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劳动力素质升级与经济发展对中国的启示论文
美日劳动力素质升级与经济发展对中国的启示论文
经济发展不仅意味着国民经济规模的扩大，更意味着经济和社会生活素质的提高。所以，经济发展涉及的内容超过了单纯的经济增长，比经济增长更为广泛。就当代经济而言，发展的含义相当丰富复杂。发展总是与发达、与工业化、与现代化、与增长之间交替使用。以下是学习啦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美日劳动力素质升级与经济发展对中国的启示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美日劳动力素质升级与经济发展对中国的启示全文如下：
摘 要：面对中国的劳动力素质的快速提升，需要研究什么样的经济结构或产业结构才能更好地与之相匹配，或者说政府与社会需要进行什么样的调整才能更好地利用劳动力素质快速提升所带来的人口红利。为此，考查当美国和日本达到与中国劳动力素质提升水平相当的特定阶段时，其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和政府所采取的主要政策，发现美国和日本都具备人力资本快速积累、重视工业技术、政府通过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或制定产业政策等手段促进经济发展、工人的权利得到提升且工资上涨等特点。这些特点，有一些是中国已经具备的，有一些则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借鉴和指引意义。
关键词：劳动力素质;人口红利;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经济发展;社会保障;产业结构;产业升级。
近年来，中国的劳动力素质快速提升，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升级奠定了良好的人力资本基础。面对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日益提高，我们更需要了解的是：当劳动力素质提高到某个特定阶段时，会为社会经济带来什么样具体的影响?
什么样的经济结构或产业结构才能更好地与之相匹配?或者说政府与社会需要作出什么样的调整才能更好地利用劳动力素质快速提升所带来的人口红利?为此，本文考查了当美国和日本达到与中国劳动力素质提升水平相当的特定阶段时其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和政府所采取的主要政策，希望能够为上述问题的解答提供一些启示。
本文以第 6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对中国劳动力素质未来的发展情况进行了情景分析，推算了 2010—2030年中国劳动力素质发展的情况①，发现 2010年中国 25岁及以上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85年，接近于美国 1945年的水平，约相当于日本 1968年的水平;到 2020年，中国的这一指标为 93，大约与美国 1951年的水平、日本 1975年的水平相当;到 2030年，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102年，大约与美国 1965年的水平、日本 1983年的水平相当。因此，本文重点考查了美国和日本在上述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历程，并归纳出其主要特点，希望能够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借鉴和指引。
一、与中国发展水平相当时，美国的社会经济特点。
考察美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在1940年前后美国的发展特点是：(1)出现人力资本的加速积累;(2)工业技术研究得到快速发展;(3)开始建立社会保障网;(4)工人的权利得到提升，工资快速上涨。在 1950年前后，美国的发展特点是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达到了高峰。到了 1960年前后，美国的发展特点是：(1)联邦政府的管理和社会保障都得到了加强;(2)大学的研究地位进一步提升;(3)研究和工艺创新对工业的作用更加突显;(4)制造业出现分散化趋势，郊区化进程加快。美国经济社会的这些特点，有一些是中国正在经历的，有一些则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借鉴和指引意义。
(一)1940年前后美国的发展特点。
1人力资本加速积累。
进入 20世纪后，美国的人力资本都处于加速积累的过程。这个过程又可以划分为 2个阶段：1910—1940年由于接受中等教育的人口大幅增加，初步提升了劳动力素质，是人力资本形成的第一个高潮。第二个阶段始于 1970年，是由于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大幅增加，进一步大大提升了劳动力素质，是人力资本形成的第二个高潮。
