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2012年10月27日，亚洲开发银行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在第31次CMRC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发布了双方合作的报告《超越低成本优势的增长：中国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本文介绍了该报告的主要观点，并就中国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
中等收入陷阱至今没有一个严格定义，通常指一国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一般把它与拉美和某些东南亚国家联系在一起。 中等收入陷阱有许多典型的例子。拉美国家如巴西、墨西哥等，东南亚国家如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这些国家六十年代的时候已经是中等收入国家，现在还是中等收入国家。而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则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反例。虽然各个国家陷入陷阱的原因不同，一个共同特征是当劳动力由过剩变为短缺、劳动力成本上升时，产业不能实现升级，导致一国既无法与低收入国家以低成本优势竞争，又不能和高收入国家在高价值产品上竞争。而跨越陷阱国家的一个共同点恰恰是它们能够通过创新促使产业升级，从而加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一国如何通过不断创新实现产业升级?对此有共识也有争议。共识主要有两点：一是产业升级需要大量勇于创新的企业，因为企业是创新主体。二是政府应提供一个鼓励创新的环境，其中包括政治与经济的稳定、良好的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本、有效的市场竞争机制、健全的金融体系、社会的包容、健全的法制、产权保护以及廉洁高效的政府。争议主要集中在如何实施产业政策。每个国家国情各异，政策的着力点也应不同。
二、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中国三十多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可归结于以下几个因素。一是改革开放。二是生产要素价格低廉，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和能源。三是政府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解决了发展中国家经常碰到的市场“失灵”问题，如信息不对称、协调不完善等。其他成功因素还包括国民的高储蓄率、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人口红利以及稳定的社会环境。
但中国经济发展也伴随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也使中国面临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报告讨论了六个主要问题。第一是中国技术生产力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尽管中国劳动生产率高速增长，但2009年其水平只有美国的10%左右。中国虽是世界上最大的科技产品出口国，但大约80%是加工贸易，附加值很低，iPod、iPad、iPhone就是典型的例子。产业升级需要一大批勇于创新的企业，但是中国民企规模相对较小，国企生产效率激励机制有待改进。
第二是工资上涨与人口老龄化会侵蚀中国的低成本优势。如图1所示，近年来中国实际工资增长率超过了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沿海地区开始出现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中国正在接近刘易斯拐点。且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逐渐消失。
第三是经济增长来源不平衡。需求方面主要是居民消费不足，供给方面主要是服务业发展相对落后，如图2所示，我国服务业就业占比只有34.6%。经济结构失衡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体制改革不到位。如高投资率与要素价格扭曲，国企和地方政府过分追求高投资与扩张的行为有关;市场准入限制、城市化程度低导致服务业发展滞后。对出口的过度依赖增加一个国家对外部经济环境的脆弱性。持久的贸易顺差也会加剧全球的经济失衡，并导致其他国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要素价格的扭曲，一方面提高了出口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也会削弱中国企业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动力。
第四是收入差距扩大。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均消费的基尼系数仅为30左右，2008年达到43.4，在亚洲属于偏高水平。中国农村贫富差距比城市更大。虽然技术进步、全球化分工可能导致收入差距扩大，但在中国收入差距的扩大也反映了经济改革不到位。如户籍制度;大量行政干预资源配置产生寻租机会;政府公共服务投入不足等。
第五，能源与水资源的制约与环境可持续性。中国已经成为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中国是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中国水资源短缺和能源供应安全也可能成为将来增长的制约因素。
第六， 日益挑战的外部经济环境。如图3所示，最近几年中国已经成为各国采取歧视性贸易措施的首要目标。中国在制订经济政策时需充分考虑政策的外溢因素，以保证稳定和谐的外部经济环境。
三、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政策选择
中国应如何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有六个原则和三个对策。六个原则包括：在低成本和创新的关系上更依赖创新;在市场与政府关系上更依赖市场;在消费和投资关系上更依赖消费;在内需与外需关系上更多依赖内需;在增长与分配的关系上更加兼顾增长与分配;在发展与环境的关系上更加兼顾发展和环境。三个对策包括：一是要超越低成本优势，通过科技创新实现产业升级，推动知识型济的发展;二是要深化企业、要素市场和财政体制改革，推动城市化与服务业的发展，以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三是要保持一个良好的经济与社会环境，包括稳定的宏观经济、健全的金融系统、社会和谐与包容、环境的可持续性、稳定的外部经济环境。
