化甚至丧失。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及时召开，为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更上一层楼开创新天地吹响了号角，重塑教育的核心价值显得尤为重要，刻不容缓。　　 教育有了“核心价值”，大学校长们就有了 工作的轴心，不再囿于自己的一方小天地患得患失，而是将个人职责与整个教育兴邦大计连在一起，将个人利益与全民族利益紧紧连在一起，于是，全局与一域自分，万世与一时立断，高下立判，妍媸毕现，君子之儒与小人之儒不言而喻。

　　教育有了“核心价值”，大学校长们必然运筹帷幄，明白重振教育雄风、培养杰出人才，关键在于必须有“君子之器”的师资。所谓有“君子之器”，是因为 “君子”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准则，循仁遵礼，躬行“克己”与“爱人”美德 。“膺师范之任者，必当效品养德，循礼奉法，言动威仪足为楷模。”“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风，必偃。”[8]是以优胜劣汰，良莠分明，大师又现，大器将形。一扫往日急功近利之颓风，大学不再是简单的“ 职业培训所”、外国名校的预科;学生从“ 考试机器”一变而成传承、创造先进 文化的星星火种， 社会继而弦歌之声相闻，雅颂之声四起，美风俗、厚人伦、正得失、明是非，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文化强国必将为期不远矣。

　　教育有了“核心价值”，大学必然会成为继承、创造先进文化的重要阵地。温家宝说“世界都在谈‘中国崛起’，人们议论最多的是GDP，但我以为‘中国崛起’的标志是在人才、是在教育。”[9]而教育，最后当然聚焦于大学教育。但大学之大，不唯其校区面积之大，师生数量之大，设施规模之大，投资款额之大，而在于是否大气，是否具有鄙视世俗价值观的孤高之气，是否具有引领国民人格和民族精神走向崇高的浩然之气，是否具有敢于追求真理和高擎理想火炬的凛然之气。有此气，再小亦大;无此气，再大亦小。大学之大，唯在气大而已。

　　“南开之所以涌现出一大批志士仁人和科技文化俊才，是因为她有自己的灵魂。人是要有灵魂的，学校也要有灵魂。”[10]如果说，教育的“核心价值”是教育之魂，大学就是社会的道德之魂，就是人类社会遗传的基因，其本质就是大学精神。它包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前者教人“求真”，后者教人“求善”。“真”的迷失，必然弄虚作假;“善”的缺席，必然导致道德感、正义感和崇高感的麻木。社会庸俗不可怕，大学庸俗才可怕。

　　大学校长应当高瞻远瞩，鼓励培育新的发明， 发展可能影响深远的健康思想，哪怕等到这些发明和思想开花结果还要花上十年甚至百年，也应该是我们坚定不移的信念。资料证明，这似乎与“去行政化”毫无关联。1917年，蔡元培恰恰是在被任命为北大校长之后，校风为之焕然一新，人们至今还在怀念：“在蔡元培之前之后，北大校长走马灯似地轮转了多少才士俊杰，但提起北大校长，让人首先想起的仍然是蔡元培，只有蔡元培。”个中道理，美国 哲学家杜威先生做了很好的回答：“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巴黎大学、柏林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之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所以，重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下的教育核心价值，是提高国民素养、培养杰出人才、文化强国之路上非常重要的一环，是广大教育工作者面临的一道艰辛命题，需要我们努力求解，且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