(1)人力资本形成的第一个高潮。20世纪初，美国人开始意识到技术的重要性，认为国家的财富同时也体现在它的人民身上，只有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者才有可能掌握和应用新技术。1910—1940年，美国中等教育开始加速发展，中等教育入学率快速增长，高中的学校数量以及规模都大幅提高。这段时期，接受过高中教育的人数开始激增。1870年，美国 17岁及以上的人口中每 100人中仅有 2人为高中毕业，1940年则达到了 508人。从 每 10年 的 增 长 速 度 来 看，1910—1920年为初步加速阶段，增长了 8%;1920—1030年的增长速度仍然不断提高，10年间增长了 122%;1930—1940年达到了发展速度的顶峰，10年 间 增 长 了 215% (SnyderT D，1993)[1]。到1940年，美国25岁及以上人口中接受过中等教育的比例已经达到了 295%①。正是由于高中教育的发展，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快速增长，在 1886—1890年和 1926—1930年这两个阶段的人群中，男性平均在校学习时间由 756年上升至 1146年(EngermanSL，GalfmanRE，2008)[2]15，使得美国的人力资本迅速增长，出现了人力资本形成的第一个高潮。中等教育尤其是高中教育的进步对于人力资本存量的大幅增长贡献巨大。中学教育普及能够解释 40～44岁的男性 1930—1970年总教育进步的 70%。
与此同时，美国高等教育也有一定的发展。大学教育在 19世纪末的美国仍然比较稀罕。1869—1870年，美国授予的博士学位数量仅有 1人，1879—1880年增加到 54人，1889—1890年也还不到 150人(SnyderTD，1993)[1]。1910年，美国 23岁的居民中只有 2%获得学士学位(或同等的专业资格学位)(EngermanSL，GalfmanRE，2008)[2]。在中等教育发展加速之后，美国的高等教育也逐渐发展起来，主要是在 1929年之后。从事高等教育的机构从 20世纪 30年代开始增加明显，从1870年的563家增加到1930年的1409家(见图 1)。高等教育毕业生数量也出现较大增长：1929—1930年，获得本科学士学位的人数达 122万人，是 1870年的 13倍;获得硕士学位的人数达 15万人，是 1880年的 17倍;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为 2299人，是 1880年的 43倍(见图 2)。
(2)人力资本形成的第二个高潮。美国人力资本加速积累的第二个高潮始于 1970年，这与二战后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相对应。出生于婴儿潮时期的大量人口进入大学，研究生教育得到了巨大发展。1970年，博士学位获得者急增至约3万人，是 1940年的 9倍;硕士学位获得者的人数达到了约 21万人，是 1940年的 8倍;学士学位获得者的人数达到约 79万人，是 1940年的 4倍(见图 2)。由于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大幅增加，美国的人力资本积累也随之出现大幅增长。1970年，在 25岁及以上的人口中受到大学及以上教育程度的约有 232万，占同龄总人口的比重达21%;劳动力受教育年限的中位数从 1940年的86年增加到 1970年的 122年(见图 3)。
2工业技术研究快速发展。
美国 20世纪 40年代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工业技术研究得到了快速发展，从而进一步提升了美国工业的竞争优势。
(1)政策组合对工业研究的促进。工业研究的发展是美国在 20世纪早期制造业重建计划的重要内容。20世纪初期，美国许多大型公司内部都建立起工业研究机构，它们既重视新技术的发明，同时也很关注来自公司外部的技术研究成果。
工业研究兴起得益于美国一系列政策的组合。
首先，20世纪早期出台的反托拉斯政策对工业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虽然这些政策的本意并非主要在此。反托拉斯政策反对公司横向兼并，反对大型公司对单个产业的控制，从而迫使大企业只能向其他产业延伸进行多元化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企业需要重视工业的研究，或者是进行自主的工艺创新、或者是通过向外购买新技术才能获得优势。例如，柯达公司、杜邦公司等都采用了这样的发展模式。因此，1921—1946年间，美国从事研究开发职业的人数有了较大的增长。
其次，美国在 20世纪早期加强了对知识产权的管理，提升了专利局的地位，增加了专利检查的人数;修改了专利权法，扩大了专利保护的范围，同时对专利权的有效期进行了限制。这些措施成为促进企业加强工业研究的动力：一方面，企业能够放心地进行技术创新研究而不用担心其成果会被其他企业盗用从而减少超额利润，另一方面，企业必须持续地进行技术研究以应对关键专利到期后产生的竞争。