关于如何推动创新和产业升级，一些具体措施如下。第一是要深化企业改革。图4显示国企利润率远远低于私营企业。国有企业改革主要是进一步弱化行政干预，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使企业完全以商业化运行。同时加强对国企监督与绩效评估，防止腐败现象。对于民企主要是创造民企与国企公平竞争的环境，特别在市场准入、融资和税收方面，此外鼓励企业通过合并与收购扩大企业规模。对外企主要是给予国民待遇，鼓励公平竞争，并保护其知识产权。二是要营造一个鼓励支持产业升级的环境。图5显示，与世界各国相比中国目前R&D支出比例处于较低水平。产业升级需要鼓励市场竞争、增加公共基础科学研发、有效的产业政策、风险投资机制和知识产权的保护。第三是要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把政府教育支出从目前不到GDP 4%增加到5%，把成人平均受教育年数从目前的8年增加到11-12年，即韩国和日本的水平，同时继续推进教育体制改革。
在要素市场改革与财政体制改革、推动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方面，主要提出以下几个方面。劳动力市场改革主要是改革户籍制度、降低劳动
力流动阻力，同时健全劳动力市场机制，比如劳动保护、最低工资、集体协商和失业保险等建设，兼顾就业保障与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金融体制改革是进一步推动金融市场化，包括利率市场化、鼓励民营资本、国有银行商业化、资本市场发展和金融包容性，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并进一步增加汇率的弹性，并根据国内金融改革进程逐步推进资本项目开放。土地市场改革主要促进土地流通与土地市场的发展，使土地定价机制更加合理。财政体制改革包括优化支出结构和增加对公共服务的支出，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同时改革税制，加速增值税、房地产税和个人所得税改革，增加个人所得税的税收份额，增加国企利润上交力度，理顺地方政府收支关系，完善预算系统。
服务业将成为中国重要经济增长来源，且是创造就业的主要途径。2010年中国服务业占GDP不到44%，低于马来西亚的46%，菲律宾与印度的55%。且中国服务业就业占总就业比例更加低，2011年只有35%，而韩国为77%、日本为80%。要着重推动生产性和高附加值服务业的发展，如金融、电信、交通、医疗卫生、教育、咨询中介、科研、传媒法律等等。同时消除宏观政策对制造业的倾斜，使人民币汇率更加富有弹性。在税收信贷方面做到服务企业和制造企业一视同仁，并把服务企业营业税改为增值税。
提高增长的包容性主要是要缩小城乡和地区差异，增加公共服务投入，保证机会平等，建立公平合理的税收制度，增强法制建设，确保社会公平，预防与杜绝腐败。中国收入差距50%源于城乡差距与地区差距。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需要推进城市化与服务业的发展，以进一步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缩小地区差距需要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推动产业向内地转移，消除劳动力流动的障碍。
此处要强调中国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如表1所示，目前中国个税占GDP比例只有1.3%左右，OECD国家平均是8.7%，中国个税调节力有限。从税率上比较，中国个税税率和其他国家相比不低，如中国工资税最高税率是45%，OECD国家平均大概是42%，日本是50%，其他大多数亚洲国家都在40%以下。主要问题是中国个税税基小，45%的个税率要到很高的收入才开始征税。如图6所示，中国45%的个税起征点是人均国民收入的二十几倍，而OECD国家、日本和韩国都在5倍以下。另外个税实施不力，该交税的不交税。在中国提倡包容性增长，增加个税对收入的调节作用应是重要的一方面。为此中国应扩大税基，降低最高税率起征点，并且逐步实现综合征税，提高税制的渐进性。收入高的人要多交税，这是中国走向高收入国家必须要走的一步。
在进一步市场化过程中，保持宏观经济与金融系统稳定非常重要。资本帐户开放要根据国内金融体制改革进程来推进。同时要加强国际与地区经济合作，提倡共同发展。中国在制定经济政策需要充分考虑外溢因素。积极参加G20、AEPC、ASEAN+3这种多边合作机制，增加对国际经济政策与治理结构的影响力。
四、展望中国经济
最后，将对中国经济未来20年发展做情景分析。如果报告提出的改革思路能得到有效实施，中国有望在2030年前成为高收入国家。具体来说，中国有潜力在2010-2020年达到年均8%左右的增长率，2020-2030年保持6%左右。按2010年不变价计算，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在2030年将可达到16500美元。而根据世行目前的划分标准，中国在2025年将可成为高收入国家。以市场汇率计算，中国在2026年将可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以购买力评价计算，中国将在2016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根据东亚的经验，这样的增长速度是有可能的。日本在成为高收入国家的前10年年均增长率是10%左右，韩国是8.5%，中国台湾是7.7%，而报告预测的中国大陆是7%，是一个可能达到的目标。
中国过去三十几年的高增长相当程度上依赖于低成本优势，但是未来几年因为接近刘易斯拐点及人口老龄化引起劳动力成本上升，低成本优势对增长的贡献将逐步减少，经济增长将要更多依赖创新和产业升级。由于改革没有到位，经济高增长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结构性问题，如增长来源失衡、收入差距扩大、资源利用效率低下、供给制约和环境恶化。此外，中国也面临日渐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以上问题可能制约中国产业升级。为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需要三方面对策。一是超越低成本优势，通过科技创新实现产业升级;二是深化改革并推动城市化与服务业的发展，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三是保持一个稳定的经济与社会环境。如果能有效实施以上对策，中国有望在2030年前成为高收入国家。