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突破口和成本化解载体(2)

　　10亿-4亿=6亿(人)

　　这6亿人口，就是我国需要城镇化的人口。然而，我国的农民工约有2亿人，据资料1986-1990年，全国农户平均人口为4.8～4.7人，考虑到部分农户可能不止一个农民工，因此，农民工与其全家人口的比例平均按1:3。由此，我们得出：

　　2亿×3=6亿(人)

　　这就是说，需要市民化的农民工及家人也是6亿——这刚好就是我国需要城镇化的人口。由此可见，中国的城镇化过程，实质就是农民工市民化过程。第四，农民工市民化，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拙文《发展成本化解理论探讨》区分了几种发展成本，其中发展成本Y是社会为实施农村人口向城市迁徙所发生的成本，这种成本在当时被延期支付了——这是我们对农民工的欠账。欠账是必须还的，现在到了该还的时候了。综上所述，我们应当得出结论：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是农民工市民化。 代写论文

　　应当指出，明确中国发展的基本问题和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拙文《发展成本化解理论探讨》探讨了中国发展成本化解的信息机制问题，获得如下认识：第一，发展成本化解机制问题本质上就是发展路径问题，实现了最优的发展成本化解机制等价于实现了最优的发展路径;第二，发展成本说到底是信息成本，由于存在信息获取悖论，因此并不存在信息成本的逻辑(巧妙的认识方法)化解机制——也就是说，人们要在发展之初就清楚地知道最优的发展成本化解模式亦即最优的发展路径，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三，存在另一种(即非逻辑的)信息成本化解机制：执政者只要真心实意为人民，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考虑问题，就有可能获得在逻辑上不可能获得的信息。作为社会过程来说，所谓基本问题，说到底就是要确立哪些人群是“人民”的主体，从而确立社会过程的主角。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社会过程是人民自我运动的过程。尽管在过程之初，由于存在信息获取悖论，我们不可能了解过程的所有奥秘，但是，只要明确某一历史阶段“人民”的主体，找到社会过程的主角，以此为根据谋划社会发展，就有可能在实践上创造最优的路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明确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由此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最优路径——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革命政权。拙文《发展成本化解理论探讨》探讨过，由于存在信息获取悖论，在改革开放之初人们不可能预先提出获取发展农民工群体信息的任务，但是，中国共产党依靠其与中国农民的血肉联系，依靠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领导农民创造了农村联产承包制，从而也就为后来的农民工准备了制度基础。由此推论，明确提出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是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以此为根据来谋划中国转型发展，也有可能在实践中创造出转型发展成本化解的最优模式亦即转型发展的最优路径。

　　三、小城镇建设——中国转型发展的突破口

　　本文所称小城镇，指县城城关镇和县辖建制镇，它上与城市相接，下与乡村相连，是连接城市与乡村的节点。顾名思义，转型发展的突破口也就是转型发展的第一步，因此，转型发展的突破口问题是转型发展路径问题的题中应有内容。关于此，本文的基本论点是：启动和加快小城镇建设是中国转型发展的突破口。

　　要说明小城镇建设是中国转型发展的突破口，必须深入讨论中国转型发展的内涵。显然，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发展即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的转变，而且也是社会发展即农村分散人口向城镇迁徙的城镇化过程。关于我国城镇化道路学界存在着许多争论，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不同主张：一是主张优先发展大城市;二是主张优先发展小城镇;三是主张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笔者赞同第三种亦即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主张。关于这种主张的理由，学界已有系统阐述，恕不赘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此前我国城镇化建设偏重于发展大城市，忽略小城镇建设。这样做已经产生了许多问题，如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主要表现是农民工没有市民化)、城乡二元结构加剧、城市房价居高不下、大学生就业困难等。由此笔者认为，我国转型发展应当包括从偏重于发展大城市向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转型。如果上述认识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应当得出结论：小城镇建设是中国转型发展的突破口。

　　我们说小城镇建设是转型发展的突破口，并不是说小城镇建设等于转型发展，而是说只有启动小城镇建设才能推进和更好地实现转型发展。

　　首先，以小城镇建设为转型发展的突破口，是解决转型发展基本问题的重要举措。如上所述，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是农民工市民化。但是，农民工收入偏低，很难负担其在城市居住的成本。据资料显示，只有约10%的农民工具有转为城市市民最起码的经济能力。而小城镇建设成本较低，可降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此外，小城镇与农村连接，启动小城镇建设可先发展产业后解决住房(农民工可先住农村原来的家)，由此农民工可先务工赚钱尔后购房，顺次完成市民化的任务。总之，仅仅发展城市，不能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只有启动和加快小城镇建设，才能有效地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其次，以小城镇建设为转型发展的突破口，是实现转型发展目标模式的关键环节。如前所述，中国转型发展的目标模式，一是调整分配政策，建立发展成果共享机制，从而进一步扩大国内市场;二是提升自主创新，实现产业升级，从而增强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显然，启动小城镇建设需要大量投入，这本身就是一个大市场;此外，启动小城镇建设，将极大地拓展发展空间，从而为我国城市和沿海现有产业转移提供场所，也为城市和沿海提升自主创新实现产业升级提供广阔的市场。由此可见，启动和加快小城镇建设，对实现中国转型发展的目标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以小城镇建设为转型发展的突破口，有利于打破转型发展最重要的“锁定”，从而加速转型发展。拙文《发展成本化解理论探讨》运用自然科学的能量概念和演化经济学的“路径依赖”和“锁定”概念，探讨了发展成本化解的能量原理，获得如下认识：社会具有自我发展能力，因为社会发展过程中总存在着差异，而社会差异就是社会发展的能量;社会发展原本并不存在发展成本，或者说所谓发展成本都是人为的(人为锁定造成的)，因此，促进社会发展的手段，说到底是要打破人为锁定。那么，中国目前最重要的“锁定”是什么?回答是：城乡锁定。造成这一锁定的原因，是我们偏重大城市的发展，忽视小城镇发展。也许这在发展初期是必须的，但是在今天已造成了诸多严重后果。启动和加快小城镇建设，就可形成多种能量流动，促进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地发展。前面说到，小城镇建设将为我国城市和沿海现有产业的转移提供场所以及为城市和沿海产业升级提供市场，就是一种能量的流动。此外，启动和加快小城镇建设，可吸引一部分大学生到小城镇就业或创业，从而实现人才的合理流动。这部分人将会在小城镇购房，从而使城市居高不下的房价得以缓解，这同样是能量(人才和资金)的流动。总之，启动和加快小城镇建设有利于打破中国转型发展最重要的“锁定”，促进能量流动，推动和实现转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