(2)高等教育机构与工业研究的联系加强。
20世纪上半叶，美国的工业研究得到了高等教育机构的助力。高等教育机构与工业研究之间的联系加强了，这主要是得益于以下 2方面因素的作用：
一方面，由于州政府加大了对大学等研究机构的支持力度，使得公立大学愿意加强与工业组织之间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联系，为本地区创造经济利益。20世纪 30年代，州政府对大学的研究资助超过了联邦政府，这与二战后的情况有较大区别。这也使得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能够得到快速扩张，而教育活动的扩张也使得大学研究与工业研究的联系更为密切。在 1940年以前，就有许多美国的大学成立研究中心来跟踪工业实验室的技术发展。
另一方面，大型工业企业也开始对高等教育机构进行资助，使得高等教育机构更注意工业企业的研究需求并开展与其相吻合的研究。例如，杜邦公司在 20世纪 20～30年代向美国多所大学的学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提供资助，相应地也得到了这些大学对其研究的帮助和建议。20世纪初，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电话电报公司等多家公司开始为麻省理工学院提供长期的资助，该学院在1913成立了电子工程研究专业，对美国相关产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另外，与欧洲相比，美国高等教育的课程设计和研究项目也更贴近工业和商业实践的需要。
可以说，正是由于高等教育机构与工业研究的联系得到了加强，才极大地提升了美国工业技术研究的能力。
3开始建立社会保障网。
作为经济大萧条后政府的应对政策，为了改善老年人的生活状况，美国从 20世纪 30年代开始着手建立社会保障制度。1934年，罗斯福政府成立了经济保险委员会，1935年提出《社会保险法令》，经 1939年和后来的修正案后提出推行失业保险、养老金和其他福利，并最终在 1942年正式实行，开始支付退休金。
罗斯福政府所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分为 3大方面：一是失业保险，保险金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出资，并强制要求企业交纳失业保险税。二是养老保险，要求除了政府、教育等机构外，收入在 6000美元以下的雇员都必须参加，资金由雇员和雇主双方共同支付，年满 65周岁的居民就可以领取社会养老金。三是失业救济、医疗补助、住宅保险、教育保险以及特别针对黑人和退役军人的教育支持等社会福利。罗斯福政府所建立的社会保障网不仅对促进美国尽快走出经济衰退、缓解社会矛盾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对美国以后的社会经济发展影响重大。
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开始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对其自身而言意义重大。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虽然社会保障事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但仍然可以从美国的社会保障建设中吸取经验：
经济的快速发展，必须要有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来支撑。因为经济的长期均衡发展不能仅仅依靠投资来完成，而是需要投资与最终消费的相互均衡促进。如果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大部分居民的消费便会由于预防动机、收入增长相对较慢或失业带来的收入停滞而受到较大限制，并最终制约经济的发展而只能通过危机的形式来寻找解决。中国在经历了长期的经济高速发展后，目前所面临的社会保障建设形势更为严峻，人口老龄化日益加重、医疗保障水平相对较低等问题都亟待解决。美国在 20世纪 4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之后开始建设社会保障体系，给予中国的启示并不是如何建设这一体系，而是应该提高对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重视程度。
4工人权利得到提升，工资快速上涨。
20世纪 30～40年代，美国工人的权利得到提升，一系列政策的促进和工人运动的努力使劳动者的工资得到提高，劳动工时缩短。为了促进美国尽快走出大萧条，罗斯福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其中特别引人关注的一项是1933年通过的《工业复兴法》。在该法案中，首次要求雇员与雇主一起就劳动时间、工资等问题进行协商，加强了雇佣合同对雇主的约束，并要求减少工人的劳动时间。同时，该法案还允许工资急速上涨。《工业复兴法》通过制度化的形式提高了美国工人的权利，促使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关注自身的权利并通过罢工和组织工会等形式来维护权利。在这种背景下，1935年美国又颁布了《国家劳工关系法》，提高了工会的地位并将集体谈判放在了中心地位。1938年，美国又通过了《公平劳动标准法》，对劳动者的最低工资水平和劳动时间进行了规定。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工人的工资出现了较快增长。以制造业工人的收入为例，1900—1929年平均每年增长了 143%，而 1948—1973年平均每年增长了 235%。以制造业雇员的平均周总收入为例，美国工人在 20世纪 40年代初至 50年代初期的工资增长是非常快的，尤其是 1941—1944年，年增长率都达到了 17%以上(见表 1)。工资的提高最终促使美国形成了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
美国工人权利的提升和工资的提高，一方面当然与工人运动有密切关系，但另一方面也体现出美国社会普遍认识到，人数巨大的劳动者群体收入的提高，有利于提高美国的消费能力、实现美国的经济繁荣，过大的收入差距会扩大社会消费水平与生产能力之间的矛盾并最终导致爆发经济危机。这一点，即便对现在的中国也很有警示意义。
(二)1950年前后美国的发展特点。
在 1950年前后，美国的发展特点是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达到了高峰，直到 20世纪 90年代才出现衰退的趋势。在美国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条件下，以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为代表的制造业产品却仍然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保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稳定的出口增长。有研究表明，这种竞争力的来源主要在于从人均水平来看，美国在对劳动力技能和知识的教育培训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教育经费投入和入学率都是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在 20世纪中期以前，美国在小学、中学、技术学校和大学等领域的教育质量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到 1960年，美国成年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也依然比西北欧国家的高(DenisonE，1967)[28]。人均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是美国获得技术、知识密集型产品比较优势的最重要基础。这种比较优势在 20世纪 80年代出现下降趋势，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在于美国教育质量的下降。美国 1980年的教育水平比 1967年下滑了 125个年级(BishopJH，1989)，因而对美国的制造业竞争力产生了较大影响。
(三)1960年前后美国的发展特点。
1联邦政府管理和社会保障的加强。
到 20世纪 60年代，美国更加注重政府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以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肯尼迪政府(1961—1963)希望通过进一步增加政府支出和减税来促进经济增长、为老年人口提供医疗救助、增加对内陆城市的支持、增加教育投资等。虽然许多提议在当时未得到通过，但却在下一届政府执政时期得到 实 现。约 翰 逊 政 府 (1963—1969)提出要建设“大社会”(greatsociety)，让更多的居民分享美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政府成功实施了许多新项目，如医疗救助、给贫民发放食物券以及各种各样的教育倡议(如为高中生和大学生提供补助等)。
这些项目也使美国政府的财政支出大幅增长。例如，医疗保险的财政支出从 1966年的 10万美元不断快速增长，1970年就达到 620万美元，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也从 007% 增长到314%。1980年，医疗保险的支出增加至 321万美元，占财政总支出的 543%。除了医疗保险外，美国其他的社会保障支出也从 20世纪 60年代开始快速增加。1950年，美国社会保障支出仅80万美元，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仅为 188%。到1960年，社会保障支出已达到 116万元，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上升至 1258%;1970年，该项支出达 303万美元，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为 1549%(见图 4)。由于各项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美国的财政赤字再次出现并不断扩大，从 1960年的结余 30万美元，变成 1970年的赤字 280万美元，1980年则进一步上升至 738万美元(见图 5)。财政赤字的扩大也说明联邦政府的干预在不断加强。
2大学的研究地位进一步提升。
20世纪 60年代，联邦政府管理的加强还体现在对美国大学的作用与影响上，促使美国大学的研究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
一方面，联邦政府对大学的投入大幅度增长，大学的研究经费巨幅激增。1935—1936年，大学研究经费仅有约 5亿美元，1960年则超过了 24亿美元，从而支持了许多项目的研究，使美国的主要大学成为世界性的研究中心，为美国的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美国大学公共经费的来源结构在 20世纪 60年代出现了较大改变。不同于 20世纪 40年代以州政府为主的经费来源结构，战后联邦政府对大学的投入大幅增加，成为大学公共经费的最主要来源。联邦政府的投入增加，使企业对大学的研究资助相对下降。
1953年，美国大学的研究经费中有 11%来自私人企业，1960年则只有 55%。
另一方面，联邦政府还通过其他手段来促进大学研究的发展。例如，要求学校加强研究与教学之间的结合，提高对研究的重视程度。在欧洲和日本，很多研究是由大学以外的研究机构来完成的，而在美国许多项目的研究都在大学中开展。
3、研究和工艺创新对工业的作用更加突显。
20世纪 60年代，美国的科学技术研究得到极大加强，对工业的作用更加明显，使美国的许多产业如商用机器、计算机、飞机、化工产品、医药制造等获得了以技术和创新为基础的强大竞争力。
该阶段美国科学技术研究和创新的加强主要得益于两大因素：第一，美国大学的研究能力已经非常突出。作为综合性的研究研究机构，加之美国大学一贯注重与企业的实践相结合的特点，使美国的科学技术研究十分注重创新性。第二，美国的大型企业开始重视基础研究，加强了原有工业实验室的基础研究，强化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以及生产部门之间的联系。许多著名的大型企业，如美国无线电公司、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杜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贝尔实验室等都建立起了大学式的研究体系。这使美国企业的创新变得更为容易。
除了研究对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以外，工艺创新(processinnovation)在这个阶段也显得十分重要。如杜邦公司、默克制药等企业都是通过工艺创新获得了产品上的新突破，为企业带来了巨额利润和强大的竞争优势。
在这个阶段，研究与工艺创新的相互结合对美国工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科学技术方面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提高了美国工业的生产力并促进了经济的扩张，而工艺创新则使得对经济规模的追求成为动态的长期过程[2]。
4、制造业出现分散化趋势，郊区化进程加快。
19世纪末 20世纪初，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美国由于制造业的集聚而形成了许多大都市。然而，到了 20世纪 30～40年代，随着城市土地价格的不断上涨以及交通技术的进步，制造业开始出现在都市周边地带分散化发展的趋势。例如，由于飞机制造公司在洛杉矶的集中，吸引了大量的辅助性企业在洛杉矶县投资设厂。另外，还有船舶公司在郊区里士满设立的造船厂等。此后，制造业在大都市郊区分散的趋势不断加快。1940年，美国的郊区工业园区只有 35个，到了 20世纪70年 代 初，则 达 到 了 2500多 个。(孙 群 郎，2005)[4]45。
随着工业迁移，郊区的就业人数快速增加。
1947—1972年，人口超过 100万的都市地区流失了 88万个制造业岗位，与此同时，其郊区则增加了 250万个岗位。1958—1967年，大都市区的就业年增长率为 18%，中心城区仅为 07%，而郊区的增长率却高达31%(BirchDL，1975)[5]。
早在 1963年，在中等规模的标准都市统计地区(SMSAs)中，超过一半的制造业与零售业就业是位于郊区的[2]26。制造业的分散也带来了郊区人口的快速增长，郊区的人口增长速度大幅超过了中心城区和大都市。1940—1950年，郊区的人口增长率达 347%，比中心城区高出 208%，比大都市高出 129%。1950—1960年，郊区的人口增长率达 486%，比中心城区高出 379%，比大都市高出 222%。
美国工业分散和郊区化进程加快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大都市的土地等各种资源总是有限的，当工业集中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土地价格快速上涨、城市越来越拥挤等因素的影响，集中所产生的成本就会高于集聚带来的收益，制造业就会向大城市的周边郊区地带分散。第二，由于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大发展，有效地缩短了郊区与大都市之间的距离，减少了生产和生活外迁的成本。二战后，美国对公路建设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1944年，联邦政府开始资助城市道路的建设。在此带动下，各州政府也大力扶持公路的建设，使美国的公路里程迅速增长，从 1930年的69万英里增加到 1960年的 256万英里。联邦、州和地方三级公路交错纵横，大量的环城公路和辐射公路改善了城郊间的交通状况。第三，郊区的住房价格相对便宜，而且美国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居民在郊区置业，越来越多的居民趋向于在郊区定居。例如，通过设置住房抵押贷款的条件等鼓励居民在郊区购买住房。由于政府的鼓励，1950—1970年大都市新增住宅 2100万套，只有约 33%位于中心城区，余下将近 1400万套都建设在郊区①。
二、与中国发展水平相当时，日本的社会经济特点。
根据劳动力的平均素质水平来看，中国从现在到 2030年这一阶段，基本对应于日本 1968—1983年的阶段。这一阶段对日本经济而言意义重大，是日本在二战后进入高速增长并随之进入稳定增长的时期。日本在 20世纪 60年代至 70年代初处于高速增长的阶段。进入 20世纪 70年代后，由于石油危机和受到美元贬值的影响经历了短暂的经济下滑，随后又再次迅速恢复稳定增长，甚至在 1981—198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中所受影响也不大。这与日本采取一系列措施后形成的产业升级和企业、劳动力素质提升是密不可分的。
1人力资本加速积累，职业培训作用巨大。
20世纪 60年代后期至 70年代是日本的人力资本高速积累的阶段。从 20世纪 50年代至70年代，在日本的新增劳动力中仅中学毕业的人数持续大幅度减少，从 1955年的 63万人下降至1975年的 6万人，中学毕业生占新增就业人口的比例也从 600%下降至仅 61%。取而代之的是高中毕业生和大学及以上毕业生的持续增长。高中毕业生从 1955年的 33万人增加至 1970年的80万人，占新增劳动力的比例也从 314%上升至620%。1970年，高中毕业生在就业总人口中的比例达到了顶峰。大学及以上毕业生从 1955年的 9万人持续增长至 1975年的 35万人，其在新增劳动力中的比例也从 86%提升至 354%。观察各个阶段的增长速度，可以发现大学教育效果提升最快的阶段是在 20世纪 70年代，1955—1960年，大学毕业生占新增劳动力的比例仅提高了 05%，而 1965—1970年 则 提 高 了 96%，1970—1975年更是提高了 137%。因此，20世纪 70年代是日本劳动力学历加速提高的阶段(见表 2)。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日本出现了劳动力快速高学历化的现象，但其国内有研究认为，学校教育本身并未对提高实际劳动生产率有较大促进作用，而是在甄别人才方面发挥的作用更大(安场保吉、猪木武德，1997)[6]12。而此前的研究普遍认为，日本的职业培训对提升生产率的作用更明显。
日本的职业培训具有较扎实的法律基础。日本政府曾多次制定和修改法律来保证劳动者能够得到较好的职业培训。日本早在 20世纪 40年代就通过《劳动基本法》、《职业安定法》等法律保证劳动者获得职业培训的权利，并规定了失业人员必须通过职业培训才能再就业。20世纪 50年代，日本又制定了《技能养成规定》和《职业训练法》，对公共职业训练和民间企业的职业培训都作出了规定。20世纪 60年代，日本在劳动省下设立职业能力开发局，对职业培训工作进行监督和管理。
日本的职业培训体系包括专门的职业培训机构、企业内部的在岗培训等方式。日本从 20世纪 50年代起逐步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包括多种培训机构在内的多层次的职业培训体系。日本的培训机构大致可以根据管理部门的不同划分为 3大类：
第一类是由各个都、道、府、县等各级政府设置的职业培训机构，一般是对求职者进行基础的技能训练。第二类是由雇佣事业促进团直接管理的职业培训机构，包括针对各培训所培训师的中央培训大学，针对高级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的职业培训短期大学，针对初中毕业生的综合高等职业训练学校，针对在职劳动者的以短期培训为主的技术开发中心。
培训机构主要是对劳动者进行脱岗培训，除此以外，日本的大型企业通常会对劳动者实施根据具体岗位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的在岗培训方式(ontheJobtraining)。一般来说，当企业招聘了大学毕业生作为新员工之后，由学校教育产生的大学毕业生与企业自身需要的员工之间不会存在完全的技能吻合，两者之间的差距需要通过企业的在岗培训来消除。企业中会有指定的上级或者老员工对新员工在工作现场中进行有计划的、持续性的指导，从而使新员工能够快速掌握工作中所需要的技能，缩短变成一名熟练员工的时间。
日本的在岗培训不是一个短期的过程，而是会持续好几年，同时也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在设计、实施、检查等各个环节都有监督。在岗培训实质上是由企业承担了对大学毕业生进行培训的成本，从而解决了由学校教育出来的毕业生不能完全满足企业需求的问题。当然，日本企业能够普遍推广在岗培训，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其雇佣方式以终生雇佣制为主，企业不用担心培养的员工会大量流失从而无法弥补培训成本。
2、走上技术立国之路。
(1)从技术引进向自主创新转变。日本一直非常重视科技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 20世纪 50年代，日本的科技水平与美欧相比还比较落后，这一阶段日本主要是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来实现追赶。美国对日本的支持使得日本在技术引进方面获得了很多便利条件。在这个过程中，日本非常注意让各大企业都有接近外国技术的均等的机会，从而在企业间形成良好的竞争。另外，日本在技术引进阶段还有一个特点，即主要依靠购买技术本身(如购买专利使用权等)而不是通过购买机器来实现技术的引进(冯昭奎，1996)[7]，从而能够对技术有更好的掌握。通过引进先进技术，日本只使用了很短的时间和相对较低的成本就缩短了与欧美的技术差距。1949—1970年，日本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的成本只有 57亿美元，而这些技术在原产国的研发费用则高达 1800～2000亿美元，而且研究时间至少为日本引进消化时间的5倍(李健民，2009)[8]。
在技术引进的同时，日本不仅重视对技术的消化吸收，同时还强调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开发的结合，对引进的技术不断进行改良和提高，形成自己的特色技术。例如，在钢铁产业中，日本就从美国、苏联、德国等多个国家同时引进不同的先进技术并对之进行融会贯通，从而开发出新的技术并超过了原技术引进国的水平。
到 20世纪 80年代，日本的科技水平与欧美日益接近，而且由于日本与欧美国家的经济摩擦日益增加，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的难度增加了，因此，日本在这一阶段更加强调培养科技自主创新和研发能力。1980年日本通产省发布的《8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展望》提出，要走“技术立国”之路。日本开始从以技术引进和模仿为主转向技术的独立研发。在这种背景下，日本首先加大了对科技的投入，其研究费总额在 20世纪 70年代超过欧洲各国，1984年超过苏联，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翟薇，2012)[9]。1980年，日本的研究经费投入增长至少46838亿日元，是1960年的254倍，研究经费投入占 GNP的比重接近 2%(许艳华，2011)[10]。
(2)政府及其所属研究机构的推进作用。在技术创新和研究上，日本政府及其所属的研究机构也起到了重要推进作用。通产省在 1965年设立了“大型工业技术研究开发制度”，由政府承担全部经费，由政府所属的研究机构来承担和推动产业构造的高度化，强化国际竞争力，合理开发天然资源，防止工业公害，紧急且必要的先导型、扩散型大型工业技术等方面的研究。1981年，通产省又设立了“下一代产业基础技术研究开发制度”，也是由政府承担全部经费，由政府所属的研究机构来承担和推动“对 10年后产业发展必要的、涉及效果大、应用范围广的基础性技术”的研究以及包括“新材料、生物技术、新技能因子”等领域的研究(刘海波，1997)[11]。另外，政府的研究开发机构还承担了大量基础性的研究，包括新技术的理论研究、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前提、产业的基础性和共用性技术开发、产业的技术计量标准等。
3、政府积极参与对产业发展和升级的引导。
在日本的产业发展和产业升级过程中，政府起到了积极引导和多方面大力扶持的作用。在日本的历次产业升级过程中，政府的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都非常明确，这也是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特点。日本政府一般是每 10年对社会经济的发展目标和相应的产业政策进行一次调整。
在 20世纪 60年代，日本的产业政策主要服务于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缩小与欧美的经济差距。
这一阶段的产业政策主要集中在重化学工业化上，如钢铁、炼油、石化、机械、电力、煤炭等，主导产业的特征是以出口为导向且具有技术先导地位。这一阶段日本颁布了《企业合理化促进法》、《电子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等产业扶持政策，以此为基础推进了机械工业的专业化、批量化生产。
在这个阶段，通产省通过“行政指导”促进了企业之间的合并，以此实现企业规模的扩大。
20世纪 70年代，由于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等问题开始显现，政府与民众都越来越关注能源、工业公害等问题，而且，由于石油危机带来的冲击，节能和新能源的开发被纳入日程。这一阶段的产业政策导便转向了由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结构转变。1971年的《7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构想》提出要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1976年的《产业结构长期构想》也明确提出降低重工业的增速、提升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速度。这一阶段，日本选择了电子计算机、产业机器人、通信机械、集成电路等具有高附加值的产业作为重点扶持发展产业。20世纪 70年代是日本产业发展的重要阶段，从 7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制定了多项意在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例如，1971年颁布了《特定电子工业及特定机械工业振兴临时措施》，并随后制定了“新能源技术研究开发计划(日光计划)”、“医疗福利机械技术研究开发制度”、“省能技术研究开发计划(月光计划)”等一系列产业技术政策，以促进日本的产业向技术高端推进。
20世纪 80年代，日本提出了“科技立国”的目标，把发展独创性的科学技术提升到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这一阶段的产业政策把更多的重点放在了技术的自主开发上，强调加快发展包括电子、生物工程、产业机器人、新材料等在内的高技术产业。《8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构想》和《产业结构长期设想》还特别提出要从资源和能源密集型的产业向省能型产业转变。同时，日本政府还制定了“下一代产业基础技术研究开发制度”、“重要地区技术研究开发制度”、“官民合作共同研究制度”、“完善新能源与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的研究开发体制”、“国际共同研究合作制度”
等一系列的产业技术政策。为了实现产业结构向高尖技术的转移，日本政府还针对受扶持的高技术产业实行税收优惠制度和特别折旧制度，并要求日本的金融机构向基础产业和高新产业提供重点贷款，如日本开发银行为从事高新技术产业化开发和完善加强研究设施的民间企业提供 15年以内的长期低息贷款。
4、工人经济斗争的加强。
二战后，日本的工人运动主要是经济斗争，以“春季斗争”为表现形式，兴起于 20世纪 50年代。“春季斗争”是指全日本各行业的工会联合起来，在每年的 2月份或者 3月份进行要求提高新年度工资水平的工人运动。进入 20世纪 60年代后，随着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日本的工人对于提高工资也有了更高的要求。1963年，“春斗委员会”提出日本工人也要享有与欧洲相同的工资水平的目标，并通过罢工的形式要求工资增长必须以上一年的实际工资作为基础。至此，不断蓬勃发展的工人经济斗争得到了加强，至1972年参加“春季斗争”的工人超过了 900万人。
“春季斗争”给日本工人带来的经济收益是巨大的。1964—1975年，“春季斗争”使工人的名义工资达到了两位数的增长率，即便是从实际工资的增长来看，20世纪 60年代后期至 70年代初期也大多数都在 8%左右，1972年还达到了 11%(见表 3)[12]。工人经济斗争强化的客观结果是导致了大部分居民收入的持续增加，从而使消费需求一直保持一个较为旺盛的状态，支撑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三、结语
结合上文分析可以看到，在与中国当前劳动力素质水平相当的阶段，美国和日本都出现了工人权利的提升和劳动报酬增加的情况，这对中国具有较大的启示意义。目前，中国也面临着劳动力成本提升的问题。问题的本质在于，当劳动力素质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之后，劳动力价值也必然相应地提高。这个阶段正是美国与日本经济增长较快的阶段，其中劳动力收入提高带来消费需求增加从而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